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到三轮后不久，我正式加入了一个小组，小组的工作区域在土桥地铁站以南的颐瑞东里一带，我负责其中的高楼金、新城乐居两个小区，还有旁边的环球影视城工地。这个封闭工地的面积非常大，我从网上查到有四平方公里，全部被围墙围了起来，设有二十多个出入大门，我只负责群芳南街南侧、新城乐居对面的三号大门。

三号大门的快件不多，平均下来每天就十几个，但很不容易送出。因为我不能进入工地，只能在门外等候，这里又没有快递柜，门卫也不代收，工地里分许多标段，不同标段有不同的施工单位，门卫和他们不属一个系统。很多收件人没有车，走路出来取件要二十多分钟，而且他们经常拖拖拉拉——起码在我看来他们相当拖拉。也有的人确实在忙，没法撂下手里的活儿。比如有个开塔吊的，经常在网上购物，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就抱歉地说，他正在高空作业，现在出不去，快件明天再送来吧。可是明天他还是在高空作业，于是又改为后天。像这样的快件得去几次才能送出。尽管如此，也没有浇灭他的购物热情。到了夏天，我把三轮停在三号大门外，片刻铁皮就晒得烫手了，等打完十几个电话，我往往已经汗流浃背。我一般每天去两趟，经常得等大半个小时。有的人迟迟不出来，我就反复打电话催。他们说快了快了，其实只是缓兵之计，并不是真的快了。有时我都走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回我电话：“我已经出来了呀，怎么没看见你？”

高楼金是我每天的第一站，早上我从站点出发，到高楼金大约要花二十分钟。这是个回迁安置小区，住户里有一半是回迁的本地农民。进了小区大门后，右前方有一块五米宽、三米高的大屏幕，每天早上我开着三轮进去时，屏幕上正好在播放早间新闻，这大概是继承了从前农村放露天电影的习俗。碰到村里有人去世时，家属会在小区外搭一个临时的灵堂供亲友吊唁。灵堂是彩色的，而不是像我认为的那样是黑白的；用可拆装铁架支撑，覆上防水帆布，整体有三四十米长，三米左右高，四米左右宽，出入的一边还有檐柱牌楼——当然也都是可拆装式的。第一次看见这种灵堂时，我还以为是哪个家电品牌在做促销活动。

高楼金总共有16栋楼，其中1号楼到7号楼住的是回迁村民，8号楼到16号楼是外来的租客。回迁楼的快件都很好送，他们是本地人，白天有老人在家，即便碰到外出买菜，快件也可以放在门边或水电井里。因为村民们彼此熟识，邻里间会互相关照，连贴小广告的都不敢上去，怕被楼里的老人逮住。相对地，租客住的几栋楼就鱼龙混杂，他们大多是北漂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合租户，白天都去上班后，屋里就没有人了。住户之间彼此不认识，楼里进出的陌生人也多，快件很容易丢失。我刚到高楼金的时候，同组的一个同事就让我送8号楼到16号楼，他自己送1号楼到7号楼。于是我每天送半个高楼金、一个新城乐居，加影视城工地，三个分开的地方来回跑，经常疲于奔命、气急败坏。

渐渐地，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种负面情绪里。我发现小区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谁送了好送的别人就得送不好送的，同事之间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刚来的时候，谁都是从最烂的小区送起，有的人因此走了，有的人没走。没走的人可能会换到好一点儿的小区，最后得到好送的小区的人会长久留下来，剩下不好送的小区就让新人去送。新人刚来时一般都不会太计较，但逐渐地就会察觉到其中的不公平。这种心态的转变一般只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短。假如迟迟没有改变的机会，新人就会离开。于是小组里总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动，另一半的人却换个不停。

我不想和搭档闹翻，不想难看地和他争执、讨价还价。但我也不喜欢和占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别人晚、挣钱比别人少，我就会烦躁和不满，然后变得不太在乎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其实在当时我就已经察觉到，工作中的处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令我变得更急躁、易怒，更没有责任心，总之做不到原本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这些改变有时会让我觉得痛快，我痛快的时候就不太能感觉到烦躁和不满。比如有次我骂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我很少骂人，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送货，一般离开三轮时都不会拔下钥匙，因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钥匙很浪费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小区里没人会偷快递车。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楼，才刚走到二楼，无意中朝楼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把她三岁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驾驶座上玩耍。娃娃的双手扶在了车把上，模仿在开车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轻轻一拧，车就真的会往前冲出去——我吓得赶紧撂下快件往楼下跑。当时我组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上楼时忘拉手刹，三轮车被大风刮跑了，蹭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最后赔了1600块。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娃娃启动了我的三轮会造成什么破坏和伤害——他可能会撞到停在前面的轿车，那是我赔不起的，也可能会剐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从车座上摔下来，被车轮碾过……想到这里我几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气地骂了那个妇女，她只讪讪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我说她：“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这其实是我在葛优主演的一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

说到赔钱，对快递员来说，赔钱是家常便饭。大多数时候是由于丢件，但也有别的情况。当时高楼金有个韵达小哥，在小区里三轮开得太快，避让一个孕妇时，车子侧翻摔倒，前挡风罩脱落碎裂。孕妇虽然没被撞到，但受了惊吓。他修车加赔偿人家花了近2000块，当即就决定辞职不干了。我还记得事后他瞪大眼和我说“我已经不干了”时心有余悸的表情，他受到的惊吓可能不比那个孕妇小。我听说过的金额最大也最离奇的赔偿，发生在临河里路的方恒东景小区。一个快递员在把快件塞进消防栓时，水管或接头被他弄坏了，水喷出来灌进电梯井里，导致电机损坏，最后赔了三万块钱。

我在S公司的半年里运气还算好，既没有丢过件，也没有赔过钱。只有一次，我在高楼金送一箱常温水果快件，敲门的时候，屋里有一个女声，让我把快件放在门外。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有些人屋里养了宠物，开门前要把宠物抱开。还有一些是单身的女住户，出于安全的考虑，不敢给陌生人开门，她们会等我走了之后再开门取快件。这我当然能理解，虽然我不太相信在高楼金，会有坏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这种方式作案。我放下快件就走了，不料过了一会儿，这个女人打来电话，说要拒收这个快件。我告诉她，当她让我把快件放在门口时，就意味着她已经签收了，我在系统里做了反馈，这个操作是不可逆的——已经签收过的快件不可以再拒收。她说怎么可能这么不人性化，才过了两分钟，怎么就不能改呢。我说：“别说过了两分钟，就是一秒钟也不能改，你要拒收就得当即验货，你让我把快件留下，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拆开调包？”而且，后面这句我没说出来：那根本就不是两分钟，都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

听到我这么说，她开始耍赖了，说她还没有亲自检查过快件，我怎么能代替她签收，等等。当时我很生气，觉得这个女人素质太低，蛮不讲理，出尔反尔。因为这个缘故，我心里突然极其鄙视她，不屑跟这种水平的人争辩。于是我自己掏了几十块钱——具体数目我已忘了，但那箱水果有五斤以上——帮她把快件寄回给发件人。我回去取水果的时候，她还是把箱子放在门外，不过看得出来，箱子是打开过再封上的。从头到尾我都没见到她，却被她讹了几十块钱，而她还觉得门外都是坏人，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对于这种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还有一次，我让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在路边等了将近三个小时。事后我震惊地发现，自己心里甚至没有丝毫内疚。

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不喜欢在快递单上留下完整的地址，这给我的工作增添了麻烦。有次我送一个高楼金的快件，地址里没写楼号和门号。我在路上提前五分钟打去电话，收件人说他并不住在高楼金，只是每天要到高楼金菜场买菜。他又说自己马上出门，半小时内能赶到，让我在路边等他。但我满满一车的快件，这会儿一个都还没送出去，所以别说半小时，五分钟我都不能等。我让他到了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进小区了，转头就忘了这茬。

那个收件人一直没给我打电话，直到我把早上的快件都送完，出来准备接次班货的时候，一个老人在高楼金菜市场外的路边叫住我。我看见他满头白发，戴一副眼镜，起码有七十岁了。他问我：“小伙子，你是S公司的吗？”我连忙说是。这时我已经猜到他是谁了。我赶紧从车里把快件找出来交给他。他接过之后有点儿生气地说：“我在这儿等你一上午了，你早上怎么不等我呢？”我吃了一惊，他竟然等了我近三个小时。我问他：“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的电话打不通啊。”确实，我的电话不容易打通，因为在高楼金的所有电梯里，以及在大部分楼道里，我的联通卡都没有信号。早上我给他打电话时，因为正在马路上开着三轮，繁乱的交通和焦急的心情可能导致我的语气不大友好。加上我向来反感地址不写全的人——我觉得他们既然那么重视隐私，就不该使用快递服务。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收件人年纪这么大。我跟他解释，我每天要送很多快件，必须马不停蹄地奔走，确实不能停下来等。也不知道他听清楚我的话没有，他接着批评我：“你这样干活儿真不像话，顾客就是上帝，难道你不懂吗？”我愣了一下，本能地为自己辩解道：“可是上帝应该只有一个，我每天却要伺候很多个啊。”他听到后笑了，原来他并没有生气，只是假装生气逗我玩而已。老人家也挺幽默的，只见他摇摇手里的快递盒，压低声音对我说：“我爱人不让我买，所以才不让你送到家里去。”

在S公司还会经常碰到电视购物的快件：有些客户订购了衣服，收货时要先试穿，试完又拒收，这种情况我们一分钱提成都没有，白白在门外等半天，完后还要把产品叠好、打包好。我还送过一只电热茶壶，客户拆开来看后拒收了，十几个小配件我要一一嵌回到结构精巧的缓震材料里，我研究了半个小时才把它装好。因为这些缘故，我们都对电视购物深恶痛绝。

有次我在高楼金送一个电视购物的快件，收件人是个老阿姨，对我很亲切。她买的是一个学英语的机器人，是送给孙子的礼物。她想打开来试一下，但不懂操作，于是我边看说明书边教她用，虽然这不是我的分内事。我发现那个机器人从包装、说明书到产品本身都很粗糙，感觉像华强北的山寨产品，顶多能卖三四百块钱，但这票订单的应付金额却是两千多。老阿姨对机器人也不太满意，但她主要是觉得机器人太小，和电视里看到的不一样。虽然我认为这产品不值它的价格，但我只是个送货的，所以我告诉她：“这些科技产品并不是体积越大就越好，有时候小巧的反而更贵。”老阿姨显然还在犹豫，她让我先等等，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销售客服的电话。对方没有接听，不过在她挂断之后，有人立刻拨了回来。我站在老阿姨的身边，看见她的手机屏幕上，拨入的电话号码被自动标注了“推销诈骗”。然后，我听见一个客服的声音，在电话里一味地哄她付钱，说使用后假如有问题，可以再打来电话咨询，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退货。

挂了电话之后，她显然没有感到释然，但看到我满头大汗的样子，或许觉得过意不去，就对我说：“那我先给你拿钱吧，有问题我再找客服。”突然间我觉得很难过，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她的经济条件显然比我好，但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虽说钱的问题我一般也很在乎。我鼓起勇气对她说：“你付了钱之后，客服就不会对你那么耐心了。”老阿姨吃惊地看着我，大概在琢磨我的用意。我接着解释：“我觉得这机器人不值两千多。”老阿姨说：“我也觉得不值，但我不想让你白跑一趟。”我说：“没关系的，我只负责送货，你买了这钱也不是我挣的。”假如她买下的话，我会有千分之二的提成，但我不想很多年后还为这件事耿耿于怀。

对于物流快递来说，一般到入秋换季前都是淡季。按照Z主管的说法，淡季我们要练好兵，旺季才能打胜仗。他是个退伍军人，所谓的练兵其实就是听他训话。他好像很喜欢训话（但不喜欢一对一的交谈），尽管他的口齿有点儿含糊，我站在队列后面经常听不清他说了什么。

每天早上我们卸好货后，虽然心里都急着装车去送货，但在出发前还是得先听Z主管训话。他训话的时候，表情很威严，语气很严肃，但是他说的内容不多，每天只是在重复又重复，比如以下这些——“所有我说的你们都要做到！”“你们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快滚蛋！”“S公司缺谁都行，你离开S公司寸步难行！”“不是你有多了不起，是S公司平台给你机会！”“你们自己去拉过客吗？都是平台给你们派单而已！”“别以为没你不行，换谁来干都一样！”——以及诸如此类含义相近的话。总之，他是要我们明白，因为公司非常成功，所以功劳归于公司，我们只是零部件，随时可以被替换掉。很明显，他把他在部队的那套话术搬了过来，只不过把效忠的对象换成了S公司而已。

不过光是开早会，还不能满足他强烈的进取心，所以我们每周还要开两到三次晚会。晚会是等所有快递员都忙完，揽收回来的快件全部打好包、装好车运走之后，再搞完站点的卫生，然后才开始，而这时往往都过九点半了。晚会的时间要比早会长得多，一般等晚会开完，已经是十一点之后了。

开始的两个月，我每次都去参加晚会。虽然我觉得这实在没意义，占用我的休息时间不说，听训话又没报酬可拿。我们小时工是计件提成的，没有任何补贴和福利，站点没道理强迫我们开这种会。但是Z主管显然不这么想，他每次都在微信群里反复提醒，害得我不敢不去。我发现晚会的内容就是抓纪律，把犯了错的人拉出来当众羞辱。

我记得有一次开晚会，我因为下班早，先回家吃了个饭，待我赶回站点时，发现晚会已经开始了。我看见Z主管正对着大家破口大骂，他把几个同事揪出来罚做俯卧撑。其中一个同事受不了这种管理方式，跟他吵了起来，几乎就要动手。我知道这个同事不久前刚丢了个快件，赔了3000块钱，所以心情不好。我本身就迟到了，看见里面这种情形，更加不敢进去，幸好里面的人还没有发现我。不过我的三轮只要一倒车就会自己喊“倒车，请注意”，连关都关不掉。为了不暴露行迹，我蹑手蹑脚地把车倒着推出了站点的院子。回到家后我还心有余悸。

那个和Z主管起冲突的同事第二天就被调走了，据说去了邻近的站点，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那次之后我就不去参加晚会了，但幸运地从没被发现。我想我可以被解雇，但不能被羞辱。不过在客观上，通过这种方式，S公司确实淘汰掉了部分服从性差、自由散漫的人。这些人都是自己走的，S公司不用补偿一分钱。留下的人则大多比较驯顺，性情和善，或最起码能屈能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