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

不够亮，但它就在那里，在我的眼睑外侧。

“他正在苏醒过来。”这个声音听上去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睁开了眼睛。

一位身穿浅蓝色衣服的女士正低头看着我，她面带微笑，看上去年纪较大。

“感觉怎么样？”

我努力说些什么，但舌头好像卷了起来。

“有点困惑吧？”她问道。她戴着一顶淡蓝色的塑料帽子，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体衣。

我点了点头。

“喝水。”她递给我一个玻璃杯，“你现在最好喝一点水。”

我喝了一口。水很苦，好像在溶解我凝结的唾液。我又喝了一口，这次味道好些了。

“你还记得什么吗？”她接过水杯问道。

“我记得正被一部电话吃掉，”我说，“从我头上两个不同的地方开始吃的。”

她微微一笑。“可能是这个。”她从身后的桌子上拿起了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有线耳机，只是用金属器件代替了耳塞。“这些之前附着在你的太阳穴和额头上，”她说，“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我摇了摇头。

“接受ECT治疗时，记忆出现空白是完全正常的。”

“E……C……？”

“电休克疗法。”她的帽子下面露出了几根白发。

“我被……电击了？”

“是的，但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你处于全麻状态。”

“我在哪里？”

“在巴兰坦医院。”

“巴兰坦没有医院。”

“我不知道有哪个地方叫巴兰坦，理查德。正如你所知，我们的医院是以罗伯特·韦林斯塔德·巴兰坦的名字命名的。你还记得吗，还是说这个也暂时不记得了？”她拍了拍我的手，“很快就会恢复的。”

我眨了眨眼。困惑就像一层薄雾一样笼罩着我的记忆，但我仿佛能感觉到太阳，它很快就会烧穿这薄雾的一部分。

“我认识这位罗伯特吗？”

“不，他早就去世了。”

“那我为什么要记住他的名字？”

“这个嘛，因为你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是吗？有多长？”

她打了个喷嚏，所以并没有立刻回答。当她再次露出微笑时，她的笑容中带着些许悲伤。“十五年了。”

我在房间里冲了个澡，换了衣服。房间里的设施很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间。就像在酒店，真的。我记忆中的空白开始逐渐恢复。我现在想起来了，我接受了电休克疗法是为了帮助我忘却。不是要忘记一切，只是一些非常具体的记忆——创伤记忆。这种疗法似乎奏效了。虽然我现在能记起周围的一切，记得昨天做了什么，今天晚些时候应该做什么，但我记不起有关这段创伤记忆的任何事情。我望向窗外。蔚蓝的天空下，阳光洒在开阔、起伏平缓的绿色草坪上，草坪在砖砌建筑之间一直延伸到落叶林。从这里看去，这个地方更像一个大学校园，而不是医院。感觉很熟悉，当然很熟悉。毕竟，我在这里住了十五年。那么，我似乎仍然记得的其他事情算什么呢？比如那部吃掉了一个我从未有过的同学的电话，我和一个女孩坐在一所我从未上过的学校的屋顶上一起度过的午休时间，那栋我从未见过的森林里的老房子，我从未去过的垃圾场里的那个男人……这些都只是梦吗？还是妄想性精神病的残余？或许这些我都经历过，也许这些就是他们试图抹去的记忆。

去食堂吃午饭的路上，我遇到了管理员，他正忙着换电梯上方的灯泡。“你看起来不错，乔纳森先生。”他说。自从我十几岁来到医院，住宅区的管理员就一直称呼我为“先生”。我一直认为这混合着轻松的玩笑和老式的专业精神，所以从未要求他使用我的名字。

“谢谢你，卢卡斯，”我说，“你现在在读什么书？”

“福斯特·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他说。他总是在读书，有时我会在他读完之后借过来读。

“好看吗？”

卢卡斯若有所思地看着烧坏的灯泡：“好看也不好看。我可能会为你找本别的书，乔纳森先生。”

在食堂里，我自己盛炒饭。

“今天的味道很不错，但要小心点。”这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厨师在柜台后面操着浓重的捷克口音说道。我猜他注意到了我盛得比平时多，大概是因为我在服用麻醉药之前必须节食。

我微微一笑：“谢谢你的提醒，维克托。”

许多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患者体重会增加。尽管他们早就吃饱了，但大脑和身体会告诉他们还想吃。就像杰克一样，他的体重会根据服用的药物变化而忽高忽低。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我的饮食是计算好的。我知道我的身体需要什么，我就吃什么，而不是它试图说服我它需要什么。并不是说我还在幻听，不像许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病友那样。但我也知道，我需要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头脑，这是我开始CBT疗法（认知行为疗法）时首先学到的。

我端着托盘，走到瓦妮莎正在擦拭的一张空桌子前。

“可以了。”她说，语调和口音跟维克托一模一样。我始终认为这就是维克托两年前雇用她的原因，就是为了有个他能用自己的语言与之交谈的人。

我慢慢地吃着，一边想着一点钟的治疗预约，一边凝视着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森林。

“没……没……没人吧？”

我抬头一看。“当然了。”

汤姆把托盘放在我的对面，然后拉出一把椅子。“电……电……电休克治疗？”

“对。你怎么……？”

他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我看得出来。他们剃掉了连接电极的部位的头发。”

我点了点头。据说汤姆是病房里接受电击治疗次数最多的人。除非你是精神病患者，并且其他的办法——药物和各种疗法——都不起作用，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做。据说汤姆曾有一次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让电流通过他的大脑，而且详细描述过当时的感受，以至于我在接受ECT治疗的前一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我感觉你最近没有精神病症状了，”汤姆说，“难道没有人说你可以出院了吗？”

我又点了点头。是真的，我好些了。好多了。人们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康复。但事实上，大多数接受治疗的人都会好转。其中一些情况大为改善，有些甚至完全没有了症状。这并不是说这些症状不会死灰复燃，但正如我的治疗师所说：“无论你是病人还是总统，每一个美好的日子都是一份礼物。”

“这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不是精神病。”我说。

“创伤后应激障碍，”他说，“我也有。”

汤姆快速地说了这句话，语气近乎骄傲，仿佛这是一枚荣誉勋章。奇怪的是，它可能真的是。在一个日常生活只关注症状的地方，人们最终通常会竞相想出最有趣、最罕见、最糟糕的诊断。如果你必须出问题，那不如就出大问题。不过，PTSD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并不特别罕见。研究表明，经历过战争、暴力或虐待等创伤并随后患上PTSD的人，更容易发展成精神分裂症患者。我读过一项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显示与PTSD相关的基因和增加《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定义的精神分裂症风险的基因有重叠。简而言之，我得出结论：如果你经历了严重的创伤，并且家族中有精神分裂症病史，那你的处境就危险了。这个结论不仅仅基于我读到过的内容。

“他们已经开始使用电击来消除创伤记忆了。”

“你在开……开……开玩笑吧。”汤姆说。

“不，他没有开玩笑。”杰克坐到我们的桌子旁说道，他目前身材相对较瘦，正在服用剂量适度的药物，“他们已经做了将近十年了。先是用老鼠，现在是人类。你知道，我们跟老鼠基本上是一样的。你接受了多少次治疗？”

“四次。”我说。

“有作用吗？”

“我不记得了。”

另外两个人大笑起来。

“不，我想你肯定记不起已经忘记了的东西了。”杰克一边说，一边大口吃炒饭。

“我开玩笑的，”我说，“我能记起来。但它有点支离破碎，若隐若现，就像……”我戳了戳食物。

我看到杰克在椅子上不停地挪动身体。“就像什么？”他说。正如受不了下了一半的国际象棋或不对称的东西一样，杰克受不了说了一半的话。

“晨雾。”我说，然后看到他平静了下来。

杰克声称他没有得精神分裂症，而是有分裂样人格障碍，也就是前者的温和版本。还说他没有出现幻觉、妄想、偏执、幻听、暴躁，也不像哈利那样，像一座沉默、静止的雕像，凝视着天空。相反，杰克很感激他被赐予了恰到好处的疯狂，他声称有一天这将让他成为世界著名的画家、作家或编舞家，并让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匍匐在他的脚下。因为研究表明——他实际上可以提供相关的文件——分裂样人格障碍不仅与创造力和艺术才华密切相关，还与魅力和性吸引力密切相关。

午饭后，我穿上运动鞋去跑步。通常，我的跑步路线是从主楼后面开始，会经过一扇破旧的锻铁大门。大门上面有字母缩写B.A.，访客们被告知它代表巴兰坦，但我们这些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它其实代表的是巴兰坦精神病院（Ballantyne Asylum）。我沿着这条路跑了十到十二分钟，然后转入树林，绕了一圈后从树林里出来，就到了一直延伸到主楼前的草坪的边缘。在森林里的某个地方，我突然意识到我实际上并不认识自己。我并不担心，我知道，电击治疗后记忆中出现的空白通常在几天后就会恢复。至少，我们不想抹去的那部分会恢复。但当我从森林里出来看到主楼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又复发了，认为这一切都是幻觉。

但接着我想起来了，我的脉搏又慢了下来。

这座建筑有着所谓学院哥特式的风格，有四层楼的中央部分和两侧的下翼。较高部分的屋脊有两个角。有些人称之为“夜之屋”，因为很多病人——像我一样——会在这里醒来，觉得他们来到这里之后的岁月都是一场梦。这是一座迷人、友好的建筑，现在阳光明媚，但即便如此，出于某种原因，它还是让我不寒而栗。也许是我在麻醉时梦见了什么。我跑回来，洗了个澡，准备接受治疗。我觉得我的心率有点快。当我去见我的治疗师时，总会出现这种现象。

“理查德，今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听说ECT进行得很顺利。”

“对。”

治疗师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把她那男孩般的短刘海从前额和眼睛前面拨开。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和往常一样，我们坐在治疗室里，这是一个通风的大房间，布置得像一个舒适的客厅。她摆弄着她用作书签的粉色发夹，然后用蓝色的眼睛盯着我。她面带微笑，那笑容散发着阳光，让你觉得她不仅看到了你，而且只看到了你。但你不必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可以心存这种幻想。你的治疗师是异性，年龄合适，而且并非完全没有吸引力，所以爱上对方的想法显然再正常不过了，如果病人最终没有动心，你甚至会觉得病人有问题。卡伦·泰勒满足了所有的标准，很遗憾我也没有问题。我无可救药地坠入了爱河。我愚蠢到无可救药，以至于我有时会认为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只是她作为一名治疗师的正直感阻碍了她。尽管她做了我将近四年的治疗师，对我脑海中最肮脏、最令人反感的角落一清二楚。我唯一能为自己辩护的是，我之所以如此敏感，都是拜她所赐，因为是她让我相信我值得被爱。不管怎样，无论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仍然坚信这一点，因为经验表明，她身后墙上的镶框刺绣上的话或多或少是对的——“被爱的人是富有的”。越富有，越快乐，越健康。

“想想你所经历的种种，”她说，“你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我点了点头。在这个过程中显然出现过一些挫折，但进展是无可争辩的。即使我可能不得不终身服用药物，但现在的剂量很小，副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在与高级顾问协商后，卡伦得出结论，如果他们成功地抹去了构成PTSD诊断基础的创伤记忆，将降低我再次患上精神病的风险。简而言之：我可能能出院。

这就是我想要的吗？

窘境显而易见。我从十几岁起就住在这里了，我从未有过工作，也没有资格证书，从未有过女朋友，也没有学过外面的社交规则。我从父亲这边的亲戚那里继承了一些钱，再加上我出租公寓的收入，这意味着我可以住在一家巴兰坦这样的私立医院。所以我在里面有什么用呢？我已经开始把病人的角色看作我的工作，看作我对社会的贡献。我提供了工作岗位，并允许医院利用我测试对抗精神分裂症更令人不快的那些方面的新疗法。此外，他们说任何社会的质量都可以通过它对待最弱势成员的方式来衡量，那么肯定要有人——为了衡量这一点——自愿成为最弱势的人吧？

是的，很明显，这是一种合理化解释，它构建了一个现实，即我活着是有意义的，早上起床用摆在面前的食物填饱自己，再活一天。日复一日。既然看到了自己在现实中存在的意义，我留在这里做这些不是更好吗：继续教导精神病学界如何将常规治疗和电击治疗结合起来，来消除精神病引起的创伤记忆？这一做法，简单地说，就是我先详细描述创伤，随后不久就被麻醉并进行几次电击。的确，这项技术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但他们仍然有很多不知道或不理解的地方。

“今天上午，你做ECT之前，我们就坐在这里，”卡伦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我说，“但我在房间里的日历上看到了，所以我知道治疗发生了。但我记得昨天、上周和去年的一切。至少我认为我记得。”

“从麻醉中醒来之前，你记得今天的什么事情吗？”

“是的，”我说，“很多。”

“很多。比如呢？”

“火灾发生后，我参加了学校的同学聚会。”

“你记得火灾后在教室里？”

“不，我只是在做梦。”

“你这么说是为了不让我说妄想又复发了吗？”

“事实上，患有精神分裂症并不意味着你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做梦。”

卡伦轻声笑了笑。“好吧，继续。”我知道她现在信任我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表明我并没有撒谎，我邀请她进来并向她展露了内心。她说自欺欺人是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的一种方式，我的诚实表明我变得更强壮、更健康了，我的承受能力更强了。

“首先，我梦见我住在一个小镇上，父母死于火灾后我被送到那里。然后我的一个同学被电话吃掉了，另一个则变成了昆虫。每个人——除了我爱的女孩——都认为我有责任。还有……”我咽了下口水，“他们是对的。是我的错。但是，最后，我救了那个女孩。”

我看到卡伦记录着什么。我猜是“我的错”几个字。

“这就是整个梦境吗？”她问道。

“不。突然十五年过去了，我成了一名作家，我编造了电话吃人和人们接连消失的故事，现在它成了一部非常成功的青少年恐怖小说。这就像我梦到自己在做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梦中梦》。埃德加·爱伦·坡。”

我微微一笑。她喜欢看书，这是我们的共同点之一。

“没错。不管怎样，十五年过去了，我回来参加同学聚会。晚上一切都很正常，但渐渐地，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意识到我编的故事竟然都是真的。或者说，无论如何，是我正在亲身经历的那种真实。其他人，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在追我。他们想吃掉我。”

“你觉得这是个梦中梦，还是你梦到自己精神分裂症复发了？”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从内部看到的，一切看起来都是真实的。你说过，做梦可以让别人知道妄想是什么感觉。”

“在一定程度上，是的。在梦中就像在妄想时一样，我们接受对物理定律的破坏、不可能的悖论和内部的自相矛盾。”

“这正是当时的情况。只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还说得通。是有点道理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什么道理？”

“就是……”我停下了。仿佛我只想到了这里，但没有想得更远。但随后我又继续说：“就是不管怎样，都是我的错。他们都在追我，因为是我的错。”

“理查德，你犯了什么错？”

“所有的一切。”我双手捂着脸，“我知道，他们都说我是典型的偏执狂，但做梦的时候有点偏执难道不可以吗？”

我确定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几个字，这是我最初的诊断结果。

“当然，”卡伦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时不时地做一些偏执的梦。”

“你也会吗？”

她微微一笑，摘下眼镜擦了擦。“理查德，我们聊聊你的创伤记忆，好吗？”

“好的。”

“我们不会深挖，我们不想让它们复活，只是想看看今天的电击治疗是否又冲掉了一些。”

“好的。”

“那你还记得那场大火的哪些东西？只需要简单描述即可。”

那场大火。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很明显，我记得那是关于一场火灾的，但奇怪的是，一开始一切都是空白。接着我想起来了。

“我们放火烧了房子。”我说。

“我们？”

“我和双胞胎。然后我们逃跑了。橡树的树根试图抓住我们。门通了电，反倒救了我的命，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抓住门不放手。但随后我的脚离开了地面，整个人被往回拉。幸运的是，弗兰克和戴尔探员及时出现救了我。”

“弗兰克和戴尔？”卡伦一边做笔记一边问道。

“对。”

“没了吗？”

“你说你想要简单描述。”

“是的，好吧，没关系。”她说，但我能看出她自以为被妥善隐藏了的担忧，“只是这不是我想的那场火。”

“不是？噢，你是说我在田里放的那场大火，就是我跟弗兰克和珍妮一起住的垃圾场旁边的那场？”

“弗兰克和珍妮。”她平静地重复着，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耸肩动作，表明我的最后一句话让她有些不安。

“放松，卡伦，”我说，“这不是妄想，我只是在向你讲述我的梦。这是我唯一记得的与火灾有关的事情。”

她的笔落到镶木地板时，发出砰的一声，但她似乎没有注意到。

“那是真的吗，理查德？”

“我为什么要撒谎？”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明显又真实。是为了取悦你，卡伦·泰勒。为了能看到你微笑，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我弯下腰，捡起笔递给她。她的肩膀慢慢放松，一个洋溢着……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浮现在她的脸上。

“你知道吗，理查德？我觉得你看起来不错，我觉得看起来真的很好。我去叫其他人过来，你介意等一下吗？”

我点了点头。“其他人”是指与患者密切合作的治疗师、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团队。因为，正如他们所说，人类的思想太复杂了，一个人无法得出所有正确的结论。

她的脚步声沿着门后的走廊渐渐消失，我看着她留在椅子上的笔记本。她以前从未落下过。其实，在过去的四年里，她从未在我们会面期间离开过我。仅此一点就告诉我，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很自然地，我在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卡伦这些年来都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因为是同一个笔记本，我能认出棕色皮革封面上的每一道皱纹和每一个细微之处。我有多少次幻想过她在其中写关于我的东西。每次会面后她在电脑上敲出来并提交的日志是一回事，它们显然是绝对专业的内容。但这个笔记本是另一回事，里面可能记载了她对病人的直接、个人、私密的看法和思考。不是吗？她会在笔记中透露自己的信息吗？

我犹豫了一下。

随后我身体前倾，从椅子上拿起笔记本，拔出粉红色的发夹，开始翻阅。我并没有预想会看到什么显眼的东西，比如一个小女孩的铅笔盒，我喜欢库尔特·科本，诸如此类。但我从经验中得知，当你坐下来乱写乱画时，最终出现在纸上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往往比精心构思的想法更具启发性。所以，当我很快意识到这些笔记与最终写出来的日志（如果我要求看，她总是让我读这些日志）具有相同的专业风格时，我感到很失望。

目前状态：R.J.穿着得体，能进行良好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他清楚时间、地点和当前的情况。没有现实缺失或出现幻觉的迹象。情绪正常。语言表达能力良好。

我又看了几页。都是些熟悉的东西，就像在看自己的照片。

4月11日11时15分：R.J.在谈论自己的跑步时放松、风趣、迷人。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再次谈到他的童年，R.J.重申，在父亲生病之前，他与父亲和母亲都有着和谐而充满爱意的关系。R.J.的肢体语言和情绪中性而克制，但当我们谈到那场火灾时，他会像往常一样发生变化。然而，这比治疗刚开始时有所改善（即突然的侧目、长时间的沉默、明显的幻觉迹象）。肢体语言和声音仍然显示出焦虑不安的迹象，在描述父母的遭遇时比讲述他自己所处的危险时更明显。我毫不怀疑，这起事件引发了R.J.的诸多问题，要应对这种创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ECT是一种选择吗？我想建议团队重新考虑这一选项。也许R.J.可以用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方式来谈论这一事件，因为此刻他似乎只是在重复他以前说过的话，带着同样的痛苦，但没有任何新的见解。

当我松开把几页纸夹在一起的发夹时，两张折起来的A4纸掉了出来。我把纸打开，看到上面写满了字。标题是“大火”。我读了开头的几句，惊讶地发现我既不熟悉其中的内容，也不记得写过这些话。但毫无疑问，那是我的笔迹。我犹豫了一下。我意识到所冒的风险。我已经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和电击治疗，如果现在读了这个，一切都可能付诸东流。另一方面，只有读了这个，我才能真正证明它有效，真的抹去了不想要的记忆。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次翻开那两张纸。

那年我十三岁，爸爸病得很厉害，我开始担心他的状况。他曾经时不时出现怪异的行为，但他现在出现了妄想。比如，他指责妈妈趁他不在家的时候跟街上的陌生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放肆狂欢。还把他的东西卖给他们。作为证据，他提到了西装、手表、乐器、收音机，甚至是他从未拥有过的汽车，他声称这些都不见了。在其他的日子里，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盯着墙看上几个小时，一言不发，不吃不喝，而这更糟糕。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我都害怕自己已经失去了父亲。妈妈试图让爸爸强制入院治疗，但他的家人拦住了她，他们说其他有同样“古怪”的行为倾向的家庭成员都过得很好，他们只是需要休息。还说，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会让家族蒙羞。

一天夜里，爸爸把我叫醒，说有声音告诉他，说他和我是连体双胞胎，我们出生时臀部相连，后来被分开了。我之所以看起来比他年轻，是因为衰老基因在他的身体里，这意味着我会衰老得慢得多。他给我看了他臀部的一个疤痕作为证据，我说我没有疤痕，他不相信，非让我脱掉睡衣让他检查。妈妈被吵醒了，她走了进来，误解了她所看到的场景。尽管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说爸爸从来没有对我动手动脚，绝对不是她想的那样，但我能看出她还是不信。

几天后，妈妈告诉我，爸爸打了她，并拿刀威胁她。警察把他带走了，但除非她发起正式的诉讼，否则他们还是会放了他。我的祖母——爸爸的母亲——建议（几乎是威胁）她不要那样做。他们同意爸爸搬回祖父母家住，他在好转之前不能接近我们。妈妈更换了我们公寓门上的锁，我问她为什么，她说爸爸永远也不会好起来，你只需要看看他的两个叔叔就会知道这一点。我问他们怎么了，她说我最好不要知道。

第二天爸爸来到我们的公寓。他通过了临街的大门，但当他到达我们位于九楼的公寓时，发现锁被换了，便勃然大怒，开始用力敲门。

“我知道你在里面！”他咆哮道，“让我进去！理查德，你听见了吗？”

妈妈和我站在前门旁边的厨房里，她搂着我，一只手捂着我的嘴。“不要回答。”她低声说，声音因哭泣而哽咽。

他继续敲门。“我知道你妈妈不会让我进去的，理查德，但是你，理查德，你会的！你是我的亲骨肉！这是我的家，是我为你打造的！”

我想挣脱，但妈妈紧紧地抱着我。他又敲又踢又喊了十分钟，声音悄悄带上了抽泣：

“垃圾！”他喊道，“理查德，你是垃圾！你的母亲会被烧死在地狱里，你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你又小又弱，是个懦夫。你是垃圾。你听到了吗？你是垃圾。你会让我进去的。”

差不多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听到爸爸在沿着走廊离开时的叫喊和咒骂。

妈妈打电话给奶奶，告诉她刚刚发生的事情，奶奶说她会从家庭医生那里拿一些药，她说她知道爸爸出了什么问题，也知道如何照顾她的儿子。

但就在两天后，爸爸又回到了我们的门外。

“你们两个都会被烧死的！这是我的公寓，这个孩子是我的亲骨肉！我的亲骨肉！”

最后，一些邻居走出了他们的公寓，我们听到了他们在走廊里的说话声。他们设法让爸爸平静下来，最终把他带出了大楼，我透过窗户看到他穿过街道。他在下面看起来是那么渺小和孤独。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场噩梦。在梦中，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他背上长出来的赘生物。奇怪的是，当爸爸站在那里敲门并对妈妈大喊大叫时，我也加入了。我感受到了他的绝望、愤怒和恐惧。也许是因为我对爸爸的爱和敬佩胜过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东西，尽管我也爱妈妈。我很难说清楚自己究竟敬佩他什么。爸爸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勤奋的保险推销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只是能把两根手指伸进嘴里吹口哨，声音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大。没错，爸爸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我认为他实际上让他们失望了。可对我来说，爸爸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丝毫反对。就像妈妈常说的那样，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但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我——至少在梦中——站在爸爸一边，尽管这显然是错误的。是因为妈妈对爸爸不忠，我知道，前一年她和她的老板有染；他们一起在学校旁边的图书馆工作。班上的一个男孩告诉我，他看到了他们在书架之间接吻，说我妈妈是个荡妇。我打了他一拳，然后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进了那扇可怕的红门。但也没那么糟糕，我只是坐在那里假装听他对我说教，自己什么也不说。放学回到家，我什么也没有跟爸爸说。但我告诉了妈妈他们在学校里说的话，她哭着承认曾和她的老板有过一段婚外情，但现在已经结束了。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晚饭时，她宣布自己已经提交了辞职申请，这让爸爸感到很惊讶。他说她看起来在那里工作很开心。然后，似乎是为了安慰她，他补充道，重要的是做一份让她快乐的工作。她对他笑了笑，而我则低头继续咀嚼食物，强忍着拥抱他的冲动。

爸爸放火烧公寓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城市的喧嚣。尤其是警笛声，我喜欢那种声音，忽高忽低，那近乎哀怨的声音总是让我浑身颤抖，因为警笛声响起就意味着出事了。与此同时，这也是代表安全的声音，因为他们在处理案件，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因为有人在守卫着大家。这就是我想做的，守卫大家。我想成为一名警察，最好是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有一辆警车，车顶上有蓝色的灯，以及为城市居民奏响睡前摇篮曲的警笛。

我醒来时，一开始以为是警笛声，但随后便意识到是客厅里的电话铃声。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意识到妈妈不会接听。也许是她把爸爸赶出去后医生给她的安眠药起作用了。铃声停了，但就在我快要重新睡着的时候，它又响了起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因为我很清楚是谁打的。我站起来，悄悄地走进客厅，尽量不让双脚碰到冰冷的地板。我拿起了电话。

“你好？”我轻声说。

我听到了电话里的呼吸声。“理查德，我的孩子，”爸爸夹着嗓子，说话的音调高得像一位女士，“你把门打开。”

“打开？”

“我要进去。你也想让我进去。”

“爸爸……”

“嘘。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亲骨肉，你会照我说的做的。”

“可是……”

“没有‘可是’。我现在好多了，但你妈妈不明白，她也不想听。但我必须和她谈谈，好让她意识到我们三个人应该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

“是的，爸爸。”

“是的，爸爸，什么？”

“是的，爸爸，我们是一家人。”

“很好。所以打开门，然后回去睡觉。等你明天早上醒来，妈妈和我已经把事情解决了，我们会一起吃早餐，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

“可是你……”

“我吃了药，我已经平静下来了，我好多了。打开门，然后回去睡觉，理查德，你明天还要上学。”

我闭上了眼睛。想象了一下那顿早餐。从我坐的椅子上，我可以看到街道另一边的大楼，太阳还藏在它后面，但它让大楼罩上了光环，随着爸爸妈妈简短谈论着生活的琐事，安排一天的活动，光环逐渐升起。家人。爱。安全。归属。意义。

我还记得我正躺在床上。我刚从梦中醒来。梦到妈妈、爸爸和我开车穿过平坦的森林，我们正在去监狱的路上，去看望爸爸的一个叔叔，路上尘土飞扬，风挡玻璃很脏，有一股玻璃水的味道。我躺在床上听着。我仍然能闻到玻璃水的味道，还能听到什么声音，也许是椅子翻倒的声音。我下了床，走到过道里。烈酒的味道扑鼻而来，我光着脚，镶木地板的触感又湿又黏。妈妈卧室的门开着，有灯光从里面射出来。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往里面看。

果然，地板上躺着一把椅子。椅子上方妈妈吊在那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在慢慢地旋转，两只赤脚看起来像在向地板伸去，试图够到地面。她半透明的白色睡衣在滴水，滴答，滴答。因为她的身体在转动，起初我看到的是她的背影，看到她的双手被绑在一起。然后她的正面转向我，我抬头看去。她的头发黏在脸上，仿佛被雨淋过。她的嘴上粘着银色的胶带。她的眼睛是睁开的，但眼神空洞茫然，我知道它们什么也看不见。她脖子上的绳子的另一端绑在天花板上，也就是挂灯的那个钩子上。我以前从未见过尸体，但我知道：妈妈死了，就像我知道自己还活着一样。我喉咙发紧，但当我看到那个黄色的小火苗时，我还是设法挤出了那句话。

“不，爸爸。不要这样。”

爸爸慢慢地转过身来，他站在妈妈旁边，用梦游者的眼睛看着我。他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可是，我的孩子，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想杀死他们，你必须杀死他们两次。否则，他们就会复活。”

他举起打火机，火焰蔓延了妈妈睡衣的边缘。接着砰的一声闷响，仿佛所有的空气都被吸出了房间。然后妈妈被火焰吞没了。我只能透过火焰看到她。火焰落在地板上，地板也着了起来。我后退了一步，凝视着沿着烈酒痕迹向我蔓延而来的火焰，就像黄蓝两色的长长的手指。我不想退缩，我想冲进去，把被子裹在妈妈身上，把火扑灭。但我的身体拒绝服从。因为爸爸——和往常一样——说得对。我是个胆小鬼。弱者。垃圾。所以我退缩了，远离房间门，沿着过道往后退，而那些饥饿的火焰一直在我身后蔓延，直到我打开自己房间的门，进去后把一切都关在门外。然后我用手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尖叫起来。

我不知道我这样站了多久，当我感觉到热浪拍打着我的脸和身体时，我睁开眼睛，看到爸爸正站在过道里，他身后的整个走廊都着火了。我停止了尖叫，但尖叫声仍在继续，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意识到这不是尖叫，而是火警警报声。爸爸走了进来，关上门，然后蹲在我面前，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外面的警报声从连续的哀号变成了间歇性的号叫。在这号叫声之间的间隙，我能听到火焰的声音，一种越来越大的爆裂声，就像成千上万的蛆虫在啃食尸体。

“我必须这样做。”爸爸用他柔和的声音说，这是他告诉我必须让校医给我打针时的声音，或者跟我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带我去电影俱乐部看《活死人之夜》（是因为妈妈不让）时的声音。“那些声音是这么说的，他们最清楚。你明白的，对吗？”

我点了点头。不是因为我真的明白，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认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站在他那边。爸爸把我拉近了。

“你也听到那些声音了吗？”他在我耳边低语道。

我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在火警的呼啸声之间，我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不是说话声，而是警笛声。

“听到了吗？”他重复着，同时轻轻地摇了摇我。

“他们在说什么？”我问道。

“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我们要飞走了。你和我，我们要飞走了，就像……就像两只萤火虫。”

“去哪里？”我问道，试图抑制住卡在肚子和喉咙之间的抽泣。

爸爸咳嗽了一声。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拉开窗帘，然后打开中央支柱两侧的窗户。我立刻感觉到一股夜晚的冷空气扑面而来，仿佛公寓一直在憋气。他凝视着外面的天空。

“你看不到它们，因为我们身处城市里。”他说，“但你知道吗，理查德？在那上面，有数百万只像我们一样的萤火虫，冻结在时间里。繁星。它们闪闪发光，给人指路，但没有人能抓住它们。来。”

他爬上窗台，蹲在窗户里。现在他向我伸出了手。但我仍然站在门口没动。

“快来！”他说，当我听到他的语气发生了变化，变得尖锐而强硬时，便立刻服从了。

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他旁边的窗台上。我们一起蹲在窗户中央支柱的两侧，头伸到窗外，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再向外探出一点并摔下去，另一个人也会摔下去。警笛声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街道上人们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大楼门口加入了他们。我抬起头，真的以为能看到星星，星星在天空中跳舞。他的手包裹着我的手，很温暖。这感觉并不真实，仿佛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是不是很美？”爸爸说。

我没有回答。

“我数到三，然后我们就飞走，”他说，“好吗？一……”

“爸爸，”我轻声说，“求你了，别把我的手抓得太紧。”

“为什么？我们必须手牵着手。”

“你把我抓得紧，我没法飞。”

“谁说的？”他说，他没有放松，反而握得更紧了。

“那些声音，”我说，“那些声音是这么说的。那些声音最清楚，不是吗？”

他看了我很长时间。“二。”他用没有声调的声音说道，他的身体开始向前移动了。我想，这不是梦，它正在发生，我们马上要摔下去了。

“三。”他说，接着我感觉他温暖的大手略微松开了些。我迅速把手抽了回来，抓住了中央支柱，我看到爸爸半转过头来看着我，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他的脸庞就不见了。

几秒钟的工夫，我盯着他的身体从大楼的一侧无声地落下。它消失在黑暗中，并一次次在亮着灯的窗户外面闪现。火灾警报停了，我只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仿佛在说：“我们在路上，我们在路上。”我没有听到爸爸的身体摔到下面的柏油路上的声音，只听到人群的尖叫声。随后是他们看到我在九楼的窗户上时发出的喊叫声。我不知道在窗台上等了多久，但当消防车赶到，消防帆布在我下面展开，他们喊着让我往下跳的时候，我身后的床已经着火。现在街上的所有人都在喊，就像大合唱一样。

“跳，跳，跳！”

于是我跳了下去。

纸上的文字到此为止。

我又读了一遍开头的几句，寻找着某个我找不到的东西。我找不到的那个人，那个显然经历过这一切的陌生人，抑或编造了这一切的人。但这仍然没有让我回想起什么。这意味着我被治愈，已经康复了吗？好吧，是截肢后的那种康复。

是的，事实上就是这种感觉。但我怎么能确定呢？

我听到了脚步声，迅速把发夹塞了进去，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回椅子上。

“理查德！”高级顾问罗西博士一边笑着说，一边用两只手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们是要好的朋友。考虑到我在这里待了十五年，而他在巴兰坦待了八年，这么说不无道理，但我更喜欢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罗西相信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障碍能被消除。他过去常说，如果人们都是好人，那么加入私人感情就不存在风险。我猜如果你在像巴兰坦这种每个病人都能分到充足资源的地方工作，这话说起来和做起来都要容易些。

他身后站着卡伦和戴尔。戴尔是一名心理学家，也在大学做研究员。他正在研究电击治疗在消除PTSD患者的创伤记忆方面的效果，并跟踪我和另外两名在巴兰坦接受同样治疗的患者。与罗西不同，戴尔穿着一套无可挑剔的黑色西装，一如往常，与他近乎蓝黑色的浓密头发相匹配。

“我听说治疗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可能会失去你了。”我对面有三把椅子，罗西坐在其中一把上面，身体后倾，跷起二郎腿，他穿着舒适的旧牛仔裤和复古的耐克鞋。罗西是那种穿着大学时的毛衣，用年轻时的旧物装饰办公室的人。他可能希望这能让他显得男孩子气、平易近人、迷人。就像初代卢克·天行者人偶，或者第一版《沼泽怪物》，封面上有一只咆哮的大蝙蝠。有一天，当罗西把我一个人留在他的办公室，我甚至想过偷一件他的旧物，只是为了好玩。

“这还有待观察。”我说着看向戴尔，他也坐了下来。他挺直了腰板坐着，对我点了点头。

“看起来很有希望，”他说，“但即使你出院了，我也希望能继续跟踪你的进展。”

“看起来很不错，理查德，但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罗西说，“你是在一场家庭悲剧后来到这里的，从那以后就一直在这里了。你没有参与过外面的生活，我们也不能指望这种转变会一帆风顺。”

“被收容了。”我说。

“嗯，没错。我们正在考虑建议你从每周外出两天开始，如果之后看到事情进展顺利，我们会增加天数。理查德，你觉得怎么样？”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相对健康，现在人们认为我可以对所有事情发表意见了。

“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说，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差点在句末说了“奥斯卡”。罗西喜欢我们直呼他的名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是做不到。这不仅是保持距离的问题，我还注意到了他看卡伦的眼神。

“太好了，”罗西两手握在了一起说道，“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结果，看看你取得了哪些进展，并讨论一下你未来的药物和治疗。”

显然不会有任何讨论，但患者如果觉得自己参与了决策过程，会更愿意配合。

“我们会想念你的。”卡伦说，她正和我一起沿着小路向森林边缘走去。戴尔和罗西完成工作并离开后，卡伦说她有一个小惊喜，算是告别礼物。

“我一周只离开两天。”我说。

“所以我一周会想你两天。”她微笑着说。

很明显，我听到了她最后那句话说的是我而不是我们。当然，这可能只是口误。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并不重要。她是治疗师，我是病人，根据精神病协会的道德准则，两者永远不可能结合。除了在我的想象中。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擅长的，那就是运用我的想象力。

“你害怕吗？”她问道。

“外面的生活？”我意识到我在无意中模仿奥斯卡·罗西的声音和那上流社会的语调。“嗯，我以前试过，一段时间内还算顺利。问题是……”

“是什么？”

我耸耸肩。“我没有任何有益的事情可做。没有适合我的环境。作为一名患者，至少我是一台更大的机器的一部分。”

“我考虑过了。”她说。

“哦？”

“我们都需要做点什么，这样才能感觉到自己对社会是有益的。”她向老园丁费赫塔挥了挥手，后者正像国王一样坐在一台日本产的割草机上，在草地上来回滑动，但他没有看到我们。“我知道你可以以病人之外的身份做出贡献。”

“那是什么？”

我们沿着小路进入森林，阳光透过树叶照在我们身上。

“你还记得我们开始电击治疗之前，我让你尽可能详细地写下你的创伤记忆吗？”

“不记得了，我应该记得吗？”

“不记得也没关系。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当我们回顾每次会面前的记忆时——能够把一切都记录下来，而不会遗漏任何一条会让你以后重新回想起那个特定事件的线索。但当我读到你写的文字时，我发现了其他的东西。”

“哦？是什么？”

“你喜欢写作。”

“什么意思？”

“你不只是写了一份报告。我不知道你是故意为之，还是顺势而为，但你变成了一个讲述者。你试图把过去发生的事重现给读者，你努力把它变成了文学作品。”

“好吧。”我假装怀疑地说道，同时我也产生了情绪的波动。兴奋。仿佛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东西。“我做到了吗？”

“是的，”她简洁明了地说，“至少在我看来是的。我把它拿给其他几个人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

我的肺和心脏仿佛都膨大了，我就像刚做了剧烈运动，只觉得肋骨和后背之间的空间太窄了。但这是幸福造成的。还有骄傲。为写了一段我不记得自己写过，但不久前读过的文字而骄傲。其他几个人，我想着。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穿过森林中的一座小木桥，跨过小溪。四周响起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就像黎明前我窗外的景象。我们到了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座避暑别墅，我慢跑时通常会从那里路过。

“来。”卡伦说，她揽住了我的胳膊肘，手轻轻地擦过我的手。

避暑别墅呈六边形，安装着玻璃幕墙，几乎像一个温室，它把一棵老橡树围在中间，橡树则为房子提供了阴凉。卡伦打开门，我们走了进去。里面有一套以前没有的桌椅。桌子上有一台打字机、一叠纸和一笔筒的笔。

“我不知道你想用电脑还是打字机，”她说，“还是手写。甚至不知道你想不想写。”

我看着她。她笑容满面，但眼睛眨得很快，脖子上有几块深红色的印记。

“噢，”我说着咽了下口水，同时望着外面四周的小山，“我想写。我想试试用打字机。”

“太好了，”她说，我能听出她话里的如释重负，“我认为这儿可能是一个能给人灵感的地方，至少是个开始写作的地方吧。”

我点了点头。“一个开始写作的地方。”

“那好，”卡伦说，她双手合十，踮起脚尖，就像她高兴或兴奋时常做的那样，“我就不打扰你了，你想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

“谢谢，”我说，“这是你的主意，不是吗？”

“我猜算是吧，是的。”

“我能做些什么回报你吗？”

“哦。等你出院了，不再是我的病人了，去看电影怎么样？”

她试图让这句话听起来随意、若无其事，而不是轻浮，但她显然练习过，要把它说得轻松淡然。

“也许可以，”我说，“对电影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她耸耸肩。“某部浪漫烂片吧。”她说。

“一言为定。”

她走出去，关上了门。透过玻璃幕墙，我看着她消失在森林里。我绕着桌子走了几圈，移动椅子，试着坐在上面。地板并非全平，坐上去有些摇晃。我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敲了一下按键进行测试。按键比我预期的更硬，但可能只需要多加练习就习惯了。我挺直腰板，把椅子拉近了些，但它还是会摇晃。然后我用两根手指费力地打下几个字：

“你……你……你……你疯了。”汤姆说，看得出来他很害怕，因为他比平时多结巴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