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晚上，我将和大家谈谈我对写作的狂热，以及我最熟悉的两种写作方式：一种循规蹈矩，另一种汹涌澎湃。在今天讲座的开始，请允许我从一个小女孩学习写字开始谈起。

最近，一个我很关心的孩子（在此，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她为塞西莉亚）想给我展示她自己名字写得有多好。我给了她一支笔，还有一张打印纸。她命令我说：“你看着我。”她全神贯注，非常吃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用印刷体写下了她的名字“塞西莉亚”（Cecilia）。她眉头紧锁，目光专注，如临大敌。我很高兴，也有些不安，有几次我忍不住想：我得帮帮她，引导她的手，我不想让她犯错。但她独立写完了自己的名字，根本就没考虑要从页首开始写，她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辅音和元音字母大小都很随意，字有的大，有的小，有的中等，字母之间还有很大空隙。写完之后她转向我，几乎是叫喊着说：“看到了吗？”她迫切需要我的表扬。

当然，我热情地表扬了她，但我感到一丝不安。我刚才为什么担心她写错？我为什么想去引导她的手？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几十年前我应该也用同样的方式在纸上写过字，也可能写得很不规整，但同样专注，带着忧虑，迫切需要别人的赞美。但说实话，我对那段记忆毫无印象，我对写字的最初记忆始于小学的笔记本。这些笔记本有黑色的横线（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用来划定不同的区域。像下图这样：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格子的大小会发生变化。如果你控制自己的手，学会把那些小而圆的字母，还有上下翻飞的字母排成一排，你就能进入下一年级，页面上的横线也逐年变少，到五年级时会变成一行。像下面这样：

你长大了——六岁开始上学，现在你已经十岁了。你长大了，写字时，一行行字母会整齐地在页面上奔跑。

跑向哪里呢？好吧，白纸上不仅有黑色的横线，还有两条红色的竖线，一条在左边，一条在右边，写字就是在这两条线之间移动。这些线（对此我记忆深刻），曾经折磨着我。黑色的横线和红色的竖线出现在那里，是为了表明：如果你写的字没在这些线之间，就会受到惩罚。写字时，我很容易分心，虽然我几乎总能紧贴着左侧边缘写，但往往会越过右侧边缘，要么是为了写完一个词，要么是很难将字母分开，为了不越过竖线，新起一行。那些边界让我感受深刻，我经常因此受到惩罚。即使是现在，我写字时仍能感到红色竖线的威胁，尽管这些年来，我用的纸上已经没有那些红线了。

我想说明什么呢？我如今觉得，当年我的笔迹就像塞西莉亚写的字，都融入之后的笔迹，成为笔记本的一部分。我不记得当时的字体，但它应该就在那里，经过不断训练，处于线条和页边线之内。也许第一次写字，就像开启最初的模式，到现在，每当幽暗的东西浮现在纸上或电脑屏幕上，成为一连串文字符号，那些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变得清晰可见，我依然有一种虚荣的感觉。那些字母临时组合在一起，肯定很不精确，而它们出现在我眼前，很接近我脑子里最初涌动的东西，但一经导出，就脱离我而存在。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总是有一种天真、不可抗拒的魔力。如果要用文字符号呈现那种能量，那应该像塞西莉亚写她的名字一样，用一种无序的方式，期望有人看着她写，并从那些字母中看到她的努力，热情地赞美她。

从青少年时期起，我在狂热的写作中，可能一直受到那些红线的威胁，我渴望打破那些线，但同时感到畏惧。现在我的书写特别工整，包括用电脑打字，写完几行后，我会进行设定，让那些文字工整对齐。通常来说，我觉得我对写作的感觉——包括需要面对的困难，和完美停留在界限之内给我带来的满足感有关，但在循规蹈矩的同时，我也感觉到一种失去、浪费。

我从一个小女孩尝试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谈起，说到这和写作的关系。但接下来，我要请诸位进入到泽诺·柯西尼的字里行间，他是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伟大作品《泽诺的意识》的主人公。在这本书中，斯韦沃也描述了泽诺费力的写作，在我看来，泽诺的努力和塞西莉亚很类似。我们看下面这一段：

吃过午饭，我舒舒服服躺在单人沙发上，手里拿着铅笔和纸。我脑子彻底放松了下来，额头很平展。我觉得，思绪像从我身上分离出去了，我可以看着它在上升、下降……不过这是它唯一的活动。为了提醒它：它是思绪，它的任务是表达自己，我拿起了铅笔，这时我的眉头皱起来了，每个词都由好几个字母组成。当下很霸道地涌起，让过去变得模糊。

写作的人从自己如何艰难开始写作写起，这比较常见。我觉得从古到今，很多作家都提到过这一点。我们想象，通过写下来的文字，我们把充满幻影的“内心世界”拉扯出来，“内部”当然难以捕捉，在谈到文学时需要更加关注。我也深受诱惑，痴迷于收集相关的例子。从小到大，斯韦沃的这一段文字一直很吸引我。我不断写作，虽然我觉得写作很难、结果常常让人失望，读到斯韦沃的这段文字时，我确信泽诺遇到的问题和我很类似，但他懂得更多。

就像你们刚才听到的那样，斯韦沃强调说，一切都源于一支笔和一张纸。他揭示了一种让人惊异的分离：写作的人的“自我”和他的思绪分开了，在分开的同时，他能看到自己的思绪。那不是一个具体、固定的意象，他的“思绪—幻象”处于动态，它会升起、落下，在消失之前，它要揭示自己，准确的动词就是这个——“揭示”（manifestarsi），这个动作意味深长，让人想到它是用手完成的。那些浮现在我眼前、不断变化的东西，是活生生的，应该“用拿着笔的手捕获”，变成写在一张纸上的文字。这看起来很容易操作，泽诺的额头开始很平展，但现在皱了起来，对他来说这很艰难。为什么呢？斯韦沃提出了一个很吸引我的看法。这种艰难源于当下——当下的所有事，包括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写作的我，也没法让“思绪—幻象”停留，清晰地呈现出来。当下首先涌现出来，过去总是趋于模糊。

读了这短短的几行文字，我把讽刺过滤掉，强行让自己接受它们。我想象一种对抗时间的奔跑，在与时间的赛跑中，写作的人总是会落在后面。实际上，那些字母迅速排列在一起，它们强行出现，宣告自身的权利。幻象转瞬即逝，写作总是不太精确，让人遗憾。写作需要太多时间来呈现脑波的活动，“好几个字母”太慢了，它们费力地呈现过去，而它们也正在成为过去，很多东西都会遗漏。在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时，我感觉有一种声音从头脑里冒出来，会传递比文字承载的更多的东西。

小时候，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想过：我头脑里有一个外人的声音。没有，我从来没有这种病态的感觉。但当我写作时，事情越来越复杂，我会读很多书，所有我喜欢的书，基本上都不是女性写的。我觉得，从纸上传来的是男人的声音，那种声音占据了我，我想尽一切办法来模仿它。我大约十三岁时，这是一段很清晰的记忆，我感觉自己写得好时，我觉得是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写、怎么做。有时是一个男性的声音，但他是隐形的，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我年纪相仿，是个成年男子还是已经老了。更多时候，我必须承认，我想象自己虽然还是女性，却变成了男性。幸运的是，这种感觉在我青春期结束时就基本消失了。我说“基本”是因为：那个男性的声音离开了，但障碍留了下来。我觉得，正是我女性的头脑在抑制我、限制我，让我变得迟缓，就像一种先天不足。对我来说写作很艰难，再加上我是女孩，因此我不能像那些伟大作家一样写出了不起的作品。那些作品的品质，还有它们的力量点燃了我的野心，让我产生了一些我觉得自己无法实现的目标。

后来，可能是高中快要毕业时，我不太记得了，我偶然读到了加斯帕拉·斯坦帕[加斯帕拉·斯坦帕（Gaspara Stampa，1523—155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女诗人。]的《诗集》（Rime），其中有一首十四行诗对我影响很大。现在我知道她采用的是一个传统的诗歌主题：在爱情面前，语言远远不够，无论是对凡人的爱，还是对上帝的爱。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让我入迷的是，她用一种不断循环的方式表达爱的痛苦，她的文字一直都带着这种无法避免的缺憾。她展示出诗歌和诗歌所描写的主题之间的不对等，那些点燃爱火、活生生的东西和“肉体凡胎、凡人的语言”之间的不对等。读到这些诗句时，我感觉那些话就像是对我说的，我将它们摘录如下：

假如像我这样卑劣、懦弱的女人

内心可以燃起这么崇高的火焰，

为什么我不能从这世间

汲取一点风格和灵感？

如果爱神用了全新、不同寻常的方式，

点燃我，让我上升到我无法掌控之处，

违规的爱神，为什么不能让我的笔

找到表达爱的痛苦的字词？

唉，若是我天资不够

那也应有奇迹出现

可以打破、穿越，最后抵达。

现在的状况，我说不出，

我只感到心中

新语言留下烙印。

后来，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加斯帕拉·斯坦帕的作品。但我想告诉大家，那时就是第一句中的“卑劣、懦弱的女人”一下子打动了我。斯坦帕告诉我，如果我——像我这样没有任何价值、卑微的女人，内心都可以燃起那么崇高的爱火，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些灵感、优美的语言来描述那种爱火，展示给世界？如果爱神点燃了一种非同寻常、全新的火焰，让我飞得很高，到了一个我之前无法抵达的地方，为什么他不能打破常规，让我手中的笔（penna）能表达我内心爱的痛苦（pena）？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爱神觉得我天分不够，他也可以创造奇迹，打破那些束缚着我们的各种限制。我没法用语言来表述发生的事，但我可以证明，我内心有一种新语言留下了烙印。

那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卑劣、怯懦的女人。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我很害怕正是作为女人的本性，阻止了我用笔靠近想要表达的痛苦。真的需要一个奇迹。我想，一个迫切需要讲述的女人，通过写作把她想要表达的展示给世界，为什么她要打破那些边界，那些束缚着她的、天生的东西？

后来时间过去了，我读了其他东西，我觉得很明显，加斯帕拉·斯坦帕完成了一个全新的创举。她不仅运用了男性诗歌写作的一个传统主题——爱的痛苦无边无际，而我们的表达能力很有限，而且在这个主题之上，她加入了出人预料的元素：在“凡人的语言”中，女性的身体勇敢探索，在“肉体凡胎”之内，她利用自己的笔和痛苦，缝制了一件语言的外衣。在笔和痛苦之间，无论是男是女，这种连接很坚实，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对应。斯坦帕告诉我们，在男性传统的书写中，女性的笔是一种意外状况，没有预设，因此她们必须非常勇敢（五个世纪之前和现在情况也差不多），用力打破“常用的技法”，给自己打造一种“风格和灵感”。

我记得在大约二十岁时，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那是一种恶性循环：假如我觉得自己写得好，我就要像男人那样写作，严格处于男性写作传统之内；但作为女人，如果无法努力打破我从男性文学传统中学到的东西，就无法像女人那样写作。

从那时候开始，有几十年的时间，我写了很多东西，但一直都处于那个死循环。基于一种我紧迫需要讲述的东西，一种绝对属于我的东西，我会坚持写下去，持续写几天、几个星期，有时甚至是几个月。尽管刚开始的冲击力消失了，但我还会坚持写下去，每一行都改了又改。但这时我的指南针失去了指针，我写的每个字都很迟疑，因为我不知道要向哪个方向去。我告诉你们一件听起来很矛盾的事：写完一个故事，我很高兴，我感觉小说写得很完美，但我会觉得那不是我写的，不是从内心激发出来的。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个故事受到了召唤，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潜伏在语言中间，但另一个循规蹈矩的我——她找到了一条便捷的道路，只是为了在最后说：你们看，我写的句子多棒，多么好的意象，现在故事写完了，你们表扬我吧。

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明确地想到，我有两种写作方式，一种在我上学时已经展露出来了，确保我能获得老师的表扬：好棒，你会成为一个作家的；另一种会时不时露出头来，然后消失，让我很不满意。这种不满，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不满）依然在那里。

在那种精心算计、平静、顺从的写作里，我感觉束手束脚，很不自在，但说得更明确一点，这让我觉得自己会写作。加斯帕拉·斯坦帕更新了丘比特的利箭，让它变成了一把火绳枪，通过那种写作，我燃烧火药、制造火花。后来我意识到，我的子弹无法射得很远。这时我在寻找另一种写作方式，更肆无忌惮，但事情并不能让人满意，那种放得开的时候很少。按照我的经验，好像开始几行还可以，但不能持续太久，否则那种状况会很快消失。或者在写了一页又一页之后，那些文字依然具有爆发力，它们所向无敌，毫不疲惫，也不会停止，冲劲很强大，我甚至不会注意到标点符号，但忽然间，那种劲头会离我而去。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写着一些节奏缓慢的文字，希望那都只是铺垫，期待那种难以抵御、不可抑止的时刻会到来。这时候，我是用脑子里的碎片进行写作的人，期待通过一个忽然的动作，会拥有所有可能，我整个身心充满了力量，我开始狂奔，用网子打捞我所需要的世界。那是非常美好的时刻。斯韦沃说，有些事要求被写出来，需要被写作的手捕获。我，就像加斯帕拉·斯坦帕说的，是一个“卑劣、怯懦的女人”，我内心有某种东西想打破常规，找到新的风格和灵感。但根据我的经验，那种东西转瞬即逝，很难捕获，很容易从手中逃脱。当然了，你可以召唤它，可以用一句很漂亮的话把它固定起来，它出现在某个瞬间，你在下一个瞬间开始写，要么时间衔接得特别好，你找到了一条让你喜悦的写作道路，要么你只能满足于和那些词语的死缠烂打，等待再次灵光一现的时刻，在那个时刻的你准备更充分、更专注。打算写一篇小说是一回事，执行计划、写出说得过去的小说是另一回事。写作全凭运气，和你召唤的那个世界一样不稳定。写作的灵感有时会爆发，有时会消失，那个世界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一群人，有时小声低吟，有时会高声呼喊。总之，它会警惕，会怀疑，会滚动、闪烁，会反思，就像马拉美的“骰子一掷”。

我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日记》）时记的笔记，我经常会拿出来看，就是要搞清楚那种对我来说难以捕捉的写作。我把这些话推荐给大家，因为时间有限，我只选很短但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两段。第一段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对话，是伍尔夫和林顿·斯特拉齐的对话：

“您的新小说怎么样了？”

“噢，我把一只手伸到袋子里，抓住什么是什么。”（原文：Oh, I put in my hand and I rummage in the bran pie.）

“真神奇。结果总是不一样。”

“是的，我不是我自己，是二十个人的合体。”

就是这些元素：手、袋子、二十个人。你们看，这几句自嘲的话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写作全凭运气，随意性很大；其次，写作所捕获的不是仅限于个人的，而是深深根植于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是二十个人的东西。伍尔夫说出这个数字，就是想说：当我写作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当然了，这里我引用另一段话，伍尔夫说，她并不是弗吉尼亚：

人们相信，从粗糙的原材料里可以产生出文学，这是一种错觉。我们要脱离生活——的确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西德尼的闯入会让我很不适——置身事外：非常专注，集中在一个点上，脑子里有个固定的居所，并不需要考虑自己性格里那些散乱的碎片。西德尼闯进来了，而我是弗吉尼亚，我在写作时只是感觉的接收者。有时候，只有当我是个零散多变的普通人时，我很高兴自己是弗吉尼亚，现在……我只想成为感觉的源头。

我觉得，伍尔夫的想法很明确：写作就是盘踞在自己的头脑里，不让自己被庸常的生活分散注意力，因为那个伍尔夫要面对各种各样无数的琐事。至于我，小时候看到这里，那就好像在说：噢，是呀，我很乐意做弗吉尼亚，但真正写作的并不是弗吉尼亚，参与写作的是二十个人，所有超级敏感的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握笔的手上。那只手的任务就是伸到一个袋子里，抓上来一些文字、词语、句子。真正的写作，是在文学的积淀中翻找的过程，找到你需要的语言。没有弗吉尼亚，弗吉尼亚不过是不经提炼的、生活中的名字，是写作者的名字，她只是在顺从地写作。写作的人没有名字，是纯粹的敏感性，受到文字的滋养，在一种无法抑制的力量的推动下生产文字。

我被这段话迷住了，它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有一个存在，独立于具体的人——户籍本上的弗吉尼亚，在写出那些文字时，她处于一种绝对的专注状态，与外界隔离。只是对于我来说，越来越难以践行这一点。我感觉，那些男女作家谈到这一点时经常会很不满。你们想一想，当我们说：故事是自然呈现的，人物也是自己成形的，语言自己浮现出来。就好像不是我们在写作，而是居住在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个人在写，按照一条从古到今的传统脉络，那些人说出了：神的告解；圣灵的降临；狂喜；无意识的语言；我们如何被人与人的交集捕获、塑造，等等。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有时我想厘清思绪，那些思绪并没有厘清，我还是回到了自己，回到了那两种写作，它们没有分离开来。第一种写作——循规蹈矩的写作，里面包含着第二种写作。如果把第一种写作去掉，那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了。这是一种让我遵守界限的写作，从我上小学，开始在那两条红线内写字起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缘故，我是个很慎重、可能有些怯懦的人（我从来都不够勇敢，这让我恼火），我学到的规矩让我写出了那些处于界限之内的文字。但我每天都在进行演练，从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并不觉得很艰难。有时我想，假如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也会带着同样的顺从姿态写作。

问题是另一种写作，那是伍尔夫为自己设定的，她把这种写作定义为各种感受的集合，就像第一种写作，这些感觉来源于大脑，那里只有神经元。我写作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没法指使它。头脑不知道怎么办才能彻底摆脱它，或者控制它的出现，也许是不愿意。就这样，我的笔胡乱写点东西（这也是我从伍尔夫那里学到的：scribbling），主要是遵守某种游戏规则，等待着真正的写作到来。

实际上，我的工作主要建立在耐心之上。我在讲述中等待，从一种根植于传统的写作中，有些东西忽然涌现出来，搅乱纸上的文字，那个卑劣怯懦的女人就是我，在寻找说出自己的话的方式。我很乐意运用古老的写作技巧，我的时间和生命都用在学习何时、用何种方式使用这些技巧上。我小时候就热衷于写那些爱与背叛、充满风险的调查、可怕的发现、走上歧途的青少年、经历波折又化险为夷的故事。我从做读者的青少年时期，理所当然过渡到了写作者漫长、充满挫败感的实习期。那些类型文学是安全区域，是坚实的平台，基于这些平台，我找到一个故事模糊的雏形，就心平气和开始训练，我很慎重，也充满乐趣。同时我一直在等待着：我脑子会发散开来，开始出错，有很多个界限之外的“我”紧密团结在一起，抓住我的手，通过写作拉扯着我，让我来到之前畏惧的、让我感到疼痛的、未知的地方，我可能会迷失的地方。在那个时刻，那些规则——我学到的、运用的规则会发生塌陷，袋子里的手不是拿出需要的东西，而是抓住什么是什么，而且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失衡。

这样真的能写出好书吗？不能，我觉得不能。就我的经验而言，这种写作到最后，尽管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力量在传递一些东西，但依然无法填补写作和痛苦之间的缝隙，留在纸上的依然会很少，比你感觉捕捉到的更少。也许就像所有事一样，你需要懂得如何获取、挽留、容纳，认识到它的优点和缺点，学会运用。我没有做到，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觉得那是一种破坏的工具，像一把榔头，会拆除把我封闭起来的围墙，但它会带来毁坏，现在我认为这是个天真、先锋的想法。就像所有害羞、顺从的人一样，我有一种从未说出口、无法坦言的野心，我想从既定的写作模式中走出来，让它蔓延出来，摆脱任何形式。但后来那个阶段也逐渐过去了，甚至是萨缪尔·贝克特，了不起的贝克特，他也说过：我们唯一离不开的东西，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其他东西中，就是形式。于是我决定采用坚实的传统结构，同时耐心地等待自己能够写出所知的真相，全身投入在失衡与变形中，为自己争取空间。对我来说，真正的写作就是这样，不是一个经过学习的优雅动作，而是一种本能的抽搐。

我引用贝克特是出于很明显的原因。那些投身于写作的人大多都会留下一些文字，说明那个躲在脑子角落的自我，在努力写出文字。我不怀疑，那些文字不仅仅是向写作的激情致敬，而且是一道门，或者一道打开的窗户，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作品的意义、缺点和价值。现在就我而言，贝克特在《无法称呼的人》里，完美地呈现了这一方面。我要引用的这一段文字很长，请大家原谅，我本来想引用更多，甚至是整本书。我们看看下面这段：

……我由语言组成，我就是语言，也有别的语言，别的是什么啊，场所、空气、墙壁、地板、天花板、语言，宇宙都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我就是空气、墙壁、活墙，塌陷，打开，来到源头，流动起来，我是飘絮，我是所有那些飘絮，它们相遇，聚集在一起，然后散开，无论去哪里，都能找到我，我沉溺于自己，走向自己，离开自己，都只有我自己，我的一部分，碎片，重新得到又失去，缺的那块，我是一些语言，我是所有语言，所有奇怪的语言，我是那些语言的尘埃，没有底部可以沉淀，没有天空可以散开，它们相遇，逃离，就是为了说，我是所有这一切，那些聚合的、分离的、无视的，正是这样，是的，还有其他东西，我也是所有其他东西，暗哑的东西，在一个坚硬、空洞、封闭、干燥、干脆、黑暗的地方，这个地方，所有一切都一动不动，不会为任何事说话，我在倾听、感受、寻找，就像一只生在牢笼的野兽，一只生于牢笼的野兽，一只生于牢笼的野兽，一只生于牢笼的野兽，一只生于牢笼的野兽，一只生于牢笼的野兽，生于牢笼死于牢笼，生于牢笼死于牢笼，生死都在牢笼，牢笼里的生死，在牢笼里生然后死，就像一只野兽，我说，我就在找像这样的野兽，我用我可怜的工具，对于同类只剩下害怕和愤怒，不是这样，怒火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害怕……

这种整齐而凌乱的喧闹声，都是一个由语言组成的“我”制造的。在这种喧闹声中，经过一段段历程，引向了一连串长长的、笼中的野兽影像，一切都源于恐惧。在这些句子里，我找到了共鸣。在读到这段之前，我脑子里有另一个意象，源于我的母亲：那是一个语言碎片的旋涡，它让我眩晕，也让我感到害怕，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片被洪水吞没的土地留下的残骸。那些“碎片”（frantumaglia），我母亲带着恐惧跟我讲到她头脑里的东西时，也让我感到害怕，以至于很长时间我都更乐意接受牢笼的意象。牢笼有稳固的边界，这会让我感到安心，因为有周围有界限。我是个小心翼翼的人，到一个地方总是会关上身后的门，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倾向于让自己像某个人，而不是感觉自己毫无特点。在一个牢笼之中，“碎片”的旋涡，最近几年又开始浮现出来，我觉得比之前更容易控制了。

我小学时候用过的笔记本，有黑色横线和两边红色的竖线，当然也是一种牢笼。但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写一些小故事，从那时开始，我倾向于把任何事情都变成干干净净的文字，一切都很和谐、井井有条，保证可以获得赞誉。但头脑里那些不和谐的喧闹留了下来，我自己清楚，我后来确信：我可以拿出来出版的书，文字都来自那些喧闹。也许，那是可以让我获救的东西——然而用不了多久，拯救就会成为迷失。在整洁的规范之下，有一种能量一直想要打乱这一切，带来混乱、失望、错误、失败，还有肮脏的东西。那种能量一会儿从这里冒出来，一会儿从那里冒出来。随着时间的流失，写作对我来说，就是给我“一直追求平衡和失去平衡”的状态赋予一种形式，就像把碎片规整起来，等着它们再次变得凌乱。就这样，当爱情小说最后变成了爱情褪去的小说，我觉得这才是好故事。当我知道，没人会发现凶手是谁，这样的侦探小说才开始吸引我。当我觉得没人会得到教育时，那些成长小说在我眼里才步入正轨。精彩的文字变得精彩，是因为失去了和谐的风格，开始具有丑的力量。那些人物呢？如果是光明磊落、言行一致，我觉得他们很虚假。当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时，我会觉得他们很吸引人。“美即丑恶丑即美”，这是《麦克白》里神奇的讲述者——几个巫婆说的话，她们当时正在飞过肮脏的雾霾。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