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野真一的《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一书，主要内容如书名所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东电女职员卖娼事件，另一部分是杀人事件。该书前半部分探究一位精英白领女性走向卖娼的心理动机；进入后半部分后，焦点转换为追踪杀人嫌疑犯——尼泊尔男性的背景和事件的审判过程。因此，如果因关注东电女职员卖娼事件而打开这本书，会感觉期待落空。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一点，该书最后一章为佐野对斋藤学的采访，他请精神科医生来解释东电女职员之谜。从这份采访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佐野在坦陈自己对女人一窍不通。该书的续篇《东电女职员症候群》，主要介绍前作出版后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佐野实际采访过其中几位，但他的感慨仅止于对“有那么多女性对东电女职员表示同情”表示惊讶，这位男作家没有更深入一步去探寻她们的内心世界。

起初看到佐野的书出版时，我就对由男性纪实作家来调查这个事件颇感怀疑；读了书以后，谜不但没被解开，反而更深了。佐野原本是一位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他的这本书，结果成了对冤案事件的追究。

顺便说一句，佐野在书中称被害女职员为“OL”，这是不确切的。“OL”为日式英语office lady的略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用来取代原有的BG（business girl）一词。“BG”因含“女人的生意”——即“夜里的工作”之意而被人们逐渐回避。当时，无论是BG还是OL，在公司里都处于男职员的辅助地位，主要工作是端茶、复印等杂务（1970年代尚无复印机！），不管年龄多大，都被当作“女孩子”。[关于BG、OL等名称，金野美奈子的《OL的创造》〔2000〕一书十分详尽。]

被害人A子1980年大学毕业，是东京电力公司录用的最初一批女性管理职员。佐野称她为“精英OL”，可“精英”与“OL”的组合本身是自我矛盾的。她死时39岁，年薪应该超过了一千万日元。这样的女性职员，绝不能说是普通的“OL”。

政府开始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是在1985年，A子进公司时，虽然这个法案尚未出台，但部分大公司已经开始试验性地录用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女生为管理职位候选人。A子的父亲亦供职于东京电力公司，为该公司的精英职员，本应顺利地往上晋升，却在A子大学二年级时患急病去世，年仅五十出头。对父亲怀有敬意的女儿，在父亲生前的公司就了职。我们可以猜想，其中或许有亡父部下出于私情的暗中相助。A子的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家住杉并区的一栋小洋楼，这是一个富裕的高学历中产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大学毕业后当上公司职员。父亲去世以后，家中虽然只有三个女人，但没有任何经济困难。

毕业于一流大学、供职在一流公司的高学历女性，没有任何经济困境的迹象，却主动选择街娼这种最底层的“女人的工作”，而且地点是在圆山町。据周围人的证言，她以两万至五千日元不等的低廉价格接客，把每笔收入一丝不苟地记在记事本上，常在便利店买关东煮[一种廉价煮食，日语发音为odenn。]和罐装啤酒充饥，过得很吝啬。

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对一些人是谜，对另一些人则不是。后者就是在心中大叫“东电女职员就是我”的那些人。或许应该说，她们心中有一个同样的“谜”。

下面，让我们依据佐野的纪实报告，再稍稍详细地追溯一下“东电女职员”的背景。

A子在20岁左右时患过厌食症，39 岁死去时枯瘦如柴。当她站在圆山町的街边时，总是戴假发、化浓妆、穿大衣，有男客甚至因为她脱衣后的裸体过于皮包骨头而被吓跑。

大学二年级时，一家顶梁柱的父亲去世，身为长女责任感极强的她，一心想着要由自己来支撑这个家。她与父亲进入了同一家公司，向周围发誓：“一定好好工作，绝不玷污父亲的名声。”长女、被寄予期待、考入一流大学的她，正是一个“父亲的女儿”。

作为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初期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她和男职员一样努力工作，毫不逊色。她投到一家财经专业杂志的论文被刊载并获奖，也开始作为经济学学者崭露头角。可是在她之前，办公室的女性只有一般事务员即所谓的OL，作为女性，她不能被特殊对待，照样要给男职员端茶。据说，轮到她值班端茶的时候，茶杯常被打碎。因为她洗茶杯不是一个一个地洗，而是在水桶装满水，把茶杯全部丢进去，然后使劲地摇水桶。结果杯子被摇出桶外，打碎了不少。从这个洗茶杯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她内心的极不情愿，感觉到她的不满：“明明不是该我做的事！”

初进公司时，作为管理职位候选人被录用的女职员们因引人瞩目而被大肆宣传，可有许多报告表明，当时工作现场却为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们而苦恼。“平等法”实施后的第一代女职员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言。工作现场的困惑是：对这些管理职位候选人，是应该把她们与迄今为止的“女孩子”同样对待呢，还是应该视她们为“异形的男职员”？事实上，许多管理职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出与男职员同等的业绩，又不能忘记如女性事务员一般的细心体贴”。由于她们的录用条件和工资与男职员完全同等，所以举止投足都被过度关注，周围的期待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她们还得和其他一般事务女职员处好关系。

比如，有的公司有个惯例，女职员轮流提早到公司，在上班之前把办公室的桌子都擦干净。那么，管理职位的女职员是否也应加入轮班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不让加入，她会在女职员中显得孤立；如果让加入，本人又可能会有不满。总之，在尚未适应女性管理职位的旧式办公室里，她们是需要被小心翼翼地特殊对待的“易碎品”。同时，由于她们分散在各个部门，在所属部门是绝对少数，显得相当孤立。有证言说A子在办公室里很孤立，这未必仅仅是由于她个人性格的特殊。在这个时期，被寄予很高期待而被录用为管理职位的女性，由于太大的压力和不恰当的待遇而幻灭，最后丢掉优厚待遇辞职而去的事例不胜枚举。她们担心自己成为让人抱怨“女人就是不行”的先例，被迫承担男人的责任和女人的负担，结果是“再也干不下去了！”

1988年，A子30岁，被调往属于东电系列的一家调查公司。与同期男职员的工作部门相比，她调任的那家公司差了一个等级，这显示出公司对她的评价。那时，她已被上司认作“难用的职员”。在调去的公司里，来自大企业客户的职员通常是被当作客人来对待。她在这里也被视为难用的“易碎品”。据说，由于追求完美、一丝不苟的性格，她会不客气地指出上司及同事的报告书的错误，因此遭众人讨厌。

在分公司工作三年后，她又回到东电公司，1993年就任“经济调查室”副室长，成为管理人员。与A子同期进东电的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一共有九位，到那时，尚未辞职并当上管理职位的，除A子以外一个也没有。A子进公司后，最初被分配到的部门就是“计划部调查科”。将女性安排到“调查部门”，表明了大企业对女性管理职位的态度，即，女性终究只是后勤人员。与被派往现场部门的男职员不同，公司给她们准备了面向女性的指定席位。[女性经济学者小泽雅子，曾任职于原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现已倒闭），根据她的证言，被分配到调查室时她的年薪，虽比同龄女性劳动者高出许多，但与进公司后不断换岗调动积累了丰富现场经验的同期男同事相比，十年间被拉开的差距竟达几乎两倍。]

根据佐野的报告，A子开始“夜里的工作”，是在调回公司半年左右之后。她先当俱乐部的女招待，然后在涩谷做娼妓。她起初还接一些“貌似绅士的客人”，记事本里有回头客的名单和联络方式。她的价格为一次两万至三万日元，在当时的涩谷，这是接近一般行情的价格。当高中生进入卖娼行业后，娼妓日益低龄化，那时，穿制服的高中生标价更高。

A子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按时下班，去便利店买关东煮充饥后，化浓妆、穿大衣，站在圆山町街头。她给自己订的目标是每天接客四位，接客人数和金额详细记在记事本上，零钞攒满一万日元后，便去换成整票。她很在意金额数字，但并不挥霍浪费。疲累之后，她就坐电车回杉并区的家。有人曾看见她在电车里狼吞虎咽地啃着从便利店买来的面包。

“夜里的工作”逐渐侵蚀到白天的工作。她上班时的化妆越来越浓，服装越来越怪异。不知是由于太过辛劳还是厌食症复发，她瘦到病态的程度。她在公司里的孤立程度越来越深，周围人们也开始感觉到了她的异常。本来，能每天按时下班，这本身就意味着她在公司没有自己的位置。三十多岁正是工作上轨道的年龄，若是男人，应当正值在公司努力工作竞争成功的时期。

39岁，正是“作为女人的消费期限”快要过期的年龄。她在这个时候遇害，仿佛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其实，即使她不被杀，在不少人眼中，她的那种生活也等于慢性自杀。

A子尸体被发现的圆山町的那座破旧公寓，成了女职员们的“圣地”。在那之后好几年里，那里的鲜花不曾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