一天以后，又上船往香港走，香港是这条航线的终点，从香港再往越南的海防，就要换法国轮船公司的船了。等那船船期，我在香港又停留了十天。

在香港，我住在卞白眉家，好像是在浅水湾那一带，山坡上挺大的一幢别墅，叫“湾景楼”。卞是我父亲指定的中国银行行长，接替他的位置。卞是扬州人，留美的，说英语有方言味，除了这一点，其他方面，洋派得厉害。——说起来也是沾亲带故的，我有个堂姐，七叔家的，叫杨漪如，就是卞家二少奶奶。

这次中国银行的许多人一起到香港，说是旅行，其实是从日占区撤出来，在香港已经成立的津港办事处，就是在预做准备。我们因为要到大后方读书，跟着一起走，好有人照应。到香港后，当时是天津副行长的束云章就对中国银行的子弟说，大后方的生活很艰苦，劝我们不一定要去，果然，大部分人就留下不走了。又有一次，卞白眉请坚持往大后方去的几个人吃饭，吃饭之前讲话，说了些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类的话，还说我们可以到大后方去，要留在香港也可以。其他就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肚子饿了，巴望他快快结束，他还是讲个没完。我根本没考虑留下，脑子里就想着和大李先生的约定——“昆明见！”

住在卞家没事干，我就一个人坐电车到处转悠。不会说广东话，没法问路，也没关系，反正会坐车就行。除了自己玩，我还和李抱忱约好了一起逛过大街。他是老师辈的，又和大李先生熟，他说过我一次——我们约了在车站见，一见到他，车还没停稳我就跳下来了，他就说我，还没到站车不会停的，跳下来弄不好就跌着。我说，李先生我看到你了呀。

我们在一起老是谈音乐，他就领着我买东西什么的。有一天在香港我真的是乱跑了，卞家白天通知我晚上有外国客人来，我堂姐也叮嘱我，要按时回来。意思是有客来，到时开饭是不能等的。我说我找同学玩去，不回来吃了。其实没这回事，我一个人逛去了。结果一逛逛到皇后大道，其实就是红灯区，有点乱，娱乐场所，我不懂红灯区这些，也不知道害怕，以为反正母亲给了我手表，到时候就往回走呗，又不是不认得路。

结果逛到很迟才回来，客人早散了，我也没想到打电话回来说一声。卞家的人很着急，听我说去了那里，板着脸说我：怎么去那样的地方？！出了事怎么向你家里交代？！我心里不服：我身上又没带什么钱，打我什么主意？其实他们是说我一个女孩子没人陪着到那种地方不安全。

喜欢到处乱逛，当然是因为对香港好奇，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同时多少也是觉得待在家里太拘束。卞家规矩大——洋派，加上殖民地的味道。他们家厨子都是外国人，吃过饭端着托盘到你跟前：“Coffee or tea？”。毕恭毕敬的。吃饭时静悄悄，没人说话。我是喜欢吃西餐的，可人紧绷着，实在是受罪。有次吃完了，在客厅里，堂姐说，你弹点什么听听吧，我手足无措，问弹什么呢？她说什么都行，我就弹了《蓝色多瑙河》。堂姐本意大概是想破破没话可说的尴尬，也是洋派的社交的一套吧，我反觉得像做戏似的。当然也因为原来对有钱的人就没好感。在天津时不知是在我们家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卞家少爷少奶奶在场，议论到日本人占了天津，情况不知会怎么恶化，那位少爷就表示没什么可怕的：“We are American！”。意思是日本人不敢动美国人的。我当时听了很反感，心想，你不做中国人了？！卞白眉说可以留在香港之类，我也是格格不入的：要抗日，还怕艰苦吗？

要来客人的那天晚上我就是借故躲出去的。其实不说话也没什么，只是我就是觉得别扭。同样是洋派，在颜家我自在得多，完全没这感觉。

那段时间卞白眉留学美国的女儿正好回到香港度假，老和她爸爸吵架。为了念研究生读什么专业，她爸爸想让她念的她不感兴趣。她有大哥二哥，念书都不怎么样，她的成绩很好，卞白眉总是想让她继承他吧。他们父女俩说英文，吵架时我就在旁边，挺窘的，就低了头喝咖啡。我在天津看电影，有中文字幕，听惯了英文原声，听他们一句一句的，简直就像电影里的对话，很久以后还记得。后来在重庆中央大学，陈嘉先生让我们练习用英文写小说，我就写了一篇，题目叫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是写一个女孩要离开家，要革命要自由。里面写的是我自己，开头女孩与家长争执，小说第一句就是：“You demand too much of me，I refuse.”。其实就是卞家父女吵架时的原话。写小说时我还不知道她自杀了，她有抑郁症，是在美国上吊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