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是陈清画的崩溃，而是吴用的崩溃。

几年之后，陈清画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跳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她细细琢磨这件事情。

她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

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一岁八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画还隐约记得当年她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她和吴扬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她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而陈清画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画记得很清楚，因为她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她骄傲于她有远见，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两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她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攒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

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三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并且，陈清画清楚地知道，受到出身、眼界和金钱的局限，北京许多家庭给孩子报的班、安排的项目、花费的时间要比她疯狂得多。

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蚁?它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

从初一开始，吴用就对数学表现出超常的兴趣，他书包里经常装一本厚厚的微积分，闲时自己看，那本书被翻得缺角少页。吴用自己说，他至少读过三遍。当时，吴用的班主任曾经批评过吴用，让他不要再把书带到学校，上课就上课，认真完成老师的任务就行。吴用没有听，他对陈清画说，老师讲的太简单了，他三分钟就理解了，没办法坐在那里待四十分钟。陈清画理解儿子，觉得儿子是对的，因此，当班主任向她反映吴用的情况时，她委婉地表示她支持自己的儿子。班主任没说什么,但陈清画记得班主任那时看她时的奇怪表情。很显然，她并不支持吴用和陈清画。吴用的数学成绩平时在九十五分左右，有时还下降到九十分以下，这在他们班里是中下等水平。但他错的地方经常匪夷所思，譬如二加二等于六之类的，他显然完全理解题意，但却做不到精确。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陈清画心里虽然觉得并没必要一定要考一百分，也不觉得那样的错是致命的，但是，当拿到吴用成绩时，她仍然会忍不住不断追问吴用为什么会出那样的错，为什么总是在小事情上犯错误，连二加二都算错那什么能做对，等等。她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她去接吴用放学，那天刚好出期中考试成绩，她已经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吴用的分数。在见到吴用之前，她还告诫自己，不要过分追究，不要提成绩，但是，在接到吴用的第一时间，她仍然忍不住冲口而出，问吴用是怎么回事，数学才考九十分。那天，她的车停得比较远。从出学校门口，向右转，再向右转，经过一个路口，再到车边，可能有七八分钟的样子吧，她不停地说，一直纠缠于那数学分数。她知道那没必要，知道那并没有什么决定性意义，但是，她仍然在说，她控制不住自己。

她记得一开始吴用还回应她，说自己一道大题中间的一个加法算错了。他还在笑。陈清画说你怎么总是犯这样的小错误，虽然小，结果却是致命的。吴用说，我都检查两遍了，可是谁会想到是这个小地方错了呢。陈清画说正是这样的小地方才要检查，你之前犯过很多次这样的错误，在一个地方摔倒好多次。她一直在说，有点恼怒吴用的不经心，恼怒他吊儿郎当的语气，她不记得吴用什么时候开始不说话了。上车之后，吴用开始看手机，不再和她交流。回到家里，她告诉吴用，明天开始不要再带微积分去学校了，数学都考成这样子了。吴用看着她，过了好一会儿说，我不，我就要带。

第二天早晨，陈清画没有检查吴用的书包，她知道他肯定带了。她始终在摇摆之中。她既想要吴用能考到一百分，但同时又觉得也没有必要一定考一百分；她既不想让吴用带微积分的书，但又觉得那些课确实不足以支撑吴用听四十分钟。

初中三年，和大部分海淀孩子一样，吴用的周六周日是在不同的学科培训班里度过的。陈清画不记得她和多少个补习机构的老板和老师打过交道，每一个老板和老师她都要去社交，以期吴用能进人最好的班级，找到最好的老师。而信息总是在不断拼凑中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庞大。初二时，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清画送吴用去培训班上课，和那个机构的老板聊天，知道这里还有一个数学竞赛班，上课老师是北京市的大咖，和竞赛机构的关系非常紧密，从他手里考出过很多金牌学生。这个班刚刚开班。陈清画拜托老板问问老师，可不可以带吴用见他一下，看他愿不愿意收下。

下一个星期天，吴用作为编外学生进入竞赛班听课。课堂上有小测，有提问。在一个小小的、阴暗的办公室里，陈清画见到了那位老师。老师穿着朴素，嗓音略微有点沙哑，神情冷淡，很有距离感。他说吴用思维敏捷，很有灵性，对稍有难度的题理解很快，挺适合走竞赛路子，但是他也说，要想走竞赛路子，吴用还必须进一步规范自己，从小测看，吴用做题缺步骤，过于天马行空，极容易出错。竞赛是不容许出这样的错误的，少一分就是一分。陈清画很激动，这意味着，从那一刻起，北大、清华似乎真的离吴用近了，触手可及了。她颤抖着双手，奉上自己带的茶叶，她知道这对老师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她只想表达自己的敬意和谢意。

也是从那一天开始，吴用踏上竞赛的道路。他在竞赛班的成绩基本上是中上，偶尔能冲到前两名。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他不愿意做题，即使是老师布置的规定性作业，他也只是勉为其难地完成，更遑论那一本本课外竞赛书。老师要求他必须刷完那些题。

一切都是事后才发现那时已有征兆。吴用愿意上竞赛班以作为能上北大、清华的捷径，但是他对刷题有很深的排斥。他认为自己是因为热爱思想和思考才去学习的，他不只是为了学知识，他是为了学会思考。他认为高强度的重复刷题破坏了自己的思维，他成了做题机器。他很不甘心。

所以，他把刷题时间放在了学习更高阶的数学上。他说数学很美，他会给陈清画描述数学的美。陈清画没有感受，虽然她自己也是一个理科生，考上的也是北京较好的大学，但她依靠做题获得在北京上学和工作的机会后，就再也不想看那些知识一眼。对她而言，那些东西除了枯燥、烧脑，别无用处。

吴用这样的学习方式很快就产生了后果。初三上学期的一天，吴用从学校回来，非常愤怒。那天晚上是吴用学校的数学竞赛课，这是学校的义务课程，组织同年级段的竞赛苗子，系统学习相关知识。老师讲一道题，算了很长时间没算出来，吴用在台下接了嘴，说这样这样算，那时老师并没有生气，顺便又提问吴用一些知识，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人争论了起来。老师大发雷霆，说你的想法是错的，你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有点想法就很不得了，你这样学习根本学不出竞赛成绩，你天天捧着一本书自己看，完全是在装。吴用愤怒于老师语气里的轻视，愤怒于他对于自己思考的贬低。他认为他的思考是神圣的，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有价值的事情。

从那以后，吴用拒绝做那位老师课上的题，不参加他的课堂小测，他还去上课，但他在课上看自己带的书，以此作为对老师的反抗。

对于此事，陈清画站在吴用的立场上。老师粗鲁的态度肯定会伤害一个正处于吸收知识中的学生，哪怕他真的有错误，但他孜孜以求的态度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从最真实的想法来说，她确实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吴用自学的那些东西，有可能会增加他的自负，在知识层面也有可能是破碎且认知错误的。

那时，陈清画还不知道，她的这种犹豫、矛盾会成为一种伤害。

疫情来了。那个春天正是吴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他正面临毕业考试，学校各科老师都布置大量的作业、试卷，试图让学生在最后冲刺阶段能再上一个台阶。学校建立了网课系统，老师在手机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体系。吴用的房门开始反锁，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在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出来一下。陈清画看着吴用的脸一天天变得苍白阴郁，并且，因为要监督他学习完成情况，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陈清画一看见他空白的试卷就忍不住冒火，吴用打开房门一看见陈清画就又把门重重地关上。陈清画只能隔着房门和他吵架，让他完成作业。她也有任务，她要给老师打卡，要给老师拍吴用做的卷子。

这些都只是过程，是积累，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谁也意识不到的“星星之火”。

吴用中考顺利，以低空飞过的姿态考进了北京最好的高中。

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在一个训练基地组织集中训练。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画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并且，春天封闭的那几个月，把陈清画吓坏了，她觉得吴用精神上开始有封闭的倾向。

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大家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同时，也告诫学生竞赛是条窄路，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这就成功了一半，北京著名高校会在高二、高三学生中提前选好苗子。

那时候，陈清画的心情是相当愉悦的。封闭二十天，吴用可以和其他同学在一起，可以获得老师的指导，同时，尽管食宿条件不好，但是有家长志愿者时时监督，连老师也一起吃住，吴用应该能坚持下去。

在第五天的时候，陈清画和吴扬平一起去看吴用。吴用看起来精神很好，上课老师布置的作业很快就能完成，成绩也不错，还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己读了很多书。当时来这个培训基地的时候，吴用就把一套苏联数学家写的书带上，他那段时间迷上了那位数学家。陈清画反对他带，说好好听课，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就可以了。吴用一定要带。

但是，在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有值班家长告诉陈清画，吴用不怎么到食堂吃饭，一天要喝四五杯咖啡，晚上睡觉好像比较晚。

这些细节都被忽略了。

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画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她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她本能地看了下时间，两点十分。

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他说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她说话。陈清画问怎么了，吴用说他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力管我?

陈清画让吴用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她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并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学习。等到十一点半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画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是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陈清画劝了几句，说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说过，学生必须守规则。

吴用被气坏了，说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他说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画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画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她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她劝说吴用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吴用说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陈清画说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

如果是今天的陈清画来处理，她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

那天晚上，陈清画强行挂了吴用的电话，让吴用赶紧去休息，明天起来再说。第二天，她也没有再打电话问吴用或值班的家长，她觉得就是一场冲突，过去了就过去了。她没有意识到她应该关注到吴用的精神状态，应该再打电话问问吴用，舒缓一下吴用的情绪。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是，后来她想，即使她第二天打了电话或者赶去训练基地，以她当时的认知，她仍然会完全站在保安的立场上去和吴用讲道理。她不可能会去理解吴用的情感和立场。

两天后，培训课程结束。陈清画去接吴用，吴用的表情极为阴郁，眉头紧紧皱着。他没有完成竞赛班最后的考试，他说自己头很疼，无法做题。陈清画没说什么,但她心里不太同意吴用的做法，她觉得无论如何要坚持把试考完。她也了解到，那天晚上，吴用和保安又对峙了将近一个小时，回到宿舍后也没有休息。

回家的第二天，陈清画带吴用到医院看病，医生说吴用有严重的鼻窦炎，确实会引起头疼、恶心，也会引起精神上的不适感。

他们没有交流保安的那件事情。因为没有时间了。吴用正面临着开学后的考试分班，能不能进实验班意味着他在班级的位置以及能否获得好的学习资源，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他们必须专心应对。

陈清画给吴用请了一对一的物理辅导。物理是吴用的相对弱项，却是入学分班考试的必考科目。老师就是吴用所在高中的老师，北大毕业，思路清晰，年轻，很有亲和力，吴用试听了一节，觉得不错。于是，每天下午，吴用上三个小时的课，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这样一直持续了十五天。直到补课结束，吴用的脸色都没有恢复过来，他的头疼还没有好，除了老师来上课，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乎不和陈清画交流。

吴用如愿上了实验班，虽然不是最好，但也还可以。他很不满意，认为这不是他的水平。他们熟识的一位老师告诉陈清画，吴用犯的错误全是最基础性的，他做出一些非常难的题，基础错误却太多，最终拉低了分数。

她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他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现，可是，她无知无觉。支持她做出那样决定的是她的思维惯性。她习惯于一

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她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她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忽略了这句话。

她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她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她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他很好地刷竞赛题，她不惜重金从清华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她，找他的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他的潜力，给他分析利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她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连续几个月，吴用晚上不愿意睡觉，或者是睡不着，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画、吴扬平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他们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

陈清画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分析量表后，告诉陈清画，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到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

吴用对心理咨询师的话并没有多少情感反应，在这之前，他已经到他们学校的心理咨询室看过，心理老师说他有点抑郁倾向，应该进行心理咨询。他自己买了几本心理学的书，有时还和陈清画交流他的看法。真正大受打击的是陈清画。她不相信自己的儿子生病了，她不理解心理咨询师所讲的抑郁意味着什么,这方面她完全空白。她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她过去所做的一切、她所付出的努力，她成为妈妈的喜悦，她为“妈妈”这个名头所付出的努力，她每一天的殚精竭虑，她所有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她为他所受的委屈所付出的爱，她对自己“母职”身份的肯定和自豪，都被完全否定。

可是，这一切，在儿子所遭受的痛苦面前，又是多么无足轻重。

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