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剧院后台总是一种奇异的体验，就像踏入了一个秘密世界。

当你穿过后台入口的那一刻，观众享受和期待的舒适都消失了。在后台，一切都毫无感情地保持着老式传统和实用主义，仿佛是建筑师在特意提醒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家只是仆人，比起那些付费观众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杂耍剧院建于十九世纪末，采用罗马式风格建造，亨利·欧文就是在这里取得了自己的首次凯旋。我之前描述过剧院里富丽堂皇的大厅和观众席，但镜子另一侧的走廊和化妆间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地板上铺着油毡地毯，管道和电缆混乱地穿梭在墙壁上，蜿蜒曲折地绕过灭火器、警报器和晃眼的裸露灯泡。我很喜欢那些废弃的机械零件，它们一百年前就固定在那里，然后被逐渐遗忘。甚至那个贴满了破旧卡片和剪报的布告栏，可能来自警察局，或者一间已经倒闭的中学。我觉得这一切都很迷人。任何一家伦敦剧院的后台都可能成为一个很棒的布景。只需一瞥，你就能确切地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当我回到杂耍剧院后门的梅登巷时，下起了倾盆大雨。剧院一般晚上十点关门，但剧院的代理后台门经理基思同意让我们在那里待到午夜。斯凯·帕尔默比我早到片刻，正在甩着一把古驰伞上的雨水，伞上印着标志性的菱形图案和标识。和阿赫梅特的手表不同，我认为这可不是假货。她能来让我感到有点惊讶，因为她不常和剧组其他成员社交。但也许因为这是首演夜，她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

在派对上我几乎没和她说过话，于是趁这会儿恭喜她的表现，“我觉得你今晚表现得很精彩。”

“是吗？我也说不好……”

她为什么要这么冷淡呢？“我觉得观众很喜欢。”

“也许吧。”她的话听起来没什么把握。

所幸基思拯救了我俩的尴尬，他从他那个狭小的、形状奇怪的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盒子。“这个是给你的。”他一边把盒子递给我，一边说道。

这是首演礼物，上面贴着一张阿赫梅特手写的祝好运便笺。斯凯狐疑地看着盒子，但不得不说，我是有些感动的。我打开外盒，取出里面用包装纸紧紧包裹的物品，撕开纸，是一把装饰匕首，大约二十厘米长，装在一个黑色的皮鞘里。刀刃是银色的，非常锋利。刀柄是木制的，带着一个金属圆形徽章的浮雕，上面有看起来是凯尔特编结工艺的装饰。这似乎是一把古老的苏格兰匕首，明显是仿制品，而且做工粗糙。当我触摸徽章时，它还晃动了一下。

“哇……看这个。”我把它拿给斯凯看。与此同时，我不禁觉得有些奇怪，“不知道它和这场戏有什么关系呢？”我补了一句。我说的是事实。《心理游戏》虽然暴力，但没有人死亡，当然也不会用到匕首。

“你得看看刀刃。”斯凯说。

我听从了她的建议，然后看到刀刃上的七个字：“这是一把匕首吗……？”

“他去年制作了《麦克白》，”斯凯一副就事论事的语气，我有点意外，她不像大多数演员那样迷信地称之为“苏格兰剧”（指《麦克白》）。这更加强化了我对她的既有印象，她并没有完全投身于演艺世界。“他把演出搬到了约克郡的一座城堡遗址上，但没有演几天。头三场演出都是瓢泼大雨，班克威摔到了泥里，于是到了周末就结束了。他给剧组人员搞了这些东西。”

“他是把剩下的给我们了？”

“没错。我的在化妆间里呢。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好吧，”我试着说，“我觉得心意是最重要的。”

“是啊。他以为我们不会发现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气鬼。”

我们在走廊的登记簿上签好自己的名字，并记录了进入时间，然后穿过推拉门，经过第一个化妆间。乔丹·威廉姆斯从里面走出来，看到我脸上滴着水，笑了起来。我不像斯凯那样带了雨伞。

“你看起来像一只淋湿的老鼠！”他大声说着，好像每个词都经过了排练似的。他递给我一条毛巾，同时，也看到了那把匕首。“看来，你已经拿到了你的首演礼物。”他拿出自己的匕首，向我挥舞着，“我也有。”他显然心情很好。对他来说，表演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他喝了不少酒。“我们下去吧？”

在伦敦为数众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剧院里，杂耍剧院很不寻常，因为它有一个供演员会面和放松的休息室。我们走下楼梯，沿着走廊来到一个狭小的正方形房间，伊万和提里安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了。提里安像承诺的那样，开了一瓶威士忌。此刻他正坐在桌旁，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半杯酒，椅子上摆着他的背包。斯凯从她在休息室隔壁的化妆间取回了一瓶伏特加和一块巧克力蛋糕——这些都是朋友送她的礼物。乔丹穿着在演出之间经常穿的睡袍，手里拿着他的匕首，跃身扎进扶手椅里，还将一条腿垂到扶手的一侧。伊万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不小心洒了几滴在地毯上，为杂耍剧院的百场首演留下的液体痕迹又添了一笔。以往这个房间可能显得破旧不堪；但此刻，那些陈旧的桌子、椅子和沙发，还有一侧摆放的水槽和老式冰箱却显得无比温馨。室外雨点拍打着窗户，但室内温暖舒适，不仅开了双管的加热器，还放着诺埃尔·科沃德的音乐CD。每个人都放松下来，甚至乔丹和提里安两个人都相处得怡然自得。

当我回想《心理游戏》在伦敦上演的经历时，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由衷快乐的晚上，它是从对这部剧胜券在握到明白只是南柯一梦之间的短暂间隔。在休息室的那一个小时里，我是团队的一部分；也是在那一个小时里，所有伴随排练的紧张和对峙都消失了——好像我们已经接受了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在一起。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妨喝到烂醉，享受当下。我们聊天，我们欢笑，我们回顾排练和旅途中的故事。提里安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伊万，乔丹还用他的苏格兰匕首分切了蛋糕。

大约晚上十一点半，阿赫梅特提着两瓶土耳其香槟出现了，毫不意外地，莫琳也跟着一起来了。为了首演，她把自己打扮得很时尚，除了皮草和珠宝外，她还去做了头发，头发卷得像刷锅的钢丝球。阿赫梅特心情格外好，尽管后台不允许吸烟，但他还是叼着一支难闻的香烟。他刚从派对出来，听到的赞美之词还在耳畔。他坚信这部戏已经成功了。进屋后他用双手抓住我。

“你是个天才！”他兴高采烈地喊道，“一个伟大的天才！”他的语气听起来如释重负，似乎直到现在才真正相信这部剧的成功。

每个人都为我干杯，大家都已经喝高了。

幸福总是无法持续的，它转瞬即逝。

午夜十二点整，斯凯突然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来。

“网上有一个评论！”她叫道。

“这么早？”伊万说。他的表情有点难看，“是谁写的？”

“哈丽特·斯罗索比。”斯凯注视着屏幕，我们都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我读不出口……”她低声说。

“让我们看看。”提里安夺过手机，放在桌子上，大家都围了过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内容：

“两头都不沾”的惊悚喜剧，既不搞笑也不刺激，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折磨呢？是搞笑，还是刺激？这是个问题。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结果是产生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问题。这就是安东尼·霍洛维茨在杂耍剧院贡献的演出。安东尼因“亚里克斯·莱德系列”而闻名，公正地说，这些书激励了一代男孩子阅读，但显然他的才华远不足在西区的舞台上为成年人提供一个旷心怡神的夜晚。他需要为这样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话虽如此，我不得不问，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人才来参与这场令人苦不堪言的乱局？

故事情节再简单不过：记者马克·斯泰勒（提里安·柯克饰）来到疯人院要采访一名囚犯——一个名叫伊斯特曼的连环杀手。但他必须要先说服疯人院院长法夸尔医生（乔丹·威廉姆斯饰），得到他的允许。很快大家就看出不对劲了。为什么法夸尔医生的办公室里有一具人体骨架？为什么B座总是传出奇怪的尖叫？为什么普林普顿护士（斯凯·帕尔默饰）一直胆战心惊？

疯子们已经控制了疯人院，这就是原因。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就像一场苍白无力的魔术表演，不仅主角的身份像扑克牌一样被洗牌，舞台布景也参与其中。门打开后一会儿是个壁橱，下一秒却变成了走廊，墙上的画也在缓慢变化。可能这些特效意在呈现疯狂和理智，想要表达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感知。但可悲的是，这个剧本的制作非常廉价，这些特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告诫我们，应该去别的地方看戏。

随着剧情发展，无端暴力开始升级。最后，杀人犯伊斯特曼获得了自由身，并掌控了局面……而普林普顿护士则面临绑在椅子上被宰杀的命运，让整个情节变得越来越令人厌恶。这时，我自己都忍不住想揍一顿引座员，然后逃离现场。男性对女性随意施加伤害的剧情尤其引人不适。斯凯·帕尔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但她的角色处处受到贬低和矮化。与之相对的，乔丹·威廉姆斯在饰演法夸尔医生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他没有注意到没有人喜欢这个角色。随着年龄增长，威廉姆斯先生却越发油腻，他的表演只是在取悦自己。他可能是对的。真的很想知道他到底还要再做多少糟糕的职业选择，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没的可选了，最后只能以失业收场。

最令我失望的莫过于提里安·柯克。第一次见他时，我就认为，他会是这一代最有前途的演员之一，但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他的表演相当孩子气。难以置信的是，当事情变得暴力时，他演得太假了。柯克在电视剧《重任在肩》中的表演非常出色，但他的舞台首秀并不成功。导演实在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伊万·劳埃德就像自动驾驶模式一样在执行任务。在他的手中，这部剧从未真正燃起来，在演出中场休息之前，我就已经猜到了结局。

我对霍洛维茨先生的建议是：还是专注写儿童读物吧，在那里或许有不那么苛刻，能够容忍无邪想法的观众。至于对观众的建议呢？我会说，如果你实在想看这部剧的话，那就奔跑起来去买票吧。毕竟我猜这部剧不会上演太久。

看完评论后，大家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伊万第一个开了口：“至少她给了我们一个可引用的宣传语，‘奔跑起来去买票吧’！我们可以把它张贴在剧院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

不可否认，这对于这部戏来说是当头一棒。这是第一篇评论——而且出现得这么快——更是雪上加霜。其他评论家会看到吗？这会是一连串口诛笔伐的开端吗？哈丽特·斯罗索比的评论几乎伤害了房间里的所有人，我可以想象每个人都会反复琢磨评论中提到自己的部分。伊万·劳埃德的自动驾驶模式，乔丹·威廉姆斯的油腻，提里安·柯克的孩子气，只有斯凯·帕尔默稍微轻松些。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却被愚蠢的作家贬低了。我呢？哈丽特给了我最多的笔墨，愉快地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我。当然，我得假装不在乎，这只是一篇评论，她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我已经被挫败感淹没了，它像一股巨浪一样扑灭了我在西区长期演出、移师百老汇、拍摄同名电影，以及制作续集的所有希望。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评论中的内容，而是其中充斥的恶意。她似乎很享受构思些小妙语并朝我喷射的感觉。比如那个“是搞笑还是刺激”的例子。她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无邪’是什么意思？”阿赫梅特问，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希望的意味，也许他在想这可能是一种赞美。

“无关紧要。”莫琳说。她站在他旁边，脸色苍白，嘴唇紧闭。

“贱人！”乔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就像爆炸一样喷发出来。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满脸怒气。“这根本不是什么评论，是肮脏的诽谤！而且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这样对我了。我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次，她都在针对我。我要杀了她。我发誓……！”他将手中阿赫梅特送的匕首，狠狠地插进了剩下的蛋糕中。

“只是一篇评论而已。”伊万说出了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的话。作为导演，他在尽力维持大家的团结。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这只是她的观点，”他疲倦地继续说，“其他评论家经常跟她意见不合。我执导《安提戈涅》时就是这样。”

“就应该捅她一刀！”乔丹仍在表达自己的愤怒，“她就是个怪物，不能放过她。”

“她怎么这么快就写好了呢？”我问，“才散场几个小时。”

“剧还没结束，她就开始写评论了，”伊万解释道，“她以此出名。在中场休息期间写一半，回家的路上写剩下的。”

“她住在帕丁顿后面，”斯凯说，“在运河附近有个房子，估计是在出租车后座完成了这篇评论。”

“可她为什么这么着急发表呢？”我继续问，“都不能等到星期日吗？”

“她肯定想要领先别人。”斯凯匆忙地关了手机，塞进口袋，“对不起。我真希望我没点开它。”

阿赫梅特坐在那里，肩膀耷拉着，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阴沉。被雨淋过的头发还湿漉漉的，像油漆一样贴在头皮上。他点了一支烟，然后把烟盒扔到地上。“这个女人简直一派胡言。”他宣布道，“在巴斯、雷丁、温莎，大家都很喜欢这部戏。我在现场！我看到了。她写的……像屎一样。”

“真是恶心。”莫琳轻声说。

提里安始终一言不发。他的身体似乎蜷缩在昂贵的衣服里，就好像他——而不是衣服——刚从洗衣机里掏出来一样。此刻的他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愠怒而瘦弱的少年，咬着下唇，好像刚刚因在课堂上讲话而被批评了似的。“她去死吧！”他说，“我要回家了，我已经喝多了。”他收拾好几件物品，抓起背包，匆匆离开了房间。

我们都想离开，但是立即结束派对就意味着承认我们被哈丽特·斯罗索比的评论打败了，证实了她对我们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剩下的六个人又聊了几分钟，接着喝了一些伏特加和威士忌。但是大家都魂不守舍。斯凯是第二个离开的。也许她比我们都痛苦，毕竟她是那个展示评论从而破坏了气氛的人。她走之后，我也走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我想回家，想把杂耍剧院抛诸脑后，想忘记这部剧曾经演出过。我知道我很幼稚。这只是一篇差评。但是当被评论家抨击时，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不会感到愤怒、羞耻、怨恨和痛苦。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隐藏得更好罢了。

雨渐渐停了，但当我回到克莱肯威尔的公寓时仍然觉得浑身湿冷。已经凌晨一点了，我筋疲力尽，一躺到客房的床上，立刻就睡着了。不出所料，我梦到了哈丽特·斯罗索比。我又看见了她戴着那副角质框架的眼镜，听到了她不友善的声音。乔丹·威廉姆斯也在画面里，戳着蛋糕，我听见他在说：“就应该捅她一刀！”然后我醒了。

我看了眼手表，已经十一点二十分。不知道我是怎么睡了那么久。我的头疼得厉害，威士忌、伏特加和土耳其香槟的混搭可能起了作用。我赤着脚走到厨房，公寓里空无一人。吉尔几个小时前就去上班了。冰箱上贴着一张她写的便利贴：《泰晤士报》的评论挺不错的。希望其他的也很好。我下午六点回来。别忘了洗衣服。挺不错。我太了解吉尔了。我们在电视台一起合作了好几年，我俩都知道“挺不错”就是不够好。

整个上午我都昏昏噩噩的。我也考虑出去买份报纸或上网看看，但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何必自寻烦恼呢？我想，如果有坏消息，伊万或阿赫梅特会打电话告诉我的，可能斯罗索比是唯一的异类，哦不，是斯罗索比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也许其他评论家里有不少人喜欢这部戏呢。我决定给自己再多几个小时的希望。

于是我给自己做了午饭，洗了个澡，听了会儿音乐。我胡乱琢磨着即将开始创作的下一本书——《猫头鹰谋杀案》。虽然我想要向前走，想要转向下一个项目，只要不是戏剧就行的任何东西都好，但我一个字也想不出来。我望着窗外的碎片大厦和圣保罗大教堂，迷迷糊糊地想这两个建筑之间能不能滑行穿梭，这正是亚历克斯·莱德在下一次冒险要做的事。我喝了两杯茶，吃了无数的巧克力消化饼干。

下午四点十分，门铃响了。

我走到对讲机前，以为是快递。我住在六楼而且没有摄像头，所以看不见来客的脸。空洞的声音打破了我平静的一天。“你好？”

“霍洛维茨先生？”

“哪位？”

“警察。我们能进来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吉尔或者我的儿子出事了。我急忙走下楼梯，冲到走廊尽头的双层门口。我还穿着卧室拖鞋，忘了带钥匙，所以只好用一只脚把里面的门挡住，同时笨拙地伸手推开外面的门。就这样，我扭曲着身体，看到了站在街上的两个身影，意识到我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人。

卡拉·格伦肖探长的壮硕身影挡住了我望向牛过街的视线，她的脸上挂着既愠怒又微笑的表情。她的助手米尔斯在她后面。

“你好，安东尼。”她说，“我们能和你聊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