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分离和支配女性，对于创造出这种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发出奇妙的悲喜剧。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对象；反之，如果视为性对象，就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身陷其中。我曾听过一位从旧制高中毕业的高龄男性讲他年轻时的一桩“浪漫往事”。讲述的时候，那位绅士目光望着远方。“从前，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去旅行，两人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最终连一根小指头也没碰。旅行期间，她似乎为此很苦恼，可我觉得那样才好。因为是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让她保持纯洁地告别了。”

我很想跟那位绅士说别那么自以为是，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那就是对女人的“珍惜”吧。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会苦恼。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恼，却有意无视，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个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在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把这种行为称为什么“纯粹”“浪漫”，不过是脑子出了问题。

可是，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性交吗？性交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勃起、却在妻子面前勃不起来的阳痿男人，与前面那位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她的反应的人，勃不起来；而当对方是无需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这个双重标准的机制，前面所说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只是很好地将女人“按用途分别使用”而已。他在把青楼女子当作性玩具的同时，对“将来的妻子”则遵循“男女同权”的思想表示相应的敬意。使这种分离正当化的理由，是阶级隔阂。我们只需想起明治时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应该能理解。那种“身份”，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种之隔”的别名。

不过，按男人需要而订制的规则，总是留有允许“犯规”的漏洞。低阶层的女人不能娶为正妻，但可以纳为情妇或小妾；若实在想娶，还有一招，让她成为高等身份人家的养女之后再去结亲。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将娼妓赎身迎娶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的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不但是相亲，即使是经由恋爱的婚姻，人们也倾向于选择能将资源最大化的同阶层内通婚，这种择偶倾向得到各种数据的支持。]

现在想来，植木那个时代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务（即娼妓和女仆的组合）吧。正妻无需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门第家产，只要能持家生子就够了。甚至连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无后去之”只是神话，正妻地位乃两家盟约的枢轴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动摇的。有研究表明，江户时代的自然不孕率为十对中一对，想要孩子可从别处领养。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地区，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一直住在娘家，搬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然后才带着继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过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对“圣女”“娼妓”的分离支配，最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津的《从便所开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写于1970年，现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单，分发于1970年8月22日的“反对侵略=歧视的亚洲女性会议”大会会场。原文再录于引文后括号内所记文献中。]

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离为两种形象：或为母性的温柔=母亲，或为性欲处理机=便所。（略）男人心中的“母亲”或“便所”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结婚对象”或“玩弄对象”。（略）男人的“母亲”或“便所”意识，来自将性视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被当作玩弄对象还是被选为结婚对象，根源同一。 “母亲”或“便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无论女人被视为哪一方，本质不变。〔沟口等编，1992:202；井上等编，1994；田中（美），2004〕

在现今的生殖技术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欲处理机”，还成了“生殖机”[2007年1月27日，安倍内阁的柳泽伯夫厚生劳动大臣（当时）在提及少子化问题时说女性是“生殖机”，后来道歉了。]。在“代孕母亲”已经来临的时代，“借腹生子”不是比喻而成了现实。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出《使女的故事》〔Atwood,1985〕是在1985年，这部科幻小说描写了一个极端的生殖管理社会的噩梦。在那里，有专用于生殖的侍女，经妻子同意，丈夫与侍女进行不带快感的性交，让她生子。那本书出版后不久，噩梦不再是“梦”。人工授精便可让借来的肚子怀孕，不再需要野蛮的性交行为。当然，出租子宫为的是钱，不是出于什么人类博爱。代孕母亲的报酬，在美国是约六万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万两千美元左右，十分廉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境之间的差价当然要被利用起来。在印度，有整个村子在中介商的斡旋下从事代孕母亲行业的地区。如今这个时代，生了孩子的母亲，也无需背负“终生责任”了。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为“圣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去挤入性的自由市场。男人们为“星期五的妻子”[意为“偷情的妻子”，源自日本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金曜日の妻たちへ》。]、“援交”[“援助交际”的略语。买春的委婉用语。初期以向白领女职员和女大学生“援助”服装和学费为名，后来演变为专指以初高中少女为对象的嫖娼。]等现象而震惊，因为他们被迫面对的现实是，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一定是在分界线的“这一边”〔宫台，2006〕。本来，女中学生的身体是“禁止用于性目的的身体”[依据大塚英志《少女民俗学》〔1989，1997〕一书，我把“少女”定义为：“其身体虽已到达性成熟年龄但却被禁止用于性目的，这种身体的所有者即为少女。”]，可因为男人们对这种身体给出高价，让中学生们自己“发现”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实。从这里开始，到用一个身体来分别扮演性的双重标准的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A子（详见本书第十二、十三章——译者），距离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