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莱恩伯爵一世亨利·莱尔夫·霍兰活了那么久，以至于公众开始认为他会长生不死了。公众普遍从长寿中找到了慰藉，尽管其间不可避免地要议论一番，最终还是乐于将高寿视为出类拔萃的标志。长寿之人起码克服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缺陷：生命苦短。从永恒的泯灭中偷走二十年，等于向命数宣告自己高出一筹。我们用来衡量人生价值的天平就是这样的微小。于是，在五月里一个和煦的早晨，城里人[指伦敦金融城的人。]在火车上打开报纸，读到斯莱恩勋爵在前一天晚饭后猝然离世，享年九十四岁时，不禁大吃一惊，着实感到难以置信。“心力衰竭。”他们故作睿智地感叹，实际上不过是在重复报纸上的话罢了。他们叹息一声，又加了一句：“哎，又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走了。”这样的感情占了上风：又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走了，又一个世事无常的警示。各家报纸把亨利·霍兰的生平和成就加以收集记录，进行最后的大肆报道；这些事迹被揉成了板球一样坚硬的一团，一把扔到公众面前，从“辉煌的大学生涯”开始，到霍兰先生年纪轻轻便跻身内阁，直到晚年受封斯莱恩伯爵，获得嘉德勋章、巴斯勋章、印度之星勋章、印度帝国勋章，等等——这些逐渐黯淡的荣誉被留在身后，仿佛彗星的尾迹——晚饭后，他在椅子上垂头睡去，九十多年的光阴倏然成为历史。时间仿佛向前跳了一小步，因为老斯莱恩伸开双臂阻拦时间的身影已不复存在。约莫十五年来，他在公共生活中已经不甚活跃，但他并未隐退，有时他在议会中口若悬河，无可辩驳的才智、理性和讽刺总令那些更为偏激的同僚坐立不安，尽管他实际上也阻止不了他们坠入愚蠢的深渊。这样的高谈阔论并不多见，因为亨利·霍兰向来是一个懂得节约的人，唯其难得，才会产生一种对人有益的惶恐之情，因为人们知道这些言论来自传奇般的经验：如果这位老人，这位八旬或九旬的老者能够振作精神，阔步来到威斯敏斯特宫，以他那无与伦比的风格，把仔细斟酌、心平气和又玩世不恭的观点一吐为快，那么媒体和公众就不得不洗耳恭听了。从来没有人当真攻击过斯莱恩勋爵。从来没有人指责斯莱恩勋爵是个守旧派。他的幽默、他的魅力、他的懒散还有他的理智，使他在各代人以及各党派中都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在所有政治家和政客中，像他这样的人也许绝无仅有。也许是因为他似乎领略过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又似乎从未真正接触过平凡的生活；凭借他众所周知的超然，他也从未招致一般专家常常受到的憎恶和质疑。他是享乐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运动健将、哲人、学者、万人迷、幽默家；他是英国难得的生来就拥有成熟思想的人。他素来不愿意处理任何实际的问题，很难从他嘴里得到一句“是”或者“否”，这让他的同僚和下属时而欣喜，时而恼火。越是重要的问题，他处理起来就越是轻率。一份备忘录陈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如何各有优点，他就在底下写一个“阅”字了事；他那些幕僚手扶着额头，无可奈何。他们说，他作为政治家是给毁了，因为他总是看到事情的正反两面；但即使他们气急败坏地这样说，也并非发自内心地批评他，因为他们知道，要是他实在被逼无奈，也总能给出一个切中要害、一击致命的回答，远胜那些正襟危坐、自视甚高的政府官员。一份报告，别人还没来得及通读，他扫过一眼，就能抓住要点和缺欠。他用那种无可挑剔的文雅态度，使对方的自信和短视都无所遁形。他总是彬彬有礼，风度翩翩，让那些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他独特的个性受到公众的喜爱，也同样受到漫画家的追捧；他的黑色缎面长袜，系在宽得夸张的丝带上晃来晃去的单片眼镜，礼服背心上的珊瑚纽扣，在汽车流行已久之后依旧乘坐的私人双轮马车——这一切支撑着他穿过了真假难辨的传说；当他终于以八十五岁高龄赢得德比赛马时，全场欢声如雷，前所未有。只有他的妻子怀疑这些个性是他刻意经营的。她性格中原本没有半点儿愤世嫉俗，但在和亨利·霍兰生活了七十年后，她学会了给自己披上一层愤世嫉俗的外衣。“亲爱的老人家啊！”火车上的城里人感慨，“哎，他走了。”

他真的走了，确然无疑、无可挽回地走了。他的遗孀低头望着他躺在榆园花园[榆园花园（Elm Park Gardens），伦敦切尔西区的住宅区。]的灵床上，心里这样想着。百叶窗没有拉下来，因为他早就立下规矩，他死后，房子里不准弄得黑蒙蒙的，而即使他不在了，也没有人胆敢违背他的命令。他就躺在明亮的阳光下，也省得石匠费心费力地帮他雕刻遗像了。他最宠爱的曾孙一向肆无忌惮，以前经常取笑他说，他死了会是一具英俊的尸体呢；如今一句戏言成了现实，现实也因为戏言成真而变得尤其刻骨铭心。他生着那样一张脸，即使在活着的时候，也让人莫名地想到死亡的无比庄严。瘦削的鼻梁、下颏和额角因为皮肉微微下垂而越发显得棱角分明；嘴唇的线条更加坚毅，一辈子的智慧就封存在里面。还有，最重要的是，斯莱恩勋爵的遗容是那么潇洒[原文为法语，此处以楷体突出显示，下同。]，一如生前。尽管他盖着白床单，你见了也会说：“这儿，是个公子哥儿嘛。”

然而，死亡尽管庄严，也会揭露真相。曾经那么尊贵的面孔，在死亡时也失去了几分高贵；被幽默冲淡了刻薄意味的嘴唇如今露出了单薄的本来面目；仔细掩藏的野心如今在鼻翼傲慢的弧度中显露无遗。原本掩盖在风度之下，如今丢掉了微笑的保护，独独剩下那份冷酷。他依旧英俊，只是没那么讨人喜欢了。他的遗孀独自在房间里凝视着他，假如她的子女能够看透她的想法，一定会大吃一惊。

不过她的子女并没有守在旁边观察她。他们六个人聚在客厅里，加上两个儿媳和一个女婿，一共九个人。这次家庭聚会真够叫人发怵——一群黑黢黢的老乌鸦，伊迪丝心想。她是小女儿，总是慌慌张张的，总想把什么事都概括成一句话，就像把水倒进一只罐子里，只是许多意思和隐喻总要溅出来，洒得到处都是，然后就那么消失了。洒了之后，要想再找回来根本是徒然，就好比想用手来盛水。也许可以随身带着纸笔——可是在思索恰如其分的字眼时思绪就被打断了；再说，记笔记的时候很难不让人看到。速记？——可不能任由思绪这么信马由缰；得训练自己的头脑，一心一意地考虑当前的事情，就像别人那样，他们好像轻而易举就能做到；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一个人到了六十岁还没学会，那这辈子应该都学不会了。这次家庭聚会叫人发怵，伊迪丝的思绪又回到了这个念头上：赫伯特、卡丽、查尔斯、威廉和凯；梅布尔、拉维妮娅；罗兰。大家可以分成几拨：霍兰家的子女、儿媳、女婿。然后又重新划分：赫伯特和梅布尔，卡丽和罗兰，查尔斯，威廉和拉维妮娅，凯是一个人。他们全都聚在一起、一个都不少的时候可不常有——真奇怪，伊迪丝心想，召集这场聚会的竟然是死亡，就好像活着的人要立即赶到一处，寻求保护和相互支持。天哪，我们都这么老了啊。赫伯特得六十八岁了，我六十岁；父亲活了九十多岁，母亲也八十八岁了。伊迪丝正把所有人的年龄加在一起，突然问了一句让大家大吃一惊的话：“拉维妮娅，你多大岁数了？”大家听得莫名其妙，纷纷向她投去斥责的目光；不过伊迪丝一向如此，她从来不注意听大家在说什么，接着就突然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伊迪丝想告诉他们，她一辈子只想说出心里的想法，可惜总是词不达意。有太多次，话一出口，意思却完全相反。她怕自己万一哪天不小心吐出一个不堪入耳的字眼。“父亲去世了，真叫人高兴。”她说不定会这么说，她其实想说的是“真叫人难过”；还有别的可能，还要更骇人，说不定她会冒出一个真正糟糕的字眼，像是肉铺伙计在地下室走道的石灰水墙面上用铅笔乱画的词，是吩咐厨子的时候要极其隐晦的那种字眼[指“大腿”等被视为不雅的词。]。这是一件苦差事；是榆园花园的伊迪丝以及伦敦的一千个伊迪丝必须承担的差事。不过，她的家人对她这些烦心事一无所知。

此刻，他们心满意足地看到她红了脸，用两只手紧张地抚弄几缕灰白的头发；这个动作表明她刚才并没有开口。他们逼着她为此陷入将信将疑之后，又重新讨论起来，语气恰到好处地低沉而哀伤。就连一贯不依不饶的赫伯特和卡丽也压低了声音。他们的父亲在楼上长眠，母亲则守着父亲。

“母亲真了不起。”

他们这句话都重复多少遍了，伊迪丝心想。他们的语气里透着诧异，就好像他们以为母亲会大吵大闹、哭哭啼啼、不知所措。伊迪丝很清楚，几个哥哥姐姐私底下有个想法，觉得母亲头脑简单。母亲时不时会说出一些不合常理的话来；她不了解如今这个世道；她常常会冲口而出，虽然说的是英语，可是听起来就像外星语言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母亲是个调换儿[调换儿（Changeling），欧洲民间传说中，妖精会用丑陋愚笨、貌似人类的婴孩偷换掉人类的孩子。]，他们常常这么说，态度斯文，用的是跟家里人开玩笑的那种又好笑又无奈的语气；而如今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找到了一句新的评语：母亲真了不起。这是他们该说的，所以他们说了，还重复了几次，就像是一段副歌，穿插在谈话之间，把谈话推向一个高潮。之后谈话又回归平庸，变得实际起来。母亲真了不起，可是该拿母亲怎么办呢？显然，她不能一直这么了不起下去，直到生命尽头。她总要撑不住的，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事；那之后，就要把她安置好，找个地方，有人照顾。屋外的大街小巷也许挂满了新闻告示：斯莱恩勋爵与世长辞。记者们也许要在弗利特街上跑来跑去地收集素材；他们也许要扑向信件格子——那排可怖的骨灰龛位里存放着讣闻；他们也许要相互打探消息：“我说，听说斯莱恩老爷子身上只带铜板？他穿橡胶底鞋？面包要蘸咖啡？是真的吗？”只要能凑出一段好故事，什么内容都行。报童也许要把红色的自行车往路边一靠，按响门铃，送来褐色的唁电，这些慰问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大英帝国的所有属地，尤其是斯莱恩勋爵任职过的地方。花店也许要送花圈来——窄窄的门厅里已经摆满了——“真是迫不及待。”赫伯特嘴里这样说，可还是透过单片眼镜嫉妒地查看着附上的卡片。老朋友也许要来拜访——“赫伯特——真的太突然了——当然，我无意打扰令堂。”不过他们显然就是抱着这样的意思，他们想做那个唯一的例外，而赫伯特必须得拒绝他们，他还相当乐在其中：“家母自然非常难过，你明白；她很了不起，我得这么说；不过目前呢，我知道你会理解的，她除了我们不见客。”于是，经过赫伯特的反复催促，他们被拦在门厅或是台阶上，只能告辞。记者们也许要在门外的人行道上徘徊，晃来晃去的照相机好像黑色的六角手风琴。凡此种种也许都是屋外的情形，但在屋子里，在楼上，母亲正守着父亲，而她日后如何安顿的问题沉甸甸地压在几个子女的肩头。

当然，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她都不会质疑决定是否明智。母亲没有主见，她漫长的一生中始终温文尔雅，唯唯诺诺——是一件附属品。大家觉得要说做决断，她的头脑是不够的。“谢天谢地。”赫伯特有时候说，“母亲不是那种聪明女人。”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母亲会有自己的主意，只是没有对人说起过。他们料定了母亲不会添麻烦，并且他们绝对预料不到，她会转过头来和他们开个玩笑——几个玩笑——这么多年里，她只是个轻盈可爱的人儿罢了。她不是个聪明女人。她会感激子女们为自己安排好屈指可数的余生。

他们聚在客厅里站着，不自在地把重量一会儿换到左脚一会儿换到右脚，但他们可绝没有想过要坐下来。他们会把坐下来当作失礼。尽管他们具有理性可靠的头脑，但面对死亡，即便是预料之中的死亡，也还是略有一点不安的。他们周围弥漫着一种忐忑不宁、患得患失的气氛，像是有人要踏上征途，抑或生活遭遇了严重的变故。伊迪丝很想坐下来，可她又不敢。他们一个个都是那么高大，她暗想；身材高大、一身黑衣的老人家，孙子辈都有了。幸好，她心想，我们都习惯了常常穿黑色，不然我们这会儿根本来不及订丧服，要是卡丽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衫来，那得多糟糕啊。现在呢，他们全都是一身黑，像一群乌鸦，卡丽的黑手套放在书桌上，连同她的羽毛围巾和提包。霍兰家的女人仍旧戴羽毛围巾，穿高领上衣，配长裙——是过马路的时候需要把裙裾拢起来的那种裙子；在她们看来，对时兴打扮有一丝妥协都和年龄不相称。伊迪丝一向钦佩姐姐卡丽。她对卡丽没有爱，只有怕，但她还是无比地钦佩和羡慕卡丽。卡丽继承了父亲的鹰钩鼻和威严气派。她身材高挑，肤色白皙，一身贵气。赫伯特、查尔斯和威廉也都生得身材高大、一身贵气；只有凯和伊迪丝矮墩墩的。伊迪丝又在走神了：我们说不定不是亲生的，我和凯，她心想。凯是个矮矮胖胖的老头儿，一双湛蓝的眼睛，一把精心打理的白胡子；这一点上他也和几个哥哥不同，他们都不留胡子。长相真是个怪东西，也真是不公平。长相能左右别人对你的评价，一辈子都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看样子无足轻重，那么就会被当成无足轻重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一个人看着一副无足轻重的样子，那么十有八九是因为他确实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不过凯好像过得很快乐；他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无足轻重，他其实什么也不在意；相比受人尊敬或是结婚生子，一套单身居所加上他收藏的罗盘、星盘，好像就让他心满意足了。毕竟在地球仪、罗盘、星盘等类似的仪器用具方面，他是当今世上数一数二的权威；凯真幸运，伊迪丝暗想，他可以一心一意地专注于这么一个小小的领域。（不过选中这些象征也很奇怪。毕竟，他从小到大既不热爱大海，也没爬过一座山；对他而言，这些都是收藏品，要分门别类、贴好标签，而对伊迪丝这样天性浪漫的人而言，远处有一个幽暗而广阔的世界，而不单单是小巧的黄铜和桃花心木、精致复杂的枢轴和万向节、圆盘和圆环、宛如几尼金币的黄铜和栗色的木头、黄道十二宫的标志和跃出海面的海豚；这个幽暗而广阔的世界，在地图上找不着踪迹，那里到处是危险和未知，还有衣衫褴褛的男人靠嚼子弹来解渴。）“之后还有收入的问题。”只听威廉说。

把母亲日后的安排和收入的问题混为一谈，真不愧是威廉；对威廉和拉维妮娅而言，吝啬就是一项职业。一只还没熟的苹果掉在地上碰伤了，那就要马上做成水果点心，不然就是浪费。浪费让威廉和拉维妮娅一辈子都睡不安稳。报纸必须卷成纸捻，好节省火柴。夫妻俩热衷于不费之惠。树篱间的每一颗黑莓都叫拉维妮娅心疼，直到把果子做成果酱，她才能放下心来。他们住在戈德尔明[戈德尔明（Godalming），位于萨里郡，距离伦敦约50公里。]，有两英亩[1英亩约为4046.9平方米。]地，每天晚上都痛苦而满足地算计着家里的残羹剩饭够不够喂一头猪，一打母鸡下的蛋能不能抵消饲料还有富余。哎，伊迪丝心想，他们永远有这样的事要操心，一定过得有滋有味；可是如果他们想到结婚后是如何挥金如土，总要痛苦的吧。我来算算，伊迪丝心想，威廉是老四，那他得六十四岁了；他结婚有三十年了，那么假如他们每年的花销是一千五百镑——算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等——那就是四万五千镑；那可是成袋成袋的金银珠宝，那些人一直在托伯莫里[托伯莫里（Tobermory），英国西北部海港，据传1588年满载黄金的西班牙帆船“圣胡安”号在此沉没。]海底寻找的就是这样的宝藏吧。这时赫伯特开口了。赫伯特一向消息灵通；叫人吃惊的是，他虽然愚蠢，说的话往往是真的。

“这件事我能告诉你们。”他把两根手指伸进衣领，正了正领子，下巴一扬，清了清嗓子，先发制人地对几个兄弟姐妹怒目而视，“这件事我能告诉你们。我和父亲聊过——父亲呢，不妨这么说，对我吐露了心声。咳！你们也知道，父亲并不富裕，而且他去世后大部分的收入也就没了。母亲每年的净收入只有五百镑。”

他们琢磨着这个事实。威廉和拉维妮娅交换了一个眼神，看得出两个人正在心里飞快而熟练地盘算着。虽然大家私底下都把伊迪丝当成半傻子，不过有时候她倒是出奇地聪敏——她可以从别人的话里看透他们真正的目的，还习惯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判断，弄得大家不自在，因为她不会藏而不露。此时她已经猜到了威廉要说什么，不过这一次她破天荒地忍住了。但是，听到他说出来之后，她忍不住偷偷笑了。

“估计父亲吐露心声的时候没有提到珠宝的事吧，是不是，赫伯特？”

“他提到了。你们也知道，在他的财产里，那些珠宝并不是最不值钱的。珠宝是他的私人财产，他认为应该无条件地全都留给母亲。”

这等于是给了赫伯特和梅布尔一巴掌，伊迪丝心想。估计他们夫妻俩本以为父亲会把珠宝当成传家宝一样，留给长子吧。不过，她瞥了一眼梅布尔的表情就明白过来，这个消息并不意外。显然，赫伯特已经把父亲的心声透露给了妻子——梅布尔也算走运了，伊迪丝心想，赫伯特毕竟没有因为当不成继承人而迁怒于妻子。

“既然如此，”威廉斩钉截铁地说——虽然他和拉维妮娅希望能分到一部分珠宝，但一想到赫伯特和梅布尔也没能如愿，他就得意起来，“既然如此，母亲肯定希望把珠宝卖掉。这么做也对。她何必要让那么多用不上的珠宝躺在银行里呢？依我看，要是处理得当，这些珠宝应该能卖到五千到七千镑。”

“不过有一个问题比珠宝和收入还重要。”赫伯特接着说，“那就是母亲往后住在哪儿。不能让她一个人住。何况她也负担不起这所房子。房子得卖掉。那她去哪儿住？”又是一圈扫视。“显然，我们有责任照顾她。她必须和我们一起住。”听起来这番话像是预先准备好的。

这些垂垂老矣的人啊，伊迪丝心想，在打发一个更老的人！不过，这看来在所难免。母亲要把一年的时间分成几份：和赫伯特、梅布尔住三个月，和卡丽、罗兰住三个月，和查尔斯住三个月，和威廉、拉维妮娅住三个月——那她自己和凯负责什么？她的思绪又一次浮出水面，她冷不防又冒出一句不恰当的话：“但肯定我应该不辞辛苦——我一直住在家里——我没有结婚。”

“辛苦？”卡丽把火力对准了她。伊迪丝顿时没了气势：“辛苦？亲爱的伊迪丝！谁说是辛苦来着？我敢说，我们都以此为快乐——以此为荣幸——要尽我们的责任照顾好母亲，让她度过郁郁寡欢的余生——她自然是郁郁寡欢的，毕竟她失去了唯一的生活目标。‘辛苦’，我觉得这个词倒说不上，伊迪丝。”

伊迪丝乖乖承认了：是说不上。这么说出来，还重复了几次，从惯用的熟语里单拿出来，这个词就多了一层怪异而粗俗的意味，就像“干干”少了“净净”，“趾高”没了“气扬”，“颠三”缺了“倒四”。它仿佛变成了一个粗鲁的撒克逊词语，像“woad”（菘蓝），或者“wite-nagemot”（贤人会议）；辛苦，心酸；一个心酸的字眼。而且不辞辛苦是什么意思？什么才叫辛苦？是啊，“辛苦”这个词不恰当。“哦，”伊迪丝说，“我就是觉得母亲应该和我一起生活。”

她看到凯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很明显，他心里想的是自己舒适的小家和他那些收藏品。赫伯特的话就好比号角，威胁着他的耶利哥城墙[出自《旧约·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城墙在号角声中倒塌。]。其余几个人也在考虑伊迪丝和她提出的办法。未嫁的女儿，她是顺理成章的答案。但霍兰一家可不是逃避责任的人，而且越是令人生畏的责任，他们就越是不会逃避。他们很少考虑快不快乐，不过责任却始终如影随形，永远郑重，偶尔残酷。他们继承了父亲的精力充沛，但中途有些变了味儿。卡丽替兄弟姐妹们发话了。卡丽是正派的；可惜和许多正派之人一样，她总会让每个人都不得安宁。

“伊迪丝的话确实有些道理。她一直住在家里，所以对她来说变化没那么大。我知道，当然了，她常常渴望独立生活，能有一个自己的家；亲爱的伊迪丝，”她微微一笑，表示话题扯远了，“但我认为，她做得对。”她接着说了下去：“只要还能帮到父亲和母亲，她是不肯离开他们的。不过眼下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因为伊迪丝的无私，因为母亲的无私，就乐得占便宜。我相信我也说出了你的心里话，赫伯特，还有你，威廉。如果母亲不用搬去新地方，而是轮流和我们一起住，这对她大有好处。”

“不错。”赫伯特表示赞同，并再次正了正衣领，“不错，不错。”

威廉和拉维妮娅再次交换了一个眼神。

“当然了，”威廉表态了，“尽管我们收入有限，不过我和拉维妮娅不管什么时候都欢迎母亲过来同住。同时呢，我认为财务上也应该安排一下。这样母亲也称心得多。这样一来她就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了。一星期两镑吧，比如说，或者三十五先令[1英镑为20先令。]……”

“我完全同意威廉的意见。”查尔斯出人意料地开口了，“我就说我自己吧，上将的养老金少得可笑，家里多住一个人，我不免捉襟见肘。你们也知道，我住的是小公寓，生活非常俭朴。我那里没有多余的卧室。当然了，我认为养老金的问题有朝一日有望得到解决。我已经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给陆军部，同时还致信《泰晤士报》，报社无疑按下了这封信，要等到合适的机会发表，因为他们目前还没有付印，不过说句心里话，我看指望这届糟糕的政府改革，希望着实渺茫啊。”查尔斯说着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他自认为这番讲话相当不错，于是环顾四周，期待得到家人的赞同。查尔斯·霍兰上将可不是浪得虚名。

“这未免尴尬……”新任斯莱恩夫人说了一句。

“别吵，梅布尔。”赫伯特抢白说。他对妻子几乎只有这一句话，而梅布尔通常都只能说上四五个词就被打断了。“这完全是家务事，拜托了。无论如何，我们没办法讨论具体的细节，总要等到——咳，父亲的葬礼结束之后。我不太明白怎么会谈起这个令人不快的话题。（这要怪威廉，伊迪丝心想。）在此期间，母亲呢，当然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我们要竭尽所能，免得她伤心……毕竟，我们必须记住，她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你们知道，她的生活里只有父亲。要是我们现在对她不管不顾，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们会受人指摘，而且是罪有应得。”

啊，是了，伊迪丝心想：别人会怎么说呢？原来他们既想获得外人的称赞，也想从可怜的母亲手里弄到一点儿钱。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她心想——她以前就尝过一些讨论家事的滋味；他们能为母亲的事吵上几个星期，就像一群狗争抢一根老骨头，一根老得不得了的骨头。只有凯会尽量置身事外。威廉和拉维妮娅是最不像话的；他们想让母亲做支付费用的房客，然后在得到朋友夸奖的时候装作一副不值一提的样子。卡丽则会摆出一副殉道者的姿态。人死后就会发生这种事，她心想。她随即发现，在这股思绪之下，还有另一股思绪在涌动，那就是她挂念着今后是不是能独立生活了；她看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小公寓，温馨的起居室，有一个仆人做伴，还有大门钥匙，晚上一边烤着火一边看书。再也不用替父亲回信了，再也不用陪母亲去医院病房剪彩了，再也不用核对家里的账本，再也不用陪父亲去公园[指海德公园。]散步了。还有，她终于可以养一只金丝雀了。她怎么能不盼望由赫伯特、卡丽、查尔斯和威廉轮流照顾母亲呢？尽管她为他们明目张胆的盘算感到震惊，但内心里也要承认，自己并不比哥哥姐姐高尚多少。

伊迪丝害怕留在这所古怪的房子里，独自面对活着的母亲和死去的父亲。她不敢承认这份恐惧，但她想尽办法让哥哥姐姐晚点儿离开。就连卡丽和赫伯特，她一贯不喜欢的，还有查尔斯和威廉，她一贯看不起的，也成了心仪的守护和陪伴。她借故让他们留下，惧怕前门最终在他们身后关上的那一刻。即使是凯也聊胜于无。可是凯竟然抢先一步溜走了。她慌慌张张地追着他跑上了楼梯平台；凯转过身，要看看是谁跟在后面；他转过身，出现在她眼前的是那把精心打理的白胡子，还有因安逸而隆起的小肚子，肚子前挂着怀表链。“凯，你要走了？”凯恼火起来，因为他依稀觉得伊迪丝的语气里带着责备，其实呢，他应该察觉到那不过是恳求。他恼火起来，因为他打算去赴约，并且忍不住为这个决定感到愧疚；他是不是应该留在榆园花园吃晚饭呢？紧接着，他想着不该给下人们添麻烦，以此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因为这个缘故，看到伊迪丝追上来的时候，他转过身，尽量做出一副耐着性子没发火的模样：“凯，你要走了？”

凯是要走了。他得去吃点儿东西。要是伊迪丝喜欢，他可以晚点儿再来。他又这么补充了一句，他虽然任性，却是个胆小鬼，急于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不愉快。好在伊迪丝也是个胆小鬼，她马上收回了追上来责备抑或恳求他的本意。“啊，不用了，凯，当然不用，你回来干什么？我会照顾好母亲的。你明天早上过来吧？”

是的，凯说，他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明天早上过来。一早就来。他们就此吻别。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亲吻过了，但这是死亡带来的一个奇怪影响：年迈的兄弟姐妹们在对方的脸颊上轻轻一点。因为疏于练习，鼻子碍事了。吻别之后，两人都抬头看了看黑洞洞的楼梯井，看向父亲长眠的那层楼，凯突然一阵尴尬，匆忙奔下了楼梯。他出门来到街面上，感到如释重负。五月的傍晚，一切如常的伦敦，国王街上来来往往的出租车，菲茨乔治在俱乐部等他。他可不能让菲茨等着。他不坐公共汽车了。他要搭出租车。

菲茨乔治是他相交最久的朋友，其实也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们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但交往三十年之后，这种差距也就模糊了。两个老先生有许多共同爱好。他们都是狂热的收藏家，唯一的区别就是身家不同。菲茨乔治十分有钱，是个百万富翁。凯·霍兰手头拮据——霍兰一家都不算富裕，尽管他们的父亲出任过印度总督。菲茨乔治不管看中什么都能买得起，只是他性情古怪，过得像个穷光蛋；他住在伯纳德街一幢房子顶层的两居室，他感兴趣的艺术品必须是他自己淘来的，而且得能砍价。他天生就有超乎寻常的直觉，善于淘古董和砍价——他能在托特纳姆宫路大型家具店的地下室里淘到被埋没的多纳泰罗[多纳泰罗（Donatello，1386-146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因此，他花费不多（他自己扬扬自得，凯·霍兰又嫉又羡却无可奈何），就积累了各式各样的藏品，不论大英博物馆还是南肯辛顿博物馆[即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都垂涎不已。谁也猜不透他以后要怎么处理这些藏品。他既可能全都赠给凯·霍兰，也可能在罗素广场把一切付之一炬。显然他没有继承人，正如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一样。与此同时，他紧紧守着他的珍宝；只有几个人有幸到访过他的两居室，据他们说，明代人物陶俑被套在一双袜子里，达·芬奇的画作堆放在浴缸里，埃兰古陶器[埃兰是西亚古国，位于伊朗，约公元前3000年形成国家，埃兰古陶以彩绘土陶、陶像为代表。]搁在椅子上。当然，拜访者只能一直站着，因为屋子里没有空椅子；玉盅要先收起来，之后菲茨乔治先生才会勉为其难地请客人喝上一杯最便宜的茶，而且是他亲自打开煤气炉烧水。只有婉拒了喝茶的客人才会再次得到邀请。

差不多人人都认识他。一看到那顶方帽、那件过时的双排扣长礼服走进佳士得拍卖行，他们就会说：“是老菲茨了。”无论冬夏，他的装束从来都没有变化：永远是方帽配双排扣长礼服，胳膊底下通常还夹着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从来无人知晓，兴许是一件德累斯顿瓷杯，兴许是菲茨乔治先生晚餐要吃的腌鱼。伦敦人对他抱有好感，因为他是个当之无愧的怪人，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当着他的面直呼其名，连凯·霍兰也不例外，尽管他们看到他走过的时候也许要油嘴滑舌地说一句：“是老菲茨了。”据说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事就是克兰里卡德勋爵去世；那天，老菲茨走在圣詹姆斯街上，胸前别着一朵襟花，坐在俱乐部窗前的诸位绅士对个中缘由都一清二楚。

虽然菲茨乔治先生和凯·霍兰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朋友，不过他们并没有什么私交。他们坐在一起吃饭——这在布铎斯[布铎斯俱乐部（Boodle's），成立于1762年，以领班爱德华·布铎斯（Edward Boodle）命名。]和茅草屋俱乐部[茅草屋俱乐部（The Thatched House），成立于1704年至1705年。]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了，两人各付各的饭钱，喝大麦水——讨论价格和藏品目录，就像一对恋人讨论感情那样不厌其烦，但除此之外，他们对彼此一无所知。当然了，菲茨乔治先生知道凯是老斯莱恩的儿子，但凯对于菲茨乔治先生的身世了解得并不比旁人多。很可能菲茨乔治先生本人也一无所知；大家是这么猜测的，理由是他名字的前缀有这个暗示[菲茨（Fitz），本意为某人之子。]。当然，凯从来没有问过他；他连拐弯抹角地表示对这件事感到好奇都没有。两个人关系融洽，因为他们彼此保持着距离。出于这个原因，菲茨乔治先生在等凯的时候有些烦躁，他不自在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对霍兰家的丧事说点儿什么，但又不愿破坏他们之间的默契。他对凯感到恼火，父亲去世了，是他的问题，没有取消两人的约会，也是他的问题；然而，菲茨乔治先生也很清楚，自己绝不会原谅取消约会这种罪过。他满心恼火地张望着凯的身影，手指敲打着布铎斯的窗户。他一定得说点儿什么，他琢磨；最好是一开始就说，早说早完事。凯不会要迟到了吧？他还从没迟到过，三十年来无一例外；没迟到过，也没失约过。菲茨乔治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巨大无比的老式银壳怀表（价格五先令），看了看时间。八点十七分。他又对了对圣詹姆士宫上的大钟。凯迟到了，迟了整整两分钟。——不过他到底来了，刚好从出租车上下来。

“晚上好。”凯边走进来边打招呼。

“晚上好。”菲茨乔治先生说，“你迟到了。”

“老天，我的确是迟到了。”凯说，“咱们直接吃饭吧，好吗？”

吃晚餐的时候，他们谈起了一对塞夫尔瓷碗，菲茨乔治先生非说是他在富勒姆路淘来的。凯也见过这对瓷碗，不过依他看是赝品，两个老先生为这一意见分歧吵了起来，并且完全乐在其中。不过这天晚上，菲茨乔治先生兴致不高；他想说的话还没说出口，而多拖延一刻，他就越不好意思，也越不可能开口。他对凯也越发恼怒。这顿饭吃得不愉快，这还是头一次，菲茨乔治先生在失望之下开始反思，所有的友谊都是错误的；他愤愤地后悔自己不该一念之差结交凯；他和其他人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套办法最值得称道；破例是一个错误，是大错特错。他对着桌子对面的凯皱起了眉头，凯一边喝大麦水，一边小心翼翼地擦干净那把精心打理的小胡子，浑然不觉自己引起了对方的怨恨。

“上咖啡？”菲茨乔治先生问。

“我觉得可以——好的，上咖啡。”

可怜的老伙计，他看起来很疲惫，菲茨乔治先生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他不像平时那么板正，有点儿垂头丧气；他在强打精神跟自己说话。

“来杯白兰地吧？”他问。

凯抬起头，满脸诧异。他们从来没有喝过白兰地。

“不了，谢谢。”

“要喝。服务员，给霍兰先生来一杯白兰地。记在我账上。”

“我其实……”凯支吾着说。

“胡说八道。服务员，要最好的白兰地——1840年的。说到底，霍兰，我最早见到你的时候，你还躺在摇篮里呢。那时候1840年的白兰地才三十年左右。所以别大惊小怪的。”

凯没有大惊小怪，只是老菲茨突然透露自己见过他躺在摇篮里，让他感到很惊讶。他的思绪在时间和空间里疯狂地寻找。时间：1874年；地点：印度。那么1874年老菲茨一定到过印度。“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那时候在加尔各答。”凯一边啜饮着白兰地，一边小心护着那把凡·戴克小胡子[凡·戴克胡须，指八字须加山羊胡。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弗拉芒画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宫廷画家。]。“我没说过吗？”老菲茨漫不经心地反问了一句，仿佛这件事无足轻重。“嗯，我去过。我那几个监护人不赞成我读大学，所以让我去环游世界。（意想不到的启示！这么说老菲茨在青少年时期是听监护人安排的？）你父母对我非常友好。”菲茨乔治先生接着说，“你父亲身为总督，自然没有多少闲暇时间，不过我记得你母亲，是再优雅不过、再迷人不过的。那时候她还很年轻；年轻，又非常美好。我记得我当时觉得她是我在印度见过的最美好的人了。——不过你对那对瓷碗的看法依旧是错的，霍兰。你对瓷器根本一窍不通——过去不懂，以后也不会懂。你没有这么高雅的品位。你就应该专注于你那堆破烂，比如你的星盘仪。那才是适合你的领域。居然以瓷器专家自居，哼！而且还跟我作对，我忘掉的瓷器知识都比你知道的多。”

凯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辱骂；他喜欢被老菲茨欺负，他从中能得到一丝淡淡的愉悦。他听着老菲茨絮絮说他配不上鉴赏家的称号，还不如去集邮算了。他知道，菲茨没有一句话是真心的，他只不过喜欢叨他几下，好比一只求偶的老鸽子一样啄来啄去。凯则侧过头，躲开一下下的攻击，同时轻笑两声，始终摆出一副略带傲气的模样，看着桌布，摆弄着刀叉。他们的关系奇迹般恢复如常，菲茨乔治先生的心情因此大为好转，不一会儿他说，管他的，他也要来一杯白兰地。他全然忘了自己原本打算提出那句难以启齿的问候，抑或是以为自己忘了，不过也许这件事始终萦绕在脑海里。随后他们一起走出俱乐部，站在台阶上准备分手，凯戴上了他那副麂皮手套——菲茨乔治先生一辈子都没拥有过一副手套，而凯·霍兰走到哪儿都戴着这副乳黄色的手套——他惊讶地听到自己粗声粗气地说：“你父亲的事我很为你难过，霍兰。”

好了，说出来了，圣詹姆斯街并没有裂开一道口子把他吞没。说出来了，其实很容易，真的。可到底是什么促使他进而又提了这个极其不可思议也毫无必要的请求？——“不如哪天你带我去拜访一下斯莱恩夫人吧。”唉，他是着了什么魔才说出了这种话？凯看起来吓了一跳，这也难怪了。“哦，好——好，当然了——要是你愿意来。”他匆忙应了一句，“那，晚安——晚安了。”他匆匆地离开了，老菲茨站在那儿凝视着他的背影，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再也见不到凯·霍兰了。

房子变得异样了——伊迪丝继续想着心事——屋里屋外的情形竟是如此不同。

外面闹哄哄亮堂堂的，人人注目，到处张贴着新闻，记者们仍然在围栏旁徘徊，人们讨论着威斯敏斯特教堂葬礼，议会两院都发表了演讲。里面却寂静而私密，像在密谋什么；仆人们轻声细语，上下楼梯的时候悄无声息，每次斯莱恩夫人一走进房间，大家全都不再说话，并立刻站起来，总有一个人走过去轻柔地扶她坐下。他们对待她的态度就像她发生了意外，或者暂时失去了理智。然而，伊迪丝肯定，母亲并不想被搀扶着坐下，不想获得如此毕恭毕敬、默默无言的亲吻，也不想别人问她是不是当真不需要回自己房间里用餐。唯一把她当作正常人对待的就只有热努，她那个法国老仆，她差不多和斯莱恩夫人一样老了，从斯莱恩夫人结婚之后就一直跟着她[现实生活中薇塔的女仆名叫露易丝·热努。]。热努像往常一样在房子里咚咚地走动，习惯性地自言自语，用不可思议地混着英语词的法语喃喃地念叨要做什么活儿；她依旧不管不顾地冲进客厅找她的女主人，也不管有什么人在场，她的话让聚在一起的一家人都大惊失色：“打扰了，夫人，还有必要把老爷的衬衣送去清洗吗？”[热努说话时习惯在法语中夹杂一些英文词，译文中以字体加以区分，下同。]大家全都看向了斯莱恩夫人，就好像等着她像一只打碎的花瓶一样瞬间分崩离析，但她就像平常一样轻柔地回答说，是的，老爷的衬衣自然要送去清洗；接着，她转头对赫伯特说：“赫伯特，我不知道你想让我怎么处理你父亲的东西；全都送给管家有些可惜了，况且他穿也不合身。”

只有母亲和热努不肯适应这个房子的异样，伊迪丝心想。她看得出，赫伯特、卡丽、查尔斯和威廉的眼睛里都写着不赞同；不过自然不会有人宣之于口。他们只能含蓄地坚持己见：母亲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母亲表现得很了不起，遭逢大难的母亲必须被保护起来不受打扰，而必要的事务，和外界必要的联系，就由她那几个能干的儿子和一个能干的女儿来代劳了。伊迪丝，可怜的东西，派不上多大用场。人人都知道，伊迪丝说话总是不合时宜，应该做的事情通通要留个尾巴，理由是自己“太忙了”；凯也派不上多大用场，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基本也算不上是家里的一员。赫伯特、卡丽、威廉和查尔斯挡在母亲和外界之间。偶尔，他们也确实有意让一些特殊的传言穿过这道屏障：国王[当时在位的国王为乔治五世。]及王后致以亲切的慰问——赫伯特总不能对这个消息守口如瓶吧。斯莱恩勋爵的故乡哈德斯菲尔德希望获准在那里举行追悼会。国王派格洛斯特公爵[格洛斯特公爵，英国王室头衔，通常授予君主之子。]代表自己出席葬礼。皇家刺绣学校的女士们匆忙赶制出一副棺罩；首相和反对党党魁将各执一角。法国政府将派代表参加葬礼；有消息说布拉班特公爵[即比利时王储。]可能代表比利时出席。赫伯特把这些消息一点一滴、小心翼翼地透露给母亲，他在试探着观察母亲的反应。她完全无动于衷。“他们有心了，真的。”她说。还有一次是这么说的：“亲爱的，你高兴就好。”赫伯特对这句话既欢喜又不满。对父亲的敬意，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他的敬意，因为他是一家之长；然而理所当然地，母亲位于画面中央；理所当然地，死亡和葬礼之间的这三四天里她是主角。赫伯特为自己的识大体感到自豪。这之后，他有充分的时间来确立继任斯莱恩勋爵的地位。一代人必须跟随另一代人的脚步前进——这是自然法则；然而，只要父亲的遗体还留在房子里，那么母亲就有权做主。她的无动于衷是不必要、不得体的，是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位子。她应该在丈夫死后的三四天里振作精神，以表对丈夫的怀念。夺走她的权利不成体统，这是赫伯特的行为准则。但是说不准，伊迪丝心中的捣蛋鬼在嘀咕，是父亲一生中彻底耗尽了母亲的精力，所以她现在才懒得缅怀丈夫呢？

这房子诚然异样，这是一种特殊的异样感，以前从没有侵扰过这里，以后也绝不会再次来犯。父亲不可能再死一次了。他的死亡带来了这种特殊的情境——这种情境，他肯定从来没有预见过；这是在实际发生之前谁都不会预见到的那种情境。谁都预见不到，总是那么说一不二、那么至高无上的父亲，仅仅因为死亡，就能把母亲变成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引人注目也许只能持续三四天，但在这个短暂的期限内，这种地位必须绝对无可置疑。每个人都必须顺从。她，只有她，才能决定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门是否应该打开；一个国家必须等待她的决定，座堂主任牧师及全体教士都必须服从她的意愿。每一件事都要非常温和、非常谨慎地询问她的意见，并且确认无误。说来奇怪，一个这么甘当陪衬的人竟然会突然变得这么举足轻重。这就像在做游戏；伊迪丝想起从前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会在下午茶之后走进客厅，这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围在母亲身边，她也许正在给儿女们念故事书，接着她就把书一合，说现在他们都要在整个房子里玩儿“跟着领头做”的游戏，不过必须是母亲领头。于是他们就玩儿起了游戏，欢闹地穿过寂静的办公区，走过舞厅的镶木地板（房间里的枝形吊灯套着蜡烛罩），一路上表演着各种滑稽可笑的动作——因为母亲的想象力无穷无尽——父亲会跟在最后面当尾巴，可他总是扮演小丑，模仿起来总是出错，孩子们看了开心得大喊大叫，假装要纠正他，母亲则会转过身（凯紧紧地抓着她的裙角），假装严肃地说：“真的假的，亨利！”傍晚的欢笑声响彻了多少使馆和总督府。但有一次，伊迪丝记得，母亲（那时她还年轻）在档案室里碰掉了几份文件，孩子们开心地围过去搞破坏。父亲突然脸色一沉，他用大人的方式表达了不悦；他的快乐和母亲的快乐一起化为乌有，就像一朵玫瑰骤然凋落；他们回了客厅，挨了骂似的沉默着，就仿佛朱庇特从奥林匹斯山降临人间，发现有一个凡人在他假装离开时擅自插手了他最看重的事务。

而现在，母亲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儿“跟着领头做”；在这三四天里，母亲可以领着欧洲和大英帝国的要人，依着自己的喜好，跳着舞去格德斯绿地或是哈德斯菲尔德，而不是按照期望，勉强接受威斯敏斯特教堂或是布朗普顿公墓；但令人失望的是——伊迪丝心中的捣蛋鬼这么想——母亲完全拒绝扮演领头的角色。赫伯特的建议她都一口答应。这就好像七岁的赫伯特在玩儿“跟着领头做”，却央求她说：“我们去厨房里疯跑吧。”如今，八十八岁的母亲对六十八岁的赫伯特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让伊迪丝感到震惊，因为她觉得这样于理不合。赫伯特同样感到震惊——但他得到了父亲的真传，女性的依赖让他感到惊喜。就只有这三四天——因为他在玩一个游戏，遵循一种惯例——他才会需要母亲有主见。与此同时，出于男性的反叛心理，如果一个决定和他自己的想法相悖，他一定会耿耿于怀。

于是，赫伯特变得越发心平气和，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想法获得采纳，同时他又可以说服自己，这些原本就是母亲的想法，而不是他提出来的。他从母亲的房间走到楼下，再次告知弟妹们——伊迪丝觉得，这种情形似乎没停过——他们仍旧聚在客厅里。母亲想要威斯敏斯特教堂，那么就必须是威斯敏斯特教堂。毕竟，母亲无疑是对的。英国最杰出的子孙都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他自己呢更喜欢哈德斯菲尔德的教区教堂，他这么说，不过伊迪丝精明地判断出这个说法并不属实，他还自认他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总之必须尊重母亲的愿望。他们必须顺从于举国瞩目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葬礼。毕竟，这是一种荣誉——一项莫大的荣誉——是父亲一生最崇高的荣誉。卡丽、威廉和查尔斯听到这个庄严的说辞，纷纷颔首。伊迪丝则不同，她心想，父亲要是看到自己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好笑之余会感到心满意足，但又会露出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皇家刺绣学校的女工们制作的棺罩无疑是雍容华贵的。紫色天鹅绒上绣着家族纹章。首相尽责地执起一角，神情肃穆而得体，看到他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那位是英格兰首相，起码是内阁大臣。”反对党领袖与首相步调一致；一个小时里，他们埋葬了分歧，事实上，这也是游戏规则，因为在共同责任的驱使下，他们吸取了差不多相同的教训，只不过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不允许他们用同样的语言宣讲这些教训。两位年轻的王子被匆忙而恭敬地请到座位上，他们或许在纳闷，为什么命运要将他们和别的年轻人隔开来，惩罚他们去新开通的干道剪彩，或者出席政治家的葬礼以表敬意。不过他们多半只把这一切都看作日常的一部分吧。

而与此同时，伊迪丝不禁要问，现实又在哪里？

葬礼结束后，榆园花园的一切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斯莱恩夫人的体贴照旧，只是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在悄然滋长，这种说一不二的情绪从赫伯特和卡丽身上蔓延开来。赫伯特无疑已经成了一家之主，而卡丽就是他的帮手。他们准备对母亲采取坚定而关心的态度。他们仍旧允许她被扶到椅子前坐下，坐下来之后仍旧可以和蔼地拍拍她的肩膀，但必须让她明白，世俗的事务在等待着，为死亡停下脚步只是暂时的，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和斯莱恩勋爵桌子上的文件一样，斯莱恩夫人也必须归置起来；之后赫伯特和卡丽才能回去处理正事。这种意思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斯莱恩夫人非常安静，非常端庄，非常苍老，非常虚弱，她坐在那里看着一群子女。孩子们对她习以为常，觉得这种模样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陌生人总会惊叹说，她肯定不到七十岁。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妇人，高挑、纤细、白皙，她始终举止优雅，始终仪态大方。衣服穿在她身上就不再是衣服，而是帔子；她懂得轮廓的秘密。她从头到脚都有一种流畅的美。她长了一双深邃的灰眼睛，鼻子小而挺，一双宁静的手仿佛出自凡·戴克笔下，满头白发上罩着黑色的蕾丝面纱，可谓相得益彰。多年来，她穿的一直是柔软舒适的长裙，而且是没有装饰的纯黑色。看到她，你会相信，要做一个美丽优雅的女人根本轻而易举，就像所有的天才作品告诉我们的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更难以相信的是斯莱恩夫人竟能在生活中排满各种各样的活动。责任、慈善、子女、社会义务、公开露面——这些事把她的生活填满了；每次一提到她的名字，总有这样一句爽快又滑头的评价：“对她丈夫的事业可是了不起的帮手！”哦，是啊，伊迪丝心想，母亲很美好；母亲，正像赫伯特所说的，很了不起。这时赫伯特清了清嗓子。这回要说什么？

“亲爱的母亲……”一个既幼稚又传统的称呼；赫伯特把手指伸进了领口。然而，母亲曾经陪着他坐在地上，教他转陀螺。

“亲爱的母亲。我们之前在讨论……我们，我的意思是，自然对你日后的生活感到担心。我们知道你为父亲倾注了一切，我们也意识到，他的离去让你的生活变得一片空白。我们不知道——就是为着这件事，我们才请你到客厅里来，之后我们就要各自回家了——我们不知道，你打算在哪里生活，怎么生活？”

“不过你们已经帮我决定好了，是吗，赫伯特？”斯莱恩夫人的语气再悦耳不过了。

赫伯特把手指伸进了领口，眼睛瞄来瞄去，手指拨来拨去，最后伊迪丝简直担心他会把自己勒死。

“这个嘛！帮你决定，亲爱的母亲！说不上是‘决定’。诚然，我们拟定了一个小小的方案，准备交给你定夺。我们考虑了你的喜好，也意识到你不愿意告别诸多的兴趣和事业。同时呢……”

“赫伯特，等一下。”斯莱恩夫人打断了他，“你说的兴趣和事业是什么意思？”

“还用说，亲爱的母亲？”卡丽用责备的口吻说，“赫伯特指的是你任职的那些委员会，比如巴特西区贫困妇女俱乐部、弃婴收养所、困境姐妹组织……”

“哦，是了。”斯莱恩夫人说，“我的兴趣和事业。的确。继续说吧，赫伯特。”

“所有这些，”卡丽接着说，“没有你都无以为继。我们明白这一点。很多组织都是你一手创办的，你是很多人的主心骨，而今你自然不想抛下他们。”

“还有，亲爱的斯莱恩夫人。”说话的是拉维妮娅，她始终没能完全放下礼数，用别的名字称呼婆婆，“我们知道，要是无事可做，你会觉得非常无聊的。你这么喜欢忙事情，这么精力充沛！哦，我们想象不出你除了伦敦还会住在哪儿。”

斯莱恩夫人依然一语不发。她依次看向他们，一个那么温和的人，居然也会露出讽刺的表情。

“同时呢，”赫伯特说了下去，他重新接上了原来的话头，被打断的时候，他尽管不高兴，还是耐着性子忍着，“和身份相匹配的那种房子，你的收入几乎不足以支付开销。因此，我们建议……”他简单地说出了计划，我们已经听过他们的讨论，因此可以省去麻烦，不必再听一遍了。

斯莱恩夫人却在听着。她一生中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听着，并且不作什么评论，如今她听着长子说话，完全不置可否。赫伯特对她的沉默也没有感到忐忑不安。他知道，在母亲的一生中，她习惯了让人安排她的来去和停留，不论是听从安排登上开往开普敦、孟买或是悉尼的汽船，还是把她的衣柜和婴儿房搬到唐宁街，抑或陪丈夫去温莎赴宴。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她一贯遵从了指示，恪尽职守且毫无意外。她一身合适得体的打扮，随时准备站在码头或是月台上，等着有人接她来到一堆行李旁边。赫伯特如今没有理由怀疑母亲另有打算，她会听从安排，把时间分配在几个儿女的客房里。

等赫伯特说完了，她说：“你想得真周到，赫伯特。辛苦你明天把房子交给中介吧。”

“好极了！”赫伯特说，“你同意我就太高兴了。不过你也不必着急，房子无疑要等一阵子才能卖掉呢。我和梅布尔随时恭候你。”他弯下腰，轻轻拍了拍母亲的手。

“啊，可是等一下。”斯莱恩夫人把手举了起来，这是她的第一个动作，“你说得太快了，赫伯特。我不同意。”

大家都愕然看着她。

“你不同意，母亲？”

“是的。”斯莱恩夫人微笑着说，“我不打算和你一起住，赫伯特；不打算和你一起住，卡丽；不打算和你一起住，威廉；也不打算和你一起住，查尔斯。多谢你们的好意了，我要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母亲？这不可能——再说了，你要住在哪儿？”

“汉普斯特德[伦敦北部的郊区。]。”斯莱恩夫人回答，她默默地点了点头，似乎在回应内心的想法。

“汉普斯特德？——可你能找到合适的房子吗？既方便又不贵？——说真的。”卡丽说，“我们都开始讨论起母亲的房子了，好像一切都定下来了。这太荒唐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是怎么了。”

“是有一所房子。”斯莱恩夫人说着，再次点了点头，“我看过的。”

“可是，母亲，你没去过汉普斯特德啊。”真是难以忍受。至少在过去这十五年里，卡丽对母亲每天的行踪都了如指掌，一想到母亲背着她去了汉普斯特德，她就大为不满。这种独立的迹象是一种侮辱，简直是一份宣言。斯莱恩夫人和她的大女儿一直关系亲密，时时联系；她们会安排好一天的计划；热努早上会送一张便条过去；不然她们就电话联系，事无巨细地聊上半天；要么卡丽早餐后会来到榆园花园，她身材高挑，为人实际，衣裙窸窣，自视甚高，戴着手套、帽子还有羽毛围巾，手提包里塞着购物单，还有委员会下午的议程文件，为这一天准备就绪；两个年迈的妇人会一起讨论当天的事，斯莱恩夫人边说边织毛衣，接着她们会在十一点半左右一起出门，左邻右舍的老妇人都熟悉这两个一身黑衣的高挑身影；如果遇到例外情况，她们要办的事不在同一个方向，卡丽起码也要来榆园花园喝杯茶，好确切地知道母亲这一天都做了什么。斯莱恩夫人肯定不可能瞒着她去过汉普斯特德。

“三十年前，”斯莱恩夫人说，“我是在那时候看到房子的。”她从针线筐里拿出一卷毛线，朝凯递了过去：“请帮我撑一下，凯。”她先仔细地找出线头，接着就开始缠线团了。她一派云淡风轻：“我肯定房子还在那儿。”她仔细地绕着线，凯站在她面前，因为长期习惯使然，双手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好把毛线顺利地放出去，不会被手指钩住。“我肯定房子还在那儿。”她说，她语气恍惚又充满信心，仿佛她和那座房子之间暗中达成了默契，房子在等着她，耐心地等了三十年。“是一座近便的小房子。”她平淡地补充说，“不大不小，我觉得热努一个人就能打理好，或者再雇一个干粗活的日工——房子里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南墙边种着桃子。我看到的时候房子正在出租，不过当然了，你们的父亲是不会答应的。我记得中介的名字。”

“那好，”卡丽气冲冲地问，“中介叫什么名字？”

“是个怪名字。”斯莱恩夫人说，“可能就是因为怪我才记住了吧。巴克陀特。杰维斯·巴克陀特[“Bucktrout”，字面意思为“公鳟鱼”。“trout”有不讨人喜欢的老人之意，薇塔将朋友兼肯特郡的邻居埃迪·克雷格（Edy Craig，1869-1947）及其同伴戏称为“The Trouts”。]。这名字听着和房子很配。”

“啊。”梅布尔说着双手一合，“我觉得听起来太诱人了——桃子，还有巴克陀特……”

“别吵，梅布尔。”赫伯特打断了她，“当然了，亲爱的母亲，要是你执意做这个——啊——离经叛道的打算，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毕竟，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世人看在眼里不是有点儿奇怪吗？你有这么多孝顺的子女，却选择独自一个人在汉普斯特德养老。当然了，我绝没有逼迫你的意思。”

“我不会这么想，赫伯特。”斯莱恩夫人说。她绕完了毛线，说了声：“谢谢你，凯。”然后在一根长织针上绕了一圈线，开始织新东西了。“有很多老妇人在汉普斯特德养老。再说，我考虑世人的目光太久了，我觉得是时候给自己放个小假了。要是到了老年还不能随心所欲，那什么时候才能随心所欲呢？剩下的时间太少了！”

“好吧，”卡丽说着，尽量挽回局面，“我们起码可以保证你不会觉得寂寞。我们有这么多人，完全足够安排每天至少有一个人去看你。当然了，汉普斯特德离这儿太远了，有时候安排汽车也不容易。”她补充了一句，还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她那个身材矮小的丈夫，吓得他缩了缩身子。“不过，重孙辈的孩子总可以过去。”她说着眼睛一亮，“你会愿意他们进进出出，和你聊天的；我知道，看不到他们你不会开心的。”

“恰恰相反。”斯莱恩夫人说，“在这件事上，我也已经打定了主意。看吧，卡丽，我要彻底放纵自我。我要沉浸于晚年生活。孙子孙女都不见。他们太年轻了，没有一个满四十五岁。重孙也都不见，他们就更糟了。我不想见那些兴兴头头的年轻人，他们总有事做也总不满足，还一定要弄清楚做一件事是为什么。我也不希望他们带着孩子来看我，因为这只会让我想到这些可怜的孩子还要付出多少艰辛，才能顺利地走到生命尽头。我宁愿忘掉这些事。我只想见到活过了大半辈子的人。”

赫伯特、卡丽、查尔斯和威廉认为母亲一定是疯了。他们又变本加厉，从向来认为她头脑简单，进一步认定她是老糊涂了。不过，她的疯病倒是没有害处，甚至还方便了他们。威廉兴许有些遗憾地惦念着失去的津贴，卡丽和赫伯特兴许还对世人的眼光有些顾虑，但总的来说，看到母亲安排好了自己的事，他们不禁都松了一口气。凯好奇地打量着母亲。他一直把母亲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都把母亲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她的温柔、她的无私、她不掺杂个人感情的活动——而现在，凯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觉，即便是你认识很久的人，也有可能叫你大吃一惊。只有伊迪丝一个人在心里欢呼雀跃。她觉得母亲不是疯了，而是清醒极了。她高兴地看到卡丽和赫伯特溃不成军，母亲悄然摆脱了他们的圈套。她轻轻地一拍手，小声嘀咕：“继续，母亲！再接再厉！”幸好她还保留着一分谨慎，这才没有大声说出来。她陶醉于母亲新发掘的口才——在这个惊喜不断的上午，这算是最大的惊喜了，因为斯莱恩夫人习惯了少言寡语，保留意见，甚至还要掩饰脸上的表情，只是低头织毛衣或者绣东西，偶尔应一句“嗯，亲爱的？”也几乎透露不出她真实的想法。伊迪丝此刻恍然大悟，这些年来，在无微不至的呵护之外，母亲可能一直过着充实而独立的生活。她观察到了多少？注意、批评、保留的又有多少？她再次开口了，同时在她的针线包里翻找着。

“赫伯特，我把珠宝从银行取出来了。最好都交给你和梅布尔吧。好多年前我就想给梅布尔了，可是你父亲反对。不过，这里是一部分。”她一边说话，一边把针线包倒转过来，把里面的东西抖落在怀里，皮针盒、纸巾、几颗宝石、几团毛线，都杂乱地混在一起。她用一双纤细的手翻检起来。“伊迪丝，按铃叫热努吧。”她抬起头说，“我从来不在乎珠宝，你们知道的。”她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对子女们说话。“这么多珠宝都给了我，好像太可惜了——太浪费了。你们父亲过去总说，在某些场合，我必须打扮一下。在印度的时候，他经常去托沙卡纳[托沙卡纳（Tash-i-Khane，一般写为Toshakhana），来自波斯语，意为宝库。英属印度时期，英国官员收到殖民地统治者的礼物后需要上交到“托沙卡纳”并进行估价，低于一定价值的收礼人可保留，价值超出标准的可支付差价买回，其余的进行拍卖。]拍卖会，把很多东西买回来。按照他的说法，那些王子看到我戴着他们送出去的礼物会很高兴，尽管他们一清二楚，那些珠宝是我们买回来的。我敢说他猜得没错。可我总觉得这样很可笑，就像一场闹剧。我原来有一块很大的黄玉，一块青铜色的黄玉，没有镶嵌，切成了几十个刻面；不知道你们几个孩子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让你们隔着这块玉看火光玩儿，能看到成百上千簇小小的火苗，有的朝上，有的朝下。下午茶之后，我们常常坐在壁炉前拿着这块玉看炉火，好像尼禄在欣赏罗马大火[公元64年罗马发生大火，据古罗马历史学家记载，皇帝尼禄一边唱歌一边欣赏火灾。]。只不过火焰是棕色的，不是绿色的。你们应该不记得了吧，那都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我把那块黄玉给弄丢了，这不用说；最珍视的东西总是会弄丢的。其他那些东西我一样都没丢；也许是因为热努在保管着吧——而且她总能找到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把东西藏起来——她信不过保险箱，所以她总把我那些钻石丢进冷水罐里——她说，哪个强盗都想不到去那里找珠宝的。我常想，要是热努突然死了，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找那些珠宝——而这颗黄玉我曾一直放在口袋里。”[薇塔在波斯旅行期间曾在信中写道：“但我今天看了看我的戒指——一块古老的波斯黄玉，淡粉色的——我看到上面映着一棵梧桐树、一片蓝天，还有白雪皑皑的山峰，我觉得这很有价值，所以我敢说还有一些东西要写。”（1927年2月19日）]斯莱恩夫人梦境般的回忆在此戛然而止，因为热努进来了，她走起路来像蛇在枯树叶间游走一样窸窸窣窣，又像马鞍一样咯吱作响，因为在过完五月之前，热努绝不肯摘掉垫在紧身胸衣和衫裤内衣里用来抵御英国气候的牛皮纸。“夫人叫我？”

是啊，伊迪丝心想，除了母亲，这里没有人会找热努；按铃的只有母亲；有事吩咐的只有母亲，尽管我们都聚在这里：赫伯特直着脖子偷瞄了一眼，卡丽愤愤不平地直了直身子，查尔斯捻着胡子，那动作就像在削铅笔——不过谁会在乎查尔斯呢？连陆军部都不在乎，查尔斯自己也清楚。他们都知道没人在乎他们，所以说起话来才那么大声。母亲从来不言不语——直到今天；但看热努进来时的架势，好像房间里、房子里有资格发号施令的人只有母亲一个。热努知道谁值得尊重。热努根本不理会那些喋喋不休的声音。“夫人叫我？”

“热努，珠宝在你那里吧？”

“这是当然，夫人，珠宝在我这里。我称它们为宝藏。夫人想让我去把宝藏拿来？”

“麻烦了，热努。”斯莱恩夫人态度坚定，不过热努还是扫视了一圈家人，就好像赫伯特、卡丽、查尔斯、威廉、拉维妮娅，甚至受到冷落且无关痛痒的梅布尔，正是她每天晚上把钻石丢进冷水罐里防范的盗贼。从前，印度的阳台和南非的门廊都曾在热努的想象中响起窃贼鬼鬼祟祟的脚步声，他们一心要抢走总督的珠宝——“讨厌的黑鬼”——而如今，这些受到严加看管的财产正受到更迫切的威胁，因为这是正当的、来自英国的威胁。夫人是那么温柔、那么恍惚、那么超然，绝不能放心让她照看自己或者财产。热努天生就是要看家护院的。“夫人起码还记得吧，那几只戒指是苦命的老爷特别留给夫人的？”

斯莱恩夫人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她的手，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满满当当的都是戒指。这个说法的意思是，如果任何一个说法都确实有意义——每一个说法，每一句陈词滥调，曾经都隐含着和某种人类经历密切相关的意思——这些珠宝让这双手不堪重负。她的双手确实满满当当的都是戒指。给她戴戒指的是斯莱恩勋爵——这些装饰品是爱意的象征，这是不假，但同样也是符合斯莱恩勋爵妻子身份的装饰品。镶了半圈钻石的大戒指在她的手指上很容易转来转去。（斯莱恩勋爵过去常说妻子的双手柔似无骨；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双手握在手里就像化了一般；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话又没有道理，因为在外人看来，她的手秀美、独特，宛如雕塑；不过斯莱恩勋爵总会抓住更女性化的一面，而忽略不易察觉且不合时宜的那层意思。）斯莱恩夫人于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就好像听到热努提起才第一次注意到似的。因为手这个部位会让人突然觉得极其陌生，就像突然变得很遥远；你观察着手上奇妙的关节连接，还有对随时传来的信息的神奇反应，就好像那双手属于另一个人，抑或另一部机器；就连椭圆形的指甲、皮肤上的毛孔、指骨和指关节处的皱纹、光滑和凹凸不平，也会引起猜想和兴趣；手一向是你的仆人，可你却没有研究过手的性格；手的性格，看手相的人信誓旦旦，和我们自己的性格息息相关。你也会看到，根据情况不同，手上或是满满当当的都是戒指，或是因为辛劳而粗糙苍老。斯莱恩夫人就这么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陪伴了她一生，从孩童的小胖手长成了老妇人象牙般光滑的手。她转着镶了半圈钻石的戒指，还有镶了半圈红宝石的戒指，漫不经心地回想着。她戴了太久了，戒指已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没关系，热努。”她说，“别担心，我知道戒指是留给我的。”

不过其余那些珠宝和戒指不同，并不为她个人所有，而且她确实也不想留着。热努把珠宝一件接一件地拿出来，交给了赫伯特，还边拿边数，好像农民卖一捧鸡蛋一样。赫伯特接过珠宝后都交给了梅布尔，仿佛砌砖工人给工友递砖头。他懂得价值，但不懂美。斯莱恩夫人坐在一旁看着。她懂得美，但不懂价值。这些东西的造价、市价，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珠宝的美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尽管她并没有据为己有的兴趣；珠宝的来历意义重大，因为那代表了她一生的整个背景，并且是最奇妙的一面。那对玉如意，那是中国西藏高僧的使者赠送的！赠送仪式她记得一清二楚，黄衣使者盘坐在地，从猛犸象腿那么长的骨头里吹出嘶鸣的乐声。她还记得自己当时忍不住感到好笑，在会客厅里，她顺从地坐在总督身边，暗暗想着，这和英国人看到波兰人名中一串不熟悉的辅音时那种狭隘的乐趣不相上下。要不是因为不熟悉感，她怎么会对藏人胫骨号发出的哀鸣忍俊不禁呢？库贝利克的演奏[扬·库贝利克（Jan Kubelik，1880-1940），捷克小提琴家。]兴许也会惹得西藏高僧发笑吧。还有印度王子送的礼物，如今回到榆园花园，热努都交给了继承人赫伯特。那些印度王子清楚，他们的礼物都会交到托沙卡纳，再根据总督的财力和眼力赎回去。粗糙的珍珠、未切割的祖母绿，这些瑕疵严重的珠宝如今从热努愤恨的双手中交到了赫伯特不失热切的双手中。红色天鹅绒的盒子打开来，露出了手镯和项链；“保存完好。”热努说着，啪的一声关上了首饰盒。到最后，小桌子上差不多摆满了首饰盒。“亲爱的梅布尔，”斯莱恩夫人说，“我最好借一只手提箱给你吧。”

掠夺。威廉和拉维妮娅眼睛直放光。斯莱恩夫人没有察觉两人觊觎的目光，以及他们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拉维妮娅连一枚胸针都没捞到！斯莱恩夫人压根儿就没想过应该把这些东西分给几个子女，这一点显而易见。拉维妮娅和卡丽一边旁观，一边生闷气。这样的单纯简直就是愚蠢。不过赫伯特心里清楚得很，并且——我们不为人知的感情真是太美妙了——幸灾乐祸。他乐于见到她们的窘状，还火上浇油，居然亲昵地对梅布尔说：“戴上珍珠项链试试，亲爱的；我敢说一定很配你。”珍珠并不配她，梅布尔那张小脸肤色暗沉，她曾经也是个美人，如今却变得黯淡无光，因为天生白皙之人都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她的皮肤看起来比头发还暗，头发也没有光泽，显得灰扑扑的。那串熠熠生辉于斯莱恩夫人的蕾丝和柔美之间的珍珠，如今无精打采地挂在梅布尔皮包骨的脖子上。“很漂亮，亲爱的梅布尔。”拉维妮娅透过长柄眼镜打量她，“不过真奇怪，是吧？这些东方礼物的质量总是这么差。细看之下，那些珍珠真的很黄，真的——更像是用旧的钢琴琴键子制作的。以前你母亲戴的时候，我从没注意到。”

“关于房子，母亲。”卡丽开口了，“明天过去你看合适吗？我记得我下午有空。”她边说边从包里拿出来一本小记事本翻看起来。

“谢谢你，卡丽。”斯莱恩夫人说，她给子女们准备的种种意外中，这一下一举夺魁，“不过我已经约好了明天去看房子。你想得很周到，不过我想我还是一个人去吧。”

对斯莱恩夫人来说，独自前往汉普斯特德算是一次冒险，在查令十字车站顺利地换乘地铁后，她觉得更快乐了。从前能让她止步的只有大英帝国的疆界，而自从榆园花园时代以来，她的生活范围就缩小了。或许她是那种常年生活在异国他乡却留不下什么印象的人——他们到头来还是一成不变；又或许是她真的老了。活到八十八岁，是有资格这么说的。对年龄的这种意识、这种感悟让人充满好奇又饶有兴致。她的思维一如既往地机敏，或许比从前更加机敏，大限将至之感让她尤其敏锐，珍惜时间的迫切感让她目标明确；只是身体有些不稳，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靠得住，甚至有些拿不准方向，害怕被台阶绊倒，害怕打翻茶杯；紧张、颤抖；察觉到身体承受不住推搡，承受不住催促，因为这会暴露自己的年老力衰。年轻人好像并不是总能注意到这一点，或者体谅这一点；而他们注意到的时候，又习惯露出一种略有些烦躁的表情，并刻意放慢动作，等着迟疑的脚步跟上。出于这个原因，斯莱恩夫人一向都不太喜欢和卡丽一起走去街角搭乘公共汽车。然而，独自一个人前往汉普斯特德的路上，她不觉得自己老了；她感到这些年来从没有过的年轻，证据就是她热切地接受了人生的这一段新旅程，尽管这是最后一段了。她看上去也并不显老，她的身子随着地铁车厢的摇晃而微微晃动，她坐得笔直，手里抓着雨伞和手提包，车票被小心翼翼地塞在手套里。她没有想过，如果其他乘客知道她两天前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葬了丈夫，他们会作何感想。她更想好好感受脱离了卡丽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莱斯特广场站）

为什么亨利的死让她突然获得了解放，她想不明白。这又是她一生中隐约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有些事件会引发看似与之无关的结果。她曾经问过亨利，在政治领域是不是也能注意到同样的现象，尽管亨利殷勤备至地做了回应（他一向如此，并且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但他显然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可是亨利很少听不出别人话里的意思。恰恰相反，他会让他们把话说完，其间一直用他那种敏锐而幽默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然后抓住他们的中心意思，不管他们是多么笨嘴拙舌；他把要点接在手里，杂耍艺人扔金球似的抛来抛去，用他无与伦比的智慧加以摆弄，直到那个贫瘠可怜的想法化为水花，化为喷泉，金光闪闪、意义深刻——这正是亨利不同凡响、令人着迷的地方，他也因此被称为世上最有魅力的男子：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请求，他都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倾囊相授，无论是对议事桌前的内阁大臣，还是宴席邻座那个不知所措的年轻女子。他的态度中从来没有不屑、敷衍或是轻蔑。无论什么话题，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话题他都能侃侃而谈，而且越是和工作、兴趣无关就越是相谈甚欢。他可以和初入社交界的名媛讨论舞会礼服，和副官讨论马球比赛的马匹，和名媛或是副官讨论贝多芬。就这样，他让许多人都误以为他们真的引起了他的兴趣。

（托特纳姆宫路站）

但是，当妻子问起某件事会不会引起不相干的结果时，他却无意作答，而是摆弄起她手上的戒指。她现在就能看到那几枚戒指，隔着黑手套露出了形状。她叹了口气。她过去常常试探性地按下一个开关，但亨利的思想没有被点亮。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她安慰自己说，她八成是亨利在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费心应付的人吧。这也许是一句干巴巴的赞美，不过是真诚的。现在她后悔了：她有很多事情想和亨利讨论；都是些无关个人好恶的事，不会带来一点儿麻烦。在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她曾经拥有过这样独一无二的机会，这样一种召之即来的特权，现在它一去不返，压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石板之下。

（古奇街站）

要是知道她摆脱了卡丽获得自由，他一定觉得津津有味。他从来都不喜欢卡丽；她怀疑亨利不喜欢任何一个孩子。他从不批评谁——这是他为人处世的一个特点——但是斯莱恩夫人非常了解他（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根本就不了解他），分得出他对一个人是赞赏还是厌恶。他的表扬总是适可而止；但反过来，如果他不予置评，那就意味深长了。她记不起他对卡丽说过一句称赞的话，除非“我这个女儿，真是能干得要命”可以算作赞许。他每次看赫伯特的眼神都不言自明；查尔斯的诸多抱怨也从没能得到父亲的同情。（尤斯顿站）对于这个做了上将的儿子，斯莱恩勋爵的态度无异于在说：“我是不是应该打起精神，对这个卖弄文采、爱发牢骚的家伙讲讲我对政府部门的确切看法，毕竟我比他知道的多得多——还是不说也罢？”据斯莱恩夫人所知，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宁愿默默忍着。至于威廉，他明显避之唯恐不及，尽管斯莱恩夫人有意偏袒自己的儿子，总是把避而不见归结为他对拉维妮娅的厌恶。“亲爱的，”亨利有一次被催得没有办法，这才说，“我发现自己很难迁就像账本一样斤斤计较的那类心智。”斯莱恩夫人只好叹了口气，应了一句：是的，不得不承认，拉维妮娅给可怜的威廉造成了一定的坏影响。斯莱恩勋爵听了却说：“坏影响？他们俩是物以类聚。”以他的标准，这句反驳就算是刻薄了。

（卡姆登镇站）

对伊迪丝，他出于自私地有几分喜爱。伊迪丝一直住在家里，帮他做这做那，陪着他出去散步，还帮他处理一部分回信。诚然，她经常把信弄得一团糟，有的没签名就寄了出去，有的签了名却忘了写地址，这些信会经由“死信处”退回“榆园花园，斯莱恩”，这样的麻烦总是惹得斯莱恩勋爵好笑，而不是恼火。斯莱恩勋爵从来没有理由说他的女儿伊迪丝真是能干得要命。斯莱恩夫人有时候想，他喜欢伊迪丝，更多是因为他可以有机会逗弄她，而不是依赖她出于好心的帮忙。

（乔克农场站）

凯。不过，斯莱恩夫人还没来得及思考斯莱恩勋爵如何看待凯这个离奇现象，还没来得及在回忆的长河中钓起另一条鱼，就想起了她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在完全闲暇的日子到来之前，不要随心所欲地回想往事；在充分自由地纵情享受之前，不要放纵自己。她的盛宴绝不能被零碎的向往糟蹋掉。地铁本身也向她伸出了援手，颠簸着驶过几个站点后，地铁又一次停在了贴着白瓷砖的站台，一圈红瓷砖围绕着一个名字：汉普斯特德站。斯莱恩夫人摇晃着站了起来，伸手去握很实用的扶手；在这种时候，并且唯有在这种时候，在她必须追赶急匆匆的机械式生活时，她才会暴露老妇人的身份。她变得有点儿哆嗦，有点儿害怕。看得出来，年迈衰弱的她害怕被人催促。然而，她总是担心给别人带来不便，所以每次听见售票员喊“请抓紧时间”，她就信以为真，顺从地加快脚步；同样，她总是担心抢在前面过于显眼，所以总会让别人先上车，她自己就礼貌地等在后面。就这样，她好多次都错过了火车和公共汽车，卡丽为此常常气急败坏，因为她总是抢到了位置，车开动了，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站在月台或是人行道上。

这真是个奇迹了：到了汉普斯特德之后，斯莱恩夫人及时下了地铁，雨伞、包和塞在手套里的车票一样没丢。总之她下了地铁，站在暖融融的夏日空气中，俯视着伦敦的屋顶。她在那里站着，路人对她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对汉普斯特德的老妇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她迈开了脚步，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记得路；汉普斯特德看起来几乎不像是伦敦地区，这里昏昏欲睡，宛如村庄，那些暖融融的红色砖房、远处的树木和景色让她愉快地想起了康斯太布尔[约翰·康斯太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英国著名风景画家，在汉普斯特德创作了多幅作品。]的画作。她慢慢地、愉快地走着，丝毫不感到焦虑，就像来到了一个友好的隐居之所，她不再想着亨利对孩子们的看法，她根本什么都没去想，只惦记着一定要找到那所房子，“她的”房子，三十年前就是这样一座红砖排屋，屋后有一个花园。想到马上就能再看到这座房子，她不禁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三十年。比一个婴儿长成心智成熟的成人所需要的时间还要长十年。谁能说得出这期间房子经历了什么？是见证过动荡、荒废还是风平浪静？

这所房子确实已经等待了好些年，等待着有人住进来。从斯莱恩夫人三十年前第一次见过之后，房子就只租出过一次，租客是一对安静的老夫妇，他们的故事也不过是人类平庸无奇的故事——天知道，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一辈子已经够曲折起伏了，殊不知它过于平常，最终无声无息地汇入了芸芸众生的汪洋大海——一对安静的老夫妇，抛下了跌宕起伏的经历；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慢慢地黯淡，轻柔地飘散，他们就这样黯淡了，这样飘散了；事实上，夫妻俩都是在朝南的卧室里溘然长逝，卧室窗外就是桃树——看管人这样告诉斯莱恩夫人，以示鼓励，她随手拉起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她一边说话，一边撩起围裙，扫掉了窗台上的蛛网，又回头看了看斯莱恩夫人，那样子好像在说：“行了，喏，房子什么样你都看到了——也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所要出租的房子——赶快拿定主意吧，老天爷，我好回去喝茶。”但斯莱恩夫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轻柔地说她约了巴克陀特先生。

看管人可以走了，她说，不用再等了；她的声音里一定还留着几分总督夫人的威严，因为看管人的敌意转化成了略带狼狈的谄媚。但不管怎么样，她说，她必须得锁门。钥匙在她这儿。日复一日，她打开房门，用掸子敷衍地扫一遍灰尘，再锁上大门，让房子里只有寂静和墙上偶尔掉落的灰泥。夜里有灰泥掉落，白天必须得打扫干净。没人住的房子景况真是糟糕。常春藤从窗户缝里爬了进来；斯莱恩夫人看着藤蔓，嫩绿的新叶在阳光下无精打采地摇晃着。地上散落着几根稻草。一只巨大的蜘蛛飞快地蹿了过去，爬上墙壁，消失在缝隙里。是的，斯莱恩夫人说，看管人可以走了，巴克陀特先生肯定会好心帮忙锁门的。

看管人耸了耸肩。毕竟，房子里没有斯莱恩夫人可偷的东西，而且她惦记着喝茶。她收了半克朗[克朗（Crown），英国旧货币，半克朗为二先令六便士。]小费，然后就离开了。房子里只剩下斯莱恩夫人一个人了，她听到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看管人走了。看管人真是个名不副实的称呼：她们什么都不管。敷衍了事地用镀锌桶提来黑乎乎的污水，用脏兮兮的抹布在地板上胡乱擦一遍，就自认万事大吉。也许也怪不得她们，每星期只给几先令薪水，却指望她们把指节弄得越来越粗大难看，毕竟对她们来说，看管房子往好了说顶多是一份工作，往坏了说就是一桩麻烦。不能要求她们全心全意地把房子打理好。吃过几个月苦头就会磨灭一个人的热情，何况看管人吃了一辈子苦呢。也不能指望她们能感受到房子是一样多么古怪的东西，尤其是空房子；房子不仅仅是有序地堆砌起来的砖瓦，建造的时候用铅垂线和水准仪加以衡量，隔一段凿出一扇扇门窗；房子更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仿佛有一股一以贯之的气息吹进了这个四方砖盒框起来的空气中，并且要一直困在里面，直到囚笼四壁倒塌，它才会呈现在世人面前。房子啊，真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东西；这种私密无关于门闩、栅栏带来的私密感。如果说这样的迷信似乎违背理性，不妨回答说，房子是砖块组成的，人本身也不过是原子组成的，可人却自称有灵魂、有思想、有记忆和感知的能力，但这和那些永不停歇的原子没有任何关系，正如房子和静止不动的砖块也没有任何关系[薇塔对她出生的诺尔庄园有深厚的感情，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解释说，对她来说那里“更像是一个人，而不单是一所房子”。]。这种信念无法用理性来解释，我们也不能指望看管人考虑这些事。

斯莱恩夫人体验到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第一次独自待在可能成为家的空房子里，每个人都会有同感。她站在二楼窗前向外张望，但思绪却顺着楼梯上上下下，窥看着每一个房间，因为虽然这是她第一次进来，但她已经对布局感到熟悉了；这本身就表明她和这所房子意气相投。她的思绪甚至还跑到了地窖，她虽然还没有进去过，不过已经见到了青苔满布的台阶；她优哉游哉地想着里面有没有长菌子——不是斑斑点点的橙色菌子，而是那种颜色发白的——看着就知道有毒，而且让人心里发毛。也许菌子也应该算成是房子的入侵者吧，这么一想，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她所在的这个空荡荡的房间，此刻，那些放肆的住客正倾斜着身子，随风摆动、挥舞、雀跃。

这些东西——稻草、常春藤新叶、蜘蛛——许多日子以来一直独占着房子。它们不付房租，却肆无忌惮地享用地板、窗户和墙壁，过着轻松愉快、动荡不定的生活。斯莱恩夫人想要的正是这样的陪伴；她受够了奔忙，受够了争抢，受够了钩心斗角。她想和那些不知不觉间搬来空房子的住客融为一体，尽管她不会像蜘蛛那样织网。她满足于随风起伏，在阳光下长出绿意，随着岁月流逝，直到死亡轻轻地把她推出房子，再关上大门。她只想被动地接受，任由这些外在的东西对她为所欲为。但是首先，她得知道能不能拥有这所房子。

楼下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响动——是开门声吗？——她留神听着。是巴克陀特先生吗？他们约好了四点半见面，刚才已经敲过钟了。她必须见他一面，她心想，尽管她讨厌公事，她宁愿像稻草、常春藤和蜘蛛一样占有这所房子，只要加入它们的行列就好了。她叹了口气，预感到在她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花园里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签署文件、下达命令、挑选窗帘地毯，还要安排各种人员各就各位，带着锤子、大头钉、针线，之后她和她的行李才能在最后一次旅行之后安顿下来。为什么不让人拥有阿拉丁的戒指呢？不管再怎么简化生活，都无法完全摆脱其中无比的错综复杂。[创作本书时，薇塔刚刚买下西辛赫斯特城堡，并着手清理废墟、垃圾，修建日后著名的花园。]

她忽然想，三十年前她所知道的巴克陀特先生兴许已经被某个年轻能干的儿子取代了，她继而欣慰地看到，门厅里站着一位让人安心的老先生。她隔着楼梯栏杆向下张望，他的身形有一种奇怪的透视效果。她看到了他的秃顶；下面是肩膀，没有身躯可言，然后是一对漆皮鞋的鞋尖。他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也许他不知道客人已经到了，也许他根本不在乎。她认为他多半是不在乎。他看起来并不急于知道。斯莱恩夫人轻手轻脚地迈下几级台阶，好把他看得清楚些。他穿着一件亚麻料子的长外套，像是油漆工穿的那种；脸颊红润，有点儿胖，他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好像顽童在傲气地想着什么心事。她观察着这个奇怪的小身影，好奇他究竟要做什么。他依旧把手指按在嘴唇上，好像在命令自己不许说话，然后蹑手蹑脚地穿过门厅，走到一面墙壁前，墙面上留着一块污渍，说明那里原先挂着一只晴雨表；他接着在墙上飞快地敲了几下，像啄木鸟啄树干一样，摇了摇头，嘟囔着“掉了！掉了！”，然后撩起大衣下摆，做了两个漂亮的单脚尖旋转，回到了门厅中央，刚好脚尖点地。

“巴克陀特先生？”斯莱恩夫人边下楼梯边打了一声招呼。

巴克陀特先生跳了一步，换成另一只脚尖点地。他停在那里，欣赏着自己的脚背。接着他抬起头。“斯莱恩夫人？”他说着，颇为花哨地深鞠一躬。

“我是来看房子的。”斯莱恩夫人说，她觉得安闲自在，并且一下子就对这个行事古怪的老先生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巴克陀特先生放下衣摆，两只脚踩在地上，像一般人一样了。“啊，是了，房子。”他说，“我都给忘了。虽然玻璃要掉了，可我们还是得公事公办。那么你想看看这房子，斯莱恩夫人。这座房子很好，好到我谁都不愿意租。这是我自己的房子，你得明白，我既是房主，也是中介。如果我只是中介，替房主办事，那我就会觉得我有责任尽量把房子租出去。所以这房子才空了这么久。有很多人想租，但那些人我一个也不喜欢。不过你先看看吧。”他说“你”的时候略微加重了语气。

“我看过了。”斯莱恩夫人说，“看管人带我看了一遍。”

“可不是。一个讨厌的女人。又苛刻，又贪心。你给她小费了吗？”

“给了。”斯莱恩夫人觉得好笑，“我给了她半克朗。”

“啊，真遗憾。不过现在来不及了。嗯，你已经看过房子了。都看全了吗？卧室，三间；浴室，一间；厕所，两间，楼上楼下各一间；会客室，三间；休息厅；其他该有的都有。通水通电。半英亩花园；果树有年头了，包括一棵桑树。地窖很不错；你喜欢吃蘑菇吗？你可以在地窖里种蘑菇。我发现很少有女士喜欢喝酒，所以地窖还不如用来种蘑菇。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位女士愿意存上一桶波特酒呢。那就这些了，斯莱恩夫人，看过这所房子之后，你意下如何？”

斯莱恩夫人犹豫了一下，一时间她脑海中闪过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那就是把自己等他时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她很有把握，巴克陀特先生会一本正经、毫不惊讶地听着。不过她并没有这么做，只是以一个潜在房客应有的谨慎和保守简单地说：“我认为这房子应该非常适合我。”

“啊，但问题是，”巴克陀特先生再次用手指按住了嘴唇，“你适合这房子吗？我有一种感觉，你兴许很适合。而且，无论如何，世界末日之后你也不会想再住在这儿了。”

“我猜想我自己的末日会先一步到来的。”斯莱恩夫人微笑着说。

“除非你真的很老了。”巴克陀特先生严肃地说，“距离世界末日还有两年——我通过几步简单的数学计算就能让你明白。也许你不是数学家。女士当数学家的很少。不过假如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等你安顿下来之后，我哪天可以过来和你喝茶，顺便给你演示一下。”

“这么说我要在这里安顿下来了，是吗？”斯莱恩夫人问。

“我想是的——对——我想是的。”巴克陀特先生把头一歪，斜着眼睛看着她，“看来十有八九。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三十年来一直记得这所房子——你在信里是这么说的——我又为什么要拒绝那么多租客呢？这两件事在各自画出两条弧线之后，好像连成了一条线，不是吗？我对命运的几何构造深信不疑。假如哪天我可以过来喝茶的话，我也很乐意向你证明这个问题。当然了，如果我只是中介，那我绝不会提出来喝茶的请求。那可不合适。但是，既然我也是房主，我觉得一旦我们完成了全部交易，或许可以以平等的身份来往。”

“不错，我希望你不管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巴克陀特先生。”斯莱恩夫人说。

“你真是太客气了，斯莱恩夫人。我朋友很少，而且我发现，年纪越大，就越喜欢和同龄人交往，并且对年轻人退避三舍。他们太让人疲惫了，太让人忐忑了。我现在简直受不了和七十岁以下的人做伴。年轻人让人不由自主地去设想奋力拼搏的人生。老年人就可以让人回首过去，这时拼搏已经终了。这让人觉得闲适。闲适，斯莱恩夫人，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然而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说实在的，又有多少人渴望闲适呢？老年人是不得不享受闲适。他们要么体弱多病，要么疲惫不堪，可是总还有一半人还在叹息自己精力不复从前。真是大错特错啊。”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我是无罪的。”斯莱恩夫人如释重负地对巴克陀特先生坦白了。

“当真？那我们起码在一个重要事项上意见一致。斯莱恩夫人，二十岁真是太可怕了，其糟糕程度就像要参加全国越野障碍赛马。你心里很清楚，自己几乎肯定会栽进‘竞争小溪’，在‘失望树篱’摔断腿，被‘阴谋终点线’绊倒，并且肯定要在‘爱情障碍’触霉头。等你老了，你可以在比赛后的晚上告别骑师的身份，心里想着：‘啊，我再也不用参加那种比赛了。'”

“但是你忘了，巴克陀特先生。”斯莱恩夫人自己也陷入了回忆，“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很享受危险刺激的生活——渴望这样的生活——而不会心惊肉跳。”

“是啊。”巴克陀特先生应道，“这倒是真的。我年轻的时候当过轻骑兵。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猎野猪。我向你保证，斯莱恩夫人，我一看到一对漂亮的獠牙冲我扑过来，就感觉那是人生中无比美妙的时刻。在我现在的家里就挂着好几对獠牙，我很乐意展示给你看。不过我没有抱负——没有军事上的抱负。我对指挥部队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所以当然了，我辞掉了军职，从那之后，我就渐渐发觉，沉思的乐趣要胜过行动的乐趣。”

听着巴克陀特先生怪趣呆板的措辞，斯莱恩夫人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他当轻骑兵的模样，于是暗暗好笑，但她小心翼翼地没有表露出来。她很容易就相信了他的话：他从来没有一点儿军事抱负。她觉得他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不过，还是得提醒他回到实际问题上来，她这么想，虽然天知道这种漫无边际的谈话对她来说是多么新鲜的奢侈享受。“不过还是说说房子的事吧，巴克陀特先生。”她开口了，口吻很像卡丽在她交代珠宝之后言归正传的意思；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总督夫人气派把在灌木丛里猎野猪的巴克陀特先生拉回到了汉普斯特德的房租问题上。“我喜欢这所房子。”斯莱恩夫人说，“而且显然，”她露出了微笑，总督夫人的气派一扫而空，“你也同意我当房客。那么谈谈正事吧？谈谈租金吧？”

他愕然看了她一眼；显然，这期间他正一个人忙着猎野猪；他又变回了轻骑兵，忘记了自己是房主兼中介。这次他把手指按在鼻子上，打量着斯莱恩夫人，好让自己有时间思考。他好像对这个话题充满反感，尽管残存的经商习惯扯着他的袖子，拨着他的心弦；自然而然地，在他生活的世界里，租金并不重要。斯莱恩夫人也是一样；因此，在讨论房租的时候，简直想象不出还有比他们俩更话不投机，可是又更一拍即合的人了。“租金……租金……”巴克陀特先生重复着，像是正苦苦思索他原先知道的某个外语词是什么意思。

接着他眼前一亮。“当然了，租金，”他爽快地说，“你想以一年租期租下这栋房子吧？”在神游五十年前猎野猪的轻骑兵岁月之后，他想起了忘掉的词语。“如果租一年以上，”他补充说，“那简直太不值得了。房子随时可能空出来，到时候房子对你的继承人来说也是个麻烦。我想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协议。我喜欢能在短期内让我收回房子的租客。我个人对你很有好感，斯莱恩夫人，这种好感是突如其来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这栋房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能重新归我所有。单从这一个原因来看，你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租客。还有别的原因，当然了——人生中总会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为了正事着想，我现在必须忽略这些原因。这些原因纯粹是感情用事——比如说，我希望你成为这所房子的住户（这是以房主而不是中介的身份说的），并且我可以期待度过愉快的下午，和你一起喝喝下午茶，并向你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女士示范一下我的几个小演算。这些考虑只好暂且不提。我们要讨论的是租金问题。”他脚尖点地；接着回过神来，把脚收了回去；随后他注视着斯莱恩夫人，眼神里全是满足和得意。

他说得委婉得体，令人欣赏，斯莱恩夫人心想；我如果租一年以上简直太不值得了，因为房子随时都有可能空出来，而我躺在棺材里被抬出去。不过如果他走在我前面呢？我的确是个老太太，不过他也的确是个老头子。两个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人，委婉是很荒唐的吧？但是人们总不愿意直白地提及死亡，尽管大限将至的想法始终压在心头；于是斯莱恩夫人没有指出巴克陀特先生的说法可能是谬论，而是说：“一年的租约非常适合我。不过，这还是没有回答租金的问题吧？”

被逼无奈的巴克陀特先生一脸窘态。虽然他既是房主又是中介，但他是那种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美梦沦为金钱数额的人。还有，他已经认定了斯莱恩夫人这个房客。他选择了缓兵之计：“这个嘛，斯莱恩夫人，我也有一个问题。你愿意付多少房租？”

仍旧是委婉路线，斯莱恩夫人心想。他没有问：“你能付得起多少租金？”这种试探，这种像两只求偶的鸽子一样围着对方绕圈子的场面简直可笑。亨利一定会打断他们，用理智之斧劈开这团乱麻。可她喜欢这个古怪的小个子男人，并且庆幸，由衷地庆幸自己拒绝了卡丽同来。卡丽和她父亲一样，不由分说就要横加干涉，从而打破这种关系；他们这种关系就像一艘玻璃吹成的小帆船，迅速而精巧地长大成形、自由发展，每一根玻璃丝刚离开吹管接触空气，瞬间就有了硬度，可它又是那么脆弱，一旦不慎走音，破坏了空灵的涟漪，就会四分五裂。斯莱恩夫人退缩了，她说了一个数额，太多了；巴克陀特先生立即把数额减半，太少了。

但他们还是达成了协议。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做生意，不过这个方法非常适合他们，告别的时候，他们对彼此都非常称心。

卡丽发现母亲对房子的事不肯多说，不由得暗暗奇怪。是的，她看过房子了；是的，她见过中介了；是的，她已经安排好把房子租下来了。租期一年。卡丽惊呼一声。万一中介得到了更好的出价，把她赶出去怎么办？斯莱恩夫人睿智地笑了笑。那位中介，她说，不会把她赶出去的。但是，卡丽说，中介都是些唯利是图的人——很自然地——他们必须唯利是图——母亲怎么能保证一年之后不用被迫另找房子呢？斯莱恩夫人说，她料想不会发生这种事，巴克陀特先生不是那样的人。话虽如此，卡丽气急败坏地说，可巴克陀特先生也要维持生计，不是吗？靠慈善哪能做生意。还有，母亲安排修缮屋子布置房间的事了吗？她跳到了另一个话题，因为她对更改租约的事已经完全放弃了希望；还有贴墙纸、刷腻子、修补漏水的屋顶？这些事母亲都想到了吗？多年来，卡丽一直控制着母亲的所有决定，她当真倍感窘迫焦虑，更让她愤愤然的，是她无法由着性子发泄满腔的愤怒，因为如果一位老太太突然表示，她已经八十八岁了，有能力自己做主，那么她的女儿就没有理由对这位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发号施令。卡丽确信母亲根本没有能力办到；她眼睁睁看着自己大势已去并且惊慌失措，同时也确实担心母亲正一步步地，并且是无药可救地陷入最可怕的泥潭。斯莱恩夫人则平静地回答说，巴克陀特先生已经答应替她安排木匠、油漆工、水管工、家具商了。卡丽担心她是出于好意，不过完全没有必要。她和巴克陀特先生会把一切都处理妥当的。

卡丽觉得自己压根没必要提“估价”这个词了。母亲似乎已经脱离了她的掌握，进入了一个情感而不是理智主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个人会把别人的委婉和善意视为理所当然。卡丽清楚得很，那个世界和这个地球毫不相关。这和母亲对珠宝的漠然和愚钝是一回事。哪个有头脑的人会把价值五千镑，甚至七千镑的珠宝就那么随便给了人？哪个思维正常的人会想不到起码该给卡丽和拉维妮娅留一份？更不用说还有伊迪丝了。给可怜的伊迪丝留一枚胸针，她们是不会计较的。毕竟伊迪丝是父亲的女儿。可母亲却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出去，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没用的废木头，如今她还是一样，把自己连同钱包高高兴兴地交到了一个叫巴克陀特的老骗子手里。

不过，卡丽和兄弟姐妹们反复且详尽地讨论了这件事，并获得了莫大的安慰。他们于是越发团结了。他们每个人都非常享受下午茶聚会——下午茶是他们最喜欢的一餐，也许是因为这一顿最便宜——没有人介意别人总是重复说同一件事，甚至连措辞都一样。他们每次都再次给予认可，还连连点头，仿佛刚刚得到了什么发人深省的新领悟。卡丽和兄弟姐妹们在肯定和再肯定中得到了莫大的信心。一件事只要说的次数够多就会变成事实；把差不多一样的木桩一根根竖起来，足够多了，就在自己和难以预料的危险之间筑起了一道栅栏。死亡之后葬礼之前那句不绝于耳的“母亲真了不起”很快被另一句话取而代之：“亲爱的母亲啊——在任何实际的事情上都无可救药。”话虽如此——而且是翻来覆去地说，在威廉和拉维妮娅居住的女王门街、卡丽和罗兰居住的下斯隆街、查尔斯那间公寓所在的克伦威尔路、赫伯特和梅布尔居住的卡多根广场，这样的毅力真是值得称赞——话虽如此，他们还是拿这位和风细雨又无可救药的母亲毫无办法。她一向是那么言听计从，可揉可捏，这次竟然把他们彻底击溃了——她，以及她在汉普斯特德的房子，还有她那位巴克陀特先生。他们谁都没见过巴克陀特先生，谁都没有被允许见他；就连卡丽连同她开车接送的提议也被拒绝了；而巴克陀特先生的隐身只会火上浇油，让他们越发不信任他。他成了“这个掌控了母亲的家伙”。要不是斯莱恩夫人已经把所有的珍珠、翡翠、红宝石、祖母绿随随便便地交给了赫伯特和梅布尔，他们准会怀疑她按照巴克陀特先生的提议把珠宝都给了他。这个巴克陀特先生，对租约含糊其词，又热心联系了木匠、油漆工、水管工、家具商——他不是骗子还能是什么？在卡丽和她的兄弟姐妹看来，他的动机往好了说就是那个不祥的词语：委员会。

与此同时，巴克陀特先生和戈谢伦先生谈妥了。

“你必须明白，”他对这位可敬的手艺人说，“斯莱恩夫人虽然身份尊贵，不过手头并不富裕。戈谢伦先生，认为贵族必定阔绰可不保险。一位绅士曾经出任过印度总督和英国首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遗孀生活优渥。戈谢伦先生，我们的公共服务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因此，戈谢伦先生，你务必在保证自身合理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估价。作为中介，同时作为房产所有人，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代表斯莱恩夫人核实你的估价，就当这是我自己的事一样。”

戈谢伦先生也向巴克陀特先生保证，他绝不会占斯莱恩夫人的便宜。

热努第一次见到戈谢伦先生就对他产生了好感。“这位先生，”她说，“是懂行的。比如说吧，他知道，”她补充说，“他知道窗帘里要加多少铅坠。他还知道怎么刷漆才不会翘。我喜欢好手艺，”她又补充说，“——没那么贵，又不是粗制滥造。”热努和斯莱恩夫人从卡丽那里解脱出来，和巴克陀特先生还有戈谢伦先生相处得十分愉快。戈谢伦先生的各方面都让斯莱恩夫人喜欢，甚至包括他的外表。他看起来体面极了，总是戴着一顶老式的圆顶礼帽，帽子已经旧得发绿了，他就算在屋子里也从来不摘掉，但为了表示对斯莱恩夫人的尊敬，他会按着后帽檐把帽子往前一斜，然后再戴正。他的头发原本是棕色的，不过如今已经变得又灰又硬，帽子一歪，头发就会变得凌乱不堪，后面还有一缕头发会翘起来，让斯莱恩夫人为之着迷，但帽子的主人毫无察觉。他耳朵上总别着一支铅笔，这支铅笔很粗，笔芯又软，除了在木板上做记号，根本派不上别的用场，可斯莱恩夫人就只见过他用铅笔来挠头，此外从没见过有其他的用处。她很快就发现，戈谢伦先生就是那一类工匠，只要不是自己负责的活儿，他总能挑出毛病来。“这玩意儿真差劲。”戈谢伦先生在检查厨房炉灶的风门时会这么嘀咕一句。他总是拐弯抹角地说，要是这个活儿交给他来做，效果会好得多。不过，他同时也拐弯抹角地说，以他的经验，他是可以修好的；一个干得糟糕透顶的活儿，他可以修补，不过只能是勉勉强强。他平时沉默寡言，在巴克陀特先生面前也很低调，但偶尔也会忍不住发飙。斯莱恩夫人尤其喜欢看到他发飙，比如有一次他对组合排屋的石棉瓦屋顶发飙。因为难得一见，所以这类发飙就更显得珍贵。“我不明白，夫人。”他说，“人怎么能忍受没有美的生活。”戈谢伦先生可以从一块松木板上看到美，只要木板镶得合适，不过他自然更喜欢橡木板。“想想看，”他说，“有些人竟然要用油漆盖住木头纹理！”戈谢伦先生不年轻了，他少说也有七十岁，但他延续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传统。“这些货车，”他说，“震得墙都在抖！”亨利·斯莱恩一向思想开明，他从货车中看到了美，就像戈谢伦先生从做工精细的木板上看到了美一样；斯莱恩夫人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努力欣赏货车的美，如今她发现自己被放归到另一套价值观中，感到更加志趣相投。她可以和巴克陀特先生还有戈谢伦先生一起打发好几个小时的时光，热努则跟在他们身后，像一支可靠又矮小的歌队。热努稳稳地站在一旁，牛皮纸衬里咯吱作响，她这辈子原则上几乎看不惯任何人，却对巴克陀特先生和戈谢伦先生赞不绝口，简直像是爱上他们了。他们和夫人的孩子们（无论如何，热努对他们充满了敬畏）太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真令人费解，也令人高兴！两位老先生看起来真心希望一切都要按照斯莱恩夫人的喜好来，同时又要尽可能地省去开销；她每次试探性地提出一个想法，比如在浴室里装一个玻璃架子，或者不管是什么想法，他们都会默契地对视一眼，简直像是挤了挤眼睛，然后总是说，他们觉得没问题。热努喜欢看到夫人得到这样的对待——就好像她是一件珍贵、脆弱、无私的东西，需要有人坚定地保护她享受到永远不会自己开口要求的权利。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她。当然了，老爷是爱她的，也总是替她挡掉麻烦（老爷对每个人都那么彬彬有礼），可他性格过于霸道，以至于其他人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影子。她的孩子们也爱她，起码热努是这么想的，因为热努想象不出一个孩子会不爱自己的母亲，就算这个孩子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有些时候热努完全看不惯他们对母亲的态度；比如说夏洛特[卡丽的本名。]小姐吧，实在是太专横了，一天到晚不管什么时候都往榆园花园跑，光是她那副样子就能让一个胆小的老太太胆战心惊，她的话里往往还透着隐隐的不耐烦。而且在热努看来，他们一个个的都太精力充沛了，只有伊迪丝小姐和凯少爷例外；他们把可怜的母亲呼来喝去，大声说话，想当然地认为她的精力和自己相当。有一次，斯莱恩夫人要和威廉少爷一起出门，她提议坐出租车，但威廉少爷说不好，他们完全可以坐公共汽车。这时，热努正帮他们抵着前门，她几乎想自掏腰包给威廉少爷十八便士打车。她现在真希望自己当时冲动之下演了这出讽刺剧。把一位八十八岁的女士当作六十五岁的人来对待可不合理。热努自己其实只比斯莱恩夫人小两岁，每当她在榆园花园的门厅里给斯莱恩夫人穿上套鞋，递给她一把雨伞送她出去淋雨时，她都愤愤不平。这不像话，尤其是一想到斯莱恩夫人过惯了的那种生活：坐在大象背上，身后的象夫替她撑着阳伞。比起榆园花园，热努更喜欢加尔各答。

但在汉普斯特德，多亏了巴克陀特先生和戈谢伦先生，家里终于恢复了恰如其分的氛围。排场不大；这里没有副官，没有王子，尽管排场不大，却热情、亲切、尊重、警觉、慷慨，这才是该有的样子。巴克陀特先生行事风格与众不同，热努觉得他真是出类拔萃。他性格古怪，诚然，但他是一位绅士——一位真正的君子。他总有些奇特又美好的想法；他从来不慌不忙；他会在谈正事的时候岔开话题，说起笛卡尔或是构造的精妙。他所说的构造不是指墙纸的图案，而是生命的构造。戈谢伦先生也是从来都不慌不忙。有时候，他会抬一抬帽檐，用铅笔挠挠脑袋，就算是发表了意见。他很少说话，而且声音总是很轻。他痛惜现代社会手工艺的衰落；他不肯雇用工会成员，而是自己组织了一队工匠，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他亲自训练的，因此他们都很老，热努有时候真担心他们会从梯子上摔下来。工人们也参与了取悦斯莱恩夫人的阴谋；看到她来了，他们总是笑容可掬地问好，同时摘下帽子，赶紧把颜料罐挪开，好给她让路。不过，尽管屋子里弥漫着这种悠闲的气氛，工作进展得倒好像相当快，斯莱恩夫人每次来汉普斯特德，总有一些小惊喜等着她。

巴克陀特先生甚至还给她准备了小礼物，不过出于委婉，他的礼物都朴素又便宜，所以她可以大方地接受。有时是让她种在花园里的植物，有时是一瓶插花，摆在空房间的窗台上真是光彩夺目，不同凡响。他解释说，他不得不把花放在窗台上，因为房子里还没有桌子之类的家具，不过斯莱恩夫人猜测他其实更喜欢窗台，因为他可以把礼物挪到恰当的位置，他等着房客的时候正好让阳光洒在上面。有时候她想跟他开个玩笑，于是故意迟到半个小时，不过他没有露出马脚；有一次，距离花瓶三英寸[1英寸约为2.5厘米。]的一圈水痕出卖了他：看到她来晚了，他又上楼去把他的花挪到阳光底下了。晚年，斯莱恩夫人心想，肯定只能满足于小小的乐趣，因为证明了自己的猜测就给她带来了乐趣。尽管疲惫、虚弱，随时准备离开，不过她仍然可以和巴克陀特先生以及戈谢伦先生一起玩一个缩小版的小游戏，以此来自娱自乐，就像是伴随着逐渐模糊的音乐跳小步舞，也许有些造作，却象征着某种真实，是她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真实。造作的是形式，而真实存在于创造形式的心灵。若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尊重，礼节就不再空洞造作，而是成了一种大方得体、罩着面纱的优雅，用这套规矩可以表达更加深刻的情感。

他们三个都太老了，无法体验强烈的感受，无法你争我抢、钩心斗角、分出胜负。他们必须伴着小步舞曲的老拍子，绅士一鞠躬，就表达了他对女士的欣赏和殷勤，而女士摇着扇子，扇起的风还不足以吹动她的秀发。那就是晚年，什么事都了然于心，以至于除了象征性的动作，根本无力表达。滚烫的感情冲破束缚，从熔炉中喷涌而出，一颗心仿佛会被复杂而矛盾的欲望撑得迸裂开来，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如今只剩下黑白两色的风景，景物一模一样，只是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语言也被一个动作代替。

这期间，巴克陀特先生送着他的小礼物，斯莱恩夫人最喜欢的就是花。她有意了解巴克陀特先生，因此发现他在很多方面都颇有才能，其中插花方面的天赋便毫不逊色。他毫无顾忌、出其不意地用各种颜色摆成各种造型，最终的效果更像是一幅静物画，而不是一束鲜花，但其中蕴含的生命力是任何颜料都无法比拟的。摆在窗台上的花朵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被周围光秃秃的木板和灰泥衬得越发光彩夺目，那种光泽仿佛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他的创造力也用之不竭，这个星期他会扎一束花哨如吉卜赛风情的花儿，尽是蓝的、紫的、橙红的，到了下个星期又会带来一束粉彩般淡雅的花朵，粉的、灰的，点缀着一抹黄，再配上几枝淡奶油色的羽毛状花枝。斯莱恩夫人本来想当画家的，她很欣赏他的作品。巴克陀特先生是个艺术家，斯莱恩夫人说；热努本来不喜欢在家里摆花，因为花瓣会掉在桌子上，最后花儿不得不扔掉，还弄得废纸篓里湿漉漉的，但有一天连她也忍不住称赞说：“先生可以当花匠的。”

渐渐地，看到自己的心意得到了认可，他的礼物也更用心了。除了插花，他又为斯莱恩夫人准备了一束别在胸前的襟花。第一次出现了点儿困难，她不想看到老先生失望，在蕾丝和荷叶边下面找了半天，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别针，之后他总会带来一枚大大的黑色安全别针，牢牢地别在包花梗的银纸上，斯莱恩夫人也尽职尽责地用着了，尽管她也细心地提前备了一枚。这种细微、默契、将心比心的殷勤构成了他们的关系。

一天，斯莱恩夫人问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这么劳心劳力。为什么他要帮忙联系戈谢伦先生，监督他的估价，还检查工程的每一个细节？这肯定不是一个中介的分内事，就算是房主、中介也不必要吧？巴克陀特先生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我一直在想，斯莱恩夫人，”他说，“你会不会向我问起这个问题。我很高兴你问了，因为我一向赞成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说得对，这不是分内事。这么说吧，我做这些是因为我基本上无事可做，而且只要你不反对，我就很感激你把这件差事交给我做。”

“不对。”斯莱恩夫人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坚持要问个究竟，“不是这个原因。你为什么要这样保护我的利益？看吧，巴克陀特先生，你不仅管着戈谢伦先生——事实上，他比我见过的所有手艺人都让人放心——而且从一开始，你就想尽可能地为我省去麻烦。我也许是不太精通实际的事务。”她露出了那种迷人的微笑：“但我也算见过世面，知道你这一套不是做生意的惯例。还有，我女儿夏洛特……唉，还是别提我女儿夏洛特了。事实就是，我百思不解，而且也很好奇。”

“我不希望你把我看作傻瓜，斯莱恩夫人。”巴克陀特先生的语气十分郑重。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思考应不应该对她吐露心声，接着就匆匆忙忙地发表了一小段演讲。“我不是傻瓜。”他说，“也不是一个幼稚的老头子。我厌恶幼稚还有诸如此类的废话。对那些自欺欺人的家伙，我只有不耐烦。斯莱恩夫人，这个世界可怕得很。可怕，是因为世界的原则是生存竞争——真不知道这种竞争原则是该被称为惯例还是必然。这究竟是不可思议的妄想，还是生命的法则？又或者这是一种动物法则，而文明终有一天会把我们从中解放出来？斯莱恩夫人，目前在我看来，人类把所有的计算都建立在一个数学体系之上，但这套体系从根本上就是错的。计算结果符合了他的目的，因为他把种种限制强加给他的星球，好让他的前提成立。如果用其他的定律来判断，虽然答案仍然是正确的，但前提就只会显得不可理喻；精巧是够精巧，但是不可理喻。也许有一天真正的文明降临，然后在我们所有的答案上打一个大大的叉。不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长的路要走啊。”他摇了摇头，脚尖点地，陷入了沉思。

“那么你认为，”斯莱恩夫人开口了，她看出必须把他从抽象的思考中唤醒，“凡是反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妄想的人都是在推动文明进步喽？”

“是的，斯莱恩夫人，我当然这么认为。但是以目前这个世界的构成而言，这是一种奢侈，只有诗人才有资格享受，要么就是上了年纪的人。我向你保证，我辞去军职刚开始经商的时候，我是很凶狠的。真的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凶狠。谁都不能抢在我前面。我做事越苛刻，赢得的尊重就越多。要想迅速地赢得尊重，最管用的办法就是让你的同行看到你和他们不相上下。从长远来看，别的方法也会为你赢得尊重，但要想走捷径，什么也比不上给自己定一个高价，并且让别人不接受都不行。谦虚、节制、体贴、友善——都没有用，这些带不来回报。如果你遇见我以前的同僚，斯莱恩夫人，他会告诉你，我当年就是典型的逆我者亡。”

“那么你什么时候放弃了这些冷酷无情的原则呢，巴克陀特先生？”斯莱恩夫人问道。

“你不怀疑我是在自吹自擂吧，斯莱恩夫人？”巴克陀特先生望着她问，“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明白，我没有天真这样的毛病。我说过，绝对不能让你觉得我是个傻瓜。——我什么时候放弃了这些原则？嗯，我给自己定了个期限；我下了决心，到了六十五岁，经商这一行就再没有我这个人了。我六十五岁生日那天——更准确地说，是我六十六岁那天——早上醒来，我就是一个自由人了。因为我那套作风是职业使然，而不是个人意愿。”

“那这所房子呢？”斯莱恩夫人问，“你之前说，三十年来，你拒绝了自己不喜欢的房客。这肯定是个人意愿吧，不是吗？这很难说是生意吧？”

“啊，”巴克陀特先生用手指按住了鼻子，“斯莱恩夫人，你太精明了，你的记性太好了。不过别对我太苛刻：这所房子一直是我唯一犯糊涂的地方。也许我应该说，这是我唯一清醒的地方？我喜欢一丝不苟的措辞。我看出来了，斯莱恩夫人，你这个人喜欢开玩笑。我无意冒犯。要是女士们不爱开玩笑，那我们就太容易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一直有一个幻想，看吧，我希望能在这所房子里度过晚年，所以我自然不希望这里的气氛被志趣不合的人破坏了。你可能注意到了——你当然注意到了——这里弥漫着一种成熟而超然的奇妙气氛。我加倍小心地呵护着这种氛围。尽管我们没办法创造一种氛围，不过至少可以保护它不受干扰。”

“但既然你打算自己住——好吧，死在这里，”斯莱恩夫人看到他举起了手，正准备纠正她，于是改了口，“那为什么要让给我呢？”

“哦，”巴克陀特先生语气轻松，像在安慰她，“斯莱恩夫人，你的租约不大可能妨碍我的打算。”

巴克陀特先生虽然彬彬有礼，但在这一点上却始终是一副铁石心肠，他毫不讳言斯莱恩夫人只是短期租住。每次劝她不要做不必要的开支时，他的理由都是花那笔钱不值得。一次斯莱恩夫人提到安装中央供暖系统，他提醒她说，作为她最后的居所，她在这里过不了几个冬天，倘若要过冬的话。“当然了，”他满怀同情地补充说，“一个人没有理由不尽可能地过得舒服一些。”热努无意中听到了这番话，于是动用了她的宗教信仰来强调愤怒之情。“先生觉得天堂里没有暖气吗？认为上帝不与时俱进，这个想法未免肤浅。”尽管如此，巴克陀特先生还是坚持己见，认为屋子里用油灯来取暖就够了。他算出了一个冬天需要烧多少加仑石蜡，还对比了凿开墙体安装壁炉和管道的费用。“但是，巴克陀特先生，”斯莱恩夫人不无恶意地说，“作为房主兼中介，你应该鼓励我安装中央供暖系统才对。想想看，这对你的下一个房客会有多大的吸引力啊。”“斯莱恩夫人，”巴克陀特先生回答说，“为我的下一个房客着想和为我现在的房客着想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这向来是我的生活准则；多亏了这条准则，我才能始终保持清晰的人际关系。我完全支持界限分明。我不喜欢模糊不清。大多数人都犯了一个错误，把自己的一生过得模糊不清，弄得谁也不高兴，自己尤其不高兴。妥协的本质是否定。我的原则是，专心讨好一个人总比分心讨好几个人好，不管这要冒犯多少人。我这辈子得罪了很多人，但没有一次得罪人是我后悔的。我信奉享受当下。生命太短暂了，斯莱恩夫人，时间飞逝而过，我们必须抓住它的尾巴。回想昨天和盼望明天都无济于事。昨日已逝，明日难料。就连今天也是岌岌可危，上帝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们，”巴克陀特先生模仿起《圣经》的文风，同时脚尖点地，好像在强调自己这番话，“不要安装中央供暖系统，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多少日子[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下一个房客尽可以去地狱里取暖。我是来给你提建议的；我的建议是，买一盏油灯吧——多买几盏。油灯能给你取暖，让你渡过难关，只不过可能要经常换灯芯罢了。”他换了一只脚，一甩衣摆，摆出一副演讲到此结束的架势。戈谢伦先生颇为尴尬地歪了歪帽子。

斯莱恩夫人发现，他之所以坚信自己的租期非常短暂，是出于两个原因：巴克陀特先生对她的寿命的估计，以及他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他郑重其事地讨论起这个话题，也毫不避讳在场的热努和戈谢伦先生，他们两个并不愿意谈到这类话题，而是一个想讨论被单毛巾柜，一个想讨论涂料。热努只好把被单放一放，戈谢伦先生也只能暂时忘掉那些满月形状的小色块，那些叫作庞贝红、石灰、橄榄绿、虾粉的颜料。巴克陀特先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永恒的事物上，对被单毛巾柜和涂料的兴趣顶多只是敷衍。他只能忍受五分钟，不能再长了。之后，他就会对戈谢伦先生冷嘲热讽，说什么他的码尺在不同的房间里长度不等，要看房间是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还说热努的柜子本质上不可能是水平的，因为整个宇宙是弧形的，这些话听得热努和戈谢伦先生惴惴不安，不过热努越发敬佩巴克陀特先生的学识，戈谢伦先生的帽子则差点歪到了鼻尖上。巴克陀特先生看到他们听得糊里糊涂，不禁幸灾乐祸起来。他知道，斯莱恩夫人能够欣赏他的理论，但即使是为了保护她，他也没有飘飘然。“你们可能知道，”他站在一间还没完工的房间里，几个油漆匠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好听他说话，“至少有四种理论预言了世界末日。大火、洪水、严寒和碰撞。还有别的理论，但那些都太不科学、太不现实，所以可以不加理会。当然了，还有数字命理。我认为数字是宇宙永恒和谐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是个坚定不移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数字存在于虚空之中；数字无论如何都不会毁灭，即使宇宙可能毁灭。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独到见解，能够解释巴比伦人的神圣数字：一千二百九十六万。你们都记得吧？或者是威廉·米勒的计算，他通过一套加减法，断定世界将在1843年3月21日毁灭[美国牧师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1782-1849），曾预言耶稣再临的日期。]。不，我自己研究出了一套系统，斯莱恩夫人，我可以向你保证，尽管答案让人沮丧，却无可辩驳。大毁灭近在咫尺。”巴克陀特先生说到了兴头上，他踮着脚尖走到墙边，用一截粉笔小心翼翼地写下了PΩMH。一个油漆匠跟了过去，同样小心翼翼地用刷子把字迹涂掉了。

“可在这之前，夫人，”热努问，“我的被单怎么办？”

斯莱恩夫人从来没有和谁相处得这么愉快。和这两位老先生的相处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她曾在才华横溢、身居要职的人物中间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并让自己适应了他们的谈话，在和世俗事务打交道的那些年里，她学会了把零散的信息拼凑在一起，而这些信息对她来说着实难以整理，甚至很难记住；她于是总会想起小时候，那时她的知识里似乎存在着巨大的空白，她总是茫然地听着别人提到爱尔兰问题、妇女运动，还有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这是两块特殊的绊脚石，尽管她已经听别人解释了十几次，却还是没办法自如地分辨出两者的区别。她总要费尽心思在亨利面前掩饰自己的无知。最后她总算表现得无懈可击，亨利会倾诉自己的政治困惑，并且丝毫不曾怀疑妻子早已忘记了他的论点。她暗自为自己的不足感到羞愧。可是该怎么办呢？她记不起来，不行，她根本记不起来阿斯奎斯先生为什么不喜欢劳合·乔治先生[阿斯奎斯（H.H. Asquith，1852-1928），1908-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由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接任首相。薇塔的小儿子奈杰尔在《婚姻的肖像》（Portrait of a Marriage，1973）中描述，哈罗德身为外交官，曾和劳合·乔治共事，而薇塔从不关心。]，也记不起来工党[工党，成立于1900年，最初称为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称工党。]这个来势汹汹的新政党到底以什么为宗旨。她最多只能掩饰自己的无知，同时在大脑中疯狂地搜寻相关的零碎信息，好能给出一句说得过去的回答。在巴黎那几年，她尤其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法国人伶俐的谈吐（她极为欣赏）总让她觉得自己笨嘴拙舌；虽然她可以坐在那儿如痴如醉地听上几个小时，听格言警句有如烟花般绽放，惊叹别人有能力把生活的某个方面总结成一句话，而对她来说，这些重要的东西需要她穷尽一生去思考；然而，她沉静的享受中总是夹杂着一丝担忧，她生怕随时会有某个客人误以为冷落了她，因此礼貌地转头看向她，抛来一只她无法接住的球：“大使夫人又怎么看？”虽然她知道，自己心里理解了他们的话，甚至比他们本人理解得还透彻——因为法国人的谈话似乎总是围绕着她最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而且她觉得自己对这些话题确实有所了解，只是不会表达——她只好呆呆地含糊其词，说两句不置可否甚至言不由衷的话，同时她感到坐在一旁的亨利一定在为妻子的丑态痛苦不堪。然而，私下里，他总喜欢说（尽管这种时候很少），她是他所认识的最聪明的女人，因为尽管她经常不善言辞，却从不说一句蠢话。

她不断祈祷让这些痛苦永远都是她的秘密，无论是亨利还是餐桌上的客人都不要发现她真实的一面。她还有类似的其他弱点，也让她暗暗羞愧，不过程度略轻一些。比如说，她填不对支票，数字和文字金额总写得不一致，记不住画线，记不住签名[据奈杰尔在《婚姻的肖像》中回忆，薇塔本人“看不懂个税报表，简单的一列数字相加也不会算”。]；她不懂什么是债券，也不懂普通股和延期股之间的区别；至于那群不可思议的牛、熊、鹿、大象[金融行业有很多以动物命名的词语，市场行情呈上涨趋势的称“牛市”，反之称“熊市”，“鹿”指短期内进行买卖的投机者，“大象”指股市中的一些权重股。]，她简直觉得置身野兽马戏团。她尽职尽责地相信这些事情事关重大，因为显然是这些事让世界不断运转；她相信，政党政治、战争、工业、高出生率（她学会了称之为人力）、竞争、秘密外交和猜忌，都属于一个必不可少的游戏，说必不可少是因为她认识的那些最聪明的人都以此作为事业，尽管对她来说，这个游戏无法理解；她相信一定是这样的，可她往往忍不住觉得，仿佛看着一群人活在一个可怕又可笑的梦里。整个可悲的体系似乎都建立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惯例之上，根本难以理解，就像货币理论（别人这么告诉她）和黄金的实际供应量毫无关系。世人选择用黄金而不是石头作为象征，这只是偶然；世人把争斗而不是友好作为原则，这也是偶然。选择石头和友好可能会更和睦——这是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显然从来没有想过。

她自己的孩子也是在同样的传统中长大的，她对此无能为力。那是自然。他们就这样长大了，你争我抢，不满足于随遇而安。赫伯特总是那么自命不凡、野心勃勃、愚笨而不自知；卡丽忙着她的委员会，操着一副颐指气使的口吻，干涉不想被干涉的人，单单因为她喜欢干涉，她母亲对此很肯定；查尔斯总是满腹牢骚；威廉和拉维妮娅永远斤斤计较、省吃俭用，俨然把这当成了职业。他们都不懂真正的善良，不懂优雅，不懂隐私。只有伊迪丝和凯能让母亲感到些许共鸣：伊迪丝总是糊里糊涂，每次都想把事情做好，结果却越弄越乱，她想退后一步观察生活，观察生活的全貌，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是不可能的，可伊迪丝真心地感到困扰，为此郁郁不乐（不过这种不安让她更加可敬了）；凯——好吧，在她所有的孩子中，也许只有整天摆弄罗盘、星盘的凯是最不争不抢的；当他关上房门，拿出掸子沿着书架一排排地掸灰的时候，却拥有最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他自己却毫无察觉。是的，凯和伊迪丝最像她；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她会带进坟墓里的笑话。

除此之外，她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女人，总是和她表面上所信奉的信条相左。时不时地，她也经历过美妙的邂逅，结识了灵魂相投之人。去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印度北部古城，1571-1585年曾是莫卧儿王朝的首都，由阿克巴大帝修建，意为胜利城。]的路上有一个同行的年轻人；那人的名字她已经忘了，又或者她一直就不知道他的名字；她曾注视过他的眼睛，只有片刻的工夫，接着她心生不安，退却了，她慢悠悠地走去找总督和那群头戴遮阳帽的官员。这样的邂逅少之又少，并且由于她生活的环境，幸好总是匆匆结束。（然而，她仍然坚信，许多灵魂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只是盖着一重重世俗的套话，再也无法清晰地奏出共鸣。）和巴克陀特先生还有戈谢伦先生相处的时候，她感到自在极了。她可以毫不难堪地告诉巴克陀特先生，她分不清地方税和国家税。她可以告诉戈谢伦先生，她分不清伏特和安培。他们两个都没打算解释。他们立刻打住，只是简单地说，交给我吧。她交给了他们，并且知道，她没有信错人。

说来奇怪，这样的陪伴带给她的是多大的宽慰和放松！是由于老年的疲惫，还是期待已久的重返童年？所有的决定和责任又可以重新交到别人手中，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着美梦，信仰这个充满阳光和仁慈的世界。她想，如果我再年轻一次，我会拥护冷静、沉思的生活，反对积极、算计、争斗、虚假——是的！虚假，她大声喊了出来，她用拳头在另一只手的掌心里捶了一下，感到了一种不习惯的力量；随后，她试图纠正自己，琢磨这也许只是一种消极的信条，一种对生命的否定，甚至也许是坦白自己有心无力；最后她得出结论，并非如此，因为在沉思中（以及在追求她不得不放弃的唯一一个爱好时），她可以洞察到更幸福的生活，比起以结果和活动来衡量事物的几个子女，她看得更加真切。

她还记得，和亨利一起穿越波斯沙漠的时候，马车周围飞来了成群的蝴蝶，黄白相间的蝴蝶翩翩起舞，在他们两侧、头上、周围盘旋，时而步调一致地往前面飞去，时而又飞回来陪在他们左右，就好像围着这辆笨重的马车展示轻灵的舞姿很好玩儿，可它们还是无法适应这样稳健的步伐，所以为了解闷，蝴蝶腾空而起，或者飞到车轴下面，在马蹄下一次落地之前又从另一侧飞了出来。于是，沙地上出现了点点黑影，就像抛下了一个个黑色的小锚，用看不见的缆绳把它们拴在地上，但又忽快忽慢地把它们拖来拖去，让它们不得不跟着。她还记得，从黎明到黄昏追随着太阳前进的单调旅程让她入了迷，就像犁笔直而缓慢地划出一条土沟，一圈又一圈地追逐太阳，绕着世界一圈又一圈地转——她还记得，她觉得这就好比她自己的生活，跟着亨利·霍兰的身影，就好像他是太阳，但又时不时地飞进一团蝴蝶的云影，那是她自己无拘无束、无关紧要的想法，跳跃着、飞舞着，但丝毫不能改变前进的节奏。蝴蝶的翅膀从不触碰马车，总是摇曳着，躲闪着，一会儿飞得远了，但又飞回来逗弄、炫耀，在车轴之间飞来飞去，过着独立又美好的生活；一群流浪的小鬼在沙漠上空、在跋涉的马车周围飘飞；但是亨利，肩负着考察任务的他只是说：“很严重啊，这些人的眼炎——我必须得做点什么。”她知道他说得对，他会跟传教士交代，于是她把心思从蝴蝶上收了回来，转到了自己的职责上，她决定，等他们到了亚兹德或是设拉子[亚兹德（Yezd）、设拉子（Shiraz），均为伊朗城市名。]，不管是什么地方，她都要找传教士的妻子们好好说说村里的眼炎情况，还要安排从英国再运送一批硼酸过来。

可是，不知为什么，翩翩起舞的蝴蝶在她心里始终更重要。[薇塔在游记《德黑兰过客》（Passenger to Teheran，1926）中写道，在前往伊斯法罕的路上，“走了大约两个小时，这时成群的蝴蝶跟在我们周围，那些小小的影子在身旁的尘土中翩翩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