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了。整个波斯尼亚都在下雪。

翌日清晨，在莫斯塔尔开往萨拉热窝的火车上，雪花像迷途的飞峨扑打着车窗。睡眼惺忪的乘客们，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仿佛一群逃难之人。天还没亮，我在座位上沉沉睡去。当我从梦中醒来，窗外依旧飘着雪花，迎着车厢的灯光，斜斜地坠落。有那么一刹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仍在梦中。那种感觉就像一首记忆中的诗歌所写：“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有一场大雪悄然落入梦中。”

窗外，大地似一片高低起伏的沙盘，散布着点点农田和村庄。支离破碎的土地，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体系，似乎预示着它们破碎的命运。淡淡的晨曦中，山间的农舍飘着浅蓝色的炊烟，鸡犬在雪地上留下一行行脚印。远处的别拉什尼察山脉披着银装，山巅如同神明的居所，在朝阳的映照下，闪烁着圣洁的光芒。身旁的旅客告诉我，越过那座雪山，便能抵达萨拉热窝——我的心也随之荡漾起一种朝圣者的庄重。

历史学家们说，长期处于帝国断层线上的萨拉热窝在整个20世纪经历的动荡，远超过其他任何一座间等规模的城市。它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见证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兴衰；更是熬过了1990年代那场持续了一千四百二十五天的围城战——那是现代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困，比列宁格勒保卫战长了一倍，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实时向全球直播的战争之一。

如果将时钟再往回拨半个世纪，萨拉热窝还将经历从奥斯曼帝国到奥匈帝国的权力交替，经历巴尔干半岛的第一轮现代化浪潮。这些历史事件，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刻印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

在萨拉热窝火车站，我下了火车，走进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波斯尼亚咖啡。和宗教一样，欧洲的咖啡文化也有一条隐秘的分界线，而它刚好落在巴尔干地区：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我在咖啡馆喝到的全是意式风格的蒸榴咖啡；而从波黑开始，咖啡变成了在滚烫的沙子上缓缓煮沸的土耳其带渣咖啡。相比意式蒸馅咖啡，这种咖啡的口感更为强劲，通常需要搭配一块软糖和一杯清水。

我慢慢喝完咖啡，想起在土耳其街头所见的占卜术——用咖啡渣窥视未来。于是，我握住咖啡杯的把手，将其倒置在托盘上，缓缓转动，让咖啡渣在杯中铺展开来。耐心等待杯子冷却后，我再将它翻转过来，观察杯底和杯壁上形成的图案。

杯底出现的是一只眼睛状的图形，杯壁上的则像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血管。按照习俗，杯底的图案象征着未来的某个时刻，而杯壁所示为眼下临近的预兆。所以，这一切预示着什么？

我留下两枚硬币，离开咖啡馆，走出火车站，步人萨拉热窝冬182日清冽的空气中，打了一辆车，横穿整座城市，前往位于老城山坡上的公寓。

窗外的风景像翻书动画一般呈现。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总会着迷于萨拉热窝的混杂：清真寺紧挨着犹太教堂，天主教堂与东正教堂比邻而立，奥斯曼时期的窄巷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奥匈帝国时代的大道。这一切就像是古老版画中的图景，时常让我感到视觉上的震撼，也让我觉得萨拉热窝的文化依然完整——我所看到的景象与一个世纪前的旅行者看到的并无不同。

萨拉热窝与伊斯坦布尔、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距离几乎相等，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点。欧洲大陆上曾有许多类似的城市，但大多数都在20世纪民族主义的洪流中消失殆尽。谁能想到，承受苦难最多的萨拉热窝意外地幸存下来？

食物也是如此。

萨拉热窝最著名的传统菜肴叫作“波斯尼亚炖锅”，它将肉类与多种蔬菜一同炖煮。如果此前我对巴尔干的多元文化还没有切身之感，那么一吃到这道菜就应该有些概念了——烹饪与文化是相关联的。好的波斯尼亚炖锅能将不同食材巧妙融合，每种风味都能发挥独特之处，又不失和谐统一。这恰恰映射了多元文化的真谛：在差异共存中寻求平衡的艺术。

每当想到萨拉热窝，我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黄昏时分穿过鸽子广场的场景。瑟比利喷泉旁人潮涌动，周围是琳琅满目的咖啡馆和餐厅。宣礼塔上空回荡着召唤信众的声音，成群的鸽子纷纷惊起，又扑朔着翅膀，落回人群之间。

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撤退的游击队员跑过铜匠街，店铺里的老铜匠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敲击，让此起彼伏的叮当声迷惑追来的德国士兵。如今，敲击声仍在回荡，只是贩卖的商品除了咖啡壶、烛台、托盘之外，还多了用围城时期的子弹壳制成的工艺品。

在萨拉热窝，一段段历史总会在不经意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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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午后，我穿过铜匠街，来到米里雅茨河畔，河上的拉丁桥是另一处历史现场。

1914年6月28日，正是在这座桥上，十九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扣动手中的勃朗宁半自动手枪，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这本是一场发起于巴尔干的战争，但随着英、法、德、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共同介入，最终引爆了一场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战争如同涟漪不断扩散：导火索在巴尔干，升级在西欧，但最大的灾难又降临到巴尔干头上。战争的惨痛代价是显而易见的：超过三千五百万人死伤，仅塞尔维亚一国就丧失了五分之一人口。

在巴尔干，历史总是充满巧合。1389年，同样是6月28日，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平原遭遇了奥斯曼帝国的铁骑，这场败仗导致了国家沦陷长达五个世纪。这一天对塞尔维亚人的意义，就如同“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分量一般，是民族悲痛与屈辱的象征。

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看来，普林西普的刺杀行为是对过去屈辱的悲壮复仇。因为在1908年，正当奥斯曼帝国力量衰退之际，奥匈帝国公然吞并了波黑，这激起了包括普林西普在内的许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与不平。复仇，成为萦绕在普林西普心头的一切。

站在拉丁桥上，我惊讶于它的小巧。正值米里雅茨河的枯水时节，凉凉细流冲刷着河床上的卵石。我国想起在维也纳陆军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展品——那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坐过的敞篷汽车。它也像卡通漫画中出现的汽车一样。

那天早上，普林西普和其他五个“青年波斯尼亚”的成员分布在大公预定行进路线两侧。其中一人向大公的汽车投掷炸弹，炸伤了一名随行军官。爆炸的轰鸣使街头陷入一片混乱，大公却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大失所望的普林西普走进一家咖啡。与此同时，斐迪南大公在市政厅里怒火中烧。不过，当他瞥见演讲稿上沾染的随从人员的血迹时，他的怒气出人意料地平息了下来。演讲结束后，他立即起草了一份给皇帝的电报，告知他暗杀未遂，无须担心。

斐迪南大公临时决定去医院探望伤员，手下却忘记通知司机改变行程。正当汽车依旧按原计划驶过拉丁桥时，一名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时刻。就在不远处，普林西普潜伏在镜头之外，他原本以为炸弹爆炸之后行程会有所改变。因此，当他见到大公的汽车向他驶来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在汽车停下的刹那，普林西普跳上踏板，他扣动扳机，第一颗子弹穿过车门，击中了大公夫人；第二颗子弹则击中了大公。

他刚想举枪自杀，手中的左轮手枪就被人打掉，他也没来得及吞下随身携带的氟化物粉。最终，未满二十岁的普林西普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奥地利当局并未将他留在萨拉热窝，而是将他转移到了波希米亚的特莱森塔监狱——这里在二战期间又变成了纳粹的集中营。

在特莱森塔，等待普林西普的是一场缓慢的酷刑。地下牢房里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没有取暖设备，寒冷刺骨得如同冰窑。他在被捕的那天就已经被打断肋骨和胳膊，却没有得到恰当的医治。伤口在恶劣的环境下开始溃烂、化脓。他曾三次自杀，都未能如愿。最终，败血症迫使医生为他截肢。他不用再戴手铐，但依然套着沉重的脚镣。

1918年春天，普林西普因感染肺结核病逝。濒临解体的奥匈帝国政府试图隐藏普林西普的埋葬地点，防止其成为未来的纪念地。然而，负责挖掘墓穴的士兵中有一名斯拉夫人，他秘密记下了墓地的确切位置，并在战争结束后将这一信息转交给了塞尔维亚人。随着波黑并入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王国，普林西普成为南斯拉夫的民族英雄。

普林西普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回萨拉热窝，与其他几名“青年波斯尼亚”成员共同长眠于城市北部东正教的米迦勒大天使墓地。为了纪念他，曾见证他行刺的拉丁桥被重新命名为“普林西普桥”，桥上甚至嵌人了两个脚印，标示出他开枪的准确位置。桥旁的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匾刻着铭文：“1914年6月28日，圣维特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这一历史性的地点揭开了自由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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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西普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那从拉丁桥上射出的民族主义怒火，最终以更猛烈的方式烧回它的发源地。1992年，继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后，波黑宣布独立，塞族军队随即包围了萨拉热窝。这场围城战持续了一千四百二十五天，导致超过一万两千名市民丧生，大片城区变成了废墟。

我走下拉丁桥，拦下一辆出租车，前往普林西普的墓地。由于内战期间的大量伤亡，萨拉热窝遍布墓地。经过几番解释，波什尼亚克族司机才明白了我要去的地方。他告诉我，普林西普墓地所在的科舍沃地区是一片高地，在围困期间直接面对塞族军队的炮火，损毁尤为惨重。附近还有一家医院，更是在冲突中屡遭炮击。

我们穿过拉丁桥所在的老城区，向北驶入科舍沃。南斯拉夫时代的住宅楼旁处处残雪，给人一种破败之感。下车后，我步入那片墓园。黄昏降临时，周围的一切显得格外宁静。几只乌鸦在墓碑之间跳跃，远方山色朦胧。

1939年，东正教会在墓地旁建造了一座小教堂。门楣之上，用西里尔字母刻着普林西普等人的名字，还镑刻着黑山诗人彼得二世·彼得罗维奇-涅戈什的诗句：“永生者有福，他们未曾徒然降生于世。”除此之外，这里没有鲜花，也没有任何纪念标志。

内战结束后，曾经的南斯拉夫也随之解体。波黑的三个主要民族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将波黑分为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大政治实体。作为首都的萨拉热窝亦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重建。为了融入更广阔的欧洲大家庭，萨拉热窝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审视并处理与“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相关的历史遗产。

在南斯拉夫时代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普林西普，如今被降格为一名普通刺客。曾以他命名的“普林西普桥”恢复回“拉丁桥”的原名，人行道上铭记他的脚印也被抹掉。拉丁桥旁的博物馆再次将奥匈帝国统治期间带来的各项进步作为陈列和展示的主题之一。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普林西普的命运成为这句话的注脚。

然而，在许多塞族人的心目中，普林西普的形象仍然崇高。获得过夏纳、柏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奖项全满贯的导演库斯图里卡，在萨拉热窝出生、长大。他后来顿依东正教，加入塞尔维亚籍，并成为近年来纪念普林西普活动的积极倡导者。

在波黑和塞尔维亚边界附近的小城维舍格勒，库斯图里卡建立了一个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命名的样板小镇“安德里奇城”。2014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的纪念日上，库斯图里卡在此组织了一场纪念普林西普的活动，吸引了包括塞尔维亚政界人士在内的众多参与者。

在库斯图里卡看来，普林西普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使波黑摆脱了欧洲殖民地的榈锁。而那些一方面谴责普林西普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对萨达姆·侯赛因和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死亡表示赞同的西方人，无非是立场矛盾的伪善者。

在波黑，甚至是整个巴尔干地区，对历史的诠释仍然在不同民族间引发深刻的分歧。站在普林西普墓前，我看到一抹挥之不去的阴云，依旧笼罩在萨拉热窝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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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伊沃·安德里奇，1892年出生，曾是“青年波斯尼亚”组织的成员，也是普林西普的挚友。普林西普也是一位诗人，深受安德里奇的影响。在历史的沉浮中，总能嗅到一丝黑色幽默的味道：“诗人”普林西普掀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画家”希特勒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篇章。

得知刺杀消息后，安德里奇激动不已，尽管他那时身在斯普利特，并未直接参与。后来，他被奥匈帝国宪兵逮捕并流放到波黑西北部。在南斯拉夫王国成立后，安德里奇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才退隐到贝尔格莱德，独自一人默默耕耘文学事业。

正是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创作了包括《德里纳河上的桥》在内的“波斯尼亚三部曲”，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建立之后，他被选为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并在1961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安德里奇虽生于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却自认为是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这一复杂的身份认同，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成为克罗地亚和波黑文学界与他划清界限，乃至抵制他的原因。克罗地亚曾一度把安德里奇的作品列为禁书，而在维舍格勒的安德里奇雕像也遭到了波什尼亚克民族主义者的破坏。

库斯图里卡在著作《我身在历史何处》中，将安德里奇视为理解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复杂关系的桥梁。库斯图里卡引用了安德里奇的一段话：“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寄托在远方，而他们的恨却横亘在眼前。爱那么远，恨却那么近。”

萨拉热窝，这个爱与恨的交汇点，长期以来被誉为“欧洲的耶路撒冷”。在南斯拉夫时代，波黑独树一帜，是唯一一个多民族共存而无主导族群的共和国。萨拉热窝就像一个微型宇宙，映射出整个波黑乃至南斯拉夫的多样性。

1984年，第十四届冬季奥运会在萨拉热窝举办。铁托选择了在冬季运动发展尚浅的波黑举办这一盛事，正是希望通过萨拉热窝这一窗口，向世界展示南斯拉夫的团结与和谐。

在那个剑拔弩张的冷战年代，奥运会已不免成为国际阵营之间的斗争工具。西方为了抗议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苏联则以相同的理由，对1983年美国人侵格林纳达做出回应，拒绝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夏季奥运会。

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采取不结盟的立场，立于东西阵营之间。萨拉热窝冬奥会因此成为一个罕见的场合，由两大阵营携手参与，其象征意义甚至超越了体育本身。

特雷贝维奇山位于萨拉热窝城区以南，早在1959年就有一条全长两千一百米的缆车。从萨拉热窝市中心搭乘缆车，只需十二分钟，就能抵达这片空气清新的自然之地。

为了举办冬奥会，萨拉热窝在特雷贝维奇山上修建了一条高山雪撬赛道，是当年最现代化的赛道之一。十二天的比赛里，来自四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激烈角逐，朱雷·弗兰科还为南斯拉夫赢得了冬奥会的首枚奖牌。

继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之后，萨拉热窝再次成为全球日光的焦点。然而，谁也未曾预见，短短八年后，这座城市将步入长达四年之久的围城苦难。

我乘缆车登上特雷贝维奇山，再步行前往昔日的高山雪撬赛场。地图上勾勒的山脊，恰是波黑联邦与塞族共和国的分界线。

围城期间，特雷贝维奇山率先被塞族军队攻陷，后来转变为围攻萨拉热窝的炮手和组击手的堡垒。那时，缆车的始发站与终点站都毁于炮火，而车站的保安拉莫·比伯，成为战争爆发后烦命的第一人。

特雷贝维奇山上一度遍布地雷和壤沟。当我乘坐缆车时，依然可以看到一条壤沟，如长长的刀疤，匍甸在山体上。高山雪撬赛场早已荒废，混凝土赛道随着山势蜿蜒，犹如被遗忘的游乐场中的巨型滑梯。赛道上绘满涂鸦，其中一幅将奥运五环变成五个连环的铁丝网，墙上到处可见凹痕和较为大片的破损。

曾经象征着南斯拉夫团结和统一的场所，现在却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后见证。几日前，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巅，树木在雪中矗立，像是一支支光秃秃的毛笔。我透过树梢和枯枝，眺望萨拉热窝那座城市沉浸在一片冬日的阴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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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战争是南斯拉夫族群冲突深化与复杂化的缩影。1991年末，克罗地亚战火正酣，波黑却出人意料地保持平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心知肚明，悲剧已经不可避免。美国作家罗伯特·D.卡普兰记录了当时在波黑流传的一个讽刺笑话：“为何波斯尼亚尚未开战？因为它将跳过序幕，直接进入决战。”

1992年3月3日，波黑经由全民公投宣布独立，而构成国民近二分之一的塞族人集体抵制了这一决定。公投的最终日，一队塞族人在萨拉热窝市中心参加一场婚礼。他们挥舞着巨大的塞尔维亚国旗，展示出拒绝承认波黑独立，试图加入大塞尔维亚的意图。

一名属于犯罪集团的波什尼亚克男子，选择用暴力回应挑衅。他对着参加婚礼的人群扣动扳机，死者正好是新郎的父亲。这一枪，宛若一战历史的回响，宣告了战争的来临。

塞族共和国的领导人名叫拉多万·卡拉季奇。战后，他被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裁定犯有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他生于黑山，但在萨拉热窝工作和生活。1989年，他创建了波黑的塞族民主党。当克罗地亚和波黑相继独立时，他领导该党阻止塞族地区与南斯拉夫的分离。

卡拉季奇是一名业余诗人和精神科医生，深谙语言的煽动力以及如何制造心理恐惧。在他的号令下，塞族军队紧紧包围了萨拉热窝并展开炮击。他们试图以民族分治的方式重塑波黑领土，而围攻萨拉热窝是这一宏图的关键一环。

塞族人的初衷是希望像柏林墙那样，将萨拉热窝一分为二，迫使政府屈服。当这一目标落空后，围城便转为一场政治博弈的棋局，而萨拉热窝成了他们手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塞族军队控制了萨拉热窝城外的变电站和水库，一举切断了城市的生命线。萨拉热窝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天然气。城市的南北两侧，狙击手和炮兵潜伏在山间，将整座城市置于射程之内。

那些日子，恐惧与死亡如影随形。白天，祖击手会随意射击街上的行人；夜幕降临，迫击炮的轰鸣与闪光则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光表演。

萨拉热窝位于山谷，地势将山上的炮声放大，整个城市仿佛变成了一面巨大的战鼓。街道一片漆黑，只有曳光弹留下的残光与不时燃起的火光，让人不禁想起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那句描绘战场的经典台词：

时至今日，漫步在萨拉热窝街头，依旧能见到炮火留下的伤痕。在那条被称作“狙击手大道”的街道上，建筑物的墙面上密布着弹孔，让人想到莫斯塔尔分界线附近的景象。

在马尔卡莱市场旁的人行道上，还能看到迫击炮爆炸后留下的、泼墨飞溅状的弹坑。战争结束后，一群当地艺术家用红色树脂填充了这些弹坑，当地人称之为“萨拉热窝玫瑰”。

萨拉热窝的守军对围攻的塞族人拥有人数上的优势，但在战争初期，他们缺少武器，甚至没有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在这样的背景下，萨拉热窝的犯罪团伙意外地承担起了领导的角色。

在这些黑帮中，尤素福·普拉济纳，人称“尤卡”，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虽多次入狱，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城市的“英雄”。萨拉热窝的市民很快意识到，让这样的人物掌控城市，代价将是沉重的。

在那漫长的围困岁月里，参与围困的各方，宛如剧场中的演员，在台前幕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塞族的军事领导层在台前打出民族主义旗号，围困萨拉热窝；而在幕后，他们却通过秘密的商业交易从围困中谋取利益。同样，萨拉热窝的守军在抵抗塞族军事人侵的同时，也在暗地里与之进行灰色交易，参与盗窃与抢劫。像“尤卡”这样的黑道人物，则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城内设置防线和关卡，操纵黑市的物价，将围城的苦难转化为自己的利益。

即便是联合国维和人员，也在围城中扮演了复杂的多重角色。他们一方面坚守在萨拉热窝机场，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能够安全抵达，为这座受困的城市提供生命线；另一方面，他们也无形中封锁了进出萨拉热窝的唯一通道，使得机场变成了走私者的隐秘路径——一条使黑市商品流人城中的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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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造成了对萨拉热窝长达一千四百二十五天的围困。这场围困不仅被证明是可持续的，对于那些关键的参与者来说，它甚至带来了某种利益。

对于塞族围攻者而言，围城使得萨拉热窝陷入绝境，这转化为了一种有力的政治筹码，也成功地分散了国际社会对巴尔干其他地区更为严重暴行的关注。对萨拉热窝的领导层来说，长期的围困使他们能够紧握权力，巩固政治地位，同时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在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看来，围困既展示了他们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又避免了冲突的进一步扩大和难民的大量涌入。对于媒体记者而言，围城中的萨拉热窝如同一座剧院，提供了观察战争的最佳位置。萨拉热窝不同于偏远且难以进入的莫斯塔尔，成了最易进入的军事热点地区。至于那些在围困中寻求利润的黑市商贩，持久的围城创造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成为他们“学习市场经济的最佳课程”。

围城期间，萨拉热窝黑市横行，一千克砂糖可以卖到一百德国马克，相当于人民币四百二十一元。由于物资短缺，萨拉热窝的每个街区都有黑市，出售走私物品。规模最大的黑市是位于市中心的马尔卡莱市场，里面人头攒动，商品的数量、品质、种类以及价格每天都在急剧变化——这一切都取决于当天的围城状况。

在这里，德国马克是通用货币，但大部分交易都是以物易物。水果和蔬菜只有一些大葱、等麻、卷心菜、西葫芦、腐烂的小苹果和青梅。秋季时可以找到一些南瓜、人道主义援助的土豆和坚果——但所有商品的数量都少得可怜，往往不超过二十公斤。许多居民在黑市上购买人道主义口粮中没有的物品，如咖啡、香烟和个人卫生用品。人们经常发现一些援助物资出现在市场上，尽管包装上印有联合国难民署的标记，却从未发放到居民手中。更有些货物明显是从联合国在萨拉热窝机场的基地中偷运出来的，比如偶尔可以发现一罐鹅肝酱或是一瓶博若莱葡萄酒。

在战争笼罩的萨拉热窝，香烟成了一种宝贵的替代货币，它可以暂时抑制饥饿，更能够缓解人们紧绷的神经。香烟既通过走私供应，也通过萨拉热窝烟草厂生产。

由于香烟具有货币功能，萨拉热窝烟草厂实际上扮演了政府造币厂的角色。在整个战争期间，烟草厂一直运转，尽管仅维持着战前约两成的产能。当卷烟纸和包装纸告罄后，厂方只好用一千吨书籍的纸张代替。

我读到一本名为《萨拉热窝生存指南》的小册子。作者是几位身陷萨拉热窝的年轻人。他们以米其林指南的形式，以黑色幽默的笔触，记录了那段日子的真切景象：男人若拥有一件防弹背心，便能赢得额外的尊重，而女孩们则凭借领取人道物资的经验，能通5包装上的标号辨识救援包的品质。

缺水断电的日常，迫使人们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取水与搜集木柴上。

在纷飞的战火中，爱情火花仍旧悄然绽放。恋人之间最贴心的礼物变成了一瓶清水、一支蜡烛、一块肥皂、一小瓶洗发水、几瓣大蒜或洋葱，而一把柴、一桶煤、一本缺乏幽默感或诗意的厚重图书，同样能够传递爱的温度。

联合国控制的机场，是大多数国际人道援助进入的门户。不过，有目击者称，波斯尼亚军队和黑帮分子连续十五天射击物资车队，迫使它们停驶，从而抬高黑市价格。

有一名塞族军官被称为“萨拉热窝之王”，因为他能操纵黑市的价格。他的手段简单粗暴：向萨拉热窝机场的飞机开火，迫使人道主义空运暂停。

甚至一些维和部队的士兵也利用职权从事人口偷运，以每人一千至两千德国马克的价格，将他们安置在飞往安全地区的人道主义航班上。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快速逃离萨拉热窝，但风险在于，乘客们往往不知道他们最终会在哪个国家的机场降落。

就在离机场不远的围困线外，由于走私需求庞大，贫困的小镇变成了一个物流中心，囤积着大量等待走私的货物。每当夜幕降临，数以百计的人，在狙击手的火力威胁下，穿越停机坪。他们携带着装在罐中的去壳鸡蛋、食用油、糖、咖啡、各种个人卫生用品以及武器，将它们运送进萨拉热窝。军队或黑帮成员甚至会雇佣一队保镖，作为抵御狙击手的人肉盾牌。

战火中的萨拉热窝，仿佛成了一个被透明玻璃罩笼罩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色人物的利益与算计交错编织，形成了某种脆弱的动态平衡，而城市的普通居民却承受着沉重的围困之痛。

人们渐渐明白，只有打破这种平衡，萨拉热窝的锁链才能被打开。最终，一条长达八百米的隧道，在机场的地底秘密开凿，将萨拉热窝与外界重新连接起来。随着武器源源不断地涌入，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也开始悄然改变。

这条被称为“希望隧道”的秘密通道，如今已经成为萨拉热窝的著名地标和历史见证。虽然它的最初目的仅是武器的输送，但每一次运输中，总有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被带人这座城市。《萨拉热窝生存指南》中这样记录：“隧道的出现引发了经济活动的巨大变化…有了隧道，不少人发家致富，而市场上的物价也随之下降。”

在围城的漫长岁月中，萨拉热窝始终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这与莫斯塔尔的寂静无声形成了鲜明对比。记者们在萨拉热窝享有特别的待遇，能够自由进出城市。他们下榻在战争期间唯一正常运营的假日酒店，出门可以乘坐装甲车，并利用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向外界发送消息。

《萨拉热窝生存指南》在介绍住宿时这样描述假日酒店：“洒水与茶点供应充足”；“菜单上的平均价格为五十德国马克飞夜”；幕降临后，“酒店就像卡萨布兰卡”。

除了大量外国记者，萨拉热窝还吸引了众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使得萨拉热窝拥有了任何战区都无法比拟的时髦氛围。

著名的歌唱家帕瓦罗蒂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人道主义音乐会；U2乐队以此地为灵感创作了《萨拉热窝姑娘》；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围城期间来到萨拉热窝，执导了话剧《等待戈多》。

在文章中，桑塔格将萨拉热窝与西班牙内战相提并论，称两者都是“标志性事件"，"概括了一个时代的主要对立力量”。《等待戈多》的首演消息登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只是观众席上的外国记者似乎比本地人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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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余年的光阴悄然流逝，这场现代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城，带给萨拉热窝人的创伤久久未能愈合。我在萨拉热窝遇到的很多经历过围城的人，不愿意再去谈论当年的细节。博物馆里的展品虽然勾勒出历史的主线，却也在有意无意间淡化了那些矛盾纠结的支线。与此同时，在很多塞族人心目中，那个被控以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卡拉季奇，依然是民族英雄。

在短篇小说《1920的来信》中，伊沃·安德里奇描绘了一位游子刚刚归来，重踏故土萨拉热窝的情景：夜深人静时，他聆听着天主教堂、东正教堂和清真寺的钟声依次敲响，悠悠传来。他知道在这城市里，还有一座犹太教堂，尽管它此刻默然无声。这钟声唤起了他对家乡的复杂情感：爱与恨，归属与疏离。在这宁静的夜晚，他对自己的归来充满了矛盾和纠结，内心波澜不宁。

在萨拉热窝，有一个地方可以将这四大宗教建筑尽收眼底。一天傍晚，我步行前往那里。

我沿着石阶向山上走，经过漫山遍野的墓地。白色的墓碑上刻着伊斯兰教的星月标志，下面安眠着围城期间的逝者。最后，我抵达了黄堡——一座建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睐望台，能够俯瞰整个萨拉热窝。

冬日的暮色中，山下的城市如画卷般展开：群山环抱着一条狭长的谷地，宛若被巨爪一路开垦而成，米里雅茨河在谷底蜿蜒流淌。历史悠久的拉丁桥、庄严的市政厅、清真寺宣礼塔和教堂尖顶，全都清晰可辨。远方，新城区的那座明黄色建筑就是记者们驻足的假日酒店——这一切全都静静地铺陈在眼前，被轻柔的雾蔼包裹，仿佛沉浸在一个遥远而深邃的梦境中。

站在这里，我忽然想到，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那位冷酷的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希，正是在我所在的位置，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

那一刻，我仿佛能穿透银幕，感受到那位纳粹军官的无力与绝望。因为他知道，纳粹的铁蹄不可能征服眼前这座城市。

1992年7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克尔瓦瓦茨在萨拉热窝围城中去世。战火初燃时，扮演瓦尔特的塞尔维亚演员巴塔曾提议将这位波什尼亚克族导演转移到塞尔维亚，但克尔瓦瓦茨拒绝了。他留在萨拉热窝，最终在围城中死于心脏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克尔瓦瓦茨亲眼见证了萨拉热窝人民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高呼“我们是瓦尔特”的口号，抗议战争与暴行。

和电影中一样，萨拉热窝伤痕累累，但没有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