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6日，一个特殊的男孩降生在这个国家。这个男孩的父母不向当地政府提交出生证明，他也没有户籍，不知是否被算入“日本人”的人口统计中。男孩从一出世就被使用敬称（Okosama），虽然他的出生早就被预知，但报纸却要发行“号外”来报道。“因胎盘前置有危险”，妇产科医师团队采用剖腹接产，可见医生们为确保母子安全所下的坚定决心。这就是在现行《皇室典范》下被定为第三位皇位继承人（秋篠宫悠仁亲王）的诞生。从今往后，这个孩子的一举手、一投足均被置于监视之下，将会度过没有隐私的一生吧。

“男孩诞生”——所有的媒体都这样报道。没有比这一天的日本列岛更充溢厌女症情绪的日子了。政治家和市民们满面喜色地连呼“恭喜”。可如果是个女孩，他们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从出生之时开始，孩子的价值就因性别而异。在诞生的瞬间，婴儿的两腿之间如果有“把子”，便“好极了”；要是没有，就大失所望。这是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的惯例。“末子长男（最小的孩子为男孩）”的家庭很多，其父为秋篠宫的这个男孩，如果这对夫妻不再生孩子，也算这种类型。因为接连出生的都是女孩，夫妻为想要一个男孩而坚持努力，如愿以偿后便终止生育行为——所谓“末子长男”，指的就是这种家庭里的男孩。最近因少子化倾向，“末子长男”的人数急剧减少了，因为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在第三个、第四个孩子之后“再生一个”了。[据说，秋篠宫家因为添了一个孩子，每年的皇族费增加了305万日元。如果政府在为少子化苦恼，应该给每个家庭都发那么多钱才对。]

从出生之时开始，人的价值便因性别而异，没有比这更明白易懂的厌女症了。在各大报纸登出的皇族家谱中，只有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才被加上记号，女性皇族仅被视为男系血统的承载媒介物（所谓借腹生子）。似乎在说，只要种子高贵，承载的器皿可不问出处。事实上，大正天皇的母亲是明治天皇的侧室，可家谱上连那位母亲的名字都没有。都21世纪了，我看到的却仿佛是平安时代（794—1185年）的族谱，一瞬间只觉快要晕倒。不过，我并不因此就要求“天皇制的男女共同参与”。

在2006年9月6日这一天，在这个国家里，看到这个受特殊待遇的孩子，只要心里升起一丝“幸好不是女孩”的念头，无论男人女人，全是厌女症患者。所谓皇族，就是将厌女症露骨地制度化了的一个家族。

秋篠宫的长兄夫妇即皇太子和妻子，或许在为自己的孩子是个女儿而庆幸。因为社会和媒体从此将会去关注弟弟一家，他们自己可以从女儿将来或许要“继承家业”的压力中逃避出来、从不孕治疗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期待今后能稍稍自由地养育女儿了。对于除了死亡以外没有退位和脱离皇籍自由的皇太子（与其妻），这也许是值得欢迎的事。可是，代价是兄弟之间的力量关系的逆转。只因孩子性别不同，父母地位的高低强弱也随之转换。这难道是平安时代吗？我不由得再次失语。

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制。在父权制社会，人们通常有喜好男孩的倾向。不但在出生之后，有时从出生之前的胎儿阶段就开始筛选。更现代的方法是在受精之前就决定性别。在生殖技术中，生男生女的区分是最简便的，只需用离心分离器将有X染色体和Y染色体的精子选出即可。这种一目了然的选生男孩，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出生时的性别比例。发达国家的自然出生性别比例为男105比女100，但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2009年的数据是119比100，男孩比例严重偏高。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依据可以判定这个数据背后无疑有人为操作的因素。在中国，女孩或许是在精子阶段被筛选、在胎儿阶段被抹杀、出生之后不被欢迎的存在。

在东亚儒教圈的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里，只有日本在选生男孩的问题上显示出不同的倾向。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倾向，但对“如果只能生一个，希望男孩还是女孩”的持续性社会问卷调查中，韩国和中国至今仍然是压倒性多数地选择男孩，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选择女孩的人数就超过了选择男孩。不过，如果就此便下结论说日本的男女平等度提高了，则是过早。这个现象应该这样来解释：在日本，人们一方面对养育孩子没有信心，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超过儿媳），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变为“消费资源”，所以，日本进入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的时代。当孩子成为不能期待收回养育投资成本的“消费资源”以后，“生女儿更能轻松地享受育儿的乐趣”的想法，反过来证明了养育孩子的负担之沉重。与此相反，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将来可能收回投资成本并从中获益的手段）的社会里，生男选择还会跋扈横行。对于日本皇室，男孩显然是“生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