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里什蒂纳，我住在市中心一栋破旧公寓楼的顶层。站在阳台上，可以俯瞰市景。

从这个高度看去，普里什蒂纳仿佛是野蛮生长出来的，空气中飘着煤炭燃烧的味道，天际线浮现出科索沃群山的轮廓。

城市的布局显得随意而即兴，好像人们逮到一块空地，就匆忙地盖起一栋建筑有的幸运地盖完了，有的就烂尾在那里。即便是那些看似正常的建筑，似乎也没把和谐与风格等因素考虑在内，只是在呆板地模仿国际风格。

整座城市就像一夜大雨后森林里长出的蘑菇，东一摊，西一片，难以引发人们对美感、宏伟和希望的想象（比起很多地方，科索沃恐怕更需要这种提振精神的东西），反而助长了这里的凌乱、无序以及难以掩盖的匮乏感。

一天，我在出租车土看到一座状如烟囱的宣礼塔（抑或是状如宣礼塔的烟囱？），而它旁边的屋顶上赫然耸立着一座纽约自由女神像。经过这不伦不类的一幕，我来到了“克林顿大道”。这是市区通往机场的一条主干道，名字是为了致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我这才意识到，刚才看到的那座自由女神像或许也不是随意出现的。

克林顿大道两侧分布着政府机构、商业设施和文化中心，是普里什蒂纳城市生活的动脉。在这条大道的一个十字路口处，还有一座克林顿面带微笑、挥手致意的雕像。旁边一栋建筑物的侧面挂着巨大的条幅，上面印有克林顿的照片，下方是美国国旗。

我与站在条幅下的一个年轻人攀谈起来。他告诉我，科索沃战争期间，克林顿领导的北约对塞尔维亚实施了为期数月的空袭，迫使塞尔维亚屈服，为科索沃最终宣布独立铺平了道路，克林顿因此在科索沃享有崇高的威望。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克林顿才是科索沃的‘国父’。”年轻人笑着说。这句话虽是调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

我们交谈时，一辆大型黑色雪佛兰鸣着警笛呼啸而过，粗鲁的气势近乎霸道。

“北约人员的座驾。”小伙子告诉我，“目前科索沃还有四千多名北约驻军。”

我离开克林顿大道，想要寻访普里什蒂纳的古老街区，最后发现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古迹留存。

城郊的大清真寺附近，有一座熙熙攘攘的巴扎，贩卖廉价的日用品。宣礼塔传出祈祷的呼声，如男性咏叹调一般，因荡在尘土飞扬的巷子里。在这片街区，我找到了科索沃民族志博物馆。院中只有两栋奥斯曼时代的老房子，姑且被当作古迹保留下来。

这是两栋乡村风格的平房，外墙涂白，屋顶覆盖着棕色瓦片，木制支撑结构暴露在外。简陋的展品包括家具、厨具和纺车，令我想起在一些偏远山区见到的生活场景，而这些居然就是博物馆的全部展品。

另一栋房子敞着门，一个身穿枣红色毛背心的男人正埋首于书间。他看到我后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走了出来，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他是民族志博物馆的馆长，能讲英语。

从刚才的展品中，我完全看不出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有何特别之处。于是，我请教馆长，阿尔巴尼亚人究竟与其他巴尔干民族有何区别。

馆长说，巴尔干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似，但将阿尔巴尼亚人团结起来的是他们独特的语言。阿尔巴尼亚语与斯拉夫语、罗曼语等语族完全不同，它是单独一支，保留了许多古印欧语言的特色，是巴尔干半岛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语言一直是巴尔干地区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馆长说，“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与塞族人截然不同。”

馆长还谈到，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的原住民，自远古时代便居住在科索沃，而塞尔维亚人是在公元6世纪末才迁徙到这里的。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阿尔巴尼亚人为了避税和提高社会地位而改信伊斯兰教，塞尔维亚人因不愿放弃信仰而被迫离开，留下的土地被分给了阿尔巴尼亚人。

“18世纪时，科索沃已经成为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区域。”馆长说，“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我没有继续追问这片土地的归属问题。这类问题过于复杂，就像询问巴勒斯坦是应该属于以色列人还是阿拉伯人一样，答案往往充满争议，同时也折射出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以及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复杂冲突。不过，从馆长的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阿尔巴尼亚族对科索沃同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将其视为他们的历史土地。

然而，科索沃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历史事实，而且经常受制于外部势力的干预。由于利益各异，力量此消彼长，科索沃的和平也总是脆弱的。如果不能解决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土地的未来仍将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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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在放着杜阿·利帕《冰冷的心》的酒吧里小酌了两杯，然后打“蓝色出租车”返回公寓——这种出租车需要发短信预约。

车子打着双闪，在酒吧门口等候。车内出奇地整沽，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努力回想上次坐在如此干净的车里是什么时候——似乎还是在卢布尔雅那。

司机是一个叫利斯的年轻人，英语十分流利。他告诉我，在阿尔巴尼亚语中，“利斯”意为“橡树”。1999年，他在英国出生，父母是科索沃战争的难民。战后，全家又回到了科索沃。

“为什么不留在英国呢？”

他微笑着回答“没有哪个地方比家更好。”

这句话虽是事实，但也并非全部事实。在塞尔维亚屈服后，欧洲国家就开始驱逐科索沃难民，因为他们认为科索沃已经是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地方。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科索沃的经济仍然步履蹒跚，无法正常运行，有组织犯罪如野火般迅速蔓延。

围绕科索沃政治人物的争议也从未停止。不少前任总统和总理都曾面临从战争罪到贩毒，甚至非法器官交易等多重指控。尽管他们坚决否认，或者在海牙国际法庭上被宣判无罪，但一些政治人物仍然被塞尔维亚列入国际逮捕令名单。

利斯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发型修剪得恰到好处。他的外表英俊潇洒，身材魁梧，看起来更像是T台上的模特。我不禁好奇，他为何会选择开出租车作为职业。

“这是一份好工作。”利斯微笑着说。

他向我解释，科索沃的青年失业率高达五成以上，工作机会非常稀缺，开网约车算是一份相对体面的职业。公司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九小时，但为了赚更多钱，他常常会主动加班至十二小时——现在就是他的加班时间。

“我希望攒钱开个店。”

“什么店？”

“一个小超市就好。”

“每趟车能赚多少钱？”

“车费的三成归我。”

我在心里默默计算：从酒吧到公寓，我只需付两欧车费。也就是说，利斯能从中赚到相当于人民币四块多钱。

外面细雨蒙蒙，状态更接近于雾。空气里飘着煤炭燃烧的细微颗粒，雾气就附着在这些颗粒之上。导航显示的路线要兜个大圈子，不过为了节省时间，利斯选择在空荡荡的街上调个头。

一辆警车猝不及防地从旁边的巷口里拐出来，打开警灯，鸣响警笛。利斯把车停在路边，放下车窗。两个警察走过来，说了些什么，接过利斯的驾照，用小手电筒照亮。接着，没做任何争辩，利斯从钱包里掏出四十欧元给了警察。

“刚才那里不允许调头。”警察离开后，利斯对我说，“唉，我是个笨蛋。其实我知道警察经常躲在附近。”

他没再说下去。但我清楚，他恐怕是因为一直和我说话才疏忽犯错的。四十欧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他两天的收入。即便在中国，这也是一笔巨额罚款了。

我说，罚款数额未免太高，远远超过科索沃的收入水平。

“政府缺钱，”利斯告诉我，“罚款是警察的收入来源。”

“我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下车时，我留下利斯的电话，告诉他明天上午我想去一个地方，可以不用打表。那地方叫格拉查尼察修道院，距离普里什蒂纳十几公里，算是一趟长途。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安慰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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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Kosovo）又被称为“黑鸟之地”。这个名字源自塞尔维亚语“kos”，意为“黑鸟”。据说，科索沃平原上常有大量黑鸟出没，因而得名。

1389年6月28日，在那场决定命运的战役中，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举击败塞尔维亚人，死者的遗体被留在旷野上，成为黑鸟盘旋啄食的对象。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利斯准时来接我。他仍旧西装笔挺，发型整齐，从他平静的表情中，已经看不出昨晚的沮丧。

我们离开普里什蒂纳，进人一片平原地带。我透过车窗望向远方，希望能见到黑鸟的身影，然而视野中只有零散的村落。

格拉查尼察镇是一个孤岛般的塞族小镇，但对塞族人而言，却是科索沃的精神家园。镇中心竖立着一座骑马挥刀的勇士雕像，基座铭文上镑刻着米洛什·奥比利奇的名字。

1389年科索沃战役后，这位假意投降的塞尔维亚贵族以毒刃暗杀了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未曾预料到的是，两天后即位的巴耶济德一世更为强悍，有“雷霆”之称。为了对塞尔维亚人进行报复，巴耶济德展开了血腥屠杀，大批塞尔维亚战俘遭到处决。巴耶济德活捉并处死了拉扎尔王子，随后迎娶了拉扎尔的女儿为妻，以示其权势。

巴耶济德的一生戎马征战，击溃过基督教十字军，围困过君士坦丁堡，最终在安卡拉之战中被中亚的帖木儿俘获。不过，帖木儿在战胜巴耶济德后并未继续对奥斯曼帝国展开攻击，而是选择返回撒马尔罕，策划对中国明朝的远征。不久，他死在了远征的路上——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一个名为讹答剌的地方。

利斯将我放在格拉查尼察修道院门口。我给了他车费，让他不必等我。我走进修道院，沿着步道走向教堂。教堂由浅棕色和米色石块砌成，高耸的大穹顶周围还有四个较小的穹顶，显示出拜占庭特有的风格。

教堂周围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点缀着树木和小径。这片绿地有一种奇妙的作用，仿佛是一片将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分隔开来的缓冲地带。教堂周围没有其他建筑，凸显出教堂本身的显赫地位和精神意义。

格拉查尼察修道院是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的辉煌见证。在史书中，这个王国被称为“尼曼雅王朝”，由斯特凡·尼曼雅在12世纪末创建，是塞尔维亚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国家。到了14世纪初，斯特凡·乌罗什二世，即米卢廷国王，已将塞尔维亚王国扩张成为一个强大的东正教帝国，甚至比同时代的拜占庭帝国还要富有。

为了避免米卢廷率军入侵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只能采取和亲政策，将年仅五岁的女儿西莫妮达嫁给米卢廷。

据拜占庭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格雷戈拉斯记载，年近五旬的米卢廷甚至没有等西莫妮达长大，便与她完成了同房仪式，导致西莫妮达子宫受损，终生不育。

米卢廷死于1321年，那时格拉查尼察修道院的壁画刚刚完成。十年后，米卢廷的孙子斯特凡·杜尚登上王位。那时，塞尔维亚王国的版图辽阔，北至克罗地亚边界，西抵亚得里亚海，南至爱琴海，东至君士坦丁堡的门户。

到了1354年，杜尚再次凯舰拜占庭帝国。这一次，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决定采取“以夷制夷”的方略，允许来自小亚细亚半岛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进入欧洲，并在加利波利建立了军事据点。

历史再次开了个大玩笑：杜尚于1355年意外逝世，未能发起对拜占庭帝国的征战，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却在欧洲落地生根。在随后的一百年里，后者不仅彻底征服了巴尔干半岛，还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拜占庭帝国长达千年的统治。

格拉查尼察修道院以绘有米卢廷国王和西莫妮达王后肖像的壁画闻名。踏入教堂大门，我在礼拜堂与中殿交接的走廊上方找到了它们。米卢廷国王在南侧壁画中，北侧壁画则是西莫妮达王后。基督在拱门之顶的半身像内向这对夫妇伸出祝福之子，通过天使为他们戴上王冠。

壁画中的米卢廷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西莫妮达还很年轻。她身着金边华服，头戴王冠，手握权杖。据史料记载，西莫妮达以美貌著称，在塞尔维亚文化中是纯洁与美丽的象征，但在壁画中我却看不出什么端倪。根据某种民间信仰，用来绘制圣徒眼睛的泥灰和染料可以治好失明。因此，她的眼睛已经被抠掉，只剩下苍白的面孔。

西莫妮达的人生充满了波折。根据尼基弗鲁斯·格雷戈拉斯的说法，西莫妮达的母亲伊琳娜一心想为她的一个儿子夺取拜占庭皇位。当这一努力失败后，她将希望寄托在了西莫妮达的后代身上。然而，当西莫妮达十二岁，按照当时的标准成年时，人们得出了她无法生育的结论。

伊琳娜去世后，西莫妮达返回君士坦丁堡参加母亲的葬礼，并决定不再回到塞尔维亚。显然，她并没有把塞尔维亚当成自己的家。然而，面对米卢廷国王威胁发动战争的强硬态度，她只好被迫重返塞尔维亚，回到她一直试图逃离的生活中。

西莫妮达打算进入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女，以逃避与米卢廷的共同生活。由于不想让父亲承担责任，她一直等到上路后才实施自己的计划。

一天早上，当西莫妮达穿着修女服出现时，她的同父异母兄弟大为震惊。他强迫她换上世俗服装，不顾她的反抗和眼泪，将她交给了塞尔维亚使团。

只有等米卢廷去世后，西莫妮达才最终回到君士坦丁堡，成了一名修女。

她此后的故事已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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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格拉查尼察修道院里生活着大约二十位修女，从事圣像绘画、刺绣、农耕和其他宗教活动。这里不仅是科索沃塞族社区的精神中心，也成为他们的民族和政治中心。

1989年6月28日，“圣维特日”这一天，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来到格拉查尼察修道院，向集会的人群宣告：“没有什么人，不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有攻击你们的权力！”伴随着人群的呼喊声，民族主义的怒火开始熊熊燃烧，很快波及整个南斯拉夫，一段动荡的岁月由此开始。

回溯历史，很少有危机比科索沃危机更容易预测。塞尔维亚于1989年公投修宪，大大缩小了科索沃的自治权，但早在此前，巴尔干地区就流传着一句话，“一切始于科索沃，一切终于科索沃”，预示着巴尔干的诸多问题都将从科索沃开始，并且只有解决了科索沃问题，巴尔干地区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科索沃在塞尔维亚民族神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阿尔巴尼亚族人口比重大，加之地区经济贫困，自1912年并人塞尔维亚起，科索沃便成为一个棘手之地。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306阿尔巴尼亚人都曾与塞尔维亚人发生冲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镇压当地的抵抗力量，科索沃才重新被纳入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

铁托采取了自由化政策，并在1974年的宪法中把科索沃省放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同时允许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自治，试图借此平衡塞族和阿族的利益。

不过，在塞尔维亚人看来，在本民族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心地带，凭什么允许阿尔巴尼亚人享有自治权？

这几乎马上让人想到乌克兰的情况。从俄罗斯人的角度看，既然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民族的发源地，怎么能允许它渐行渐远，甚至彻底投入西方的怀抱？

《代顿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开始羡慕地眺望北方的克罗地亚和波黑。阿尔巴尼亚人看到，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塞族人在克罗地亚被彻底击败，在波黑也遭到部分失败。国际社会还承诺为重建波黑提供五十亿美元的援助，但作为米洛舍维奇的第一批受害者，阿尔巴尼亚人却什么都没有得到。这让那些更激进的阿尔巴尼亚人认为，如果他们一直保持被动，外界就会忽视他们的存在。

1996年，科索沃民族运动中的激进派创建了“科索沃解放军”，成为积极抵抗的中心力量。此后，他们开始发起一系列类似于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枪击和炸弹袭击。

根据某些可能被夸大的报道，科索沃解放军迅速壮大，到了1998年2月，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已拥有多达两万名武装人员，控制了科索沃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土地。

面对这种局势，塞尔维亚军队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动用了超过四万名士兵，并部署了坦克、直升机、迫击炮等重型武器。

在这场冲突中，与波黑的情况相似，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平民犯下了一系列的屠杀罪行。

北约随之介入，一方面希望阿尔巴尼亚族接受自治而非独立，另一方面试图说服米洛舍维奇同意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塞尔维亚当局接受了大部分自治方案，但坚决反对北约在科索沃领土上驻军。

1999年3月23日，克林顿政府宣布终止外交努力，并对塞尔维亚发起空袭。作为回应，塞尔维亚大举进军科索沃，以更残酷的种族净化政策驱逐阿族人，造成了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

从空袭伊始，北约就宣布作战目标是米洛舍维奇政权，而非塞尔维亚民众。然而，对塞尔维亚基础设施的空中打击不仅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更令塞尔维亚的经济陷入崩溃。在许多塞尔维亚人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是对塞尔维亚民族的集体惩罚。

北约的行动并未脱离历史上大国对巴尔干的干预模式——要么直接部署暴力，要么煽动暴力，之后撤离并否认对后果负有责任。在西方的观点中，巴尔干国家常被视为问题的根源，迫使外部势力不情愿地介入。当大国试图否认他们的干预对巴尔干的困境负有责任时，他们总是援引对巴尔干的刻板印象，将其描绘成一个充满非理性和暴力的嗜血地带。

事实上，北约同样未能阻止科索沃解放军对塞族人的报复行动。在阿尔巴尼亚人重返科索沃后的数周之内，几乎所有的科索沃塞族人口全部遭到驱逐，被迫离开了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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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普里什蒂纳，我乘坐大巴前往科索沃南部小城普里兹伦。这座历史名城风景秀美，拥有迷人的老城，比混乱的首都更让人亲切。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寻求报复的阿尔巴尼亚人摧毁了城内的东正教堂，塞族人口举家逃离。这里曾经是族群混居之地，如今的居民是清一色的阿尔巴尼亚族。

午后，我沿着熙熙攘攘的河滨漫步。河水清澈，河床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卵石。端急的河水绕过这些石头，从一座古老的拱桥下深深流过。桥上有个卖炒栗子的男人。我站在他的炭火前烤了烤火，买了一袋栗子，捧在手里，感受着栗子的温度。岸边有一座奥斯曼风格的清真寺，传出召唤礼拜的宣礼声。几个维和部队的士兵走进旁边的茶馆，有男有女，讲着意大利语。

小城背靠沙尔山脉，从这里一直延伸至北马其顿境内。夏天时，这片山脉适合徒步，冬季却大雪封山。灰蒙蒙的天光下，可以看到近城一侧的山坡上紧密依偎在一起的建筑。它们大都采用巴尔干传统的红瓦屋顶，顺着山势铺展，如同一幅挂在山间的壁毯。

建于14世纪的圣尼古拉教堂在科索沃战争中幸免于难，但在2004年的另一场反塞尔维亚抗议活动中遭到破坏。就在这座大门紧闭的东正教堂隔壁，我看到了一家酒吧。它的名字吸引了我：TeKinezi，致中国人。

这是一家时髦的精酿酒吧，一小杯啤酒要价五欧元，比科索沃的平均消费水平高出一截。我在吧台坐下，点了一杯IPA啤酒。负责打酒的小伙子将啤酒放在杯垫上，眼睛上下打量我。

“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他问。

“中国人。”

“我们这家酒吧就叫‘致中国人’。”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听老板说，十年前有三个中国人在这里经营一家丝绸店。后来，他们离开了。”

“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酒吧的小伙子说，“但你是第一个来店里的中国客人！”

“打折吗？”我笑着问，随即又怕他把这句中式调侃当真，“只是开个玩笑。”

我边喝啤酒边思考，为什么会有三个中国人来到这个与中国尚未建交之地，开一家丝绸店，但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现实总是比我想象的更加出人意料。

我在世界各地的偏远角落都见过中国人的身影。大多数时候，我并不了解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我愿意相信，一定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他们，正如那种力量也指引着我，穿行在巴尔干寂寥的大地上。

酒吧的小伙子犹豫了片刻，问我能不能合张影。

“当然。”我端起酒杯，侧过身子，以扭曲的姿势倚在吧台上，展示微笑。他举起手机，框住两个大头，连拍数张。

对“致中国人”来说，这或许是个大事件。因为酒吧的小伙子很快就将照片发到了社交媒体上，标题就是：“致中国人酒吧首次迎来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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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已是华灯初上。当我离开酒吧时，外面寒风呼啸，吹得人彻骨生寒。刚才还在街上的人们，此刻已经消失不见，只有河水依旧潺潺流过，冲击着碎石沙砾。光秃秃的枝头上有几只麻雀缩着身子，瓜子紧紧地抓住树校，想在寒风中稳住身体。

我沿着河岸往回走，跨过一座石桥，拐进一片纵横交错的小巷。酒精让我微感醉意，我这才意识到，我连午饭都没吃。

我走进一家超市，买了意面、油浸吞拿鱼罐头、番茄、大蒜和小洋葱，又走到卖酒的货架上，挑了一瓶科索沃产的李子白兰地。

从超市出来，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像片片洁白的鹅毛。我经过一座已成废墟的东正教堂，感到这个冬天是如此漫长。我很想尽快前往南方，远离寒冷和苦难，找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地方。

回到租住的小公寓，我打开落地灯，开足暖气，用手机连上音箱，播放舒伯特的《阿佩乔尼奏鸣曲》。然后，我来到厨房，在平底锅中倒入吞拿鱼罐头中的橄榄油，待油热后加入切碎的大蒜和小洋葱，炒出香气后再放进番茄丁，炒至出汁，将吞拿鱼肉倒进锅里，用勺子捣碎。我从橱柜中找出盐和黑胡椒，调味后将煮熟的意面倒入平底锅中，直到汤汁浓稠后盛出。我听着音乐，吃着意面，不时望向窗外，注视雪花如慢镜头一般覆盖屋顶。

饭后，我在房间里踱步，翻检书架上的藏书。公寓的主人是一位高山向导，书架上除了与户外有关的书籍，还有几本过期护照。我抽出一本翻开，发现是他母亲在南斯拉夫时代的护照。照片是黑白的，印有钢印，属于一段已逝的岁月、一个消亡的国家。

我又在护照旁边发现一本英文书《科索沃的历史：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和北马其顿的历史教科书中》。这本书对比了这些地方的中小学教科书里对科索沃历史的表述，通过比较研究，寻找它们的异同。

在米特罗维察时，我希望探寻科索沃悲剧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此刻，我突然意识到，历史教科书中的表述正是理解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与演变的关键。因为教科书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媒介，更是塑造年轻一代民族认同和历史观念的重要工具。

我坐到沙发上，一边喝着李子白兰地，一边翻阅这本书。我发现，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科索沃的历史往往被不同族群以不同的方式阐释。

在塞尔维亚的教科书中，科索沃被描述为塞尔维亚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更被描绘为塞尔维亚人民抵抗奥斯曼帝国侵略的斗争。这种描述强化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将科索沃视为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的象征。

相反，在科索沃的教科书中，这一地区的历史被塑造为阿尔巴尼亚民族抗争压迫和争取自由的历程。这种叙述同样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历史基础，激发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对独立和自决的追求。

在讲述科索沃战争时，双方的教科书全都只介绍另一方的罪行，提供标签化的叙述，而非事实论据。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教科书中，只字未提塞尔维亚军队杀害阿尔巴尼亚人，而在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教科书中，同样只字未提科索沃解放军杀害塞族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教科书还分别夸大了另一方的罪行，为误解留下了空间。

我一边阅读，一边用手机拍照记录，一边用玻璃杯喝着李子白兰地。在我看来，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全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它们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强调、情感化叙述，塑造民族情绪。

毫无疑问，这样的教科书会在下一代心中埋下民族认同的种子，但与此同时，这种认同也不免会以排外和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影响下一代人对他者的看法和态度。

我的思考逐渐深入，这当然是李子白兰地的功劳。这种巴尔干烈性饮料如智者一般深刻，又如隐士一般低调。历史教科书的不同表述，反映了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分歧，更展示了教育如何被用作民族主义议程的工具——这一切令人不寒而栗。在我看来，它几乎取消了任何民族和解的可能。

书看完了，时间到了晚上十点半。我站起身，将书放回书架，走到窗前——大雪依然在下，世界一片白色。昏黄的街灯下看不到一个人，只有漫天飞舞的雪花。

就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科索沃的悲剧多半还会重演，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李子白兰地，像口渴一样地喝下去，感到世界变成了一个不断坍塌的玩笑。我将视线从窗外移开，坐回沙发上，重新播放《阿佩乔尼奏鸣曲》，闭上眼睛，想着接下来的旅程。

是的，到了跟科索沃说再见的时候。我将奔赴温暖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