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隆与一位行将就木的癌症晚期的老妇，再一次直视骄阳。

在夏威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写作静修时，我很震惊地收到了我的病人艾丽的这封邮件。

从我们工作一开始，我就知道艾丽会死于癌症，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被这个消息惊呆了。

我关上电脑，把工作放在一边，凝视着大海。

艾丽第一次进入我的生活是在五个月前，也是通过电子邮件。

我并没有觉得艾丽的邮件不合时宜或不寻常（除了写得很好和标点符号很严谨之外）。在我的工作中，几乎总有一两个身患绝症的病人来咨询，而且我越来越相信，即使在简短的咨询中，我也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立即回复了她，建议她提前一周预约，提供了地址，告知她费用。

当她出现在我旧金山办公室的门口时，她一开口就大汗淋漓，用折叠的报纸做成扇子扇风，说：“请给我水！”她从位于米申区的公寓附近的拐角处快速地赶上了一辆公交车，然后爬过两个陡峭的街区，来到我位于罗斯山顶上的办公室。

艾丽年事已高，身材矮小，大约157.5厘米。她显然不注意自己的外表：头发打结，每个发结似乎都在呼喊着“想要被梳理”；衣服松垮；不戴珠宝；不化妆。艾丽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褪色的、令人怀念的花季少年，一个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难民。她的嘴唇苍白而干裂，脸显示出疲惫，也许甚至是绝望。但她的眼睛，她大大的棕色眼睛，闪烁着强烈的光芒。

我取来一杯冰水，放在她椅子旁边的小桌子上，在她对面坐下。“我知道你到这里来多么艰难，喘口气，冷静一下，然后我们开始吧。”

她没有花时间恢复。“我读过你的一些书，几乎不能相信我会在你的办公室里。我很感激，最感激的是你这么快速的回应。”

“告诉我更多我应该知道的关于你的事情，以及我可以如何提供帮助。”

艾丽选择从她的病史开始，用机械的语气详细描述她患卵巢癌的过程。当我回应说，她似乎与自己所言有些脱节时，她点了点头，回答说：“有时我会‘自动驾驶’。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太多次了！但是，嘿，嘿，”她急忙补充道，“我在配合。我知道你需要知道我的病史。我知道你必须了解这部分。然而，我仍然不希望你把我定义为一个癌症病人。”

“我不会那样做的，艾丽。我保证。但是，还是要让我多了解一点儿。你的邮件说你已经用尽了几种化疗药物。你的肿瘤医生是怎么说的？你的病有多严重？”

“一个月前，在我们最后一次面诊时，他对我说的话是‘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我很了解他。我研究他很久了。我知道他委婉的说话方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说，‘这种癌症正在活生生地吞噬你，艾丽，我无法阻止它’。他已经尝试了所有的新药，每一种都有功效，但每一种都在起效一段时间后效能减弱，最后完全无效。一个月前，在我们的面诊中，我使劲催促他，真的是使劲催促，要求他提供直接信息。他有点儿坐立不安。他看起来很不舒服，颇为难过，我为向他施压而感到内疚。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最后，他回答说，‘我很抱歉，但我认为我们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

“一个很难消化的消息，艾丽。”

“从某方面来说，是的，非常难。但在另一个方面，我几乎感到解脱。终于，终于从医学角度得到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消息，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他没有告诉我任何我不知道的事情。毕竟，两年前我就听到他说过，我很可能无法在这种癌症中存活下来。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感受排山倒海地接连扑来。起初，我对‘癌症’这个词感到厌烦。我觉得被污染了，我感到恐惧，好像自己被毁了。我很难记住那些日子，但我是个作家，我记下了那段时间我的感受。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把它们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你。”

“我非常想看到它们。”我确实是这么想的。艾丽给我的印象是不寻常地清晰和善于表达。我很少听到一个病人如此直率地讨论致命的问题。

“渐渐地，”她继续说，“那种恐惧已经消除了很多，尽管有些时候，我仍然通过想象癌症的模样来吓唬自己。我花了几个小时，在网上搜索卵巢被癌症侵袭的图片。我想知道它是否会膨胀，是否即将爆裂，并在爆裂后将癌症种子喷撒在我的腹部。当然，我只是在猜测这一切，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有限的时间已经改变了我原来计划的生活方式。”

“怎么讲？”

“许多方面。首先，我对钱的感觉不同了，非常不同。我没有多少钱，但我想我不妨花光我所拥有的。我从来没有什么钱。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低薪的工作，作为一个科学作家和编辑……”

“哦，这就解释了那封写得很好、标点符号一丝不苟的电子邮件。”

“是的，天哪，我憎恨电子邮件对语言的影响！”艾丽的声音变得更加激动，“没有人关心拼写或标点符号，也没有人关心快乐、充实的句子。小心点儿，我可以永远谈论这个问题。”

“对不起，我让你跑题了。你刚才说的是你对钱的态度。”

“对。我从来没有赚到过很多钱，从来没有关注过它。而且我从未结过婚，也没有孩子，我认为没有必要把钱留下来。所以，在我最后一次与我的肿瘤医生谈话后，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打算花光我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去欧洲所有那些我一直想去的地方旅行。这将是一次盛大的旅行，是一次真正超一流的挥霍。”艾丽的脸闪闪发光，她的声音也变得生动起来，“我非常期待这个。我想我是在赌，我赌我的医生是对的。他说是一年，所以我给自己留了点儿余地，留出足够的钱让我坚持一年半的时间，我打算把剩下的钱都用在我的旅行上。一口气砸钱的那种。”

“如果你的医生说错了呢？如果你活得更久呢？”

“如果他是错的，那么，用技术术语来说，我完全被耍了。”艾丽闪过一个大大的恶作剧的笑容，我也马上咧开嘴笑了。我从她的打赌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我自己一直喜欢打赌，从来没有拒绝过与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孩子，在棒球或足球比赛上打赌的提议，我享受我的几次赛马之旅，并且总是对我正在进行的扑克游戏津津乐道。此外，一想到艾丽的盛大旅行，我就感到欣喜。

她描述了她心中的忙乱。“我有一些好时光，但我经常想象自己的未来，虚弱、衰弱、接近死亡。我经常问自己，我在最后会不会渴望有人陪我？我是否会害怕孤独？我是否会成为别人的负担？有时我想象自己的行为，像一只垂死的动物，爬到一个山洞里躲避世界。我独自生活，我不喜欢这样。有时我想做我以前做的事，租一个很大的地方，找一帮全新的室友。但我现在怎么能这么做呢？想象一下，在广告中寻找室友，然后说，‘哦，顺便说一下，我很快就会死于癌症’。所以那些是糟糕的日子。但是，正如我所说，也有好时光。”

“那些好日子里你的想法呢？”

“我经常检查自己的情况。我问，你怎么样，艾丽？我给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我提醒自己采用积极视角，例如，我现在还活着，我很高兴参与到生活中，而不是像一年前那样被忧虑所麻痹。但内心深处，越来越多的黑暗聚集着。我意识到我有一个致命的状况。”

“一直如此？”

“一直如此。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状态。当我遇到一个怀孕的朋友时，我开始计算当孩子出生时我是否还活着。我接受的化疗让我感觉很糟糕。我不断问自己，这值得吗？我经常有减少剂量的想法，试图进行微调，以便我可以感觉更好。我想少活几个月，比如说有九个或十个月的好日子，而不是一年的坏日子。然后，还有一件事，有时我为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感到悲伤，我想，我是有遗憾的。”

这句话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对遗憾的探讨几乎总是将讨论引向深入。

“什么样的遗憾，艾丽？”

“我想是对自己不够大胆的遗憾。”

“大胆？怎么会呢？”

她叹了口气，想了一会儿。“我太内向了。我一直隐藏得很好，从未结婚，从未在工作中为自己站出来，从未要求获得更多的钱，从未说过话。”

我考虑过追问她声音中的渴望和悲伤，但选择了一条更大胆的道路。“艾丽，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让我问你，在今天与我的谈话中，你是否足够大胆？”

我在冒险。虽然艾丽很诚实，分享了一些困难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出于我不能完全说清楚的原因，我感到我们之间有某种距离。也许我不一定对，但不知何故，我们并没有完全投入，我想弥补这一点。许多患有致命疾病的人感到孤立无援，认为别人与他们保持距离，我想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在这里发生。将访谈的焦点引导到这里，总能加强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联系，使治疗变得更加生动。

艾丽被我的问题吓了一跳。她大声对自己说了两三次：“我在这里够大胆吗？”她闭上眼睛，想了几秒钟，然后突然睁开眼睛，转身直视我的眼睛，坚定地说：“不，当然不是。”

“如果你在这里放肆，你会对我说什么？”

“我会说，你为什么要收我这么多钱？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我愣住了。正如我经常做的那样，我故意用条件时态来表述我的话，以鼓励大胆的行为，但是，在我想象得最远的领域里，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受伤的、温顺的、说话温和的女人会做出如此大胆的反应，她似乎对我能见她而感激不尽。

“呃……呃，”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有点呃，呃……慌乱。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我想不清楚，停顿了一下，梳理我的想法。我对自己的收费感到一阵羞愧，特别是当我想到她是如何节衣缩食，乘公共汽车到我的办公室，为她的盛大旅行攒钱时。在这样的困境中，我最终求助于我个人的口头禅，“说实话”“说实话”“说实话”（至少我认为这对我的病人有帮助）。过了一会儿，我重整旗鼓。

“好吧，艾丽，显然我对你说的这些，感到很不舒服，但首先我想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我对你刚才的大胆行为感到非常兴奋。而我之所以心慌意乱，是因为你触及了我个人的一个困境。我的第一反应是为自己辩护，对你说，‘我的收费是旧金山精神病医生的标准价格’。但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意思。我的收费很高，而你说得对，我不需要这么多钱。所以你是在让我面对自己处理金钱时的矛盾心理。我现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有一个提议。我想把你的费用减半。这样行吗？这能负担得起吗？”

艾丽表现出一丝惊讶，但随后只是礼貌性地点点头，然后迅速转移话题，讨论她的日常工作，以及她如何经常为自己制造麻烦，认为她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写回忆录或开博客。我同意，如果她想进行治疗，这可以是一个工作领域。但在我看来，她显然太快地从我们关于费用的讨论中跳了出来。有那么一会儿，我考虑建议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感觉，但后来我想，慢下来，你对她要求得太多了。这仅仅是第一次治疗。

艾丽看了看我们椅子之间桌子上的钟。我们的一小时快到了。她在匆忙之中，表达出一些对我的赞美。“今天和你谈话很愉快。你真的在听。你确实接纳了我。和你在一起，我感到很舒服。”

“你能说说我做了什么让你今天很舒服吗？”

艾丽停顿了几秒钟，盯着天花板，然后大胆地说：“也许是因为你的年龄。我经常发现，和一个老人谈论死亡会更容易。也许这是因为我感觉到，老人已经考虑过他们自己的死亡。”

她所谓的赞美让我很不高兴。谈论她的死亡是合适的，但我是否签了字来谈论我的死亡？我决定说出我的感受。毕竟，如果我不打算诚实，我怎么能期望她诚实呢？我谨慎地选择了我的措辞。

“我知道你是好意，艾丽，你说的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已经老了，相当老了，而且我对我的死亡想了很多。但我还是对你的回应感到有点儿不安。该怎么说呢？”我想了几秒钟，继续说，“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想这是因为我不想被定义为一个老人。是的，是的，我肯定是这样的。这与你之前所说的有相似之处。这有助于我准确理解你所说的，不想被定义为‘癌症病人’的意思。”

当一小时结束时，她问我们是否可以见面进行第二次治疗。事实证明，星期五，也就是我一直在旧金山的那一天，由于艾丽有化疗日程安排，往往并不适合她来和我见面。她也没有交通工具，能够到35英里外的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来见我。当我提出把她介绍给旧金山的另一位治疗师时，她拒绝了：“我从这一小时中得到了很多。我觉得很有活力，仿佛我已经重新认识了生活。我知道，在我的电子邮件中，我只要求进行一两次咨询。但是现在……”她停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思路，转向我，说：“现在我想向你求件大事。我不想强人所难。我知道你可能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安排不太合适，我们不可能每周都见面。”她深吸了一口气，“但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为我咨询，直到我死？”

“愿意为我咨询，直到我死？”多么好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从未见过有人如此……如此大胆地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对她的邀请感到荣幸，很快就答应了。

在我们的第二次咨询中，艾丽带着一沓家庭老照片进来，并打算让我完全了解她的家庭情况。我确信，在遥远的过去寻寻觅觅，并不是我们的最佳方向，我想知道艾丽是否为了取悦我，误以为我想让她提供详尽的家族史。当我在寻找一种委婉的说法时，她开始充满感情地讲述她对她的姐妹兄弟的深爱。她的眼睛越来越湿润，当我问起她的眼泪时，她开始抽泣着说，再也见不到他们的痛苦令人难以忍受。然后，当她恢复平静时，她说：“也许佛教徒说的是对的，‘无牵无挂，无痛无苦’。”

我想说点儿有用的东西，就笨拙地摸索着试图区分“爱”和“执着”，但这完全没有进展。然后我评论了她的家庭关系所带来的丰富性和成就感，她温柔地让我知道，这样的提醒是不必要的，因为她已经完全欣赏她充满爱的家庭，而且想到当她需要的时候，她临终时，她的妹妹和兄弟，都会在她身边，她就感到欣慰。

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想起了心理治疗的重要原则，我已经从许多病人那里学到（也忘记了）许多次：我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的全然同在。我想，就和她在一起吧。不要再试图去想一些智慧的、聪明的话语。放弃寻找改变一切的爆炸性解释。你的工作只是为她提供你的全然同在，相信她能从咨询中找到她需要的东西。

稍后，艾丽谈到她强烈希望找到一些能产生收入的工作。当她描述她的生活细节时，我越来越意识到，她真正的边缘性经济地位。她在旧金山最便宜的地区租了一间狭小的一室公寓，坚持节俭的生活方式，甚至拒绝乘坐出租车来我的山顶办公室。在过去的两年里，她病得很重，无法担任有报酬的职位，现在，只靠为朋友看孩子和做些编辑工作来赚取一点儿钱。我意识到，即使我将费用大大降低，对她依然是巨大的负担，会威胁到她渴望的盛大旅行计划。我支持她去旅行，我知道如果我无偿为她服务，她更有可能负担得起这笔费用，但我感觉到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接受不付任何费用。然后我想到了一个可能会让艾丽更舒服的做法。

40年前，我见过一个非常害羞的病人，她也是一个作家，也没有能力支付治疗费。我曾建议采用一种实验性的形式，让她在每次治疗后写一份总结，以代替付费，我也会这样做，每隔几周就写一次。我们会阅读对方的总结。我最初认为，这个练习只是我们两个人的学习工具——我希望她学会在评论我们的关系时更加诚实，而我个人也想释放身为作家的自己。但事实证明，这些总结在指导学生治疗师方面，有很大的价值，所以病人和我共同把它们出版成书（《日益亲近》（Every Day Gets a Little Closer））。我把这个项目告诉了艾丽，并建议她和我尝试重新进行这个试验。鉴于这不会是长期的治疗，我建议我们每个疗程都写一份总结，并在下次见面前，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对方。艾丽对这个想法很满意，我们都赞同立即开始。在她的第一次总结中，艾丽反思了与他人谈论她的疾病的问题。

与欧文交谈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真正面对了自己的死亡问题。与他人谈论我的癌症，往往是相当困难的。我有很多讨厌的人，许多人都过于殷勤，但浮于表面。有一个医院护士一直在问：“难道没有人可以开车送你来吗？”而有些人则过于爱窥探。我认为他们有偷窥癖，试图满足他们对癌症患者的病态好奇心。我不喜欢这样，有时想说：“该死的，得你致命的病去吧。”

在我们接下来的咨询中，我犯了一个错误，说我钦佩她的勇气，这在她接下来的总结中引发了激烈的回应。

太多的人过于恭敬，夸夸其谈，说“你真勇敢”，而欧文也恰恰落入了这个俗套。毕竟，得了癌症有什么好勇敢的？一旦患上，我们还有什么选择？但最糟糕的是——感谢上天，欧文没有这样做，至少目前还没有——大说特说这些病人勇敢地与癌症斗争。这纯属无稽之谈，这些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你看到有多少讣告说“某某某与癌症勇敢抗争后，不幸阵地失守”？我讨厌这种说法！我绝对讨厌这种说法。我就是讨厌这样！如果有人在我的讣告中这么写，我一定杀个回马枪，宰了他！

不过，艾丽的健康状况很快就迅速恶化。她的化疗不再有效，变得疲惫和厌食，并需要住院几次来处理她的腹水——腹腔积水。很显然，艾丽的旅行梦想无法实现了——她和我都没有再提过这个问题，也不会有一本总结我们的咨询的书出版。我们最后只见了六次面，而我们的总结都是呆板的、枯燥的。虽然她的总结有一些闪光点，但她的疲惫暴露无遗，而且她在总结中反复表达了对我为她免费咨询的感激之情。我的总结是谨慎而流于表面的，因为很明显，艾丽没有精力参与。她显然快死了，对我们关系的细微之处进行评论，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错过了彼此，也没有经历过我最初寻找的那种真实的相遇。

此外，在这段时间里，我完全被完成一部小说（《斯宾诺莎问题》（The Spinoza Problem））的任务所困扰。我离开住地，开始计划已久的一个月的静修，在这期间，我把其他一切都抛在脑后，不停地工作，专注完成最后的部分。直到有一天，我被艾丽的电子邮件惊醒，她告诉我她已经停止所有的饮食，很快就会死去。我感到既震惊又内疚。震惊的原因是，尽管我知道她得了绝症，但显然地，我把“她离死亡如此之近”的念头打包装入了抽屉，以便我全身心投入写作。我也很内疚，因为我知道，我本可以为她提供更多的自我探索。我本可以在她病重无法旅行时进行家访，我本可以让她更充分地参与到我给她的咨询和总结中。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充分地接触？我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反应是，艾丽缺乏建立深入关系的能力。毕竟，她从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与任何伙伴保持过深刻而长久的爱的联结。她搬过很多次家，有很多室友，但真正亲密的友谊很少。但我没能说服我自己，我知道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我知道出于某种原因，我对她隐瞒了自己。我被她的电子邮件深深地震撼了，我不得不把我的小说暂时搁置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艾丽身上，仔细地重读我们所有的总结和邮件往来。这是一次大开眼界的经历——她的许多陈述以其巨大的力量和智慧令我震惊。我一次又一次地检查她电子邮件的日期。我以前真的读过这些信息吗？这怎么可能？为什么这些引人注目的凄美文字看起来如此陌生，好像我是第一次读到它们呢？我决定把我的小说放在一边，收集艾丽最明智、最有力的话语，写下这篇对她的纪念。我打电话给艾丽，告诉她我想做的事情，并征求她的同意。她很高兴，只有一个要求：我使用她的真名而不是假名。

当我翻阅她的总结时，我惊讶地发现艾丽经常写到她与我之间的深刻联结感。有几次她写道，她对我说话，比对世界上任何其他人说话都要坦率。就拿她第四次总结中的一个例子来说。

我讨厌不得不向那些对死亡一无所知的人解释我的情况。欧文让我感到安心，他不怕和我一起进入黑暗之中。我不能以这种方式对其他人说话。向他们解释我的癌症是不治之症，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太难了。人们忍不住问：“你要化疗多久？”这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他们难道不明白吗？难道他们不明白我的病不会消失吗？我需要能够直视我眼睛的人。欧文很擅长这个。他不会移开目光。

以上和许多类似的描述说服了我，尽管我觉得我没能与她建立联结，但我为她提供了宝贵的东西。因为我愿意陪伴她进入黑暗，在她抱怨自己的死亡时没有退缩。我读得越多，我就越想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

我骑车时思考状态最好，我沿着考艾岛南部海岸骑了很久，思考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因为我已经完全克服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直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作，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40年前，当我第一次开始为癌症晚期患者工作时，我被死亡焦虑的风暴和频繁的噩梦所困扰。当时，为了寻求安慰，我翻阅了我的个人心理治疗记录，在我担任精神病学住院实习医生期间，我做了700个小时的个人心理分析。我惊奇地发现，在这700个小时里，没有一次出现死亡的话题。不可思议！在那漫长的个人分析中，我的最终灭亡——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事实——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谈过。（也许当时我的分析师，在她70多岁的时候，正在保护自己免受死亡焦虑的影响。）我意识到，如果我打算为身患绝症的病人工作，我需要对我自己的死亡恐惧做一些个人工作，于是我重新接受了一位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的治疗，他的著作表明，他对“存在”的议题具有敏锐的思考。

我无法准确地说明，他的治疗是如何帮到我的，但我知道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一次又一次地与我终将死亡的事实搏斗。罗洛比我年长，回顾我们的咨询，我确信我经常让他感到焦虑。但是，值得称赞的是，他从来没有退缩过，相反，他不断地催促我去深入。也许这只是打开封闭的大门，在一个人面前审视和接受自我生存状况各个方面的进程，但罗洛全程温和而敏感的引领，使情况全然不同。渐渐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对死亡的焦虑减少了，我在与临终病人的工作中也越来越自如。

这种生活经历，使我有可能与艾丽相处，而且毫无疑问，她对我的诚实表示赞赏。否认是敌人，她对任何形式的否认都表示不耐烦。在她的一份总结中，她写道：

“有些东西已经被赐予，有些东西已经被收走。”我知道艾丽的意思。这是一个简单而复杂的想法——一个必须慢慢解读的想法。被赐予的是对生活的新观点，而被收走的是对无限生命的幻想和个人因为特殊而免于自然法则影响的信念。

艾丽用一种不否认的想法与死亡较量——这些想法实用有效，她称之为抗癌药物。

我现在活着，这才最重要。

生命是暂时的，对每个人永远都是如此。

我的工作是活着，直到我死去。

我的工作是与我的身体和平相处，并爱它，完整地爱它，这样，从这个稳定的核心，我可以伸出力量和慷慨之手。

每一个想法都有一个奇特的生命周期。正如她所说的那样。

一段时间后，每个人都会停止工作，它失去了它的力量。思想就像癌症药物一样，只是这些想法更有弹性——它们耗尽了，低调了一段时间，就像在休息，然后又恢复了活力，而且更好、更强大的新想法不断涌现。

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她患病的早期，对活着的人和健康人的嫉妒困扰着艾丽。她知道这些刻薄的情绪不利于她的身心健康，并努力克服它们。在我最后一次见到艾丽时，她告诉我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现在不再妒忌，它已经消失了。事实上，我能够感觉到慷慨。也许我可以成为替我朋友和兄弟姐妹先尝死味的先驱者。听起来很奇怪，也许是过度乐观，但这个念头支撑着我，不会像其他想法那样消逝。”

一个死亡先驱——多么不寻常的短语啊！这让我想起了40年前的事。我作为治疗师工作中第一次遇到“死亡”这个念头。在我的第一个癌症患者小组中，我周而复始地努力安慰一位病重的妇女。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但我记得她的特质，我仍然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她那张绝望的、有深刻纹路的脸和她悲伤的、低垂的灰色眼睛。一天，当她来到小组里时，她的面容看起来很明朗，重新活力焕发，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不已。她宣布：“这周，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决定成为我孩子们的榜样——一个如何死亡的榜样！”事实上，直到她去世，她不仅为她的孩子，也为小组成员和所有与她接触的人，树立了优雅和自尊的榜样。以身作则的想法，让人在最后一刻都能为生命注入意义。多年来，我把她的见解传给了许多病人，但艾丽强烈的语言（“死亡先驱”）赋予了它更大的力量。正如尼采所说，“因知为何，所以任何”。

当艾丽描述她的疾病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曾听过许多身患绝症的病人如此评说。但是，艾丽话语的力量仍然非同小可。

对于家人和朋友来说，我更像是一种稀缺商品。而且我对自己的感觉也很特别。我感觉时光变得更有价值。我感觉到一种重要性、严肃性和自信。我想我实际上没有患癌症以前那么害怕死亡了，但我更关心死亡。我不担心会变老。我不为自己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苦恼。我觉得我不仅有权利，而且几乎有义务去享受自己。我喜欢在某个癌症网站上看到的提议：“享受每一个三明治。”

在这一切过程中，她从未失去她的幽默感。

关于提高标准。

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听过这么多的人夸我，这感觉真好。

当然，还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潜台词——“考虑到你有癌症”，但是没关系，我接受！我也给自己加分，我给自己同样的额外奖励，拍拍自己的背，想“考虑到我有癌症，我对那个脾气暴躁的销售人员是不是很好？对于一个患有癌症的人来说，我难道不是超凡脱俗地乐观吗？”

我今天（或整个星期）没有做多少事，但毕竟我有癌症。

这很好，但我已经被宠坏了。是时候提高标准了。

几乎所有艾丽对死亡的评论都引人入胜。我把每一条都重读了几遍。我一次又一次地好奇为何我以前读过它们，但对它们的记忆却那么少。

我是那种抓住一个话题不放手的、令人疲惫的孩子，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把妈妈绑在死亡的问题上。她谈到了天堂，但这并没有什么帮助。当我看着天空时，我看到的只有天空。我跑去躲在我父亲的巨大皮质扶手椅后面，那张椅子被推到了角落里。我想我只要永远待在那里，死亡就不会找到我。

佛教徒建议把死神扛在你的左肩上生活；有时我觉得死神坐在两个肩膀上，事实上它已经爬到了我的身体里。当然，这也正是它一直以来的位置。

不，这些句子太强烈了，令人过目不忘。事实上，我第一次读时并没有真正走心，只是一目十行地扫过。我惊叹于否认的力量——我的否认的力量。所以现在我又一次读到艾丽的话，但是这一次，我的眼睛和心都是敞开的。这一次，她的话语的力量让我透不过气来。

我的任务就是爱我的身体，爱它的全部，爱整体的、完整的我。所有的衰老、平凡、麻烦、失败、复杂、呼吸、命中注定、癌症、温暖、难堪、不可靠、勤奋、不完美、恶劣、垂死挣扎、脆弱、恐惧、向死而生、活蹦乱跳、短暂、了不起、困惑、折磨、病入膏肓、宇宙原子团都是我，是我自己。我的身体在不断恶化，长出可怕而危险的肿瘤。它们无法被逆转、摧毁、溶解、消灭。这具身体未能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那就是活下去，活下去。

在第一次得知她的癌症已经扩散时，她曾写道：

我盯着镜子，我看到一张脸，脆弱的、活着的、被爱的、短暂的。我没有检查我的皮肤是否有堵塞的毛孔，也没有梳理我的刘海，或者对我的外表形成任何看法。我直视着那双眼，我想，哦，可怜的宝贝，可怜的孩子。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端详我的脸——完整地端详。

这些句子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艾丽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哦，可怜的宝贝，可怜的孩子。”这一画面牵动着我的心，也点燃了我对自己的恐惧。死亡的焦虑从未真正消失，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继续在无意识中探寻的人而言。即使在对自己做了那么多工作之后，我仍然会偶尔在凌晨三点醒来，在脑海中反复播放我得知自己的致命诊断的场景，或躺在死亡床上，或想象我妻子的悲痛。

然而，艾丽说我是完全同在的，我完全愿意和她一起进入最黑暗的地方。我知道这是有道理的，但不确定我是如何做到的。答案的一部分源于当重读她的一篇总结中的书面反思时，我所意识到的我的内在反应。

生命是暂时的——对每个人永远都是如此。我们的身体里总是装着我们的死亡。但是感受它，感受一个带有特定名字的特定死亡——这便截然不同了。

当我读到这些话时，我观察到自己，可以理解、点头，认同艾丽的话，但当我调高音量，更仔细地听时，我听到一个来自心灵深处的低沉的声音说：是的，是的，所有这些都很好，艾丽，但让我们坦诚相告，你和我……我们不一样。你，可怜的人，是受苦的人，是患有癌症的人，我同情你，我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你。但是我，我很健康，没有癌症，活得好好的。免于危险。

然而，艾丽是一个敏锐的女人。她怎么会反复说我是她真正能感同身受的那个人呢？她说，我直视着她的眼睛而不退缩，我接受她，可以容纳她对我说的一切。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困惑的问题。当我翻阅她的信息时，我逐渐开始明白了。我确实和艾丽走得很近。但不是太近！不是危险的接近。我曾错误地将我们缺乏亲密关系的原因归咎于她，但她并不是问题所在，她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亲密接触。我才是问题所在。我在保护自己。

我对自己满意吗？不，当然不。但也许我的否认，使我能够完成我的工作。我现在相信，我们所有为临终病人工作的人，都必须经历这些矛盾。我们必须不断地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我们必须哄骗自己保持联结，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毕竟我们不过是人，所有的人尽都如此。我回顾与艾丽在一起的日子，心存许多遗憾。我为艾丽感到遗憾，遗憾她从未大胆地活着，遗憾她英年早逝，遗憾她没能开启那次盛大的旅行。但是现在，当我回顾我和艾丽的经历时，我为我自己感到遗憾。在我们的咨询中，吃亏的是我，而不是艾丽。我错过了同一位拥有伟大心灵的女性更深入交流的独特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