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退休”专题的诞生源于一次偶遇。

那是2019年的一个秋日，东京池袋的公共职业介绍所，在男青年和抱小孩的妇女当中，一位老人的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他白发苍苍，头戴藏青色的帽子，帽檐压得很低，手拎背包，步履略显蹒跚。在采访中，他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这位老人71岁，和65岁的妻子一起住在东京都板桥区月租3万日元的出租屋，靠每月7万日元的养老金和妻子做兼职收银员的几万日元维持生计。老人做了20年公交司机，直到2018年因担心年纪大开车出危险，便辞去了工作。然而辞职后生活很拮据，一天吃满三餐都有困难。几个月前，老人开始光顾职业介绍所，而这里介绍的工作大多是仓库里的轻体力活，收入比过去低了很多。

“没想到这把年纪还要找工作。过了70岁，能干的工作就很少了。”老人感叹道。

有些职业的70岁以上从业者人数在逐年增加，其中之一是保安员。其中的代表性工作是交通疏导员，负责在封闭施工路段等工地引导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日本将保安工作分为四类：设施保安、交通疏导及秩序维护、贵重物品押运和人身安全保卫，老年保安员大多从事第一类或第二类工作。]。

保安行业长期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工资却很低，长时间站在户外对身体也是一项考验。而我们遇到了几位老人通过这份工作重拾对生活的希望。

新冠疫情期间，“必要行业工作者”（essential worker）受到社会关注。他们不同于可以远程办公的文员，必须去现场工作。因为这类工作不可缺少，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到岗。

2019年10月25日，千叶县遭遇创纪录大暴雨。在风雨交加的超市建筑工地上，柏耕一正在引导水泥运输车。便利店买来的雨衣防水功能有限，他的裤子全被淋湿了。

“那么累的活，一年也遇不到几次。那天可是累坏了。”

1946年出生的柏耕一那年73岁，为什么一直坚持做这份日薪9000日元的苦差事？他坦言：“65岁以上的人，不当保安，就没有地方要了。”

柏耕一过去经营一家图书编辑工作室，30多年来推出了300多本图书，销量超10万册的就有90本。“业绩好的时候，工资加其他开销，一年能花1000万日元。”然而，公私混淆让他吃了苦头。柏耕一沉迷赌马，房地产投资也以失败告终。疏于管理最终导致公司欠税2500万日元，令他付出了沉重代价。

他拜托客户预支200万日元用于补缴税款，信用也因此一落千丈。大约10年前，他策划的一本减肥书籍热销，接收版税的公司账户却被查封了。柏耕一的工作热情大受打击，公司的销售额也出现“大滑坡”。

由于是个体户，国民年金[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称“年金制度”，主要包括国民年金（20～59岁国民参保），厚生年金（仅公司职员和公务员参保）、企业年金（由企业自行运作）和个人年金等。前两者属于公共年金，后两者属于私人年金。]缴费年数长，老两口的养老金加在一起每月也就6万日元左右。他们卖房后搬进一间月租6.6万日元的出租屋，必须赚出房租和生活费。而来钱快、68岁也能干的工作就只有保安员了。税前月薪大约18万日元，这部分收入没有被税务局扣留。

起初柏耕一干得很累。因为怕工作中碰到熟人，他避开了千叶县柏市内家附近的工作，专挑需要坐电车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的地方。一个冬日凌晨4点，在东京赤坂的工地上，严寒和困意令身体不听使唤，不小心摔了个屁股蹲；还有一次凌晨，民营铁路沿线工地的工作结束后到站前商铺的屋檐下，在寒风呼啸中等待首班车。这些经历让他深深地感到凄凉。

进入保安公司后，柏耕一惊讶地发现这个行业里有很多老年人，甚至还有80多岁的。听现在这家公司的社长说，70岁以上的员工占八成。

“这里是逐步迈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的缩影。”这种感受愈发强烈。交通疏导员经常被来往车辆的司机骂，他们也自嘲这是“最底层的工作”。如果把这个行业的现状和从业者的人生百态写成书，肯定很受欢迎——柏耕一心中的出版热情又一次燃起了。

于是，柏耕一完成了《交通疏导员疲惫日记》（三五馆新社）一书。以“73岁那年，我也要头顶烈日，一早开始上工地”作为宣传语，于2019年7月出版。初版4000册，后多次加印，总销量6.7万册（截至2020年10月），火了一把。

一位读者在寄来的明信片上写道：“退休后继续工作虽然也是为了生计迫不得已，但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真是了不起。”这句话令柏耕一倍感欣慰。

清算了负债累累的公司，从被查封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如今柏耕一已经找回了最宝贵的事物——作为编辑再创佳绩的希望。梦想或许无法成真，但只要有希望，再苦再累也不怕。

在他看来，保安员的工作为人生带来了转机。

“有份工作对老年人是一种救赎。一想到自己能干到80岁，就觉得很安心。”

这份工作点燃了柏耕一重拾“老本行”的热情。他要活到老干到老，只要临终前能觉得“这辈子过得有意思”就足够了。或许这只是一个奢望，但他有信心。“就是不知道身体会不会出问题，毕竟我还有糖尿病的老毛病呢。”

2020年初，新冠疫情使日本全国停摆，直到5月下旬至6月初，排班才陆续恢复正常。那时，步入74岁的柏耕一和两三名保安员一起被派到千叶县浦安市的自来水管道施工现场，负责交通疏导。

这份长达20天的工作很辛苦。早上5点起床，8点到工地换上工装，做好准备，9点上岗后一直干到下午6点。回到家已经是晚上8点。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0天。“天很闷热，还突然下雨，累得筋疲力尽了，”他苦笑道，“要是轻松点的工作，下午三四点就收工了。”

除了长时间劳动和通勤，还有一个因素让柏耕一尤感疲惫，那就是施工公司的监工。“监工40来岁，动不动就瞧不起保安员。我看不惯他那个劲儿。除了工作时长，和工友、监工合不合得来也决定了工作累不累。”

疫情对柏耕一的工作影响很大。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4月只出工了3天。那段时间，他在千叶县内一家大型柏青哥店[一种经营弹珠机游戏的店铺。]负责引导车辆进出停车场。4名保安员轮流排班，每天两班倒，周末也要出工。然而，4月7日店铺没有提前通知就突然停业，令他一下子没了工作。

接下来的5月受到黄金周和紧急事态宣言影响，只出工了7天。4月和5月的收入只有9万日元。

柏耕一认识的一名同行也遭遇了工作“滑铁卢”，整个4月没有出工。60多岁的他和妻子及40多岁的儿子共同生活，妻子体弱不能干活，儿子也没有工作。柏耕一建议他向社会福祉协议会申请“紧急小额资金”特例贷款。

不过，柏耕一在和一名60多岁和三名70多岁的保安员聊天时，他们表示工作量没有明显减少。柏耕一认为：“交通疏导的工作地点集中在燃气和自来水管道更换、新建以及电缆维修架设的施工工地。这些工地多位于户外，不容易形成‘三密’[指密闭空间、密集人群、密切接触。]，所以今后工作应该不会有明显减少。”

从各职业的有效求人倍率[有效求人倍率是指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数值越高表示求职者越容易找到工作。]来看，紧急事态宣言发布的2020年4月，所有职业平均有效求人倍率为1.13，这一数字在6月跌破1，8月和11月分别为0.95和1.00，依然维持在低位。相较之下，包括保安员在内的“安保工作”的有效求人倍率在5月降至5.74后开始恢复，11月回升到6.58。

“安保工作虽然不起眼，但不容易受到疫情这类大的外部因素影响。这也许说明保安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可或缺的工作。”

工作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灵魂。

采访在东京多摩地区当保安员的77岁男士阿正时，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活，等待的过程很煎熬，但能感觉到这份工作对社会做出了贡献。”

阿正所在的保安公司里，负责应对疑似燃气泄漏等突发紧急维修任务的五名队员，包括阿正在内都是70多岁。“大家都是同龄人，性格合得来，在一起工作很愉快。能在这里工作是我的荣幸。”

工作并不轻松。比如在2020年10月跟踪采访的期间，就遇到过这样的任务。

〇周日傍晚6点，正在吃晚饭的阿正想着“今天应该没活了”，突然接到公司电话，“有急活，这就去接你”。阿正立即换上工装待命。事故现场离家车程40分钟，而接到电话的一小时之后，他已经在现场开始工作。一起燃气泄漏事故导致周边100米见方的区域被封锁，几辆消防车和警车闪着红色警示灯。阿正在紧张地疏导来往车辆，直到次日凌晨2点才结束工作。

〇一个工作日，阿正结束了一份下午1点到4点的“轻松活”，在回去的路上又接到“晚上来活了”的通知。于是他晚上8点再次上岗，一直忙到次日凌晨1点，中间还淋了一场雨。当他回到家喝上热烧酒暖身子的时候，听到了门外早报投递进来的声响。

阿正讲述着工作的艰辛，脸上却神采奕奕。

一年前还没进入这行时，阿正的精神状态和现在截然不同。“兜里只剩下1500日元，真的走投无路了。”

阿正的人生有过几次波澜。高中毕业后，他响应集体就业[地方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集体前往大城市就业，是20世纪50～70年代日本采取的一种雇佣形式。]号召离开九州到东京工作，先是进了一家相机配件厂，高度经济增长期时又换到一家广告公司，30岁时就拿到40多万日元月薪，体验了“繁荣年代”。

但出于职场人际关系等原因，阿正换过几次工作。即将60岁时，他和陪伴自己多年的老伴离婚了。

离开家的阿正靠储蓄和养老金为生，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甚至有时候，在两个月一次的养老金发放日，银行刚一开门他就冲进去取钱，随即跑到牛肉饭小馆解馋。

当账户余额见底，手头的现金也所剩无几时，他走进了公共职业介绍所，碰巧赶上一场人才招聘会。年过75岁的他看了介绍给自己的四家“接受75岁以上应聘者的公司”，走到了排在最上面的保安公司的展位。他的人生从此迎来转机。

“和对方交谈时，我感觉他是个好人。他耐心地和我聊了一个小时，让我看到了重拾生活的希望。”阿正回忆道。第二周，阿正带着简历正式参加面试，获得了工作机会。他本想先从小额贷款公司借出半个月的生活费，没想到公司为他支付了“培训费”，帮他撑到了下个工资日。

工作后，生活费从每月十几万日元的工资里出，养老金能够存起来，以备将来不时之需，“感觉活着更快乐了”。过去为治疗疑难病，他申请了医疗补助，而现在他主动去市政府办理了终止领取手续。

对阿正来说，最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性格相投的工友。刚开始当保安员半年左右的时候，他也为职场的人际关系苦恼了一阵。那时，他向一位信得过的同龄工友倾诉，对方建议他“让自己变得更强，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这让他一下子释然了。

另一位接受采访的男士（75岁）高中时是一名国家级运动员，他引导车辆时身姿敏捷，根本看不出已年逾古稀。

这位男士年近四十时成立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员工规模一度超过60人。然而泡沫经济破裂后，公司破产了。之后他继续在房地产行业打拼，用15年时间还清了3000万日元负债。

70岁那年，他当上了保安员。“干一天拿一天的钱，这种感觉很不可思议。”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的大半生都是在零底薪、全靠提成的职场中度过的。回忆起那时的经历，他说：“做销售的公司，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业绩表。每月初业绩归零，从头开始拼，拼得我快崩溃了。”

这位男士和阿正，老年后从事保安工作的二人都提到职场的人际关系很融洽，“工友里性格开朗的人很多”“人多干得更开心”。

阿正所在的“城市综合保安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从JR立川站徒步10分钟的住宅区一角，由民宅改造而成。外观和室内装修巧妙地运用木材营造出柔和的氛围，令人印象深刻。提到保安公司，总会不由得联想到硬汉型的办公环境，这种反差出乎我们的意料。

接待我们的是社长设乐三惠（63岁）。这家公司原本是她父亲经营的管道工程公司的一个部门“保安部”。她母亲将该部门独立出来，成立了公司。设乐30岁开始在一线做业务培训，积累经验，2006年从姐姐手中接过经营权，成为公司的第三任社长。

她说：“保安是个男性主导的行业，所以我一直努力不让别人瞧不起。”如今她还在970家公司加盟的东京都保安行业协会兼任女性分会副会长。

“不扩张规模”是设乐社长的经营方针。她认为：“以目前的人员规模，我和员工以及员工之间的关系都很近，更容易营造愉快的工作环境。”

现在公司的33名员工中，60～69岁有8人，70岁以上有15人。老年人成了公司的顶梁柱。年龄最大的是78岁。

设乐社长说：“不要抱怨养老金不够用或者这把年纪还得工作，而要想‘我还能继续干’，这种意识很重要。什么时候退休不应由年龄决定。只要有重新振作的魄力和决心，老年人也能继续工作。”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像阿正那样感恩这份工作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设乐社长坦率地说。

事实上，在做保安员、交通疏导员的人里，有些是“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不得已才来干这行”。一些人无法摆脱“底层职业”标签的束缚，带着这种心态去工作，旁人就会以偏概全地认为“果然是个低等工作”。怎样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此外，设乐社长还再三嘱咐我们“不要强调保安工作的辛苦”。她也希望大众更多地看到保安员的努力和付出，但另一方面，“不论下雨下雪都要站在户外的苦差事”会加深求职者对保安工作的负面印象，让他们产生抗拒心理。这也是常年阻碍人才流入的一大原因。

“这世上没有轻松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着。不是吗？”

疫情之下，“必要行业工作者”“无名英雄”成了热门词。“这样说或许有些夸张，但从事一份被人需要的工作，感觉到自己被人需要，这种自豪感会转化成自信。当这种自信体现在工作中时，世人对这个行业的评价就会有所改观，或许最终有助于斩断偏见的‘恶性循环’。”设乐社长这样想。

就像我们在街上的工地经常看到的那样，老年人在保安员中的比例非常高，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警察厅每年公布的“保安行业概况”显示，截至2019年底，日本全国共有57万名保安员，其中60岁以上占45%。70岁以上比例有所升高，占全体的15%，相当于每七名保安中就有一名年过古稀。

施工单位或活动组织单位为从警方获得道路使用许可，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保安员。申请时需要提交封闭路段图，注明保安员配置计划。保安人员达不到规定数量就拿不到许可。如果事后发现实际并未安排保安员，施工单位将受到处罚。

可见，由此产生的用工需求支撑着为“贴补养老金缺口”而出来工作的团块世代[指1947～1949年日本第一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的生活。

仙台大学副教授（安全保障论）田中智仁指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保安公司也面临经营困难，但灾后重建项目和老旧建筑重建工程的用工需求依旧稳定。”据他介绍，旅游和餐饮行业流失的劳动力最近也开始进入保安行业。

著有《从保安经济解读日本》（光文社）一书的田中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他从上大学时开始当了十年保安员。

“保安员通常来说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比如交通疏导，司机想直行，我却必须把他拦下来，所以经常被当成撒气桶。骂人、拽衣领、推搡人的也不少见，甚至有司机向我扔烟头和塑料瓶。他们不把保安员当人看，这样做很伤人。”

田中回忆道。

我在一个住宅区附近的施工现场采访时，也曾目睹一名60来岁的男司机大骂交通疏导员后驾车扬长而去。望着默默忍受的疏导员，我作为旁观者也感到心痛。

不过田中也指出了另外一面。“反之，当我告知行人可以通行时，每次得到行人的回应，哪怕只是微微点头，也会很开心，觉得自己帮到了别人。这种感觉很不一样。说得夸张点，就好像自己的存在价值得到了证明。”

保安行业常年为劳动力短缺所困，前文中也提到，即便在疫情期间，求人倍率也已经恢复到往常水平。

“因为人手不足，只要不属于有犯罪前科、未满18岁等禁止条件的，即便走路颤颤巍巍也能得到工作机会。很多快沦为低保户或流浪汉的人都是靠保安员的工作挺过来的。”田中说。

不过，这个行业也有“真正的专家”——通过国家保安业务检定一级考试的人。据说他们一个人就能完成需要两个人来维持的交通疏导任务。在配备多名保安员的工地，保安员工作能力良莠不齐，如果有这样一个优秀人才，基本就不会出问题。田中介绍道：“因为有不少优秀的人喜欢干这行，行业才得以维系。”在大约57万名保安员中，“一级”资格证持有者仅有29800人（截至2019年底）。

日本全国共有9908家（截至2019年底）安保服务公司，五年增加了668家。除两家大型企业——西科姆（SECOM）和综合警备保障公司（ALSOK）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保安员不到一百人的中小企业，占全体的约90%，不到十人的小微企业占到35%。不难想象，公司规模越小，和项目发包方谈判时越容易处于弱势。

统计数据显示，保安员的工资水平低于其他职业。

从2019年的固定工资来看，全行业的平均工资为30.77万日元，保安员的平均工资为20.83万日元。不过，这十万日元的差距可能反映了保安行业对年龄和资历的要求较低。另外，从2012～2019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全行业的工资涨幅正好是1万日元，而保安员的工资涨了1.98万日元，二者之间的差距有缩小趋势。

影响保安员薪资水平的是国土交通省每年2月公布的公共工程设计劳务单价。该单价将劳动者本人的应得工资换算成日薪后算出，不是到手金额，而是包含了社会保险的个人负担部分。

从整体平均值来看，公共工程设计劳务单价于2011年度降至13047日元后回升，2020年升至20214日元。新闻通稿中大力宣传“突破2万日元大关，创历史新高”，似乎在和夸示涨薪成果的“安倍经济学”相呼应。

在与公共工程有关的51个职业中，12个主要职业的全国平均劳务单价也随之公布。其中交通疏导保安员A类（通过业务一级或二级考试者）的平均单价为14053日元，B类（其他）为12321日元，较2011年增长近5000日元（参见图表）。

平均每日工作8小时的工资（含法定福利费）的单价。2010年开始大幅上涨

劳务单价是计算公共工程报价时参考的人工费标准。官方公布“指导价”，旨在防止承包商恶意压价导致差价由分包商和劳动者承担的情况。同时，提高指导价也方便了分包公司提出涨价需求。城市综合保安公司的设乐社长也表示：“我们会参考劳务单价的涨幅，每年提高保安服务的收费标准。”

2013年，一件事推动了劳务单价的上涨。

2012年，日本国土交通省提出“禁止社会保险未参保企业参与工程项目”，并在《分包商社会保险参保指南》中明确规定，“严格落实政策，不选择未参保企业为分包商”。这一规定使保安费用中增加了社会保险费，客观上推动了劳务单价的提升。

一直以来，保安员以非正式员工居多。2012年，在未持有资格证的交通疏导员中，参加健康保险、厚生年金等社会保险的比例只有约20%。“目前缴纳社会保险正在逐渐形成社会共识，但老年保安员的参保仍然面临一些问题。”（田中）

田中从18岁进入大学开始打工当保安员，前后干了十年，其间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

那天工地上突然有人晕倒，田中叫来救护车陪他去医院，对方却在车上闹起来：“我没钱，去不起医院。”他得的是压力性胃溃疡，因为没上健康保险，一直忍着不去看病，最后引起胃穿孔。田中还碰到过一个工友没上健康保险看不起病，牙疼也只能忍着。

为了缓解用工荒，提高行业的社会地位，2017年6月，全国保安行业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收录了一份针对交通疏导及秩序维护类保安公司的社会保险参保情况的抽样调查结果（134家公司参与调查）。

公共医疗保险方面的结果不容乐观，“70岁以上的未参保比例非常高，达到24.6%”。关于未参保的原因，“员工个人不希望参保”高达85%。至于个人不希望参保的原因，99%回答“到手工资会变少”，45.3%回答“不清楚保险制度的内容和好处”。

“扣掉社保，到手的钱就更少了，那可不行。”“我身体很健康，用不着买保险。”

2013年10月，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保安员。起因是寄到朝日新闻社的一封题为“护理保险法违宪”的投诉信。

寄信人65岁那年收到一张护理保险卡，向市政府和厚生劳动省咨询后，被告知“护理保险为强制参保，不能退保。不缴纳保险费就会被强制扣费”。寄信人认为：“国家剥夺国民不接受护理的自由和注销护理保险的自由，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信中还提及他没有领养老金，也没有上健康保险。

我们见到寄信人小西雅昭，听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小西在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从大学毕业。毕业后参加工作，却发现那是一家非法售卖“原始股”的诈骗公司，于是干了十个月就辞职了。他在另一家公司干到33岁，之后一直当“自由职业者”，大多在工厂当工人或保安员，长则几年，短则几天。据说他一共换过85次工作。

小西觉得“交社保没用”，所以一直选择不需要多交钱的工作方式。他没参加国民健康保险，也没去过医院。小西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身为佛教的虔诚信徒，他相信“信仰可以让自己活得健康”。

“等我不能工作，钱花光了，就绝食等死。到了要人护理的地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更别提老年痴呆了。”

说这番话时，小西已经在一家保安公司干了三年。对于平均每年换三四次工作的他来说，这是一份罕见的稳定工作，使他可以从每年200万日元左右的工资中拿出40万存起来。他也有了自己的目标：80岁存够1000万日元。

然而四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找上了小西。那是他过完69岁生日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2017年10月30日的上午8点，在横滨市内的建筑工地上。

晨会报到时，他想说“○○保安公司小西到”，却说不清楚。他听到周围人说“你怎么摇摇晃晃的？”，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准备站起来却又摔倒，就这样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他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五周后转到康复医院。3月30日出院时，距离摔倒的那天已将近五个月。

万幸的是，2010年入职的保安公司给他上了健康保险和厚生年金，刚好是在他病倒八个月之前。前文中也提到，国家鼓励公共工程的相关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这次正好派上用场。住院期间的医疗费除了个人负担部分，其余都由健康保险支付，他还领到了伤病补助。

但小西左半边身体麻木，走路也不像从前那么自如了。他一次性补缴了两年的护理保险费，也接受了护理等级认定。他选择的是由每日上门护理、每周一次日间照料和上门康复服务组成的护理计划。

“当初说大话丢人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小西低声说。

他还说：“病倒时碰巧有工作，而且公司上了健康保险，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辞职后再病倒，日子肯定更不好过。”

不过，工作到80岁的人生计划破灭了。住院期间，小西不得已动用了240万日元的储蓄。当余额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申请了低保。曾经表示“钱花光了就绝食等死”的他现在却说：“我还要给护工付工钱，不领低保不行啊。”

有一个人实现了小西“干到80岁”的梦想。

家住千叶县的千代荣一（85岁）在2020年4月前一直从事保安工作。工作地点位于千叶县内的一家柏青哥店，主要负责引导车辆进出停车场。每月上岗20天，早班是早7点半到下午3点半，晚班是下午3点半到晚11点半，月薪大约18万日元。

千代参加这家保安公司的面试时已是80岁高龄。“他们只招75岁以下的，所以我把年龄少报了一轮。”他调皮地笑了。

千代过去做粉刷工，生意最好时手下有80名工匠。他们承接大型建筑承包商的项目，参与过东京塔、东京著名剧院的建设工程。然而，给朋友做连带担保人的他为了替朋友还债，卖掉了自己的住房。虽然有一份金额和工资差不多的养老金，但女儿还和他住在一起。为了贴补公寓租金和生活费，他必须继续工作。

进入保安公司半年后，税务局反馈“他的出生日期有误”，伪造年龄的事被公司知道了。但鉴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公司允许他继续干下去。千代说：“我总是站在摄像头能拍到的地方，好让经理放心。”

千代原本打算在这个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多干几年，不料疫情暴发，柏青哥店被迫停业，他最终决定离开公司。之后他也去过公共职业介绍所，但因为“年龄门槛”找不到工作。据他讲，即便是欢迎老年人的职位，大多也要求“75岁以下”。

“只要有工作，不管什么我都愿意干。我的身体还好着呢。”千代遗憾地说。的确，他面色红润，腰板笔直，稳健的步伐看起来也就70多岁；声音也很年轻，口齿清晰，采访时感觉不到岁月的痕迹。

“电话里经常被人误会呢。‘嗯？昭和十年（1935年）出生？应该是平成十年（1998年）吧？’”

千代身体健朗，只因为花粉症和牙疼去过医院。“但是，我也明白，雇一个85岁的，万一出什么事，公司要担责任的。”由于不能继续工作挣钱，他搬进了一处更便宜的出租屋。

对老年保安员的采访让我们意识到，当下日本有很多人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还在继续工作，或者说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工作。

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度公共职业介绍所新登记的65岁以上求职者人数增至约59万人，是10年前（2009年度，约32万人）的近1.9倍。此外，劳动政策研究与培训机构2015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60～69岁人群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中，“经济原因”比例最高，约占58.8%。

这样看来，2019年引发社会热议的“养老金缺口2000万日元问题”多了另一层含义。事情的起因是金融厅金融审议会在报告中指出，“以养老金为唯一收入来源的65岁以上无业家庭在20～30年的老年生活中，需要额外准备约2000万日元的生活资金”，引发中青年人群的焦虑，“退休生活原来需要那么多钱”。而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老人几乎没有储蓄和养老金，只能靠继续工作维持基本生活。如果连能领到养老金的人都为生活费发愁，虽然程度不尽相同，可以想象大量老年人不得不在对经济的不安中惶惶度日。

长寿本应是一件好事，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长寿却让人焦虑，成为人生中的头号风险。据2019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在全国5178.5万个家庭（2019年，总务省统计局）中，年收入不足300万日元的家庭占三分之一。在2019年度内阁府的民意调查中，关于“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烦恼或不安”的原因，选择“老年人生规划”的受访者最多，占56.7%（可多选）。

对此，安倍首相在任期间提出“一亿总活跃”口号，调整政策促进老年人口就业。

在2019年10月4日召开的临时国会施政演讲中，安倍首相讲道：

“80%的国民都希望65岁以后继续工作。（老年人的）丰富经验和智慧是日本社会的巨大财富。国家将为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能够工作到70岁的就业机会。”

首相的这番话在网上激起千层浪。网民纷纷表示，“不工作就没饭吃了！”“多数人工作不是自愿，而是迫不得已”。

据内阁府称，“80%”这个数字出自2014年度的“老年人日常生活意识调查”，分母是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者；在所有受访者中，这一比例约为55%。

工作是出于自愿，还是为生活所迫？人们对晚年的焦虑不是一句华而不实的口号就能遮掩的。

为什么“不工作就活不下去”的老年人日渐增多？昭和时代的日本推行“全民皆中产”，一度建成了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肩的平等社会。为什么如今这么多老年人不能退休，被迫在岗位上继续拼搏？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造访了研究福利政策的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宫本太郎。宫本教授在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障审议会担任生活贫困者自立支持及生活保障部门会会长，并著有《共生保障帮扶战略》（岩波新书）等相关书籍，是社会保障领域的专家。

“当下日本的‘新贫困阶层’正在日渐扩大。”

宫本教授直接点出了问题所在。

他解释道，日本过去用“国家”“企业”“家庭”的三重结构保障人民生活。国家通过护送船队式[“护送船队”为日本战后采取的金融监管体系，旨在通过政府的行政指导和各种金融监管措施维护金融环境的稳定。]的行政指导和公共事业建设扶持企业，企业按年功序列制向身为劳动力的男性支付工资，家庭则用这笔工资支付教育费用和住房贷款。鉴于三重结构在劳动力退休或生病辞职后无法继续运作，国家投入巨额税金，建立起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但相应地，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支出被压低了。

而身处于三重结构之外的人越来越多。

“许多人伴随非正式雇佣规模的扩大被挤出三重结构，却又无法享受社会福利待遇，只能在夹缝中挣扎。这一群体的规模目前正在迅速增长。他们面临收入低、父母年迈需要照看、自身的身心问题等诸多困难。这个‘新贫困阶层’出现在各个年龄段，老年人的贫困率也在上升。”

预计到2040年，老年人口将突破3900万人，而就业人口将减少1700万人。二者在数字上逐渐接近，相当于几乎每一个年轻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这种经常被形容为“骑脖子型”的状态或许还会进一步恶化。

若对已经凸显的老年人的社会孤立及贫困问题放任不管，年轻人的负担或将进一步加重，不得不肩负起大于自身体重数倍的重担，从“骑脖子型”变成“举重型”。宫本教授敲响警钟。

正因如此，本书的主题“老年人就业”才会受到关注。安倍前首相的“一亿总活跃”口号与老年人就业促进政策也是基于这一背景。本章中介绍的老年保安员们可谓走在时代的前列了。

宫本教授认为，老年人就业——即老年人超越“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在劳动中发挥自身能力——也可以是一个更现实的选项，但国家决不能忽视维护每一个老年人的尊严。

“如果政府发号施令鼓励老人活到老干到老，却忽视了有关生老病死的种种困难，那么号令只能成为空谈。就像在给老年人施压，要求他们个个‘活得健康，走得干脆’，这就不对劲了。如果说‘无退休’是不把晚年当作人生的附录倒还可以接受，但脱离实际的‘无人生’政策就不该提倡了。”

本章中介绍的那些打算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老人们也在和年龄、体力、病痛的困难抗争中努力地活着。我们应如何尊重每一段人生，迎接即将到来的“无退休时代”？我们决不可迷失生活的意义，误入“无人生”的歧路。

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将走访最前线的老人和老人预备军，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