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厌女症，是对他者的歧视和侮辱。因为男人不必担心会成为女人，所以可以放心地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歧视。

可是，女人呢？对于女人，厌女症是对自身的厌恶。怀着自我厌恶地活下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艰难的事。

无论哪一类，社会性弱者（social minority）都承受着同样的“范畴的暴力”，因为制造和划分范畴的，是社会的支配性集团（social majority/dominant group）。在这里，让我引用一段将这种机制表达得极为精彩的日语文章。这是铃木道彦针对小松川事件的犯人李珍宇[李珍宇（1940—1962），在日朝鲜人第二代，家庭环境极端贫困恶劣，18岁时杀害两名女性（即“小松川事件”），被判死刑。当时多位著名左翼文化人士指出，导致他犯罪的社会根源为日本社会存在的对朝鲜人的民族歧视，为他呼吁减刑，但请愿无效，李珍宇被处以绞刑。]在1966年写成的《恶之选择》一文。

铃木是法国文学学者，以研究普鲁斯特而闻名。他为什么要来论述李珍宇呢？这个谜，从他将李珍宇称为“日本的让·热内”，可以窥知其中缘由。让·热内（Jean Genet）是个小偷、诗人、同性恋者、曾让萨特为他写出大作《圣人热内》〔1966〕的越轨者。少年时代的热内，有一天因为偷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发觉而被叫作“小偷”，于是他下决心：“我被叫作了小偷。所以，从此我决定做一个小偷。”

让·热内将命运改变为选择的“自由”，正是让萨特着迷的“存在主义式自由”的行使。在少年李珍宇身上，铃木也看到了同样的将命运改变为选择的“恶之选择”。

西蒙·德·波伏娃写道，女人不是生来而是变成女人的。那么，女人是怎么变成女人的呢？是通过接受“女人的范畴”、通过自认“我，一个女人”而变成的。

可是，正如“朝鲜人”之于少年李珍宇，“女人”这个范畴也充满了轻蔑。

语言世界先于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只能后来降生于那个先已存在的语言世界里。语言不是自己的东西，属于他者。“女人”的范畴在自我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个体从他人那里接受“你是女人”的指名。“对，我是女人。”当个体如此自我定义之时，“女人”就诞生了。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当一个人回应“喂，那个女人”的质询（interpellation）时，女人的“主体”就诞生了。

内田树在《私家版·犹太文化论》〔2006〕一书中谈道，所谓“犹太人”，就是对“犹太人”的范畴“迟来登场”的人们。同样，女人（以及“朝鲜人”）也是对那个范畴“迟来登场”的人。因此，在“接受”那个范畴的时候，也必须同时接受那个范畴所承载的历史负荷。

但是，除此以外，并无“自由”的选择。铃木以少年李珍宇为例，出色地剖析了这个矛盾悖论。将铃木的论述用到女人身上，即可这么说：

人在成为女人的时候，要姑且先将“女人”这个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的厌女症接受下来。如果满足于这个范畴所指定的位置，那么，“女人”就诞生了。可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对那个指定位置感到不满、对厌女症不能适应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从厌女症出发的女性主义者。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没有厌女症的女人（假如那种女人真的存在的话），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有时会听到有女人号称“我从来没有拘泥过自己是女人这回事”，这种说法其实应该翻译成“我一直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

将“女人”这个强制的范畴改变为选择，“解放”的关键应该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