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野在解释东电女职员的卖娼行为时，用的关键概念是“堕落”。可是，用“沦落的女人”来称呼走上卖娼之路的女人，实在过于陈腐。佐野说她“身败名裂”“沦落陋巷”，可事实上，她并未因生活困窘而落入社会最底层。她既未因双重生活的丑闻曝光而受到社会制裁，也没因此而失去职业。即便被公司知道了，只要不是触及法律的行为，公司也不能把她解雇。尤其像她那种“个体经营”的娼妓，并未加入有组织的营业，只要一口咬定是“自由恋爱”，最终总能逃脱。

佐野用“堕落”一词，是基于一种长久以来的旧式思维，即，女人出卖自己的性是有悖人伦的行为。同时，“堕落”一词还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忽视。

佐野在这里竟然用起“夜鹰”一词，让人很是意外，因为这个词相当陈旧，有种时代错乱之感。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称A子为“堕落圣女”的佐野的心态。在他的那种精神构造中，不但有种陈腐的、20世纪式的通过性来寻求救济和解脱的浪漫主义情怀，还有种男人对“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 Magdalene）的向往憧憬。所谓“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指为让男人满足欲望仅收极低报酬的那种娼妓。据说，还有男性杂志将她喻为“遍身疮痂的菩萨”“黑色玛利亚”，那只能说是男人的自以为是。

速水由纪子指出：一方面，媒体为东电女职员事件“发情”，同时，“男性与女性反应落差如此之大的事件，至今不曾有过。”〔速水，1998:13〕佐野放弃了理解东电女职员“内心深处的黑洞”的尝试（的确，比起陈列充满误会的“解释”，这样更诚实），他把这个任务委托给精神科医生斋藤学。斋藤提出了如下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

敬爱父亲、也被父亲期待的优秀长女成为“父亲的女儿”。大学时代失去父亲的长女与父亲同化，意欲代替父亲承担家长的责任。她的自负，让她对本应为庇护者的无能的母亲投以轻蔑的目光。于是，母亲渐渐疏远傲慢的长女，溺爱妹妹，排斥姐姐。在那个家里，长女日渐失去自己的位置。

斋藤分析道：“（A子）因执着而强烈地依恋父亲，意欲代替父亲做一个男人，（中略）这使她变得憎恶自己的身体，对身体产生一种近似复仇的情绪。”斋藤称之为“自我惩罚愿望”。自我惩罚，同时也就是对母亲的惩罚。“当街卖娼后，还每晚必定回到母亲和妹妹起居的家中，这是凸现母亲的社会性无能的极好方式。”

因此，“她的卖娼行为，可以视为对母亲和妹妹两人联盟的攻击。自己与亡父合为一体，本应是男人联盟，身体却成了障碍。（中略）卖娼的行为，既可以欺负母亲，又能摧残自己的身体。”〔佐野（真），2003b:132—133〕

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容易将一切现象都归因于家庭关系。将所有因素都还原在父亲、母亲、女儿等家庭角色的范畴之中，反而会使性别要素成为盲点（gender blind）。

斋藤将自发的卖娼解释为自我惩罚的自伤行为，这与对卖娼少女的分析很相似。那种解释亦只停留在家庭关系之中。被父亲溺爱期待的女儿，欲求与父亲的同化，但“父亲的女儿”终究只是女儿，不是儿子。当女儿知道自己只能成为“不完整的父亲”时，便转而惩罚妨碍了与父亲同化的女性身体。这时，卖娼是一种“自罚”。相反，被父亲支配、憎恶父亲的女儿，则通过主动“玷污”本应属于父亲的身体来实现对父亲的背叛和报复。这时，卖娼便成为“他罚”。可是，无论自罚还是他罚，女儿都只能通过自伤行为来达成。

“父亲的女儿”虽然厌恶母亲的无能与依赖，但因为有一个与母亲同样的身体，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分离。女儿懂得，母亲对丈夫的依赖，建立在母亲对自己性欲望的压抑之上。看破母亲隐蔽欲望的女儿，冒着犯禁的危险，带着嘲讽的意味，去替代实现母亲的欲望，这同时也是对母亲的报复。速水由纪子在对1990年代卖娼少女的分析中，就是这样去解读背后潜藏的两代女人的性压抑。

在家庭中处于最弱者地位的女儿，其攻击并不直接指向强者父母亲。弱者的攻击，只是指向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不能反抗，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是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领地。相反，儿子的攻击性通常表现为更单纯的“他罚”或对他者的伤害，两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自己身体如同扔进阴水沟一般交给男人的越轨行为（包括卖娼在内），便可被解释为与厌食症、割腕等具有相同性质的自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