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的工作单位举行过一次重要活动。偏巧那天，我一大早就状态不好。我是活动负责人，早早到达了单位，做现场准备工作。我在稍微紧张的状态下结束了下午的活动后，踏上了回家的路。家和单位之间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路程，需要走高速公路。大约开车十分钟后，我的头痛变得严重，连呼吸都困难。我想快点回家休息，就在这种状态下坚持行驶了大概二十分钟。呕吐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我不得不停下车，去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吐了出来。我调整呼吸，稍作休息，感觉好些了，继续握住了方向盘。

可是不到五分钟，我的呼吸变得急促。在首尔出现过的恐慌症状再次来袭，恐惧感扑面而来。带着这种状态进入高速公路，弄不好会出事，于是我把车停在路边，气喘吁吁地拨打了119。

“我在开车……现在……喘……不过气来……即将进入○○方向高速公路……○○IC附近路边……车停着……头也……好痛……”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接电话的咨询员迅速确认了我和车辆的位置。

“请您打开应急灯，我们很快就到。”

在一分多钟的通话当中，我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手也僵了。我担心这样下去我会昏厥，刚挂断电话就打开手机地图，把当前位置截图发给娥丽，然后拨打电话。

“我打了119……要去医院……你麻烦T……一起……开车过来……”

只说了一句，我就挂断了电话。打完电话四分钟后，救护车到了。我的手还僵着，脸上也出现了麻痹症状，眼泪、鼻涕、口水流个不停。急救队员扶着我，让我坐上轮椅，然后把我转移到了救护车上。急救队员揉着我的胳膊，不停地和我说话，确认我的状态。有人在我身边，我感觉很安心。不一会儿，我的呼吸恢复了正常。正巧娥丽打来电话，急救队员替我接了，并向娥丽询问我平时的身体状况，今天有没有受到刺激，以前是否发生过这种事等等，然后告诉她，他们要把我送到市区的大型综合医院。

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朝相反的方向躺着，胃里翻江倒海，马上就要吐出来了。我强忍着到了医院急诊室。刚刚到达，我就急忙喊着要塑料袋，寻找卫生间，却没有看到。护士去找塑料袋的时候，急救队员伸出了自己的手，让我不要忍耐。我直接吐到了他的手里。虽然他戴着乳胶手套，可我自己都觉得恶心。他默默地接住了，说没关系。我很内疚，不知如何是好，低下头连连说对不起，谢谢他帮助我。他把我交给医院，并祝我早日康复，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忍受着肮脏的东西，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努力开展救援活动，这样的急救队员真的令人尊敬。

吐完之后，我在急诊室里接受各种检查。这时，娥丽到了。在救护车里通电话的时候，我让她先去取车，再来医院，没想到她先赶到了医院，我很惊讶。娥丽骨子里是个理工科姐姐，输入和输出非常明确。只要是她负责的事情会坚决完成，不喜欢消耗型思维，不懂得变通。拜托娥丽做什么事的时候，一定要具体而明确，说清楚顺序。这次我也考虑到了路线，让她乘坐好朋友夫妇T和K的车，取回我停在路边的车，然后再来医院。“会不会是太担心我，所以先来了医院吧？”然而并不是。我问娥丽为什么先来医院，她说：“T说应该先检查你的状态，然后再去取车，你还好吗？”真够直率的，我忍不住笑了。

“怪不得。”

不过，我还是很开心她先来医院。幸好平时忙碌的朋友夫妇在那天晚上有时间，帮了大忙。

我突然乘坐救护车去急诊室，遇到这种陌生而慌张的状况，娥丽很难决定从哪里入手，仿佛突然停止运转，像个出了故障的机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告诉她“先这样做，这样就可以”，她会做得很完美。所以，尽可能由相对变通的我代替娥丽正确地输入。即将昏迷的瞬间，我还在给娥丽发消息、打电话，告诉她具体该做什么。我越想越觉得好笑。出院之后，娥丽垂头丧气地向我坦白，虽然很担心我的情况，可是接完电话之后，还是只想按照我说的去做。她对我说“抱歉”。

“没关系，这说明你总是对我的话深信不疑，照做不误，而且你的输出很正直。”

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经常拿这件事取笑娥丽。一起生活的朋友被送去抢救，娥丽像机器人似的按照输入内容进行输出。你这个样子，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娥丽似乎真的很内疚，给我做了一周美食，而且都是做起来很麻烦的食物。输入过这次经历，下次再发生这种事，就算我说没关系，她也会先赶到医院吧？

年过四十，身体到处都开始出现问题。四十岁之前，除了因为过敏去过几次皮肤科，我几乎没去过医院。不料过了四十岁，去医院的次数突然猛增。因为胃痉挛而去看急诊，却被诊断为胆囊炎，我住进了医院。还有像前面说的呼吸急促，差点昏厥，被救护车送去了急救室。除此之外，长期以来的头痛和眩晕症也加重了，我曾经接受过神经科治疗。下雨天在楼梯上摔倒，脑袋撞墙，我也去看了急诊。前不久我还患了带状疱疹，治疗了很长时间。

我感觉到身体不像原来那样受控制了。人老了，身体渐渐出现异常，这是自然现象，只能接受。因为经常去医院，我开始苦恼，万一患上重病或者出了事故需要做手术，需要监护人怎么办？小时候，我的监护人一直是妈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妈妈的监护人。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等我老了、病了，谁来充当我的监护人呢？现在我已人到中年，深切地感觉到老年真的不远了。我必须认真为养老做准备，这种想法变得越发强烈。

人生在世，总有需要法定代理人的瞬间。在我行动不便或生病住院的时候，可以代替我行使法律行为。患者有决定能力的时候，可以在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否则，那就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紧急情况下，没有监护人同意也可以手术，不过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法定代理人，那就会处于尴尬境地。因此，监护人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希望和我一起生活、最了解我的朋友娥丽能够扮演这个角色。

根据韩国《医疗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患者不具备决定能力的情况下，进行有可能对身体产生重大危害的手术、输血或全身麻醉的时候，医务人员需要向法定代理人说明情况，获得书面同意。这意味着在需要监护人同意的时刻，没有法定代理人资格的娥丽无法同意手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可以代替年老的父母，或者在父母去世之后，能充当我法定监护人的兄弟姐妹，都住在离我三四个小时车程远的地方，我只能束手无策地等待住在外地的家人到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娥丽交流了很多，紧张兮兮地担心会不会因为等待而耽误手术、出现意外，那时应该只有无力感吧。我们是最了解彼此的人，现在也充当着实际监护人的角色，可是在这种重要的时刻却只能成为陌生人……无法反映现实的法律和制度令人难过。为了应对不时之需，我们需要牢固的法律保障。

我和娥丽同甘共苦地生活了五年，我们确信今后也将相互陪伴。我们决定就这样生活，直到老去，直到死亡。我们决定成为受法律约束的法定家人，想在危急状况下成为彼此强有力的监护人。若有人先行离世，希望为对方善后的不是住在远方偶尔见面的兄弟姐妹或亲戚，而是共同生活的彼此。等待《生活伴侣法》出台，恐怕会等到自己变成老奶奶。既然法律还没有做好接纳多形态家庭共同体的准备，那我们就来利用法律。与其与社会对抗，不如在既有框架之内寻找方法。

现在我们身心健康，想把对方指定为监护人有困难，唯一的办法是成为真正的家人。韩国《健康家庭基本法》规定，家庭是因婚姻、血缘、领养而构成的社会基本单位。娥丽和我是实质性的家人，却不属于《健康家庭基本法》对家庭的定义，所以是“不健康”的家庭。我们是同性朋友，不能结婚，又没有血缘关系，要想成为合法的家人，只能选择领养这种方式。韩国《民法》规定的成人领养，条件和程序形同虚设。只要养父母比养子女年龄大就可以了，哪怕养子女只比养父母晚出生一天。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填写完印刷在A4纸上的领养申请书，征得养子女亲生父母的同意，签名后提交到区政府、市政府或乡镇事务所，领养就完成了。如果养子女处于婚姻状态，还需要征得配偶的同意。

于是，我们决定通过领养，变成比血缘更牢固的法律意义上的家人。

领养只是我们成为法定家人的手段而已。朋友变成女儿，朋友又多了个妈妈，这些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通过领养成为家人的瞬间，便具有了与血缘亲子关系相同的法律效力。我们都明确了解这点，并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慎重的决定。

刚开始共同生活，考虑要不要稳定下去的时候，我们曾讨论过为什么不是家人的两个人，不能一起生活在公共租住房里。只有独自居住在专用面积小于四十平方米的住户才能申请。分别加入购房储蓄的两个人，如果不是一家人，则无法住在同一栋房子里。

相比个人单独居住，两人以上共同居住，可以减少社会关照费用，为什么不肯改变制度呢？时代变了，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多种形态的家庭共同体，然而法律依旧只把有婚姻登记的夫妻和子女归为“正常家庭”，真是墨守成规。那时我经常开玩笑说：“我要不要领养你，然后我们一起住出租公寓？”当时的玩笑话在几年后变成了现实。

决定领养之后，我们先把领养计划告诉了两位母亲。两位母亲都对需要法定监护人的情况深有体会，欣然接受了我们的决定。我的妈妈说，她本来担心女儿会一直独自生活，现在和情投意合的朋友生活在一起，很安心，所以不反对我们一起生活，也不反对领养。妈妈只想着自己离开人世之后，女儿老了也不会孤独，希望女儿能和某个人幸福地生活。

我们需要娥丽妈妈在领养申请书上签名同意。尽管不需要和子女断绝法律关系，然而自己的孩子多了个“法律”妈妈，我们还是有点担心娥丽妈妈会排斥。娥丽跟妈妈解释了我们想要成为法定家人的原因，没有使用“领养”的说法，而是使用了老人们更熟悉的说法——以养女的身份搬进去。以前出于传宗接代、祭祀或继承财产的原因，经常有收养子的事情发生。娥丽妈妈本来就很相信子女，子女说什么，她都认为情有可原，因而没有任何抗拒就在领养申请书上签了字。

我们把D-Day[在韩国日常生活中，“D-Day”被广泛用来指代某个重要事件的倒计时或关键日期。]定在5月25日，决定在充满无关纪念日的家庭月[在韩国，儿童节、父母节等多个家庭相关节日都在5月，因为5月也被称为“家庭月”。]制造出专属于我们的纪念日。翘首以盼了好几个月，终于在2022年5月25日上午9时，带着个人资料和领养申请书去了镇事务所。在路上，我们紧紧拉着手，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法律上需要相互照顾的家人，再好好考虑一下，如果后悔可以解除关系。我们嘴上开着无聊的玩笑，心情却很奇怪。

领养申请书提交给了镇事务所，本来说要等两三天才能记录到家庭关系登录簿上，不料第二天就处理好了（大韩民国行政处理速度真的超快！）。无论在家庭关系证明书，还是户籍簿上，我们的关系都是“母女”。我们终于从同住人变成了法定家人。我有了比自己小五十个月的女儿，娥丽有了比自己大五十个月的养母。婚都没结，却有了女儿！很新奇，很滑稽，责任感产生的同时，还伴有愉快的压力。娥丽也说现在我们成了受法律约束的家人，有责任生活得更好。

相识于济州岛，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的白说，我和娥丽同住之后，她也感觉很安稳。她说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很舒适，令人羡慕。白的生日比我早，我让她收养我。那么她不但有了女儿，连孙女都有了，我们共同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吧。根据现行法律，即使一个人生活，也可以通过领养的方式拥有多名家人。A可以收养B、C、D，从而拥有妈妈（或爸爸）和多名子女。或者A收养B，B收养C, C收养D，以此拥有女儿（或儿子）、妈妈（或爸爸）、奶奶（或爷爷）、曾祖母、高祖母，打乱以婚姻和血缘为中心的家庭生态系统。

我原以为自己性格敏感，无法和别人一起生活。但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和娥丽生活了六年。这期间，我的三十岁时代结束，步入四十岁阶段。两个人一起生活之前，我一直都很焦虑，现在能过得如此安稳，多亏了娥丽。世界上有多种形态的家庭，也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家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只要不伤害他人，彼此幸福美满地生活，谁都不感到孤独，这就是家庭的意义吧。

领养娥丽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们，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这也行吗”？不是夫妻，而是未婚状态，收养的不是儿童，而是年龄差只有五岁的朋友？普通人对成人领养问题没什么兴趣，当然不知道只要出生相差一天就可以领养。朋友们也只是感觉新鲜而已，对于我们通过领养方式成为法定家人的事实没有说什么。也许是看到我们在一起生活久了，早已经默认我们是家人了。妈妈听说我收养女儿的消息，说自己也有“孙女”了，祝贺我们成为真正的家人。

镇税务所的家庭关系登记业务负责人收到我们的领养申请书，强调说，领养之后，就和血缘亲子一样具有继承的权利和赡养的义务。

“我做家庭关系登记业务很长时间了，像这样年龄差距不大的领养成人事例还是第一次见。偶尔有人申请领养成人，不过都是发生于再婚家庭，领养配偶的子女，还从来没有人领养过真正的‘他人’。”

这话听来带着些许遗憾，又莫名地有种欣慰感。或许他觉得我们正在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吧？看到我和娥丽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家庭关系登记簿上，我感觉我们受到了认可，成为真正的家人。有了法定监护人，生病也不用担心了。我嘱咐娥丽说：“如果我们能自然死亡，我先离开世界的可能性更大，后事就拜托你了。我的遗产都属于你，哈哈。”

处理完材料，我把购买了地区健康保险的娥丽登记为我的职场健康保险的被抚养人。娥丽以前每个月都要交健康保险费，以后不用再缴纳了。汽车保险的驾驶员范围也由“驾驶员和指定一人”更改为“驾驶员和父母”，这样可以节约保险费。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心里更加踏实了，真切地感觉到我们成了法定家人。

遇到不同的人，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介绍我们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是住在一起的朋友。收邮寄品的时候，我会说娥丽是我的妹妹。我们姓氏不同，偶尔也会被问是不是亲妹妹（难道不可以是再婚家庭吗？）。现在，身边还没有人知道领养的事。如果不是亲近的人，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而且解释起来也比较麻烦。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我向别人介绍娥丽说：“这是我的女儿。”

听说父母可以为子女做任何事，我真的能为娥丽无所不做吗？现在我还不能保证。再过些时间，我们共同度过了更久的岁月之后，说不定我会把娥丽看得比自己还重要。“不记生恩记养恩”，如果用心“养育”，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拥有妈妈的心态。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到老。

和娥丽成为法定家人之后，日常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我们没有透露领养事实，而且我们也相伴生活很久了，早已成为互相保护的家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心理上都有种安全感，因为我们不再是孤身一人了，对于意外状况的焦虑减少了很多。这个事实令人安心。两个人共同生活，将来无论谁先离开人世，另一方就以家属身份处理后事，这也让我们放心。通过他人的反应，好几次都感觉到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次是领养几个月后，我们甚至忘记了领养的事情。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病，娥丽先进诊室，随后我去挂号，前台职员看了看我，突然问道：“你们二位是什么关系？”

我说是一起生活的朋友，那名职员一直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我只是觉得她有点儿奇怪。进入诊室后，医生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们是一起生活的朋友。”我做出了同样的回答。

医生说道：“既然一起生活，那就是家人。”

“啊，对。现在我们是真正的法定家人了。”我们这才想起了领养事实。与此同时，我也感到疑惑，这个医院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不过，我很快就忘记了。后来我才想起，也许是因为娥丽的健康保险信息中出现了我的名字。健康保险的投保人姓名和地址一样，然而姓氏不同，年龄差异又不大，所以他们感到好奇吧？还有一次，我和娥丽去领地方灾难援助金。我先出示身份证，负责人把我们俩的灾难援助金卡递过来，说道：“您有子女，户主可以把家庭成员的一起领走。”

领完灾难援助金，站在后面的娥丽准备和我一起离开。

“下一位，姓名？”工作人员问道。

“这是我的家人，刚才我领过了。”

两位工作人员看了看写有我和娥丽姓名、出生年月日的文件，又看了看我们，窃窃私语地说：“竟然是女儿。”嗯，的确会觉得奇怪。相差五岁的母女，第一次见到吧？我也是。

结婚也好，领养也好，与他人成为法定家人，这不是可以轻易做出的决定。为了成为彼此的法定监护人，我们利用领养制度成为家人。这在法律范围内不存在任何问题。娥丽有了两个妈妈，我有了女儿。如果有保护生活伴侣的法律，我们就不会选择领养了。我们都不希望朋友之间不是水平关系，而是成为父母和子女这种垂直关系。只不过现实中能做的选择只有这一种。

《生活伴侣法》就是不论性别与年龄，约定共同生活、互相照顾的两名成年人由国家进行登记，赋予他们和因血缘或婚姻形成的家庭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2014年，当时韩国新政治民主联合议员陈善美（音）积极推进《生活伴侣法》的立法，却遭到保守派的极力反对，甚至没得到提议的机会。

2024年4月，基本所得党议员龙慧仁（音）终于在国会上第一次代表发起了“《生活伴侣法》提案”。一个月后，正义党议员张慧荣（音）也提出通过法律保护未婚生子、生活伴侣等多形态家庭，提议“家庭构成权三法”的立法。家庭构成权三法将家庭范围扩大了，融合了《婚姻平等法》（《民法》部分修正法案）、《非婚生育支援法》（《妇幼保健法》部分修订法案）和生活伴侣关系相关法案。

距离这项法案通过国会施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保守派和宗教界的反对呼声还很强烈，国会对于该法案的讨论也比较消极。

最初讨论《生活伴侣法》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探索多种形态的生活共同体，可以指定某个特别的人作为法定监护人。如果可以和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人共度人生，克服孤独和忧郁，那么养老带来的福利费用以及孤独问题都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不是吗？或许老人更需要这项法律。

如果法律和制度不能包容多种形态的家庭，像我们这样通过领养成人的方式组建新家庭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有了家人，心里感觉很踏实。如果像我们这样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健康社会应有的样子。同时，我也希望做出我们这种选择的人经常出现，成为社会问题，并以这种方式提醒人们《生活伴侣法》的必要性，或许还能推动立法时间的提前。人们不需要选择领养的方式，也可以成为彼此的监护人，过上安稳的生活。

也许会事与愿违，关于《生活伴侣法》的讨论继续进行之前，被困在自己牢笼里的人们的成人领养说不定先行受到限制。不是为了把多种生活共同体引入广阔的家庭范围，而是为了排斥。对于被困在“正常家庭”框架里的人们来说，无论我们说什么，他们只会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真的很遗憾。

通过领养方式和娥丽成为法定家人之后，我想把我们的故事记录下来，于是在写作平台上发表了文章。那篇文章连续几天被社交媒体转发，成了热门话题，反响非常热烈，我还接受了一家报社的采访。社交媒体上大部分是为我们喝彩的正面反馈，采访报道后却出现了很多批判我们的评论。这是我们经过百般思考后做出的决定，人们却过于草率地做出判断。组建法定家庭这种人生大事，难道是一个简单理由就能决定的吗？

如果将多样的家庭形态接纳到法律范畴，也就不用像我们这样选择领养方式了。哪怕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不是通过婚姻结合而成，也不论年龄差大小、异性还是同性，只要不伤害别人，互相依赖着生活不就可以吗？如果这样的话，单身人口的养老费用会减少，可以获得经济利益，这点暂且不说。缓解单身人口的孤独感，提高心理上的安全感，这是只有陪伴在身边的人才能做到的。一年见不了几面的家人无法替代，金钱也无法弥补。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生活，为能带给自己力量的人赋予家人的权利和义务，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是有必要的。

在韩国，成人之间的领养，只要提交一张领养申请书，第二天就可以成为家人，真的很讽刺。最具有约束力、全部行为都具有强大法律权利的亲子关系竟然能建立得如此轻易。既然领养如此简单，那么可以包容多种家庭形态的《生活伴侣法》的立法为什么如此困难？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