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活得更舒心，想重视自己的“well-being”，就必须有“welfare”（福利）的帮助。

福利就是帮助那些自助能力有限的人，而“无法自助”意味着家庭和市场都起不到作用。换言之，人们一直认为福利的作用是弥补“家庭的失败”（家人无法互相扶持）和“市场的失败”（无法在市场赚钱为生）。那么，这个福利由谁来负责？

私有领域的失败（家庭的失败与市场的失败）由公共福利来弥补，而负责这一领域的，便是福利国家。

福利专家们已经不再使用“福利国家”这个词了。因为承担福利的并不只有国家。此外，国家也无法承担所有的福利，因此专家们认为福利国家的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福利多元社会”的概念。

福利多元社会具备了四个多元领域，分别是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家庭。我将其简称为“官、民、协、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不希望让国家来代表“公”。

国家真的会为公益而动吗？会不会只为了部门利益、官方利益或者政治家和官僚的私人利益而动？有许多事实都暗示了这个疑点。在这个模型中，我认为不能让国家独自打出“公共”的名义，所以将“公”与“共”分开，并把前者改成了更容易理解（或者说更招人痛恨）的“官”。

除了国家，还有一个承担公共利益的领域名叫市民社会。我称其为“共”，也可称为“协”。“共”是指“common”，“协”则是“协作／协助”的“协”。加上第四个领域，就形成了“官、民、协、私”的四元模型。而“照护社会学”的目的，就是思考在“官、民、协、私”相辅相成的环境中，由哪一方、如何分担再生产的成本。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后，大量“协”领域的中坚力量纷纷登场。今年正值“3·11”日本地震10周年，在1995年和2011年，我们都目睹了许多人自发地前来帮助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还有许多志愿者加入了灾后救援和重建的行列。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说志愿活动无法在日本扎根，后来见到如此多的志愿者，很多人都为之震惊。

早在以前，日本就有人呼吁出台NPO法。NPO（非营利组织，Non Profit Organization）是诞生在美国的概念。现在志愿者文化和慈善文化已经在美国扎根，让人羡慕不已。多少人都希望日本也能产生那样的文化，但不知要等多少年才能等到NPO在日本出现。而出现在大地震受灾地的志愿者给了他们莫大的鼓励。就这样，志愿者形成了一股风潮，在短短两年后的1997年，日本就成立了NPO法。为NPO法出台做出极大贡献的政治家之一，便是辻元清美。

NPO是向那些自助和公助都帮助不到的人提供市民“共助”的组织。2020年菅义伟政权组建后，我听见菅义伟前首相在国会演说中提到“自助第一”的字眼时，真的大吃一惊。他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对已逼近自助极限的国民声称“自助第一”，这根本不是一国领导应有的发言。他这么说就像在表示：“公助”帮不了你们了，国家要放弃国民了。

有趣的是，NPO法一开始被命名为“市民活动促进法”，但是在正式成立时，却变成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特定非营利活动”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据说在法案成立的过程中，执政党的政治家们极其排斥“市民”一词。看来那帮大叔最喜欢的是“国民”“皇民”或者“臣民”呢。

1997年既是NPO法成立的年份，也是护理保险法成立的年份。护理保险法经过3年的试运行，在2000年正式实施。

NPO法与护理保险法，这两项法案如同一场春雨，促使护理体系的福利NPO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我的研究对象是致力于让自己的照护劳动有偿化的女性的活动，所以在护理保险正式实施之前，我密切调查了她们所做的选择。

早在这一法案成立之前，日本各个地方就存在着出于眼前的需求而站出来的“共助”先驱。曾经是生协和地区活动主角的女性，也都在从事着有偿志愿者的互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