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南是我在萨拉热窝认识的朋友，身材魁梧，长着一张拳击手的面孔，右上颚缺了一颗牙齿，笑起来时就会露出一个黑洞。1992年，萨拉热窝围城开始时，他才两岁，父亲丢下母子上了前线，母亲带着阿德南和他四岁的哥哥熬过了那漫长且艰苦的一千四百二十五个日夜。

围城并未在阿德南心里留下太多阴影。毕竟，他对那段日子几乎没有多少记忆。不过，物资那么短缺，还要拉扯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实在难以想象阿德南的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

成年后，阿德南曾在饭桌上向母亲询问过那段日子的情况，但她总是轻描淡写，不愿多言。

“我只是经历了每个萨拉热窝人都经历过的事情。”母亲这样回答。

作为在萨拉热窝长大的波什尼亚克族男孩，阿德南通过学校的历史课了解那段历史，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热衷阅读一切有关萨拉热窝的书籍，在书页间悉心探索这座城市的往昔。

关于波黑的现状，他不仅熟悉穆斯林一方的观点，也了解塞族一方的看法。这让他有了更为平衡的认识，也意识到政治上的死结并非那么容易解开。

阿德南对萨拉热窝怀有深深的感情，有时面对现实的窘境，他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不过，每当走在萨拉热窝的大街小巷里，感受着这里的历史和文化，涌上心头的自豪感又会把挫败感像饼干一样压碎。

战后的复苏缓慢而艰难。《代顿和平协议》将萨拉热窝变成了一座几乎全是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城市。塞族人口集体迁移至萨拉热窝以东的小镇帕菜，亦称为“东萨拉热窝”。国际社会向波黑派驻了拥有广泛权力的驻波黑高级代表。各种国际机构、援助机构和NGO组织，相继在萨拉热窝设立办公室。

对萨拉热窝本地人来说，这些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雇员构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社会阶层，他们的收入也远超本地标准。在更广泛的政治层面，谁能获得高级代表的青睐，谁就能拥有话语权，因为这位欧洲官员具备制定和废除法律的权力。

在阿德南眼中，波黑当前的状态与殖民地时代的“委任统治”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让他清楚地意识到，外国人在这个国家所享有的特权。

大学时代，阿德南的专业是政府管理。毕业后，他希望能进入稳定的公务员系统工作。但在波黑，倘若没有足够的人脉，进人这一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阿德南的父母都是普通市民，叔叔虽然曾在政府部门任职，但那己是南斯拉夫时代的往事。阿德南明白，时代已经变了，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谋生。在一个官方失业率极高的国家，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还在上大学时，阿德南就像个“社牛”一样，整日在老城各处游荡，走进咖啡馆和餐厅，主动与外国人攀谈。他热情地提出为人家做导游，也乐得向游客们展示他的历史知识。外国游客对阿德南青睐有加，不仅因为他持论公平，兼顾各方观点，也因为他对游客的心理洞察人微。在叙述历史时，他总保持着客观立场，远离任何民族主义偏见，却总能恰到好处地激发起游客对波什尼亚克族的理解与同情。他深知，施舍同情同样是游客的一种心理需求。

以本地标准而言，阿德南收获了可观的小费，还顺带练就了一口带点波斯尼亚口音的流利英语。到了2014年，他找了一位合伙人，在老城开起一家旅行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成了一名商人。

凭借着热情与闯劲，旅行社的业务一度蒸蒸日上，巅峰时期招揽了十多名雇员。但未曾预料，新冠疫情的肆虐让国际旅行陷入停滞。本以为几个月就能度过的疫情，竟然持续了三年之久。在这期间，阿德南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他的妻子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与此同时，雇员一个接一个地离职转行，最后只剩下阿德南和他的合伙人坚守阵地。

初为人父的阿德南焦头烂额。在最艰难的那段时间，他只能依靠送外卖来赚取奶粉钱。阿德南形容，那段日子可是比围城还惨痛的经历，令他对“绝望”这个词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萨拉热窝的冬天是旅游淡季，旅行社的生意依旧不见起色。因此，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说服了阿德南陪我前往斯雷布雷尼察。我需要一名翻译和司机，而阿德南不仅英语流畅，还拥有一辆二手的大众Polo车。

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紧邻塞尔维亚边境，是塞族共和国境内的一块波什尼亚克族飞地。1995年7月，波黑战争已近尾声，这里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种族屠杀事件。

波黑塞族军队在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的指挥下，占领了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在短短数日内屠杀了近八千名波什尼亚克族男性。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后来被国际刑事法庭定性为种族灭绝，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种族屠杀事件。如今，斯雷布雷尼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我想去那里看看近三十年后的情况，走访大屠杀的幸存者。我原本打算乘长途汽车前往。不过，大屠杀之后，斯雷布雷尼察的常住人口骤减，到了冬季，连长途汽车也停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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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阿德南就开着他的红色Polo汽车来老城接我。他的头发凌乱，神情疲惫，看上去颇为憔悴。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儿子昨夜哭闹不止，搞得他彻夜未眠。

他的妻子本有一份工作，现在不得不回家专职带孩子，这让家庭的经济负担突然压到了阿德南一人肩上。他感叹了一番过去自由自在的好时光，问我有没有孩子，孩子多大了。我开玩笑说，孩子还在白垩纪。他听后笑起来，露出右上颚的黑洞。

我们即将踏上前往斯雷布雷尼察的旅程，往返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我知道有必要不时跟阿德南开两句玩笑，让他保持清醒。

我们驱车向东，进入山区。阿德南告诉我，这片山脉是迪纳拉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它横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蜿蜒至此，然后转向塞尔维亚，最终延伸至科索沃。我想起自己之前乘车翻越迪纳拉阿尔卑斯山，前往里耶卡的情景。这么说来，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旅程，我其实还没有离开这座大山的势力范围。

透过车窗，我望见山顶披着茫茫白雪，雪中的冷杉林像被淹没的刀片，在晨曦中闪耀。几匹枣红色的马踏着轻盈的步子，巡游在一片雾气弥漫的雪原上，宛如一幅剪影画。

阿德南告诉我，那些是野马。波黑战争期间，马场的主人被迫离开，这些马的先辈们开始了自由的生活，如今可能已经是第三代了。

“人类离去后，动物反而可以过得更自在。”阿德南感叹，“我在网上看到，切尔诺贝利现在已经被森林重新覆盖，熊、鹿之类的动物都回到了那里。”

“这儿有熊和鹿吗？”我问。

“当然有！斯雷布雷尼察过去以狞猎闻名，全是熊那样的大家伙！”阿德南说，“南斯拉夫时代，很多欧洲人会去那里打猎，之后享受矿泉疗养。斯雷布雷尼察也以矿泉水疗闻名。”

“现在的情况呢？”

“等我们到了，你自然会知道。”

离开萨拉热窝不久，我们便驶入了塞族共和国境内。虽然这里不设检查站，但一路上的房屋普遍悬挂着塞族共和国的旗帜——红、蓝、白三色，泛斯拉夫的颜色，与塞尔维亚的国旗如出一辙。

我们驶过一座带有中文标志的矿山。阿德南告诉我，这是一家中国技资的矿厂。不远处便是一个小镇，居民几乎都是塞族人，许多人都在矿场工作。经过小镇时，阿德南将车停在路边，我们下车舒展筋骨。天空昏暗，厚厚的灰霾笼罩着连绵的山峦。

“找个地方喝杯咖啡，提提神怎么样？”我提议。

我们步入路边的一家咖啡馆，找了张桌子坐下。旁边，几名塞族矿工默默地喝着咖啡。电视正在播放塞尔维亚新闻，科索沃地区似乎再次出现了紧张局势，一群塞族示威者正在镜头前激动地表达抗议。

“局势看起来不妙。”阿德南边看电视边说。

“比这里的情况还糟？”我问。

“是的，更糟。”阿德南笑了。

“我接下来打算去科索沃。”

“真的吗？”

“我会先去塞尔维亚，再去科索沃。”

“如果是我，我会谨慎一些。”阿德南认真地看着我说。

“波什尼亚克人怎么看科索沃的情况？”我问。

“多数人同情阿尔巴尼亚人——我们都是穆斯林，大家对塞族人都不太有好感。但我们也不希望看到科索沃的局势失控。你知道的，巴尔干的国家是相互牵连的，一旦科索沃的局势失控，波黑这边的矛盾也可能会被激化。”

“到时可能发生什么？”

“可能会一片混乱。”阿德南回答。

我小口喝完波斯尼亚咖啡，然后拿起水杯，喝了一口，这才注意到杯子上印着普京的肖像。

“普京在这里很受欢迎吗？”我问阿德南。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始终是塞尔维亚最坚定的盟友。”阿德南解释说，“很多塞族人崇拜普京，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对待西方的强硬态度——这正是很多塞族人心中渴望却无力得到的。”说到这里，阿德南压低声音，“但并非所有塞族人都崇拜普京，这种崇拜在某些特定的群体里更加突出。”

“你的意思是，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有可能是塞族民族主义者？”我小声问。

阿德南朝我眨了眨眼，仿佛在说：“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留下几个波黑马克，匆匆离开了咖啡馆。一回到车上，阿德南就迅速发动引擎，仿佛担心有什么不测发生。红色Polo车扬长而去，转眼就将这座矿业小镇甩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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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十多公里的乡村风光，我们到达了德里纳河边的一个不起眼的村落。路边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新建房子，乍看之下平凡无奇。不过，阿德南还是将车停下来，向我介绍说，房子的女主人叫法塔·奥尔洛维奇，在波黑家喻户晓。

法塔出生于1942年，那时这里仍属于由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掌控的克罗地亚独立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克罗地亚独立国的覆灭，铁托建立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法塔也成了南斯拉夫的公民。

这片土地与塞尔维亚隔河相望，塞族人口占据多数。但历史上，这里也有一些波什尼亚克族城镇，通常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战略要塞。阿德南比喻说：“你可以把这里想象成一片塞族人的汪洋，而在这片汪洋中，点缀着几座波什尼亚克族的小岛。”

不过，即便在波什尼亚克人主导的城镇，也有塞族人比邻而居，这恰恰反映了整个巴尔干半岛混居多元的特性。阿德南说，波黑战争期间，塞族共和国军队试图终结这种多元状态，企图把这片土地变成纯粹的塞族聚居地。

南斯拉夫时代，法塔在这里安家立业，生育了四女三男，还拥有四栋房子和四座马既。波黑战争爆发，她和德里纳河谷的许多波什尼亚克人一样，被塞族军队逐出家园。带着七个孩子的法塔，最终在瑞典寻得庇护。她的丈夫和其他二十多名男性亲属，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中惨遭杀戮。

2000年，战争结束五年后，法塔独自回到家乡。她发现昔日的房舍和马既已经荡然无存，一座塞尔维亚东正教堂耸立在她的庭院里，成为附近塞族居民的礼拜场所。

法塔将东正教会告上法庭，坚持要求拆除教堂。在一个族群矛盾和宗教信仰高度对立的国家，她的斗争可谓艰辛重重。法塔的诉讼成为一场持续二十一年之久的马拉松式战役。在这期间，她遭遇过断水断电、人身恐吓，甚至是死亡威胁，但她始终拒绝让步。

阿德南告诉我，所有波什尼亚克人都支持法塔，因为这座教堂已经成为波什尼亚克族颠沛流离的见证——法塔正是在为了族群的历史和身份而斗争。

2021年，法院终于裁定拆除教堂。法塔的律师建议她继续对二十一年来遭受的种种伤害和恐吓提起诉讼，但法塔选择了释怀。她已经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独居在这里，子女已经作为难民在瑞典安家。法塔深知，一且她本人离世，这片土地的未来或将再次成为未知数。

法塔的房子距离斯雷布雷尼察仅有咫尺之遥。不久，我们便路过一座谷仓——这里曾是首批集体处决的发生地。谷仓原是一户波什尼亚克族的产业，悲剧过后，这个家庭已是家破人亡。现在，谷仓被某个塞族人改作停车场——这一幕让阿德南难掩愤怒。

“他们肯定清楚这里发生过骇人的暴行，但他们完全不在乎。”阿德南说。

我注意到，越是靠近斯雷布雷尼察，波什尼亚克族的家庭就越多——他们的房子不会悬挂塞族共和国的国旗。很明显，和法塔一样，一些波什尼亚克族选择回到这里，继续他们的生活。“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土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发生过种族屠杀的地方继续生活，他们不会感到害怕吗？”我问阿德南。

“怎么可能不害怕？”阿德南回答，“但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认同自己是这个小社群的一部分，你就不会轻易放弃。处境越艰难，你越会坚持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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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纪念馆位于一座废弃的电池厂内。战争期间，这里曾是、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地。1993年4月，联合国宣布斯雷布雷尼察为“安全区”。在此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名波什尼亚克难民逃至此地，希望得到庇护。

1995年7月11日，塞族军队在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的指挥下占领了斯雷布雷尼察。那时，约有四万五千名绝望的波什尼亚克难民挤在这座小镇上。在联合国基地内，另有五千人避难，外面还聚集着数以千计的难民。然而，四百名荷兰维和部队的士兵已经无法控制局势。

波什尼亚克女性被迫与男性亲人分开，登上离开的车队，其间许多人遭受了强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近八千名波什尼亚克族男子在不同地点遭到处决，他们的遗体被匆忙地埋在乱葬坑里。

大屠杀纪念馆内设有一个名为“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国际社会的失败”的大型展览，通过照片、实物和幸存者的视频证词，讲述那段血腥的历史。

一个裹着羽绒服的女孩先为我播放了一部三十分钟的纪录片。她是个年轻的波什尼亚克姑娘，爷爷在那场屠杀中丧生，因此母亲最初强烈反对她来这里工作。

女孩告诉我，她和母亲已经搬离斯雷布雷尼察，目前居住在我路上经过的矿业小镇。因为那是附近唯——座稍具规模的城镇，有商场、餐厅和医院等便利设施。她有一些塞族的女性朋友，她们从来不会触及与民族有关的话题。她的朋友们并不知道她在大屠杀纪念馆工作。她只是告诉她们，自己在一家非营利组织上班。

女孩刚刚大学毕业，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她告诉我，她喜欢这里，因为能在同事中间找到一种归属感。

“是什么样的归属感？”我问。

“我们都是生活在塞族共和国的波什尼亚克族。”她说，“我们都有亲人在大屠杀中丧生。”

女孩微笑着离开，让我一个人继续观看纪录片。阿德南似乎不愿承受影片内容的沉重，说他去外面抽烟等我。房间里没有暖气，冷得如同冰害，而纪录片的内容就像在冰窑里又放了一大桶冰块，使周围的寒意更甚。

对于当年的波什尼亚克难民而言，仅仅是在这里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人历尽千辛万苦逃到此地，不少人在逃亡途中就惨遭不幸。那些抵达这里的人，还以为自己是幸运的，却未曾料到联合国的“安全区”最终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看完纪录片，我开始仔细地观看展览。展厅内除了我，空无一人。每个房间都没有暖气，清鼻涕像融化的冰川源源不断。幸存者的证言在屏幕上循环播放，他们的声音——时而还掺杂着哭泣声——在空旷的房间中回荡。

在一个展室里，我看到一双双男性死者的鞋子，它们凌乱地摆在那里，仿佛人体的残骸。有肮脏的工作靴，有鞋底几乎磨平的皮鞋，有绘有卡通图案的运动鞋。有些鞋子依偎在一起，仿佛在寻求温暖。有的鞋子看上去格外小巧，可能属于刚刚成年的孩子。

阿德南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了。原来，这个房间里有阳光，他刚才一直待在这里。他向我介绍说，纪念馆的馆长阿兹尔·奥斯曼诺维奇同样是一名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当年只有十四岁，所以活了下来，而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惨遭杀害。

“对波什尼亚克族而言，十五岁代表成年。”阿德南说，“因此，在斯雷布雷尼察，十五岁成了一道生死的分界线——十五岁及以上的波什尼亚克族男性几乎无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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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瑟尔·奥里奇曾是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警卫，后来成为斯雷布雷尼察地区波什尼亚克武装力量的指挥官。然而，在大屠杀纪念馆里，关于这位争议人物的信息几乎无迹可寻。

战争初期，奥里奇试图控制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乡村地带，建立与其他波什尼亚克族控制区的联系，从而打破塞族武装的围困。尽管这些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他们的确在塞族统治的核心地带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波什尼亚克族飞地。

1992年夏秋之际，奥里奇对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塞族村落发起了一系列攻击。这些行动在塞族社区引发了巨大的恐慌，许多留守的塞族家庭成为攻击目标。

奥里奇的军队不仅杀害平民，还洗劫他们的粮仓和财产。据统计，至少有三十座塞族村庄和七十个乡村聚落被烧毁，约一千名塞族人遇害。这些行径加剧了双方的敌意，也引发了更为广泛的族群对立。

奥里奇的行为揭示了波黑战争的复杂性，也暴露出双方都曾卷入对平民的暴行。战后，奥里奇因涉嫌战争罪而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起诉。他在2008年被判无罪，但他的形象仍然存在争议：在波什尼亚克族人心中，他是民族英雄；而在塞族人看来，他是战争犯的代表。

随着塞族军队的推进，斯雷布雷尼察的处境愈发发发可危。回顾这段历史时不难预见，一旦塞族军队占领这块飞地，大规模的报复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1992年冬天，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军队完全封锁，所有通往城镇的道路被切断，这里变成了真正的孤岛。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食物短缺，居民们不得不依赖玉米饲料、燕麦和蒲公英沙拉勉强维生。夜晚，城镇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仅有河上搭建的简陋水车提供微弱的电力。面对饥荒，斯雷布雷尼察的居民陷入了绝望，有时，他们甚至提出用一个塞族俘虏交换两袋五十公斤面粉。

到了1993年4月，联合国出面斡旋，宣布斯雷布雷尼察为"安全区"，得到联合国的保护。然而，两个族群之间此前的仇杀，已将民族主义的怒火彻底点燃。

1994年2月，荷兰维和部队接替加拿大，被派遣到斯雷布雷尼察，维护安全区的和平。荷兰士兵装备简陋，人数不足，行动受到联合国的严格限制。当塞族军队逼近时，荷兰人的局限性变得显而易见。最终，他们在塞族军队的强大压力下可耻地选择撤退，将安全区拱手交给了愤怒的塞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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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昔日维和部队的旧址中，依稀可见往日的风貌：荒废的工厂遗址，遗弃的机械设备，一扇锁紧的门后是维和部队的食堂，墙上悬挂的菜单上写着“250克T骨牛排，售价7.5德国马克”。

在厂房光秃秃的墙壁前，陈列着曾在这里避难的人们留下的遗物和生平故事，所有故事都以同样的结局收场。

墙壁上，荷兰士兵的涂鸦依旧清晰可见，其中一些甚至带有种族歧视色彩。我又一次想起了波黑艺术家塞拉·卡梅里奇的作品《波斯尼亚女孩》。在踏上巴尔干的旅程之前，我曾在奥地利的格拉茨美术馆见过这幅作品——它的灵感就取自于这些涂鸦。

那是一张海报，黑白照片中的女艺术家穿着白色背心，面容严肃，目光坚定，直视镜头。海报的背景是一句荷兰士兵留下的涂鸦：“没有牙齿？长着胡须？闻起来像粪便？波斯尼亚女孩！”

这些冷漠的文字不仅暴露了当时维和部队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及种族偏见，也揭示出那些本应保护民众的维和士兵对受害者的轻蔑和冷漠。

站在曾经的维和部队营地内，周围弥漫着旧机油和灰尘的气息，我突然明白了展览标题“国际社会的失败”的深层含义。这不仅是对一场历史悲剧的回顾，更是对国际社会在干预和结束暴行方面的反省。这场历史悲剧，或许本可以——而且应当——被避免。

我在厂房门口找到正在跺脚抽烟的阿德南，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脚趾已经完全冻麻木了。我向阿德南要了一支烟，他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递给我。烟盒上以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和波斯尼亚语三种文字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除了克罗地亚语使用拉丁字母外，它们在拼写上没有任何不同。

厂房对面，是一片巨大的墓园，埋葬着从乱葬岗中挖掘出来的死难者。一排排尖细的白色墓碑，宛如刚刚抽芽的嫩树，一直延伸至远方山坡的森林边缘。可以想象，这块土地过去曾被森林覆盖，为了给逝者寻得安息之所，才被清理出来。

我在墓碑间倘祥，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波什尼亚克妇女，正蹲在她丈夫的墓碑前。她戴着头巾，面容平和，神态中并未显出哀伤。她在用抹布细心地擦拭碑面，动作娴熟，仿佛只是在做着日常家务。

附近矗立着一块刻有八千三百七十二名遇难者姓名和生辰的巨石。随着更多的骨骼碎片、破旧衣物和DNA样本的鉴定，那些墓碑的数量还在增加。

阿德南告诉我，在塞族共和国的领土上建造这样一处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场所，本就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因为塞族领导人和不少塞族民众对于大屠杀的性质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塞族人同样视自己为暴行的受害者。这种立场从战争时期延续至今，从未改变。

我不忍心去问阿德南，他是否认为波什尼亚克族也对塞族犯下过战争罪行——归根结底，这恐怕只是数量与规模的差异。和眼前漫山遍野的墓碑一样，数字无法完全呈现个体经历的苦难，也表达不了每一个家庭丧失亲人后遭受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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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车里，打开暖气，让冻僵的身子暖和起来。过了一会儿，我问阿德南，他是否认识经历大屠杀后仍然留在这里的波什尼亚克家庭。我对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去拜访一个这样的家庭。

阿德南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他说，公司以前有一个来自斯雷布雷尼察的女员工。大屠杀发生时，她年纪尚小。战后，她和母亲一起搬到了萨拉热窝。她可能会知道一些仍旧住在这里的波什尼亚克家庭。

阿德南拨通了电话，手机蓝牙自动连接了车载音箱。我听不懂波斯尼亚语，但从他们的语气变化中，还是能捕捉到一些信息的流动：问候、想法、调侃、夸赞，甚至还有些小小的暧昧。

通话结束后，阿德南带着几分得意说：“搞定了，她会联系那家人。一会儿，我们可以去他们家吃午饭。”

“太好了，没想到她这么热心。”我说。

“她以前是公司里最好的员工。”阿德南说。

“你们的关系不错？”

“我们是好朋友……”阿德南顿了一下，然后微微抬头，眼神投向窗外，“唉……其实我们差点结婚！”

离午饭尚有一段时间，我们驾车去斯雷布雷尼察镇转了一圈。从地理位置上看，斯雷布雷尼察位于南斯拉夫的心脏地带，从这里开车前往贝尔格莱德大约只需要两个半小时。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小镇就以温泉疗养闻名，到了南斯拉夫时代，疗养业依旧兴盛。1990年时，小镇约有六千人口，其中波什尼亚克族占64%，塞族占28%。镇上有林荫大道、带露台的咖啡馆、电影院、医院，还有著名的古贝尔酒店，以提供治疗风湿和关节炎的矿物温泉著称。

如今，一切已成过往。温泉酒店不复存在，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家店铺还在维持营业。天空阴沉，云层厚重，更是给人一种时光停滞之感。

小镇依山而建，四周山峦环抱，森林密布。我看到一座东正教堂和一座奥斯曼风格的清真寺，全部大门紧闭。一些店铺的招牌已经褪色，窗玻璃上也布满裂纹。不少居民已经迁离这里，留下的房屋中杂草丛生。

我们开着车，在小镇的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我突然意识到这里连一家酒吧都没有。

“怎么会有酒吧呢？”阿德南沉声说道，“当年参与屠杀的士兵很多是当地的塞族警察，他们换上军服就成了刽子手。战争结束后，这些基层人员并未受到追究，有的甚至还住在这里。”

阿德南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你要是在酒吧里碰到这些人怎么办？你能和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同坐一桌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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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小镇，穿过一段萧瑟的冬日风景，随后拐入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轮胎下，碎石如麦子脱粒一般咯吱作响。我们经过一片树丛，惊起几只灰色的山雀，最后来到了一座围有木栅栏的院落。

院中立着一栋两层的农舍，白色的外墙，橘色的屋顶。房子后面是一片未经修剪的树丛，光秃秃的细枝像铁丝一样。房侧边的门廊上放着一些柴火和取暖用的旧炉子。门口摆着一双印有卡通人物的粉色儿童靴子。

听到汽车开进院子的声音，女主人出来欢迎我们。她叫梅丽萨，穿着黑色运动衫和浅色牛仔裤，暗红色的头发短而整齐。她四岁的女儿也眼着出来，拇指含在嘴里，用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们。那双粉色的小靴子，想必就属于这个小天使。

屋内井井有条，地面铺着波斯尼亚风格的地毯，白墙上挂着几幅手工剪纸画。梅丽萨的母亲正在厨房和面。她戴着眼镜，穿着传统长裙和棉背心，头发扎成发害。厨房没有开灯，光线透过窗户打进来，照在橱台上，仿佛她在努力将这些光线也揉人面团之中。

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梅丽萨为我们端来了果汁和热茶，随后关掉了播放动画片的电视。房间的氛围突然变得严肃，但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梅丽萨母亲在厨房里做饭的声响、因为关掉电视而赌气的小女孩、冒着袅袅热气的茶杯——依旧鲜活。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起来。通过阿德南的翻译，梅丽萨告诉我，她的父亲在大屠杀中丧生。与家人分开之后，她和母亲被安置在专为波什尼亚克族设置的难民营里。在波黑地区，这样的难民营总共有二十三个，至今仍有不少遗孀和她们的孩子在那里生活。

2000年，梅丽萨随母亲返回家乡。家里的房子已成瓦砾，她们只得在院子里搭帐篷生活。在随后的几年里，她们向非政府组织申请援助，终于一砖一瓦地重新盖起房子。

我问梅丽萨，她们为什么会选择回来，而不是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她以一种平静的口吻回答：“因为在外面，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上都带着‘难民’的标签，永远是被别人怜悯的对象。只有在这里不同——这里是我们的家园，这里还埋葬着我们的亲人。”

大屠杀发生那年，梅丽萨四岁，对父亲只有依稀的记忆。战争结束后，当她被要求从几张遗骸照片中辨认父亲时，她发现自己难以做出选择。梅丽萨的母亲生于1961年，与丈夫同岁。对她而言，丈夫的离世是更大的伤痛。

我注意到电视柜上有一个银色相框，里面是由两张肖像照拼贴而成的夫妻合影：一边是梅丽萨的父亲，身着迷彩服，年轻的模样定格在了时光之中；另一边是梅丽萨的母亲，照片是近年拍摄的，岁月已在她的脸上静静地留下沧桑。

两张照片并置在一起，像结婚证书上的夫妻照，他的青春与她的沧桑，形成鲜明的对比，仿佛有某种力量跨越时空，将两个原本属于不同时代的人放到了一起。

我心中思忖，三十年后看着丈夫的照片，这样的时空错位，对梅丽萨的母亲而言，会有一种异样感吗？而对梅丽萨来说，她是否会对这个看上去与她同龄的父亲感到陌生？

这时，梅丽萨的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为我们端来了午餐：刚烤好的面包、奶油南瓜汤、烤鸡和土豆。她们已经吃过午饭，这些全是为我们准备的。

阿德南掰下一块面包，蘸着南瓜汤吃起来。我也拿起调羹，小心翼翼地舀起一勺汤。梅丽萨的母亲走到客厅一侧的沙发旁坐下，把歪倒在沙发上的外孙女拉到身边，替她整理衣服，然后温柔地抚摸她栗色的长发。

我来这里原本是为了解大屠杀的细节，但此刻，我发现自己难以开口。身处她们坚韧重建并悉心守护的生活里，提及那场悲剧的细节显得如此残酷，仿佛重新揭开正在结册的伤口。尤其是在有孩子在场的时候，我更不知该如何提问。我想起在科托尔时遇到的美国女人说过的话：“你不会希望下一代了解那些残酷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事情。”

我和阿德南喝完汤，梅丽萨就撤走了汤盘。我又拿起刀和叉，准备对付盘中的烤鸡和土豆。鸡肉烤得外皮焦香，土豆上面还撒了白芝麻。我边吃边让阿德南询问一下她们近年的生活。

我的问题经过翻译后似乎有些走样。梅丽萨说：“我们有一小块土地，可以种植蔬菜。我们还在附近的山上种植莓果。”

梅丽萨的母亲补充说，德里纳河谷的这一侧山势平缓，适合水果生长。在南斯拉夫时代，每到秋天水果成熟的时节，这里的人——无论是波什尼亚克族还是塞族——都会跨过德里纳河，去塞尔维亚那边贩卖水果。说这些话时，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恬淡，就像成年人在缅怀逝去的童年岁月。

“现在还会过去卖水果吗？”我问。

“不会了。”

“那水果怎么处理呢？”

“有一部分我们会在斯吉布雷尼察周边卖掉，”梅丽萨的母亲说，“剩下的就用来做果酱和蜜饯。”

我问梅丽萨，这里目前的族群关系怎样。梅丽萨说，这个村子里只有一户塞族家庭，大家能够平安无事地相处。在她们刚回来的那些年，斯雷布雷尼察仍然能够感受到族群关系的紧张。不同族群的人在路上遇到，都会把目光悄悄移开。

后来，梅丽萨上了一所穆斯林高中，在那里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他也是波什尼亚克族，父亲和哥哥在大屠杀中丧生。相同的遭遇，让梅丽萨和他更容易理解彼此。

梅丽萨的丈夫目前在镇上的一家商店工作，而梅丽萨除了日常的农活和家务也有自己的梦想。她喜欢做糕点，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镇上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蛋糕店。这些年来，她已经攒够了租赁店面和购买设备的资金。当她满怀希望地去申请营业执照时，负责审批的当地官员却暗示她需要贿赂才能办理。

“你有一小片土地，有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你耕种、收获，可以自给自足地活下来。但当你试图迈出一步，想再多做点什么，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遇到各种麻烦。”

梅丽萨的话让阿德南深有感触——他抛下我，开始与梅丽萨分享自己的经历。

午餐后，梅丽萨端上了波斯尼亚咖啡和无花果蜜饯。她的母亲提到，她还有一个八岁大的外孙女，快要放学回家了。

“你需要去学校接她吗？”

她笑着摇头“不用，她可以自己走回家。”

“学校离这里远吗？”

“就在大屠杀纪念馆到这里的路上。”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时走过的那条路，想象着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独自走在路上的样子。那条路上曾经挤满了渴望获救的难民，很多人最终甚至没有得到和亲人说声再见的机会。

“许多波什尼亚克妇女失去了她们的家人，开始了漫长的生存斗争，只能依赖政府和国际援助。”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份报告写道，“三十年后，斯雷布雷尼察最大的悲剧不再是那些结束了痛苦的死者，而是那些失去亲人、注定要独自生活的家庭。那些注定要在没有父亲、没有丈夫、没有兄弟、没有儿子、没有表兄弟、没有邻居的情况下生活的人们。”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觉得不能再耽误她们的时间，便起身告辞。在门厅穿外套时，梅丽萨的母亲走到我们身边，用袋子装了几瓶自制的覆盆子果酱，让我们带走。就连小女孩也给我们准备了礼物——两张她亲手画的彩色蜡笔画。

我和每个人握手道别。她们送我们到院子，看着我们上车。我打开车窗，朝她们挥手。她们也缓缓向我挥手，脸上露出微笑——那一刻是如此温馨而美好。

当汽车驶出院子，开上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眼角已经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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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的路上，我想到了英国作家约翰·伯格创造的“landswept”一词，用来形容一个地区经历了剧烈的冲突和变故之后的状态。

这个词由“land”（土地、大地）和“swept”（横扫、扫荡）两个词合成。它不是标准的英文单词，而是一个为了特定描述而创造出来的新词。通过这个词，伯格想要传达的意思是，土地经历了一场大风暴或是严酷的冲突，其上的建筑、树木、生活痕迹等都被彻底摧毁，一切都被“横扫”。只剩下赤裸的大地，默默地承载着伤痕，成为沉默的见证者。

这时，阿德南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家里的蜂蜜没了，让他顺路带几瓶回家。

“你不介意我们去一个卖蜂蜜的地方吧？”阿德南问。

“完全不介意。”我说。

“女人总是这样她们总觉得你在工作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做点什么。”

我打趣道：“女人也是‘顺便’才和男人结婚的，她们自己能够活得很好。”

“你真这么认为？”阿德南扭头看了看我，“我可是家里那个付账单的人。”

一小时后，我们经过路边的一栋大房子，屋顶的铁皮烟囱吐着羽毛般的青烟。院门敞开着，房后是一小片树丛掩映的空地，整齐地排列着蜂箱。几只倔强的蜜蜂在寒风中飞舞，不知是在外面巡视，还是被关在了箱外。院子的角落里堆满木柴，几只鸡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另一侧是一座羊圈，里边挤着十几只绵羊。听到汽车的引擎声，一只黄狗从窝里跑出来，狗链扯得紧紧的。

房门打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波什尼亚克老头抬起于，跟我们打招呼。门廊的衣钩上挂着几件防水外套，下面是两双沾满泥巴的靴子。

老头叫苏莱曼，看上去身体硬朗。他伸出一只结满老茧的大手，和我们握了握。屋内的铁皮炉子烧得正旺，水汽在窗玻璃上凝结。阿德南与苏莱曼早已相识，每次路过这里，他都会进来买上几瓶蜂蜜。阿德南告诉我，如果说波黑有谁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那无疑就是苏莱曼了。

苏莱曼的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在阿德南的怂恿下，开始向我娓娓道来他的故事。我能够感觉到，这些令人得意的往事，他一有机会就会拿出来分享。

1992年，早在内战打响之前，苏莱曼便己察觉到不祥的预兆，于是举家离开，搬到了全是波什尼亚克族聚居的城镇。一家人因此躲过了大屠杀，在整个内战期间未受丝毫伤害。到了1996年，随着《代顿和平协议》的签订，苏莱曼又移居萨拉热窝，那里的战后重建为他带来很多赚钱的机会。他在萨拉热窝做了四年木匠，每天能挣一百马克。阿德南补充说明，即使放到现在，一百马克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苏莱曼哈哈大笑，显得很高兴。他颇为骄傲地告诉我，他今年七十八岁，有五个儿子和二十个孙子。其中一个儿子在德国当建筑工，每月都会给他寄钱。

尽管衣食无忧，他依然每天忙于农活——查看蜂箱，照料家禽和牲畜。他告诉我，他凡事都自己动手，连房间里的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他让老伴给我们倒上鲜榨苹果汁，自己则从果篮里拿起一只苹果，仿佛为了展示他的好牙口，咔嚓咬了一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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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南买了几瓶蜂蜜，放进后备厢，我们这才继续土路。

天色将晚，乌云密布，山野渐渐沉入暮色。车内的暖风好像轻晃的摇篮，让人昏昏欲睡。我勉强支撑了一会儿，终于放弃抵抗，任由自己陷入昏沉的睡眠。等我再睁开眼时，窗外已经彻底黑透。我们行驶在山路上，但没有路灯，只有汽车大灯虚弱地照亮前方几米的地方。

我想到这一天如此漫长，经历了这么多事情，阿德南恐怕也已经疲惫不堪。他昨夜就没睡好，今天又一早出发。我还能在车上打盹休息，他却始终坐在方向盘后面。想到这里，我同情地看了看阿德南。仪表盘的光亮照着他的侧脸，长长的睫毛，深陷的眼窝。

看到我醒了，阿德南掏出一支烟，点上，将车窗打开一道缝，我也将自己那侧的车窗打开，好让空气对流。荒野的冰冷气息，瞬间涌了进来，让我一下子变得清醒。

我问阿德南，是什么支撑着他这么拼命地工作。他说，是他的儿子。每次看到儿子，他都觉得自己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我还想再要两个孩子，”他说，“穆斯林喜欢大家庭。”

“不担心未来吗？”

“当然会担心。但归根结底，我也只能过好自己的生活，不是吗？”

阿德南停顿片刻，又接着说道：“你看，那些月入五百欧的人关心民族主义，月入一千欧的人想着买新车，月入两千欧的人悠闲地谈论天气。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只要经济稳定，一切都不成问题。回想铁托时代，波黑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民族矛盾。”

他把烟头扔出窗外，关上车窗，继续说道：“问题就在于，现在波黑的经济举步维艰。《代顿和平协议》终结了战争，但也制造出一个腐败、庞大、低效的体制。你能想象吗？我们整个波黑只有三百多万人口，却有一百多个部长。普通人就像梅丽萨说的，勉强维持生计，一旦试图追求更好的生活，就会遭遇重重阻碍。那些民族主义政客，无论塞族、克族还是波什尼亚克族，都将责任推卸给其他民族，这样既能转移矛盾，又能稳定自己的基本盘。”

“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我说，”美国、欧洲……”

“是的，”阿德南点点头，“这些并不是波黑独有的。”

这时，笼罩大地的乌云终于疲惫了，支撑不住了，碎成纷纷扬扬的雪花。灰色的雪花落在挡风玻璃上，又被雨刷拨散。在车灯之下，就像成千上万的飞虫，灰茫茫一片。

前方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一只动物，阿德南一脚踩下刹车。我们惊恐地睁大眼睛，那竟是一只狼。它看着我们，车灯照着它杏仁状的眼睛。有那么一瞬间，狼呆立不动，似乎也被吓坏了。接着，它突然缓过神来，疾步向着荒原跑去。

我们终于开上特雷贝维奇山，萨拉热窝像童话一般出现在山谷里。星星点点的灯火，映着纷飞的雪花，整座城市已是一片白色。这么多的悲欢离合发生在这座城市里，但无论如何，它依旧是很多人的家，这世界上唯一的家。即使是我，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一天后，也觉得能回到这里太好了。

阿德南说，1984年2月，冬奥会开幕前夕，萨拉热窝遭遇了罕见的降雪不足的情况。当时的人工降雪技术尚未成熟，很多市民担心冬奥会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但就在开幕式的前一夜，一场大雪悄然而至。次日清晨，当人们从睡梦中醒来，惊喜地发现整座城市已经银装素裹。

“冬奥会是我们最后的美好记忆。”阿德南静静地说，“你去问任何一个上了年纪的萨拉热窝人，他们都会这么回答。那时我们过得很好，没有战争，南斯拉夫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全世界的人都来到我们这里……”他的声音渐渐小了，最后终于沉默不语。

窗外大雪纷飞。

我很想安慰一下阿德南，但又不知如何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