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沿着兵场路往西开。查尔斯河沿岸蜿蜒曲折，午后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反射着刺眼的光芒。凯文从市场大街离开公路，驶上通往布莱顿中心区的长长的山坡。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都一直回避着布莱顿中心区。他不确定自己现在为什么会特意绕道来这里。他小时候的那些店面几乎全不见了，伍尔沃思和布莱汉姆的店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五六家酒吧，酒铺的数量也只有从前的一半。依然有地方可以买醉，只是这些地方现在看上去更干净、更安全、更中产阶级化了，但也不如以前好玩了。凯文开车经过丹尼尔面包房——他的妹妹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耗费在了那里，通过给蛋糕撒糖霜赚取一份最微薄的薪水。隔壁是一家印度外卖店，那里曾经是一家叫作“蓝色海湾”的酒吧。当时，凯文还差一个月就要满十一岁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正在蓝色海湾门口溜达，这时沙奇·卡拉汗走进酒吧，往西恩·布莱恩的两腿间开了一枪。布莱恩大笑一声，从吧椅上摔了下来，昏死过去。沙奇翻了翻西恩的口袋，留下几美元给酒吧付账单，然后吹着口哨，扬长而去。警察离开后，凯文和他的伙伴们偷偷溜进酒吧，轮流把手指伸进沙奇留在吧椅的绿色坐垫上的枪眼里。总体来说，这种事情还是挺适合发生在星期天的。印度外卖店的旁边是曼迪和乔的熟食店，接下来是肖马特银行和一间药房。凯文开车驶入银行的停车场，把一个写着“媒体”的标牌扔在仪表盘上，然后走进药房买了一盒口香糖。他听见旁边柜台前一个老头儿正在对女店员解释他如何把一块二乘四英寸的木条放在马桶圈底下，以防尿湿自己的蛋蛋。凯文离开时，老头儿正在解开裤子搭扣，想炫耀一下自己松垮垮的睾丸。外面马路上，一个半街区的交通都十分混乱。人们按着喇叭，对着任何可能在听的人大喊大叫，但是谁都无法离开这里。凯文走到引起交通堵塞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流浪汉裹着一件长长的橡胶消防员服，侧躺在马路中央。一个女人从药房里走出来，看了一眼，然后穿过十字路口。凯文帮流浪汉转过身，越来越多的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流浪汉穿了一条皮背带裤，外套里没有穿衬衫，他的眼睛一直瞪得大大的。

“你还好吗？”凯文问。

“我不知道。”流浪汉眨了一下眼睛，看着凯文，好像在说：“接下来呢？”就在这时，警笛声响了起来，周围的车辆都被赶走了。

一辆警车在他们身边停下来。一个有一张肥胖的爱尔兰脸的警察走下警车，看了一眼地上的男人，破口大骂起来。凯文被推到了人群边缘，看着一辆救护车到达现场。流浪汉被担架抬上救护车走了。他对着他的“粉丝”们挥手，还试图和警察握手。大家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有了他人的不幸可供谈论，大家为此十分高兴，至少，那种高兴程度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凯文回到车上，开过帕森斯大街，前往电动大道。他已经开始感到头痛。

电动大道往上连通马萨诸塞州收费公路之后，便像安乐死似的无声无息地蜿蜒到了尽头。凯文把车停在L＆G暖气公司的主楼前，听着车辆在头顶呼啸而过。他经过两幢封了窗户的大楼，三只猫和一只看上去能把这三只猫分别当作早餐、午餐和晚餐的老鼠，最终在一幢狭窄的三层小楼前停下脚步。小楼挤在一个制造纱门的工厂和一个高速公路的桥墩之间。一个波多黎各人从二楼窗户探出脑袋，问凯文要不要买一些朗姆酒。凯文说不要。波多黎各人对凯文说，周日酒铺关门的时候，可以来这里买酒，他会给他便宜点。凯文走上三层混凝土台阶，敲了敲一楼公寓的大门。一个女人打开拴着链子的大门，往外盯着他看。

“什么事？”

“吉米丽，我是凯文，凯文·皮尔斯。”

女人身后传来小孩叫喊妈妈的声音。吉米丽·哈珀解开链子，让大门敞开着。凯文跟着她走了进去。吉米丽个子小巧，但很结实。她需要自己够结实。她和她的四个孩子住在一个单间公寓里。孩子年纪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二岁。公寓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灶台兼餐桌，中间放着一张折叠床。三个孩子围坐在餐桌边，睡眼惺忪地看着凯文。年纪最小的孩子名叫娜塔莉，坐在床的另一头，正用蜡笔在墙上乱涂乱画。

“我五点要出门。”吉米丽重重地坐了下来。

“谁照顾他们？”

吉米丽冲着最年长的女孩点点头：“塔莎会照顾他们。”

公寓闻上去有一股燃烧的油脂和烟的味道。床脚有一个小型取暖器，接着一段电线，电线和被子搅在一起。

“那样太危险了，吉米丽。”

“没插电。”

“但到了冬天，你会插上电用它的，对吗？”

女人看了一眼暖气设备，一个伏在角落里的冰冷的钢块。“大多数晚上那里都没有暖气出来。你情愿他们冻死吗？你想要什么，凯文？”

凯文有一段时间没来看她，她的声音已经绷得很细，几乎透明。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好吗？”

“在这里就可以谈。”

凯文犹豫着。

“他们知道自己父亲的事情，知道他做了什么，也知道他没做什么。”吉米丽又对着年纪最大的孩子点点头，“跟他讲讲你父亲。”

塔莎像是在学校里被要求背课文一样站了起来，双脚移来移去，手指因紧张而用力地摩挲着手掌。“我的父亲名叫詹姆斯·哈珀，因为杀了一个名叫罗茜·塔伦特的女人被判入狱。他在监狱里待了……”塔莎用力眯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扳着手指数着，“……大概两三年。然后，他们杀了他。”

“用螺丝刀戳破了他的喉咙。”吉米丽说，然后等着塔莎继续往下说。

“我父亲是无辜的，被诬陷是因为他是个黑人。事情就是这样。”

凯文看了看吉米丽，回过头来又看了看塔莎，然后目光转向吉米丽。

“你有什么问题吗？”吉米丽问。

“你觉得呢？”

“字字句句都是真的。”

“你觉得这样能带来帮助？”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不这样的话，詹姆斯就白活了？”

“作为一个白人，能明白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多少也算明白了一点儿。”

“谢谢。”

“你知道我的感受，凯文。”

“嗯。”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你不是来听我的女儿背诵家族史的。”

凯文在床边坐下。

“凯文。”

“什么？”

“抬起你该死的头。”

他抬起了头。

“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也是詹姆斯能在这个州获得一点儿公平的唯一的原因。这最后没能救得了他，但今后或许救得了他们。”吉米丽又看了看桌子边坐成一圈的孩子们，他们正盯着她的眼睛，“所以，无论你要说什么，你都可以在这里说，没关系。”

“谢谢，吉米丽，这还不赖。”

她等他说话。

“我今天得了一个奖。”

“你就想告诉我这个？”

“我得了普利策奖，因为对詹姆斯的报道得了这个奖。”

吉米丽微笑着，笑得扭曲、破碎，这笑总能使凯文心头一紧，即使他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家人会为你感到骄傲。”

“我想是的。”

“祝贺你得奖，凯文，当之无愧。”

“谢谢。听着，在他们公布这个消息之后，会引来更多公众的关注。他们或许会重新审查这个案子，有人会想采访你，”凯文压低了声音，“或许还包括孩子们。”

“我们一直都心安理得，不是吗？”桌子旁的孩子们纷纷点着头。

“那就好。”

“你还有别的什么要告诉我吗？”

“你怎么知道？”

“这不难猜。说吧，是什么？”

“我得奖之后——我想会有一张奖状，得到之后，我想让你拿着它。”

吉米丽动了动嘴唇，但没有说话。这是她有时候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凯文的母亲在他小时候也经常会这样。凯文总认为那对他造成了伤害，或许她们只是想控制自己不去伤害他。

“如果你不想惹这些麻烦，”凯文说，“那也没关系，我只是想……”

吉米丽把手平放在他手上，带着一种温暖、细腻、有力的感觉。“过来。”她领着他走到灶台边的一个小储物柜前。柜子上有一些奶酪意面的盒子、一些贴着白标签的罐头食品和一大瓶花生酱。她把手伸到那些东西的后面，拿出一个红色剪贴簿，封面上有一个已经有些剥落了的金色手写体写成的“回忆”。

“我把它藏在这里。等到塔莎长大些后，我会交给她。”吉米丽打开簿子，里面有几张她和詹姆斯的快照和一捆新闻剪报。凯文拿起一张，上面的标题是这样的：

萨福克郡是如何把一个无辜的男人判决为谋杀犯的？法庭辩论引发的疑点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下面是凯文写的文章。一篇把整个案件的片段编织在一起的冗长的周日报道——从詹姆斯被捕，到他被审讯、定罪，直至最后那个早晨，他在沃波尔监狱的种族隔离区被捅死。

“如果你想把你的奖给我，我会把它放在这里。我走后，孩子们会一直保存着它。”

“那样就太好了。”凯文把剪报压紧，放回原处，“我会打电话通知你那些媒体报道的。”

“开心点，凯文。你救了一个人的命。”

“我真希望是那样。”

“你救了詹姆斯，”她拿起剪报，“你还把他还给了我们。来吧，跟孩子们说再见。”

凯文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房子，对着黄昏的太阳眨了眨眼。眼下正值四月，不知来自何处的风越吹越猛，在树顶上聚集起来，然后像张着利爪的老鹰一样俯冲而下，把这新英格兰冬天里最后的寒冷鞭打在凯文的脸上。凯文双手塞进口袋，外套裹住胸前。他们在阿尔斯顿的一个纸板箱里发现了罗茜·塔伦特的尸体，离凯文此刻站着的地方大约一千米远。她当时十八岁，但已是饱经沧桑。她的手脚被绳子捆住，嘴被堵上，一段细绳勒着她的脖子。不过，最终要了她的命的并不是细绳，而是她胸前和身侧被刺的三刀。为了确保能够杀死她，凶手还用一把38口径的手枪在她的脑袋上开了一枪，并且拿走了她的皮包，里面有不到一百美元的现金和一些小衣物。1997年的时候，警察对案件不会作太多的侦查，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将目光集中在詹姆斯·哈珀身上。那时，他和吉米丽正处于分居状态。他认识罗茜，而且有前科——大部分是情节较轻的毒品犯罪，还有两次是因为斗殴被判了刑，都是在酒吧里打架，地方检察官根本没当回事儿。詹姆斯是一个喜欢暴力寻衅的人，是一个黑人，而且在谋杀案发的那天晚上，他没有不在场证明。所以，詹姆斯只被审讯了半天，就被判了终身监禁，直到后来他被螺丝刀刺破了喉咙。詹姆斯死前，凯文和他一共见过七次，进行了二十三小时的采访。葬礼过后不到一年，凯文发布了他的报道。对詹姆斯而言这或许太迟了，但无论如何，他们给了凯文普利策奖。

凯文开车回到山上，进入布莱顿中心区，在道尔酒铺买了些啤酒。凯文才十三岁的时候，柜台后面的老头儿就经常卖酒给他。对那时候的凯文而言，“六听装啤酒”是一场奇妙的冒险。他们在十二月的严寒里喝酒，三四个人蜷缩在一起抵御寒冷，听着齐柏林飞艇的歌，共用一副手套来防止啤酒罐在他们手里结冰，谈论着女孩和运动，吹牛、吵架、大笑、胡说八道。他们拼命地喝酒，大口灌下啤酒，痛饮刚弄到手的烈酒。他们本能地明白，这可以帮助人们逃避现实——过去是他们的祖辈父辈，现在轮到了他们。凯文把“六听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开车经过麦克纳马拉殡仪馆，下坡到达橡树广场。他曾经在塔尔公园打过几场比赛，那些比赛在他小时候看来很了不起。但是现在，这里已经面目全非，他什么都认不出来了。石头和野草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的草坪和光滑的棕色泥地。一层干净的白色橡胶覆盖在投球区。凯文把啤酒留在长椅上，走上本垒板。击球区用粉笔划分开来，里面是柔软的红色陶土。他先用右脚挖了挖泥土，又用左脚，然后低头看着本垒。

“走，去内场。”吉米·费兹漫不经心地从击球练习场的凉棚下走了出来，一只手拿着球，肩上扛着练习打大腾空球的球棒。“塔皮，一垒。杜塞特，二垒。”他们的教练对着空荡荡的棒球内场挥挥手，“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吗？各就各位！” 凯文跑向游击手的位置时，在腿上拍了拍自己的棒球手套。费兹站在本垒板上，布莱顿的接球手格里·苏利文在他的旁边。 “先来一轮。”费兹说着，把球猛击到三垒线内。乔伊·纳格尔反手接到了球，极速扔向一垒。 “漂亮！”凯文大叫，即使这时球正从二垒直冲向他。凯文往右移了三步，一边跑一边侧身往后看。他稳稳地接住了球，站定右脚，随即把球扔了出去。一垒的球员布莱恩·塔皮一跃而起，勾住了球。他用手套指着凯文，把球猛地投回给了苏利。 “双杀出局。”费兹抱怨着，把另一个球投向空中，让它滚到了一垒和二垒之间。凯文知道他的教练在内场的惯例，所以已经开始行动了。汤米·杜塞特在应该被看作外场的草地上抓住了球（如果塔尔公园有草地的话），转过身来。二垒的球员知道不必等凯文动身，直接把球扔向了垒垫。一瞬间，球看似飞向了左区。凯文一路滑行过去，一个反手把球扫入手套里，极速扔向一垒。球“砰”的一声回到了苏利手里。苏利又立即把球投向二垒的凯文。凯文转身把球射向三垒，再到一垒，回到本垒。吉米·费兹手上还有一个球，他轻轻打出一个地滚球，球到达了一垒。比赛就这样结束了——棒球中的芭蕾舞。凯文用手、用脚、用心跟随着——他的世界只剩耳边的呼吸、球被击中时的模糊形状和五个孩子在内场里共同的心跳。 凯文走出击球区，凝视着空荡荡的内场上守着阵地的鬼魂们。在布莱顿长大意味着被往事拴住。一些拴绳又快又紧地摆动着，形成一个残酷的自我毁灭的弧线，摸清所有碍事者的底细。另一些又远又大幅地盘旋着，清扫着新的朋友和家庭、钱财、权力，甚至臭名昭著。但它们都把这个地方作为中心，一个混乱的、贪婪的地方，一个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地方。凯文回到一垒线附近，在长椅上坐下，打开一罐啤酒。也许他以为自己已经挣脱了拴绳，也许他是个该死的蠢货。

一对夫妻用皮带牵着两只斗牛犬，闲逛着走进了公园。他们让狗恣意奔跑，自己在外场的草地上坐了下来。他们靠得很近，身体几乎混合在了一起。凯文的视线穿过大街，落到舅公老公寓的深色窗户上。那天下午，沙克斯开车把凯文送到了纽约，此后一直密切监视着他的成长，包括他上大学期间和他搬回波士顿之后。那些年里，他们在各种地方见面，一起喝啤酒、喝咖啡、看报纸——就好像凯文小时候他们在出租车公司里度过的那些早晨。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里的每一个词都被凯文外婆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在一起时再也没笑过，一次也没有。凯文注意到沙克斯变得越来越消瘦，头发变得越来越灰白。一开始只是眼眶凹陷，后来双颊也没有了神采。最后，这个拳击手在喝咖啡时手会发抖，填写赛马表格的字迹会歪歪扭扭。凯文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做他的助理。凯文的父母去世一年后，凯文接到了那个电话。沙克斯早晨去医生那里做了X光检查。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波士顿红袜队罕见地与印第安队连赛两场。看完球赛后，沙克斯带上一块火腿芝士三明治和一本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坐在查尔斯河畔，抽了一支烟，然后脱下鞋袜，在口袋里装满石头，往河里走去。在为他举行葬礼的那天，凯文独自坐在位于牛顿的教堂的背面，看着麦克纳马拉的小伙子们推着棺材经过。外婆死后的这些年里，他第一次大哭。哭是因为他爱这个老人，用一种简单的、不经意的方式，这种爱无法用人们惯用的标准来衡量。他为一代人的离世而哭泣，也为自己已经记不清沙克斯的长相而哭泣——以前他总认为自己会永远记得他的样子。

身后的停车场上传来关车门的声音，凯文瞄了一眼，看见一个黑人拿着一根球棒和一袋球，从卡车上走了下来。他的孩子大约十岁，穿着一件红袜队的热身夹克，已经开始迈着轻松的大步往棒球内场跑去。父亲让孩子站在投球手的小土丘上。两人说了几句话之后，父亲给孩子示范标准动作——如何握球、投球和手臂的角度。父亲小跑回本垒板，蹲下身子。孩子拉了拉帽子，把球在手套里弹了两下，想象着自己收到了裁判的指令，然后前倾身体。凯文和他一起前倾身体，静静地观察着他。孩子终于投出了球，球在地上弹了两下，父亲单脚跳起，干净利落地抓住了它。凯文轻轻地笑了，自己几乎都没意识到。

“我这是在做梦吗？”

凯文身体一颤，转过头去。凯文最后一次见到费恩就是周六早晨在“杰福”后面的那一次。男人之间往往这样，几十年不见也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费恩，你好吗？”

“凯文·皮尔斯，我还活着，还呼吸着。你想拔出手套了？”

“红袜队也许用得着。”

“那当然。”费恩在长椅上坐下，“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这个曾经为了腰间赘肉烦恼的孩子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大肚腩，因为喝了太多的生啤以及太多满是胡椒和奶油的杂烩汤，抽了太多的廉价香烟，太多次在沙发上过夜，吃了太多的该死的甜甜圈。

“我刚才在这附近办事，路过公园时想停下来看看。”

“回忆，是吧？”费恩跷起二郎腿，向后仰着，双手交叠在他肿胀的肚子上，好像里面有个宝宝，“有人说你在《环球报》工作？”

凯文对于费恩居然知道他靠什么谋生感到惊讶。见鬼，凯文对于费恩居然还活着更感到惊讶。

“是的。”

“你写体育报道吗？”

“不，我写的大部分是调查报道之类的东西。”

“不错，有什么我听说过的吗？”

“我在布莱顿作过一个调查，因此得了普利策奖。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提到普利策奖的时候，凯文感到一阵脸红。费恩没有注意到。

“我在芬威体育场门口做票贩子和卖T恤，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不过，我在酒桶酒吧门口弄到了一个摊位，就在卖香肠和胡椒粉的家伙的右边。”

“很不错。”

费恩放下腿，马上又跷起来：“嗯，是很不错。”

凯文拿着塑料杯，提起“六听装”：“啤酒？”

费恩朝他摆摆手，但又拿起一罐，一口气喝掉一半，最后打了个湿湿的嗝：“你见过波比了吗？”

“他在附近？”

“波比一直在附近。”费恩噘起下唇，眯着眼睛看看自己的两层脂肪，“你为什么问这个？”

“问什么？”

“问关于波比的事。”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想见他。”

“波比和我的关系很铁，你知道的。”

“当然。”

“他为芬格斯坐庄，我给他打下手。”

庄家波比——凯文听说过这些，但对他而言，这依然是件很难接受的事情。在他们的孩提时代，波比是一个能把整个世界掌握在手心里的人，凯文从没想过还有别的可能。黑人小孩结束了投球，现在他站在击球区，肩上架着一根球棒。父亲把球扔向空中，孩子把球猛击向本垒后的挡网。

费恩摇摇头：“过去从没见过这些人，至少在塔尔公园没见过。”他等待凯文的一声赞同，然而并没有。于是他喝完啤酒，扔掉罐子，站了起来，“好了，我得走了，去看一下我的摊子。如果你要买运动衫，我可以便宜点给你。”

“酒桶酒吧那里？”

“对。”

“告诉波比，我向他问好。”

“你知道吗，今天遇到你，其实说来有趣。”

“为什么？”

“昨天晚上，我在整理旧东西的时候，正巧看到这个。”费恩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是费恩、波比和凯文在芬威体育场的低价露台座位上拍的。

“是洋基队的比赛。”凯文说，“我们坐在候补队员区后面第三排的位子上。”

“波比差点儿拿到一个球。”

“嗯。”凯文把照片还给费恩。费恩不要。

“你拿着，我有一大堆这样的旧玩意儿。”

“真的？”

“当然，你又不常回来。”费恩往前靠了靠，轻轻地碰着凯文的肩膀，“嘿，关于你外婆的事，我感到很难过。”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费恩。”

“但是，那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你。”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在手里翻转了几下，然后递了过去，“波比这几天在工地上班。打电话给工地，他们一般会告诉你他在做什么。还有，祝贺你得了那个奖。”

“谢谢，我会再联系你的。”

费恩点点头。两个人表现得好像他们每天都见面，而不是十年才重逢一次。凯文看着他蹒跚着走过公园，然后喝了一口啤酒，研究着老照片，好奇他们当时在那里干什么，以及为什么布莱顿到现在依然紧抓着他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