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在贝尔格莱德长途汽车站，一个像是工作人员的家伙拦住我。

我把车票递给他。

“不，我要的是站台票。”

“站台也要票？”

他用一种平和但不带感情的眼神扫了我一眼，随即无力地挥了挥手，指向售票窗口。于是，我又去那里花钱买了一张所谓的“站台票”。

这是我头一次遇到进站乘车还要购买站台票的情况。看来车站在财务上有些拮据，需要依靠额外的费用来维持运转。不过，一个汽车站究竟是如何维持日常运作的？

车站的长椅上，坐着一个满脸胡茬的老人。他从塑料袋里拿出面包，慢慢地掰成小块，撒在自己的脚边。一群饥饿的鸽子咕咕地围过来，争夺那些面包屑。老人一边喂鸽子，一边露出满足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老人站起身，将塑料袋扔进垃圾桶，上了我坐的大巴，然后坐到了司机的座位上。他发动汽车，疲惫地转动方向盘，我们就这样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奔向南部边陲新帕扎尔。

大巴驶出市区，沿着萨瓦河东岸行驶，随即进入了凄凉的城市边缘地带，主要由低矮的建筑组成，屋顶都是灰色的铁皮瓦楞。眼前的环境透露出的不是敌意，而是一种让人心生寒意的冷漠。之后，我们离开萨瓦河的冲积平原，再度进入山区，恍若又回到波黑的群山之间。

午后，我们到达新帕扎尔——与科索沃接壤的边境城市。从帕扎尔的名字（意为“巴扎”）即可看出，这是一座波什尼亚克族的城市。土耳其旅行家埃夫利亚·切莱比在《旅行之书》中写到，17世纪时，新帕扎尔是奥斯曼帝国的重镇，是前往杜布罗夫尼克、萨拉热窝、布达佩斯、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等地的交通枢纽。

昔日的繁华早已消逝，新帕扎尔变成了一座落魄的巴尔干边城。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这里的经济与科索沃及北马其顿紧密相连。然而，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科索沃战争，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突然被强行划定的边界切断。即便按照巴尔干的标准，官方失业率也达到了极其严重的水平。

我要去买第二天前往科索沃的车票，可是车站里没有售票处，遇到的人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拖着行李，走出车站。街上十分混乱，一路上都有人好奇地盯着我——有一种二十年前走在滇藏交界处小县城的感觉。

路边停着几辆破旧的出租车。我与穿着旧皮衣的司机一番询问，最后总算在对面的巷子里，找到一家代卖车票的旅行社。

屋里烧着炉子，飘着淡淡的香水味。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惊人貌美的波什尼亚克族少妇，戴着头巾，化着浓淡适宜的妆容。我一时间感到惊讶：在这么窘迫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端庄的女性？

我付了钱，买了一张前往科索沃北部城市米特罗维察的车票。她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张纸，用于写下目的地和时间。

街上的积雪刚刚融化，一片泥泞的黑色。刚放学的学生如开闸的洪水，涌向学校附近的小商店。

我经过一排肉店、茶馆、餐厅和杂货铺，跨过一条急速奔流的小河，找到当晚投宿的旅馆。等我烧水泡茶，稍事休息后再度回到街上，暮色已经悄然降临。我看到，足有上万只乌鸦在头顶盘旋，随后如纷纷洒落的灰烬，停歇在小城各处的树梢与屋顶上。

我随便找了一家餐馆，简单地解决了晚餐，饭后又走进附近的一家小酒馆。瘦弱的女老板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独自抽着烟，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老电影。桌布很干净，但布满破洞。冰柜里只有本地产的瓶装啤酒。我点了一瓶，发现价格仅比超市高出六角——酒馆微薄的利润可见一斑。

新帕扎尔似乎没有夜生活可言。喝完两瓶啤酒，街上已是一片漆黑，天狼星在冷风中闪烁。

回到旅馆，我躺在床上，翻阅荷兰作家黑特·马柯的《欧洲之梦：21世纪的旅程》。这是一本我刚到欧洲时，在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购得的书。

看到十点，关灯睡觉。睡得很沉，醒来时已经天光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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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科索沃的巴士十分破旧，车上也只有寥寥数人。天空布满沉重的云层，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大雪。巴士驶出新帕扎尔，穿行在起伏的山峦间，远山淡蓝色的轮廓在天际线处若隐若现。

路上几乎看不到车辆，却不时遇到路障。越过干枯的矮树丛，是一片崎岖不平的荒野。偶尔可以看到一座简陋的术屋，屋顶由红色瓦片覆盖。门外的水槽与煤气罐，是这座房子可能有人居住的唯一迹象。

到达科索沃边境，持枪的士兵上车检查。我是唯一使用护照的外国人，但并没有人在我的护照上盖章。在边检亭的墙上，我注意到一张已经褪色的海报，上面用英文写着“严禁索贿”。我心头不由升起一股即将进入未知之境的兴奋。

科索沃的面积与天津市大致相当，人口接近两百万，其中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占九成以上。但在科索沃北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地区，几乎是清一色的塞族东正教人口。他们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依旧保持对塞尔维亚的忠诚。这种族裔对立情绪，在我即将抵达的米特罗维察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在那里，伊巴尔河穿城而过，将米特罗维察一分为二，北岸是塞族区，南岸是阿尔巴尼亚族区。两族隔河对峙，冲突时有发生。

在连接两岸的桥上，至今驻守着荷枪实弹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前往斯雷布雷尼察的路上，我和阿德南在咖啡馆中看到科索沃的新闻，正是因为米特罗维察的紧张局势又一次升级。

快到米特罗维察时，大雪从天而降。雪花飘落在荒原上，白茫茫的一片。我坐在车里，望着外面的漫天飞雪，只见半透明的雪泥已经在路边堆积，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结了冰，橄榄色的河水端急地流过岸边光秃的树林。

巴士在米特罗维察的北岸停下。街上到处悬挂着塞尔维亚国旗，墙上画满了民族主义的涂鸦，空气中有一种军事前线的紧张气息。

结果，我订的旅馆在伊巴尔河另一侧的阿尔巴尼亚族区，北岸的出租车不能开过去。因此，我只能拖着行李，冒雪穿过整个塞族区。

除了国旗和涂鸦，这一侧的商店依旧使用塞尔维亚货币。街上的汽车仍有很多挂着塞尔维亚车牌。长期以来，塞尔维亚政府不允许悬挂科索沃车牌的车辆人境，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承认了后者的主权。可是，就在不久前，科索沃政府也下令禁止挂着塞尔维亚车牌的车辆进入，同时要求科索沃当地的塞族居民将塞尔维亚车牌更换为科索沃车牌，否则将无法继续在科索沃行驶。

这一法令在米特罗维察引发了激烈的抗议，甚至导致街头封锁和暴力冲突。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科索沃政府暂时降低了执法力度，但塞尔维亚总统还是命令军队前往边境。

我发现，在米特罗维察的塞族区，即便是那些更换了车牌的塞族居民，也会用白色胶带遮住科索沃的标志，以此表达抗议。我来时乘坐的那辆巴士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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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骨的寒风犹如利刃扑面扑来。雪越下越大，暗自色的雪花在天地间编织成一张迷蒙的幕布。一时间，我竟难以分辨，这漫天飞雪究竟是从天而降，还是从地面钻出来的。

我经过一座环岛，中央耸立着一座巨型雕像。那是塞尔维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拉扎尔王子。1389年6月28日，他领导塞族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攻，最终在科索沃平原功亏一篑。

雕像身姿挺拔，穿着中世纪战袍，头戴显赫的王冠。拉扎尔的左手放在佩剑之上，右手指向南方——那正是科索沃平原，亦即“黑鸟之地”的方向——在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叙事中，那片土地被视为精神摇篮。

雕像的细节精致，表面呈现古铜色调，与基座的石头质感形成对比。整个雕像传达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与坚定，仿佛在无声地宣示：“我所指之处，便是我们的家园，绝不可以放弃。”

顺着雕像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条大道直通那座横跨伊巴尔河的大桥。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全都飘着塞尔维亚国旗，荷枪实弹的维和部队士兵正在大雪中缓步巡逻。那座桥也由他们驻守，立着路障，只允许行人通行。正是在那座桥上，塞族和阿尔巴尼亚族多次爆发冲突，有时甚至会触发整个科索沃的致命骚乱。

由于近期局势紧张，桥上居然聚集了三拨记者，正在大雪中进行现场报道。其中一名记者显然来自科索沃电视台，因为她的话筒上带着一丝戏谑感——印着科索沃电视台的缩写“KTV”。

我走上大桥，伫立片刻，望着雪花缓缓落在桥面与栏杆上，也悄然融入河水中。伊巴尔河浑然无事地流淌，两岸的景色有着近乎一致的荒凉。

河流原本无意划界，但人类的冲突把河流变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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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尔巴尼亚族经营的小旅馆住下来。房间很冷，没有暖气。我打开空调，脱下靴子，和衣躺在床上，用帽子轻轻盖住眼睛。

睡了不到一个小时，醒来后恍恍惚惚的，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走进浴室，用冷水洗了把脸，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我重新穿戴整齐，再次走上街头。

和黑山一样，科索沃没有自己的货币，同样使用欧元。我检查了几台自动取款机，但都取不了款。

我突然想到，科索沃虽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获得了美国和欧盟的承认，但包括塞尔维亚、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国家，至今仍认为它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既然中国尚未承认科索沃，那么这里的取款机应该也不会有银联系统。

我的钱包里还剩两百美元，只好去银行兑换成欧元。可是，银行职员告诉我，要想在这里换汇，必须先开设账户，而开户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当地的居住证。

我问他该怎么办。

他让我去黑市换钱。

“黑市？”

“对，就在大清真寺附近。你到了那里，肯定能找到换钱的人。”

被银行的工作人员打发到黑市换钱，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走出银行，往大清真寺的方向走。随着祷告时间的临近，人群正在清真寺的门口聚集。这是科索沃地区最大的一座清真寺，在科索沃战争中被毁，后来在土耳其的资助下重建。

清真寺外就是黑市，三五成群地站着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纷飞的大雪没有让这里的商业活动停歇——它的齿轮仍在缓慢运转。只是那些人的面孔因为雪花而蒙上了条条暗影，就像是一些出没在黑白电影中的角色。

我站在一个卖走私香烟的摊贩旁边，环视四周，寻找可以换钱的地方。一个身形瘦削的皮衣男子凑了过来，身上有一股混合了烟草和陈年皮革的味道。

“你要什么？”他问。那口气就像他拥有整个世界。

“你有什么？”

“什么都有。”

“能换钱吗？”

“多少？”

我从口袋里取出两张百元大钞。他扫了一眼，从皮衣里掏出一叠欧元，舔了舔于指，数出一些纸币。

我们在大雪中交换手中的钞票。我再次确认了一下数额。

“你喜欢科索沃吗？”他突然问我。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敷衍道：“喜欢，阿尔巴尼亚人非常友好。”

他点点头，伸出手，我们像刚做成一笔大生意似的，用力地握了握。

我又在黑市里逛了会儿，然后沿着马路向前走。相比北岸的塞族区，阿族一侧的市容更加混乱：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蒙着污泥，汽车吐出一串黑烟，歪歪扭扭的小商店挤在路边，墙上贴满褪色的旧海报。

我细看那些海报，发现它们和糊糊粘在一起，已经变成干硬的纸板。估计要清理掉那层东西，得把整片墙皮一起刮下来。旁边的电线杆快倒了，电线耷拉下来，一位面带微笑的小贩就坐在那根致命的电线下面，叫卖着堆积如山的菠菜。

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就靠烧柴取暖。街边停着装满木柴的小推车，空气中飘着柴火的味道。这里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更像一个集镇。难以想象如今的欧洲大陆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我在街上遇到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像叽叽喳喳的小鸡，把我团团围住。他们很少见到外国人，出于好奇，也出于顽皮，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提问。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从哪里来？”

“你多大了？”

每次有人问了句什么，其他人就会起哄大笑。

这时，一个孩子突然问我：“阿尔巴尼亚族和塞族，谁更强大？”这一次没人起哄了，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我身上，等待回答。

面对这样敏感的问题，应当谨慎，最好强调一下爱与和平的重要性。不过，在这样嘈杂的街头，说教似乎不合时宜，况且他们也期待更直截了当的答案。于是，为了尽快脱身，我就说：“阿尔巴尼亚族更强大。”

霎时间，孩子们欢呼起来，接着开始齐声高喊：“阿尔巴尼亚族！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科索沃！”我从人群中匆忙挤过，没想到自己会在无意中点燃民族情绪的小火苗。

在丽贝卡·韦斯特笔下，米特罗维察原本是一片繁荣与和谐之地。她在《黑羊与灰鹰》中写道，这里的塞尔维亚族与阿尔巴尼亚族相处愉快，巴尔干乃至欧洲其他地方的人都会慕名来到米特罗维察，希望在这里找到工作。

米特罗维察有巴尔干地区最大的矿山，盛产铅、锌、银等矿产。丽贝卡·韦斯特说，米特罗维察就像20世纪初时的美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人们的眼中洋溢着满足，欣喜于自己来到了富庶之地。不管天气如何，这里总有充足的食物、温暖且价格低廉的衣物、舒适的鞋袜、能提供庇护的房屋，甚至有在波兰或葡萄牙等地难以想象的奢侈品，如收音机、冰箱和汽车。”

到了铁托时代，米特罗维察的矿山依旧是南斯拉夫的支柱企业，雇佣了高达二十万工人。而今天，这个数字降到了区区几百人。

和这座城市一样，矿山在科索沃战争后也遭受了分裂的命运：北部只雇佣科索沃的塞族工人，由贝尔格莱德管理；南部只雇佣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工人，由科索沃当局运营。长期的所有权争议，导致矿山多数设施陷入废弃或半停滞状态，只能勉强维持运作。我在报纸上看到，工人们正因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拖欠工资而举行罢工。

米特罗维察的境遇更像是整个科索沃悲剧的缩影。如果说在丽贝卡·韦斯特的时代，这里比波兰和葡萄牙还发达，那么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这正是我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想要探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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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索沃，每个人都藏着一个战争的故事。

翌日早晨，在前往首府普里什蒂纳的破旧小巴上，我认识了利里顿。他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主动和我打了个招呼，疲惫的瘦脸上带着阿尔巴尼亚人独有的社交性微笑。

小巴的座椅布满污渍，马路两侧是刚开始融化的脏雪。透过茶色的车窗，可以看到灰扑扑的街道飞驰而过。

我和利里顿聊了起来。我没话找话，问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利里顿说，在阿尔巴尼亚语里，“利里顿”是“自由”的意思——只有1991年或1992年出生的科索沃男孩才会叫这个名字。

他进一步解释说，1990年代初，塞尔维亚剥夺了科索沃的自治权，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愤然抗议。当时，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起名“自由——利里顿”。

“我们班上就有好几个利里顿。”利里顿说。

“那你是不是科索沃最著名的利里顿？”

“不是我。”利里顿笑起来，“有一个足球运动员也叫利里顿。他在马来西亚踢球，后来成了马来西亚公民。”

这似乎有点像叫“建国”或“建军”的孩子，最后离开中国，移民国外了，我心中暗想。

利里顿来自一个大家庭，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出乎我的意料，他高中就辍学了，当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在社会上游荡了几年，组建过一个乐队，最终还是接受现实，在普里什蒂纳的一家房产公司找了份工作。利里顿的客户主要是那些驻扎在科索沃的北约外交人员。在和这群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了英语。他对普里什蒂纳的房源了如指掌，总能为那些挑剔的外国客户找到还算291满意的住所。

“我还帮他们找大麻和女人。”利里顿不无炫耀地说，“因为科索沃的条件太差，大部分住在这里的外国人都不会携带家眷。”

我无从判断此话的真假，但从利里顿的言外之意中可以看出，他好像也愿意为我效芳，顺便赚点小钱。

不过，在科索沃这样的地方，我实在没有此等闲情。我表示了尴尬，利里顿也心领神会，眨了眨眼睛：“我明白你的意思。”

利里顿的举手投足，让我想到穆斯林传统社会中的学徒。他们缺少正规教育，却能凭借天资和聪慧，迅速掌握所需技能。利里顿告诉我，房产公司的黑山老板对他颇为器重。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老板飞去泰国度假，利里顿就成了公司的负责人。

“老板想带我一起去普吉岛，他承担机票和酒店费用，但不另付我工资。”利里顿说。

“那你为什么没去呢？”

“唉，”利里顿叹了口气，“我虽然很想去泰国，但还是更想赚钱。况且我也知道老板让我陪他去的目的——他想让我免费帮他打理一切，陪他喝酒，帮他找女人。”

我问老板给他开多少工资。

“每月七百五十欧。”利里顿说，“这在科索沃算是很高的工资了。”

或许是金钱带来的安全感，让利里顿想到应该找个女孩结婚。他订过二次婚，后来分手了。于是，他退掉了之前的公寓，目前与人合租。

我问起他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的经历。利里顿说，战争爆发那年，他八岁。父亲带着一家人逃到科索沃西部的山区。动身前，他亲眼看到表妹被塞尔维亚士兵射死在街上。

“每一个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都至少有一名亲属死于战争。”

战争结束后，利里顿一家回到米特罗维察，父亲在街上开了一家音像店。生活并不宽裕，几乎入不敷出。不过，正是在那时，利里顿爱上了音乐，店里滞销的磁带成了他成长的养分。他告诉我，他最喜欢涅槃乐队和枪花乐队。受到这些乐队的影响，他辍了学，留起了长发，还和几个同样无所事事的朋友成立了一支乐队。他写过歌，录过小样，甚至还自己出过几张专辑，但音乐事业最终无疾而终。

“太难了，”他说，“这里是科索沃。”仿佛这就足以解释一切。

“可是，我的朋友，别忘了杜阿·利帕也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我说。

“是啊，哥们儿，”利里顿大笑起来，“她的确是阿尔巴尼亚族，但她是在伦敦长大的！”

小巴最终将我们丢到普里什蒂纳的市区，外面只是另一个稍大一些的集镇。

“能离开的人都走了。”利里顿说，“留下来的都是没办法的人。”

临别前，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我告诉利里顿，我很想听听他的歌。

“好的，哥们儿，我会发给你的。”说完，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眨了眨眼，“你在普里什蒂纳要是想要大麻和女人，给我打电话——利里顿能搞定一切。”

“你是说，自由能搞定一切？”

“没错，哈哈，自由万岁！”

我们握了握手，在路边告别。我看着他熟练地拦下一辆当地人的小巴，消失在乱糟糟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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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利里顿真的会把他的歌发给我。那天晚上，我将手机连接到蓝牙音箱上，听利里顿发来的三首歌。我最喜欢的一首叫《我不在乎》。

即便以上只是我借助翻译软件稍加润色后的译文，歌词的内容依旧令我动容。

后来，一位科索沃的朋友告诉我，歌词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的表述非常独特。歌曲将爱与承诺、苦难与希望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而雪花与深渊、黎明与黑夜等意象接踵而至，强烈地撞击着听者的心弦。

我没想到，在科索沃这样逼仄的环境里，利里顿在他的生活中注入了如此的坚韧与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