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做一下国际比较吧。跟外国比一比，就会很清楚日本女性的地位为何总是垫底。

东西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化开始了。全球化的定义是“信息、金钱、物品、人力的国际流动性增加，以及伴随而来的国内外秩序的重组过程”。全球化不存在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那只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信息、金钱、物品、人力之中，流通速度最快的是信息，其次是金钱，再次是物品，而流动最慢的就是人力。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人的流动受到了抑制，但病毒的流动并没有停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与全球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全球化让流动最慢的人力开始了流动。全球化的浪潮覆盖到的所有社会，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日本也绝非例外。在这一浪潮中，所有社会给出的答案，都是将女性转化为劳动力的必然性。

在日本推进这一改革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政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到处提倡“女性活跃”“202030”这些讨好女性的政策。保守政治家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乍一看很难分辨，但二者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就算撕碎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嘴，他也说不出“女人应该回归家庭”这种话。他们希望女性出来工作，也希望女性多生孩子，希望女性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行动，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家。

当女性转化为劳动力成为必要之举，就必须为她们卸下将其束缚在家庭内部的重担，也就是照护的重担(care burden)。

“如果没了我，这孩子可怎么办啊？家里老人还怎么活啊？”必须将这个照护的重担转交给第三方。这就叫作照护的外包。

照护外包的选项有三种。第一是市场化。女性出来赚钱，用自己赚到的钱购买市场上的照护服务。第二是公共化。比如，设立国家或地方自治体管理的托儿所或老人院，用于照顾儿童和老人。这两个选项是依靠市场化和公共化来实现照护的去家庭化。

第三是“男女各半制”，也就是丈夫和妻子平均分配照护工作的私人解决办法。这种做法被称作平等主义家庭(egalitarian family)，可惜的是，这一选项实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只要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存在，赚钱多的男人就绝对不会减少工作，跟女人一起从事家务和育儿工作。他们会说，我可以用自己赚的钱请保姆或家政工。因为男性的机会成本比女性的机会成本高得多，向市场购买照护服务在经济上是更合理的选择。这又回到了市场化选项，而刚才已经解释过，市场化选项也是私人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