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熟与丧失》一书中，江藤以小岛信夫的小说《拥抱家庭》〔1988〕为素材，写下了一段让人不安的“神谕”：对于小说中主人公的妻子时子，“做‘母亲’、做‘女人’，是她厌恶的对象”。

江藤将“女性的自我厌恶”称为“‘近代’给日本女性植入的最为深刻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自我厌恶，可以说是所有生活在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女性的普遍性情感。”〔江藤，1967，1988:61〕

将厌女症的历史性表达得如此明确的论述，我在别处从未见过。厌女症是有历史的，这就意味着：既然有起源，那么耐用期总会有失效的时候。

对女主人公时子的厌女症，江藤举出的一个原因，是对丈夫的竞争心。时子的丈夫当年留下妻子，独自一人去美国留学，如今成了大学教师。江藤指出的这个原因很有道理。在战后男女同校的制度之下，考分竞争在原理上没有性别差异，肯定有不少妻子能对丈夫说“学生时代我的成绩更好”。所以，丈夫越成功，妻子一方被剥夺的感觉就越强烈。

厌女症通过比较而被强化。将两者相比，也就意味着两者是可以比较的。之所以可以比较，是因为双方具有可比的公约项。在性别和身份的差异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命运来接受的世界里，有的是“区别”而非“歧视”。只有当“都是一样的人”这种可以公约的“分母”出现之后，“歧视是不应当的”的心性才会产生。性别歧视本身并非从前不存在，但“近代”通过“比较”反过来将这种歧视强化了。所以，控诉性别歧视的女性主义，是作为近代社会的直接后果而诞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已故的女性学先驱驹尺喜美对“从‘区别’升格为‘歧视’”的变化表示欢迎，而不愿看到这种变化的人们，则总想把“歧视”拉回到“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