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法庭的路上，奥托一直在讲话。他用自己的奔驰车载着我和哈利，所以他可以尽情地说个够。

“之前的做法都很聪明，但是没有凯莉，你要怎么取得无罪释放？但凡她想有任何机会，就必须出庭做证。我是说，你不应该帮我找她吗？凯特呢？至少她可以帮帮我吧？”他问道。

我不能告诉他关于凯特的事，我绝不会冒这个险。在法律实践方面，奥托是个古板的人。我相信，在税收和遗产法方面，他会尽可能地钻规则的空子，但在刑事领域，他就是个新手，而新手容易害怕。如果告诉他凯特的事，我很确定他会告诉警方，哪怕只是为了平息自己良心的不安。

“凯特现在正忙着追踪一些线索。听着，我当然希望凯莉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一开始就说过，凯莉需要直视陪审团的眼睛，告诉他们她是无辜的。如果她能像对我那样有说服力，我相信陪审团会相信她的话。但如果她不在这里，只会让人觉得她是因为有罪才逃跑的。没有她，我们确实还有机会，但机会微乎其微。你比我们更了解她，你觉得她可能会去哪里？”

“她没有联系任何老朋友，而且如果她使用信用卡，警察会立刻抓到她。她现在肯定躲在哪里，只用现金，或者已经找到了出国的方法，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他说。

“她有没有能信任的远亲，或者住在偏远地区的朋友？拜托了，奥托，我们需要些线索。”

他沉默了一秒钟，似乎是在专注开车，也有可能是在专注思考问题，也许两者都是。

“她没有其他人了，”他说，“她的父母去世了。丹尼尔的事情被揭露后，她的朋友们都抛弃了她，她一直独自面对这一切，我想不出她会去找什么人。现在他们都恨她，这多悲哀呀。我们是她仅有的人了。”

“该死！”哈利说。

“听着，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陪审团，而且检察官当下在法官面前也不那么讨喜了。这可能会在我们交互诘问怀特的证人时，给我们多一些空间，但我们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拿出来对抗他们。实际上，我们不能向任何证人表明凯莉是无辜的，因为在不能确切知道她是否会被传唤出庭做证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能这样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撼动检方证据体系的大树，希望它的根基足够浅，浅到能被我们推翻。”我说道。

“这还不够。”奥托说。

我想起了凯特，咬紧牙关说道：“我们必须确保它够。”

我的手机振动了一下，是丹尼斯发来的邮件，附有几个链接，都是关于昨天特蕾莎·瓦斯奎兹和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遇害事件的新闻报道。我点击了《纽约时报》的报道，读了一下，然后看了其余的报道。大多数都是从美联社转过来的相同故事，但有一个不是。《纽约邮报》有更多的细节，因为他们设法联系到了特蕾莎在蒂华纳[墨西哥西北边境城市，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州西北端，临近太平洋，北距美国圣迭戈19公里。是墨西哥第四大城市，下加利福尼亚州最大城市。]的家人，并获得了评论。我把这篇文章读了两遍，然后给丹尼斯打了电话。

“我需要你联系一下蒂华纳的瓦斯奎兹夫人。你会说一点西班牙语，对吧？”

“Por supuesto.[意为“当然”。]”她用一口不错的口音说。

“文章提到，瓦斯奎兹夫人原计划新年搬到曼哈顿，说她对此很期待，而且她已经多年没见过女儿了。我想知道她所有的计划。她需要为女儿做安排，告诉她，我们可以帮忙。”

“这都是怎么回事？”丹尼斯问。

“我还不确定，只是个直觉。不管怎样，我都想帮助瓦斯奎兹夫人。哦，还有一件事。”

“这也是直觉吗？”

“是的。我需要一份切斯特·莫里斯的逮捕记录，他就是德莱尼被杀当晚遇害的门卫。事实上，你需要做个全面的背景调查，但逮捕记录应该很容易找到，都是公开信息。”

“我们有数据库的登录详情。没问题，我马上处理。有音信了吗那个——”

“没有，还没有。”我说。

我挂断电话，转向哈利。他将手肘支在车门框上，手臂弯曲，手指抚摸着上唇。

“凯特会没事的，我们会把她救回来的。”我低声说。

“我不能再参加葬礼了，艾迪，我只是……”

哈利没有把想法说完，因为不想在奥托面前多说什么。奔驰车停在了位于中央街的法院大楼外。下车前，哈利看了我一眼，说：“一切都取决于接下来的几个证人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

那一刻，我不太确定。我有种直觉，我得跟着感觉走，这样也许会有帮助。有些案子你是赢不了的。奥托是对的——我们需要凯莉·米勒。

手机又响了，我一边下车踏上人行道一边接听了电话。是布洛赫。

“我们现在在丹尼尔·米勒之前租约地址上的仓库里，除了一台冰柜，这里什么也没有。艾迪，冰柜里有个尸袋。”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淡，和平常一样，但内心的恐惧使她的声音微微颤抖。我的双腿突然感到无力，我闭上眼睛，脑海里一片混乱。我知道我想问什么，必须问什么，但我说不出话来打破这片死寂。我直视前方，盯着法院入口处那群记者、摄影师和摄像师，祈求他们不要注意到我。

哈利绕过车，看了一眼我的脸色，伸手抓住我的胳膊。

那一刻，我只想躺在人行道上，闭上眼睛，让一切都消失。我渴望沉睡过去，直到这场噩梦结束，凯特平安归来。

“艾迪，艾迪，嘿，你怎么了？”哈利说。

我踉跄了一下。哈利抓着我胳膊的手更紧了。我听着，但布洛赫没有说话。我希望她告诉我凯特没事，这是我唯一想要的。

“艾迪，深呼吸。”哈利说着，靠近我，努力支撑着我的身体，让我保持直立。我以提问为生，也很擅长这个，有一个问题我必须问，我无法逃避，也不能幻想它不存在。

我必须面对，承受痛苦。

“袋子里是什么？”我问。

“无法判断，至少目前还不行。”她说。我从未听过布洛赫如此情绪化，她的声音因情感而颤抖，好像恐惧在摇晃着她的身体。

“不是凯特，”我说，“告诉我不是凯特。”

布洛赫没有说话，我听到她喘息着，似乎在努力吐出那些字眼。

“它完全被冰封住了。不管是谁把尸袋扔在这里，这个人一定倒了很多升水进去。莱克和我正在把它挖出来，但进展缓慢。”

“布洛赫，你知道那是谁，对吧？”

“我分辨不出来，我……我不能确定，冰层有90厘米厚。莱克说，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作案。”

终于，这里出现了一线希望，我要抓住它。

“什么意思？”

“一些连环杀手会隐藏第一个受害者，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处理尸体或将其藏起来，以便没人能找到。这通常是因为受害者与他们有某种联系。”

莱克告诉布洛赫的分析合情合理，但我无法摆脱心中的念头：凯特就在那个冰柜里，而布洛赫正和一个我不完全信任的人一起，挖着她最好朋友的冰封的遗体。

布洛赫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她也认为那是凯特，我能感觉得到。我看着法庭外的记者朝我走来，听着电话那头隐约的静电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彻底绝望。

我知道布洛赫心里很痛苦，从她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她喉咙里像是筑起了一道堤坝，阻挡着恐惧的洪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和凯特一起长大，对凯特的亲近胜过世上其他人。如果凯特出了什么事，布洛赫的世界就会崩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把手机紧贴在耳边。其实，我没什么可对她说的，也无法给她任何安慰。

我们俩都哑口无言。

我心中抱有的对凯特生还的希望也在沉默中消逝。

法庭的气氛变了。

斯托克法官看起来像是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就好像暴雨中，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爆胎，又像是妻子离他而去的同一天股市又崩盘。他显得有些狼狈，警惕着随时可能到来的致命一击。日光浴护目镜留下的眼周的苍白皮肤显得比平时更加白皙，让他看上去像一只受惊的小熊猫。

检察官怀特站着，整理着桌上的文件，偷偷侧目瞥向陪审团。或者说，瞥向新加入的陪审员。克雷·德莱尔取代了伊塞尔，稳稳地坐在了陪审席上。此刻的伊塞尔正在回家的路上，她享用了一顿美餐，包里放着100美金，心中充满仇恨，但仍然对当天发生的事毫无头绪。

“我传唤卡尔·约翰逊教授出庭。”怀特说道，站得更直了一些。

哈利和我已经讨论过布洛赫的电话，我说完布洛赫发现的情况后，他显得很痛苦，然后摇了摇头。

“那不是凯特，睡魔需要她。”

“如果她已经死了怎么办，哈利？”

“那我们也得继续为她的委托人辩护。听着，现在我们必须假设凯特还活着，我们必须抱有希望。我们必须集中精神，就现在！”

我点了点头，抿了一口水，努力将凯特从脑海中驱逐出去。在法院外面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我只能希望哈利是对的，她还活着。如果她还活着，她需要我们赢得这场官司。

卡尔·约翰逊教授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那是将凯莉·米勒与谋杀案联系起来的唯一可靠物证。实际上，这是检察官手中的王牌。其他证人虽说是大牌，但他们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拿到同花顺。如果我们能击倒其中一两个，怀特就只剩下他那张王牌了。

考虑到我们手上几乎没什么牌可打，这张王牌足以让他赢得整场该死的赌局。

在谋杀案审理中，物证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地位。专家证人将DNA与凶杀案联系起来的证词，通常足以让任何被告在狭小的牢房里度过很长一段时间。辩方需要跨越两个障碍——证据本身的性质以及陪审团对证据的解读。即便你能针对DNA证据提出极佳的反驳理由，如果陪审团不理解你的观点，那也毫无用处。

对此我必须谨慎行事，怀特也是如此。

约翰逊教授身穿一件深蓝色西装外套，里面搭配着一件薄薄的棕色V领毛衣。我猜他这样穿，可能是为了掩饰他的领带，确切地说，是那条领带的颜色，客气点说，是泥巴色。他身材瘦长，穿着得体，但所有这些都与他那粗糙茂盛的大胡子形成了鲜明对比。黑白相间的粗硬胡须以奇怪的角度支棱着，仿佛里面曾住着一只小动物，而它突然间被赶出了这个多刺的家。

他的整体装扮以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枚褪色的金婚戒收尾，我猜是他的妻子为他购买的衣服，而且她至少有一定的品位。作为一名住在郊区的从事传统职业的人士，他总是把鞋子擦得闪闪发亮。但那胡子透露出一种更为狂热的个性——那种精神上的古怪部分，对于痴迷于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正是这种特质极大地激发了创造力。

我有点惊讶，他的妻子竟允许他胡子如此凌乱地出门。他宣誓后坐下，倒了一杯水，在证人席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我注意到他拽着自己的胡子，手指不停地拨弄着那些胡须。优秀的骗子能发现别人的破绽，而伟大的骗子不仅能发现破绽，还能利用它。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法医案件，而是很简单的那种，是约翰逊在过去二十年里重复无数次的那种证词。他曾多次在备受瞩目的谋杀案中做证，这是他的工作。我甚至以前就看过他做证，而且在那些时候，他看起来状态更好。

整个上午他都在摆弄他的胡子。

他对某件事感到紧张。

这意味着，我得找出他紧张的原因并加以利用。

“教授，我们都知道您的资格和专业水平，您在DNA分析领域内是广受认可的。让我们从您参与本案的情况开始，请看一下照片11、12和13。”

面向陪审团和证人席的屏幕亮了起来，显示了一张挂在凯莉·米勒衣柜里的白色上衣的照片。下一张是袖口的特写，那里有一块污渍，锈红色，就像一滴番茄酱溅到了袖口上，干了之后颜色变淡了。最后一张照片是那件上衣，装在一个标记为BS9的证据袋中。

“关于这些照片，你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吗？”

“我收到了一份关于BS9证据和这些照片的数据表，数据表上说这件衣服是在凯莉·米勒的衣柜里找到的，并被保留作为证据进行检验。我的任务是检查并从袖子纤维上的污渍中提取DNA，然后将这份DNA与我们系统中已知的DNA档案进行比对。”约翰逊说，他的言语给人以精确且深思熟虑的印象，每个单词的每个音节都发音清晰，完美无瑕。

“对于那件上衣，BS9，您做了什么处理？”

“首先，我检查了这件衣服——一件6号尺寸的上衣，由白棉和丝绸纤维混纺而成。从污渍的褪色程度来看，很明显有人试图清洗过这件衣服，可能是在洗衣机中用相当高的温度洗涤过。然后进行了烘干、熨烫，并挂回了衣柜。但即使衣服被洗过，也无法完全去除DNA。在这种情况下，我检查了污迹。我可以看下CJ3吗？”

怀特转向了他的助理检察官，后者操作着与面向陪审团的大型屏幕同步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中，挂在凯莉衣柜里的上衣照片被切换了。最初，新出现的画面不太清楚，大部分区域太暗，看不清，但仔细观察，你可以辨认出白色上衣的轮廓，以及在袖子和袖口上几处大小和形状各异的金属蓝绿色斑点。

“我对衣服使用了鲁米诺[又名发光氨。化学名称为3—氨基—苯二甲酰肼。常温下是一种苍黄色粉末，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化学式为C8H7N3O2。对于在犯罪现场肉眼无法观察到的血液，鲁米诺试剂可以显现出极微量的血迹形态（潜血反应）。法医学上，鲁米诺反应可以鉴别经过擦洗、时间很久以前的血痕。]试剂处理，并随后在暗室中检查，以查看是否有不再可见的血迹残留。如这张图片所示，衣服上原本还有更多的血溅痕迹，但是除了最大的一处——大约有1.5厘米长的污渍之外，其余的血迹肉眼是看不见的。”

“在识别了这些痕迹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识别到的这些痕迹被从衣服上剪下来，放入了一个艾本德微量离心管中。我们采用了基于离心柱的提取方法，以及苯酚—氯仿—异戊醇有机物法来提取DNA。接着进行了聚合酶链式反应和扩增过程，并且使用了分光光度计进行检测，结果成功提取并分析了DNA。衣服上血迹的DNA与系统中的一个档案匹配，概率约十亿分之一。”

“教授，回到您分析中的最后部分，您能解释一下那个概率和匹配的档案吗？”

“我们永远无法得到一个人的DNA与另一个人的完全相同的匹配结果，但我可以说，衣服上的血迹很可能是来自数据库中标记为斯泰西·尼尔森的那份档案。这个概率是十亿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我将这份DNA档案与十亿份其他档案进行比对，理论上它可能会与另一份档案匹配。”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正如我所说，十亿分之一。从科学角度来说，我可以尽可能肯定的是，被告上衣上的血迹来自本案的一名受害者——斯泰西·尼尔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