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会产生想死的念头，是可以去看医生的。但是我一直到二〇一三年秋天才懵懵懂懂明白了这一点，并且鼓起勇气去医院进行了咨询。

医院并没有给我药物，而是让我转去心理科室，我甚至都想不起来那个科室的名字，只记得在综合楼三楼，窗外是一个基督教活动中心。医生没有给我太多的建议，谈话过程非常简短，简短是因为我中途逃跑了。

她实在是很喜欢用反问句：“难道你……吗？”这个句式太多了，我感到紧张和压抑，想直接跳到那个基督教活动中心去。这种想跳下去的冲动要把我逼疯了，在她的连续反问中我抓起包包落荒而逃。

听说总是想死是因为脑袋里某种分泌产生了问题。除了脑部产生的生理变化，还有什么让我一直想死呢？我也不知道。

从心理医生那里逃跑那天，我救了一只因车祸被轧断双腿的猫猫，治了很久，伤口一直不好，清创清了一次又一次。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检查它的伤口的时候，看到伤口的旁边有一些很细很小很密的蛆在蠕动。我抱着巴掌大点儿的冰凉的小猫，坐在地上。出租屋的地板很潮湿，有很多鸟粪在窗台上，外面树影摇曳，在玻璃上一晃一晃的。“要不现在就死掉算了。”黄昏时分我把猫猫带去桥底下埋掉，回到家里吃了两整盒不同的药，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头很晕很晕的时候，我想到我的狗狗，《内心的房间》里提到的那只一直陪着我的老狗，我觉得心口很痛，眼泪倾泻在耳边，流进头发里。耳朵嗡嗡作响，犯恶心，蚊帐转啊转，树影转啊转，我趴在床沿用力抠喉咙，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我打了一辆车去医院，把吃的药都告诉了医生。

我没有顺利死掉，并且开始寻找一些活下去的办法。我看到别人分享说：“要保持运动，要规律吃饭，就算是逼迫自己也要运动和把东西吃进去。”运动和规律饮食确实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尤其是生理上的帮助。如果吃进去的东西被吐出来，我会把食物煮得软一点儿，慢慢地一点点吃。一个鸡蛋不行也没关系，吃半个也可以。中间还是会有尖叫、撞墙、哭泣，以及焦虑时咬手臂咬出血等行为。

那时候经常一哭就会昏厥，然后再自己醒来。后来我在贴吧看到有一个女生分享说，她会给自己掐表，可以哭五分钟，五分钟之后不论如何也要停止哭泣，去洗澡或者去户外走动，总之不要一个人待着。我当时有去试试看，虽然没能控制在五分钟以内，但是缺氧昏厥的次数在慢慢减少。

自从开始有意识地自救之后，我的情况好了很多。但是好景不长，疫情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给我带来了重如巨山的痛苦，它们再度把我拖回难以挣脱的泥沼之中。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因为几年间反复发作的呼吸性碱中毒和肠易激综合征而去求医之后，我确诊了惊恐障碍。

确诊之前的最后一次发作，是在我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时候。丈夫的父亲在一个凌晨平静地死去，一边是我高烧四十度，一边是父亲去世，丈夫只能先顾父亲，我则一个人留在我们居住的家里。当时最短缺的就是食物，我想那种混乱不需要描述，我们曾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我摇摇晃晃地起身到厨房用原先积累的速食产品来填饱肚子，之后便昏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是一个晴天，丈夫说：“排队一天一夜，终于领到老汉的骨灰。”他发送给我的照片里，阳光照在骨灰盒上。我说：“老汉喜欢晴天，他好好地去了。”回完信息，我毫无预兆地流起了鼻血，止也止不住，一直到丈夫回到家中，我还在卫生间里处理不断流出的鼻血。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过了很久，事实上可能也就几分钟，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心里：我永远也无法止住这鼻血了。

就在同一时间，我呼吸急促起来，换气困难，眼前一片漆黑，全身发麻，手指抽搐呈鸡爪状。丈夫叫了急救，焦急地说：“我的妻子惊恐发作了，非常严重，需要医疗救助。”

我清晰地在手机里听到接线员回复：“惊恐？什么惊恐？她在害怕什么？你叫她不要害怕嘛，或者，你快点儿把她害怕的东西拿开。”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无语和生气，这极大程度上加剧了我的症状，于是最严重的一次躯体反应出现了——我大便失禁了。我看着脏内裤，又一阵更加剧烈的恐慌袭来，彻底不省人事。

在那之后，恐慌频繁地攻击我，以前可能一年一两次的频率，那段时间几乎是每天数次。我像一只受惊的鸟缩在房间里不敢动弹，夜夜听着自己如鼓点般的心跳，无法入睡，也无法醒来。

二〇二三年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终于坚持不住了。我说：“我坚持不住了。”丈夫看了我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我说的“坚持不住”是哪一种“坚持不住”。他在第二天清晨带我去医院排了很久的队，看上了医生。

现在想来，对于他的帮助我依旧十分感激。如果那一夜他没有醒来，也没有听进去我说的“坚持不住了”，更没有带我就医，也许我的人生就止步于当时了。

实际上在我不知道什么叫“恐慌症”的时候，就已经被其困扰许多年了。它没有预兆，也不知从何而来，会在什么时候决定袭来。我甚至都记不得自己是哪一天开始变成这样的。

恐慌是一种很特殊的体验，濒死感，窒息感，失真感，对环境的恐惧感，对人群的陌生感……每一次它都不一样，花样很多。有时候它让我无法行走，无法交谈，不能呼吸；可有时候只是打个喷嚏的工夫，它就过去了。

我无法让另一个人理解我的感受，也不能把这种感觉清晰地用言语表述出来，但是每当恐慌袭来，就能立刻感觉到孤独。即便所有爱护我的人都在咫尺处，孤独感还是会在瞬间把我的情绪拉进几千尺的海底，四周静寂无声，耳朵被密封，只有水压重重压住我的胸腔，眼球像要被按回颅内。真是一种极致的孤独啊。

我一直很想做一个自己标准下的“勇敢的人”“强大的人”，实际上这个标准非常模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做到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笨得离谱。

人总是在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之间反复感受、反复试探，通过触摸来组成一个模模糊糊的自我形象。我不知道他人对“自我”这一事件的认识究竟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画面，于我而言，这真是太难了。

已经相处三十余载，我仍然不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对待他人，我会做什么、能做什么，我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什么。这让我感到困扰。

反反复复的恐慌发作和各种各样的躯体症状加剧了这种迷茫，我像一个魂魄游走在白日之中——人群无法感知我，我亦无法触碰人群。

对人群的恐惧日益加剧，终于到了影响正常生活的地步。不安了一夜以后，写下这段文字的这一刻似乎又好了一些。因为……最坏不过也就这样了吧，我好像也没有损失什么，胳膊四肢都好好地长在身上，眼睛鼻子也没有疼痛，肚子还是饿的，对小猫也还有喜欢。小猫也还是喜欢我，身边的人也还是喜欢我，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不禁在想，或许这个三维世界的运行规则里，是允许人“不是勇敢的人”或“不是强大的人”的，因为某些弱的存在，才让强有了意义。或许追逐强大本身就是一种妄念，我们并不能真正意义上有多么地强大。

有人讲，恐惧的时候想想宇宙，人不过沧海一粟，很多问题便解脱了。然而这种想象让我更易陷入恐惧，陷入对自己存在的怀疑里。所以在每一个被惊醒的深夜或清晨，我更喜欢在枕边的本子上快速地写下我最喜欢的词语们：

小猫，小狗，牛肉面，薯条，阳光，柔软，小鸟，草地，马房，松树，米饭，牛奶……

重复几次以后才会慢慢平静下来。

尝试之初怎么都平静不下来，会急得直哭。重复的次数多了之后就开始有用了，很多时候做完这些以后还能顺利再睡一会儿。

只是对人群依旧恐惧，依旧害怕在人群中暴露自己的声音、样貌和思想。

从前还与央视连线直播、承接大型项目的现场任务、在人群中反复周旋调查来寻找一个真相……当时全然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现在回想总觉得恍若隔世，又有些好笑：人真是有意思，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集聚在同一具躯体上。

或许不会再回到从前 “正常的日子”，但总会好的吧。又或许，我的正常状态本来就是现在的样子，过去的种种本就是身体因对世界误判而产生的反应？

不管怎么样，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如果一个人还能说出来哪怕一个喜欢的词汇，世界就不应当放任她孤独。

惊恐障碍让我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但不知为何，在一次次躯体症状发作之后的一个凌晨，我猛地一下就弄清楚了在我内心深处，真正一直禁锢着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婚姻也好，事业也罢，人际关系，亲缘关系，这些东西之所以让我觉得不安，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并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我一直不信任自己，所以由我为起点的所有事件，我都无法确认其可靠性。贫穷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它会让人对自己不信任，过度思考和自身相关的事情，问了太多为什么，问着问着，一切都会变成自己的过错。这样的思考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我渴望宁静，渴望更高的生存质量，那我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我决定解放自己，不再做多余的思考。

二〇二三年，我终于开始正视内心另一个房间的存在，积极自救，理性看待治疗，接受医生的建议，开始服用药物。

起初很艰难，药物的适应期带来的躯体症状，数次令我想要放弃。幸运的是，这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好医生，他耐心地引导我、鼓励我，一步一步克服障碍。连续用药两个月左右之后，躯体症状终于渐渐消失了。我终于摆脱了长久以来那说来就来的呼吸困难，睡眠也逐渐变得多起来。

是药物当然会有副作用，它让我的记忆渐渐变得模糊，从长片段变成了短片段，甚至开始慢慢变成点。有的时候，我只记得一件事带来的感觉，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具体是什么事了。昨天的事比较清晰，前天的事就忘干净了。为此，我买了许多小本子，用来记事情。

它还使人发胖，我的体重在很短的时间里长了二十几斤，所有的衣服都需要重新购置。因为长胖，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圆乎乎的肚腩是什么触感。摸到副乳那一天我还吓了一跳，以为自己长肿瘤了，在线问诊搞清楚是副乳的时候，我先愣了一下，然后拿着手机坐在地上对着镜子哈哈大笑起来。

听起来并不美好，不过它们和呼吸困难、四肢僵硬比起来，都是可接受的。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置换。

用药一年以后复诊，终于减了药量。医生说：“你是我最老实的一个病人，能坚持下来用药，现在预后这么好，是你自己的功劳。”

我说：“别人恢复得不好吗？”

他摇摇头：“总是害怕吃药，自己悄悄地减量、断药，然后复发，又从头开始……”

“我坐长途夜班机都没再复发的话，以后应该也不会再复发了吧？”

“应该不会了……不，不要想着它‘应该不会复发’，你就想着，就算它复发了，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反正是病，吃药就能好。我们有过这次成功的经验，就不会再害怕了。”

他把我和他这个看病吃药的过程称作“我们”，又告诉我“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这让我增加了很多信心。

身体慢慢变好以后，我想是时候为自己的婚姻负起责任来了。我和丈夫之间进行了几次时间很长的对话，把我们各自的创伤、恐惧、阴暗、渴求……毫无保留地交换了一遍。最后一次对话结束后，我们决定分开。

这段记忆倒是十分清晰。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外面很热，屋里开着空调，吹着电扇，我坐在椅子上，丈夫坐在床上，说到决定分开的时候，我们流着眼泪拥抱在了一起。

“我不能用我自己糟糕的家庭来束缚你，”他说，“你应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不是被困在婚姻中。”

“你也是，”松开拥抱，我们换成了手牵手，“要对我负责这件事让你增加了许多焦虑，但你不必为我的人生负责了，我会自由的。”

他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哭了，呼出一大口气，像是卸下了重担。

我们又拥抱在一起。

离婚的事很顺利。从提交申请到冷静期结束去领证，我们都是一起去的，因为牵着手，以至于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以为我们是去结婚的。

排队等待拿证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女性向我哭诉：“你说婚姻到底有什么用？那么多年跟着他，从一无所有到现在，他拿钱去养小三。婚姻没有用，你说对不对？”

她泪眼婆娑，想要寻求认同，我和丈夫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时对着她点点头。她反而愣住了，擦擦眼泪，落寞地坐在一边，背过身，不看她的丈夫。

为了庆祝我们结束近五年的婚姻，朋友们抽空聚在一起，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火锅。那天气氛很好，我们之间因为婚姻产生的间隙随着火锅升腾的水汽飞到屋顶，消失不见。我们终于又成了对方刚认识时的那个好人。

带着各自的祝福，我们都离开了重庆。前夫去了深圳，而我回到农村。

熟悉的乡村毫无保留地接纳了我，我每天都会带着狗出去走一走，走进森林里，也不做什么，就是看看树，看看鸟，然后再回家生火煮饭。太阳太大的时候，就在家里写作，晚上很早就入睡了，清晨再被门前的鸟叫起来。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彻底地信任自己、接纳自己的感受。所以当我累了，不管几点，也毫无负担地立刻躺下，饿了就立刻吃，打雷下雨、心里感到害怕的时候，就大声哭出来。

在那段时间里，我十分仔细地思考了自己想做的事和能做的事，它们之间的重合点落在了写作上。自然而然地，首先产生的就是“我该不该写”的问题。

说实在的，许多时候我会想，我的写作过程和成果真的有意义吗？会有人看吗？是文字垃圾吗？我在自取其辱吗？这一切真的有必要吗？

不过这事儿没困扰我太长时间，一方面是因为读了很多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听了很多播客，在感受到陪伴的同时，用理论武装了大脑，增强了信心；另一方面是得到了很多正向反馈，素未谋面的网友（大多数是女性网友）无私地用自己的智慧赋予我的文字更深的意义，实现我对自己作品的二次理解，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激励。所以在决定选择继续写作时我坦然了许多：我要代表“我”这个主体，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的声音。这是我最直接的内驱动力。

试想，如果一百年前的女性，即便是文字表达能力不如张爱玲、萧红的女性，也普遍且大量地留下了文字，现在的世界是否会有些不一样呢？

即便是在女性也能够普遍接受教育的现在，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命运鸿沟依然巨大，那么作为这个鸿沟中间地带的我，是不是也可以留下一些声音，展现我看到的世界、我眼前的场景、我心里的感受？

如果 “我” 留下来得越来越多，“她” 和 “他” 看见得也越来越多，这条女性和女性之间的鸿沟、女性和男性之间的鸿沟、人和人之间的鸿沟，会不会在下一代、下下一代渐渐变窄呢？如果我们有机会为将来的女性创造更优的环境，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不去这样做。

我时常会如此想，却没有勇气说出来，一方面觉得自己的文化理论不够深刻，说起来有些苍白；另一方面，我本身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样稍显“文艺”的论调不像我的个人风格。然而我看向周围，有很多女性在勇敢地留下声音，也依然有很多女性怀着和我一样的迟疑和畏惧。

这就是我坚持写下去的理由吧！我在迟疑中书写，在自我怀疑中不断输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如果被另一个昨日的我看到了，也许她就会得到一些力量和鼓励吧？如果就是在今天，她提起了笔开始书写，开始表达，那么在下一个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字和思想，应该也会和如今大不一样了吧？

在确认了写作的合理性之后，接下来就是“写什么”的问题。

这世界上写作的人这么多，我该写点儿什么呢？思来想去，能写的只有我的生活，我的农村，我的眼睛看到的人们。“人类的内核就是悲剧”，“不要宏大叙事，爱具体的人”，这是我所有作品的核心。

我总是看到悲剧，与此同时也看到悲剧中互相抚慰的人。在注定是悲剧的底色里，人还是在前进，在互相拥抱、互相安慰、互相分享，对比让我愤怒的人，他们显得更有力量。互相安慰的人们身上有一种英雄主义，他们在用自己的人性发着光亮，覆盖着悲剧的底色。情绪一环套着一环，我很高兴它的终点让我得到的是积极、正向的“意义”。

在感到这种振奋之后，我立刻想到了另外的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黑白不分的人是少数，努力分开黑白的人则是极少数，而往往正是这相反的两类少数派在影响事物的发展，要是不想堕入黑白不分的世界里，那就得用双脚投票，得站在后者的阵营中大声呼喊，才能盖过前者的声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告诫自己，不要沉默，不要沉默，就算声音很小，只能慢慢地说，但一定要说。坚守自己的阵地，不要把脚下踩着的地方让给你所不齿的人。

想明白了“写不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之后，创作的欲望在我的心里愈发蓬勃，写作真正成为我的寄托和事业，也为我带来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二〇二三年的秋天，我写完了三十万字的小说《一碗水》，顺利拿到出版邀约。之后踏踏实实大睡了半个多月，约着爬山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去爬了很多山，一直到冬天来临，山上结冰，才停下来。

创作并没有停止，二〇二四年春夏，我又写了两部女性题材的小说，《渔人结》和《逃离月亮坨》。前者拿到了出版合同和影视改编合同，后者则获得了二〇二四年年度征文的奖项。冬天来临时，又慢慢地写完了现在这本散文集。

我从未如此畅快地写作过，写作的时候，再也没有“我”这个概念。我写着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心里自主生长出来的，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让语句从手里产生，一句连着一句，不担心有没有人看，也不在意会不会暴露了太多的情感和隐私，不在意它会不会带来所谓的“意义”。

我什么也不管了。

我经常有一个幻想——一丝不挂地滑进一个平静的大泳池，尽量不要震荡起涟漪，我说过的傻话、做过的蠢事，就会连同身上的油脂、皮屑，在泳池水面形成一层五彩的油膜。我再从池底缓缓潜走，不让油膜发现。等到从泳池另一头探出身子，一切就过去了。

我总是想用这样一个意象，一劳永逸地解决对自己的不满和不安。实际上我连游泳都不会。

太怕水啦，无法摆脱对溺水经历的恐惧。学了两三回，都在丢掉浮板的关口仓皇逃窜。

我还有过另一个幻想——每个人的头顶都有一条拉链，每过去一年，就能把拉链拉开，把皮连同边边角角处整张揭下，卷好，扔掉。新年伊始，又能做一个崭新的人。

这些幻想听起来不太对劲，好像我犯了什么大罪必须隐匿；好像我的过去有诸多不光彩，必须抹去；好像我全身的皮肤布满了黑头、疮疤、印记，得揭掉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也并没有，过去最多就是贫穷了一些，吃了些苦头；又或者是有些傻气、土气，也不严重到非要改头换面那一步。

所以我决定把它归咎于新我对于旧我的排异反应。可明日总比今日新，总不能一直这样杀下去。

还是到书里寻找答案。

发现作家们也大都如此，觉得昨日的自己像傻瓜。

那就算了，管它的。

尾声回到寨子二〇二四年，姐姐和我先后离婚了。

我们对于婚姻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促成了同样的结果。

龙年春节我们很早就回了家，吃饭的时候说了这件事。阿爸没有在意，或者说他假装自己并不在意，只说“身体好好的就行了”，其他没再多说什么。

我的阿妈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她不明白，在丈夫没有出轨，没有家暴，更没有黄、赌、毒等诸多情况的生活里，为什么还有离婚这样的事发生，并且是同时发生在自己两个孩子的身上。

这一次，我和姐姐默契地选择了不向她过多解释。这是我们成年以后在和父母的相处中为数不多的默契时刻。

大年初二上午，阿妈问姐姐还会再婚吗，姐姐表示了否定。阿妈把五官挤在一起，焦急地但低声地喊起来：“我真难受，别人总是问我，你的女儿什么时候才生孩子，我真难受。”

这一年，姐姐三十七岁，我三十四岁，我们选择全盘接受阿妈的这种难受，没有试图解决它或者为自己辩解。

没想到效果却意外地好。阿妈只继续念叨了一两句，自言自语似的讲：“过年要说开心事，这件事不再讲了。”这个话题就结束了。

这可真让我意外。要知道，上一次关于婚姻的对话中，就我所说的“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婚姻已经不是必需品了”，阿妈的反应十分剧烈，直言“没有婚姻的女人，人人都要笑”。我说：“人人都要笑，那我没有婚姻，你也要笑我吗？你和别人是一样的吗？”她悻悻，察觉到自己反应过激，却拉不下脸面，推说有事情，离开了家里。我们双方都很尴尬。

好像总是这样子，回家的头三天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能答应，第四天开始一切都变了。我们的关系突然变得疏远起来，似乎头三天的亲密都是幻觉。这疏远是真正的疏远，是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参与对方的生活，或者说从未走进过对方内心的令人心碎的疏远。

所以这一次，发觉阿妈没有要一直揪着不愉快的谈话不放的意思，我和姐姐非常平和地在家里足足待了二十几天。这是从二〇〇九年离开家去外地读大学之后至今，我们一起在家里连续待得最长的一次假期。阿妈说话算话，一直到我们出发的那一天，也没再讨论过婚姻相关的话题。

到了现在的年纪，我觉得我的阿妈是一个流动的人，她的喜怒哀乐和世界观，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在游走。

之前没接触过打工群体时，她觉得做农民是幸福的，因为“不受管”，并且“不会饿死”。从二〇一九年左右她的老姐妹们约她一起出去做工开始，她接触了更多的人事物，最近几年她有时候会说出一些让我感到惊讶的话。

“农民是最可怜的。”最近她经常这样说，“以前城市人没饭吃，把那些年轻人撵来农村，要叫农民喂。后来城市人发展起来，又要叫农民去盖房子。现在城市人房子盖得差不多了，又把农民赶回来了。”

我不知道她因何产生这样的结论，许多时候，她的一些突如其来的话语就像在梦呓。问她为什么说出那样的话语，她也耻于解释，只说：“我想起来，随便说说的，也许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今年的萝卜干价格很不好，同比去年每公斤降了五六块钱，阿妈很伤心。“城市人要吃什么，我们就种什么，种好了他们又不吃了。”

我说：“不是城市人不吃了，城市人里也有为了吃饱饭很辛苦的人。”

她笑着摸摸自己的嘴巴：“我不是怪他们的意思。”

我说 “我知道”，接着再次劝她今年不要再种烤烟了，烤烟很累人，效益和付出不成正比，身体吃不消的。

她想了一会儿，看向阿爸。阿爸说：“耕地登记的是你的名字，种什么、种不种，当然是你说了算。”

姐姐搭话：“要烤烟又得去借人家的烤烟房，欠下的人情你们又得做活儿去还，没必要。”

阿妈把饭大口扒拉进嘴里，沉默了两分钟之后，带着一种倔强放下狠话：“要种，大不了我自己盖一间烤烟房，别人能盖，我也能盖。”

我们没再言语，阿妈的决定总是难以撼动的。

第二天清晨，我听到阿爸在悄悄和姐姐说：“烤烟真的好累啊。”我以为姐姐会劝两句，她也只是笑笑，话题立刻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别种了”，“好好好”，然后回家发现地里种满了烤烟，这样的事年年发生。阿爸也年年都会说“烤烟真的好累啊”，这对话就像大门上的对联，每年都换，其实内容都差不多。这好像就是阿妈从来没变过的地方。

和亲戚吃饭，饭桌上聊天的内容也是每年都差不多，只有在饭后私底下的对话里，才能察觉到他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的新评价。

表嫂生了二胎，表妹生了二胎，堂姐的丈夫家暴她，闹了一阵子离婚，最近又和好了……才听完这些话，三婶从门口急匆匆进来把三叔拖走了。

三叔三婶考虑了两年，还是决定要在乡下盖一套大房子。大约需要花费四五十万元，他们自己出一部分，找信用社贷款一部分。过年前刚结过一次款给工程队，似乎是工头没给工人发，工人跑到她家里去闹了。

三婶急得一直重复一句话：“哪有这样的道理，走到哪里也没听说过！他们不找工程队的老板，找我一个农民有什么用？农民欺负农民！”

我的三婶不识字，也没去过乡镇以外的地方，她买东西主要是通过图案来记忆，有时候没空去赶集，需要“代购”，就会和邻居说：“给我买一包洗衣粉回来，要包装上有一双粉色手套的那一种。”“有一对胖娃娃的化肥，没有画了麦子的化肥好。”“买老四川的，不要买那个胖老头的，他会偷秤。”……这是他们之间的购物密码。

三婶唯一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堂妹，去年考公没有考上，辗转到县城里做协警。三婶很希望她继续考：“就跟耕地似的，什么角落都不要放过，全部考一遍，能考上啥都行。”

我问堂妹：“你阿妈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让你考公一类的呢？”

她害羞地低头一笑：“我也不知道。”

“那你打算考吗？”

她轻轻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是“不知道”还是“不打”

算”，也没再追问。

初六收假，堂妹初二就走了，说是要值班。我看到她吃过晚饭后小跑回房间收拾东西的样子，脚步比进屋吃饭时松快多了，大约是不打算再考了。

过完春节回到各自工作的城市之后，有一天清晨，姐姐突然在家庭群里发了一大段信息，大概意思是说，她小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叫枫林的同龄女孩污蔑她偷了另一个叫海芬的女孩的钱。

事情大概过去二十多年了，姐姐在那个早晨突然想起，非常生气。

“我真后悔，我应该据理力争，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哭着跑了。”

“等我下次回家过年，我要当着她们的面说：‘枫林，你小时候为什么要污蔑我偷钱？’我要当面质问她，我要问问她为什么这样做。”

“阿妈，这件事你也知道的，对吗？你有印象的，对吗？”

阿妈很着急，她连续发了六条五十多秒的语音，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记得她们是谁了才对，你过得比她们那样好，不应该记住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的人”。

过了半晌，姐姐只回复了一个“好”，再无下文。

我突然想起全家一起去推萝卜条的时候，父母负责洗萝卜、推萝卜，我和姐姐负责拔萝卜。

风很大，我们姐妹俩把头凑在一起，一边干活儿一边聊天。先互相交换了近况。她辞职了，但是似乎没有打算短期内再找工作。她觉得现在的人生好极了，不缺吃穿，有自己的房子住，并且可以晚睡晚起。我也差不多。

聊着聊着，我们突然交换起了童年的秘密。我突然认真发问：“你有印象阿妈抱着你、抚摸你，或者睡觉的时候摸摸你、亲亲你之类的吗？”

她想了好久，说：“有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印象，但是完全没有她抚摸我的印象……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你呢？”

“我也没有，”我说，“只记得阿爸总是牵着我的手。”姐姐点点头。

话题又结束了。

我们各自低头，继续干活儿，直到阿妈在身后大喊：“够啦，不要再拔啦，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写下这一段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一部叫作《我的解放日志》的电视剧，主人公一声不吭走在路上的场景反复出现在眼前。眼泪滚落下来，我不明白自己因何而哭泣。

那天之后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因为乡村有关的事掉过眼泪了，心情忽然地松快起来，在寨子里安安稳稳地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

除了干农活儿，在村里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吃，基本上从睁开眼睛就一直吃到睡觉。很奇怪，在城里的时候就算做运动也好，写作费神也好，吃进去的东西都只是那么点儿，回村以后整天在家招猫逗狗的，也不做什么，但胃口极好。尤其我姐姐，她平时和我出去吃饭胃口就像小猫，回家以后早餐是一个粽子，午饭是两碗大白饭，还得下油汤拌饭，一直到晚饭前就是小零食不断，晚饭又是两碗，睡前还要吃宵夜。

现在村里买什么都方便了，虽然快递只能配送到镇上，赶集也还是逢五逢十才能去，但每天下午村里都会来小吃车。

第一天是“饺子，汤圆，甜白酒，爆米花，奶茶……多种商品，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山里安静，大喇叭在三公里开外就听得到了。卖东西的重庆中年男子会开着面包车在村里转一圈，最后在公路上停留半个小时。

田里的村民会在地里喊：“老四川，称两斤饺子！”他们还不知道重庆是直辖市，在他们的概念里，只要说川渝方言的都叫老四川。

小吃车上的男子赶紧按要求称好，提上踩寇的鞋后跟，匆匆送到地里去，所有田间地头的交易都完成之后，再去往下一个村子。

他的面包车是经过了特殊改造的，两侧的窗子挂满了辣条、薯片之类的东西，车厢后半部分放了一个冰柜，全车商品有三十种不止。他说每天跑十来个村子，日现金流水挺可观的，尽管和原来干收购没法比，但是胜在稳定。

第二天就是卤货车了，“猪耳朵猪大肠猪小肚鸭脚鸭翅鸭脖子，快——来买了”，带着特殊的音调，开着三轮摩托的女老板肺活量惊人，从不靠喇叭喊，中间也不停顿。

第三天是“水豆腐凉粉儿——水豆腐凉粉儿——”。

第四天是 “收头发换盆，旧手机换盆，买叮叮糖咯——”。

第五天就该赶集了。

恰逢家里该种白菜和露水草了，我和姐姐自告奋勇：“今天不必请工了，我们一起去。”

说起来也有十来年没有种白菜了，二老对我们的技术很疑虑，不过我俩兴致高，他们也就答应了。真干起来才发现一百块工钱包一块地的工人还不如我俩，开渠、排坑、放粪、发苗、栽种、浇水我们都能干。父母毕竟老了，身子不像原来灵活了，我和姐姐的效率几乎是他们的两倍。

阿爸事先在水潭里沉了一个大西瓜，干完活儿一家人坐在田埂上，分食那个大西瓜。反正穿的是下地的衣服，也不必拘泥什么了，我把汁水啃得到处都是，心里觉得十分痛快。

阿妈直说比请工人划算多了，工人总是磨洋工，混那一百块钱，所以给我和我姐每人发了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好多年没拿到过这种汗水钱，竟然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回到家立刻洗了澡，躺下之后，才数到五就睡着了，一直睡到傍晚阿妈叫我喂鸡。我们家的鸡都是放养，早前，我的车还在几公里外，鸡就满心恐惧地在家里等着了：“天哪，这家的女儿又回来了，今天会不会杀我啊？”

不过我真是吃鸡肉吃腻了，这几年回家爸妈都没杀鸡，反而大多是我去喂食，鸡也就放松多了。

前两天夜里黑，一只小鸡掉进了村里的粪坑。现在农村都在搞“厕所革命”，号召大家把厕所盖在家里，政府会补贴一半。很多村民不愿意，觉得哪有在家里拉屎的说法，所以露天大粪坑墙上的“拆”字写了又抹，抹了又写。小鸡就是不小心掉进那里面去了。

我们把小鸡捞起来，臭得要命，我一下子想起来小时候有个玩伴拉屎站起来的时候往后仰，掉进那个大粪坑闷死了，心里怕得很，拿着小鸡逃也似的跑回家。它太小了不能洗，只能用灶膛灰给它裹几遍，抖一抖，再裹，再抖……到后来，身上的粪都没了，小鸡还是臭气熏天，或许是母鸡不认得它的气味，或许是母鸡认为它已经失去了生存能力，把它一脚踢开了。

它太小了，又受了这罪，母鸡不要它，恐怕是活不久了。果不然，第二天我生火做饭的工夫，它就没气了。我把它放在手心里，紧紧挨着灶火，用一根手指做一些不知有没有用的小鸡CPR（心肺复苏），又不断哈热气，它竟然又醒了，小小的身子暖和起来。阿爸给它弄了个纸盒，就放在灶窝里：“你可看着点儿，别没救活，反倒变烤鸡了。”

我很忐忑，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活，想晚上带着它睡觉，又怕把它压死了。好在夜里一家人在忙活的时候，它的叫声渐渐大起来，我给它喂了点儿东西，阿妈打着手电，试着把它强行放进母鸡肚子下面。这次母鸡没有再踢它。

小姨蹚着黑来了，给我们带了她们村的特产，小小的一袋子，然后又匆匆地走了。小姨才五十二岁，看起来比阿妈苍老多了。看到小姨我就总想起她那个刚出生就被抱走的女儿，又总想起他们村子那块专埋婴儿的红果园……

每次回村里就是这样，见到一个人，就会立刻由她为起点，牵起一大串相关的记忆，好的不好的都有。夜里太安静，只有蛙叫虫鸣，我就会看着灯旁飞舞的那堆飞虫想这些事情，有蛮多事都是身在当时淡淡地度过了，在二十几年后再次受到冲击，就用本子记下来，好做后面写作的素材。

记得有一次和前夫说起这事，他说“小时候只想逃离，老了以后才学会观察”，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农村题材写得好的、能写的，已经都出名了，全写出花了，没有太多发挥的余地。不过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仅仅是维持这平庸的日子，钱也够用了，“成功”什么的还是过于虚幻。想来想去还是想写农村，写小吃车、写小姨、写阿妈、写红果园和松子园、写母鸡、写寒冷、写春花。

荒诞、黑色幽默、冷漠、压制、贪婪、热血、浪漫、单纯、快乐、美丽……农村实在是多面。城市总让我觉得晕晕乎乎，夜里又总睡不着。我说：“可能农村人跑不脱农村的。”阿爸说：“哪有那么高深，就是家里温湿度合适，你身体少难受些罢了。”

小鸡还是死了，早晨去喂鸡时，母鸡一起身，它在一堆小鸡里闭着眼睛，已经僵冷了。我们把它埋在菜园里，晚上回家就不见了，兴许是林子里的食肉动物翻出来吃掉了。

今年豆子价格也很不好，只能卖到八毛，阿妈心疼坏了。看到好好的豆子只能烂在地里，她还是哭了一顿。

总是烂醉的猪贩子昨天开三轮车翻到地里，胳膊骨折了。

四十多岁并没有结婚打算的五堂叔修了新楼房，说是在抖音上看到的款式，自己弄了一个大落地窗，正对着一片竹林。

堂奶奶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还是摸索着收拾利索了蜂房，给我送了一大罐蜂蜜。我不爱吃这种太甜的，我姐一口接一口全吃了。

金妹婶子依旧做着收废品的生意。她把三轮摩托换成了一辆二手面包车，能遮风避雨，也更安全一些。她胖了一些，脸上还是笑嘻嘻的，算账的速度越来越快。她的丈夫如今已经完全不出门了，一切生意都由她来完成。她看起来并不气恼，反而精气神一天比一天好，人家说，因为她当家了，当家的女人有福气。

离家出走的堂妹已经在蒙自安家了，阿爸告诉我，他曾经受堂叔所托去看过她一次，妹妹还是一样的话少，但是比被关在家里那段时间看起来健康一些。她自己挣钱自己花，依旧不回家。

春里姐姐最小的女儿出嫁了，男方是我们县里的，所以时隔多年以后，她又回来了一趟。阿妈说她几个女儿“生得像马缨花一样好看”，春里姐姐看起来也比同龄人年轻许多，阿妈觉得“应该是早年就死了老公，不用伺候人的缘故”。

之前在豆瓣写过一个患癌之后又活下来的年轻人的故事，标题是《一件回村过年听到的小事》，这次也见到他了。他现在状态还可以，瘦瘦的，据他说是“不熬夜就行”。他没有去打工的打算，说是最近在学一种什么作物的栽培技术。他骑着摩托车说得太快了，我没听清。

天黑之前最后一个从我家院子前路过的是我的侄子，叫大掰，四十多岁，智力有点儿障碍，一直没有老，外貌停留在了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姑，你咋回来了？”

“回家呀。你的羊呢？”

“全卖了，阿妈卖掉了。”

“那你现在干吗呀？”

“现在？现在在和你说话呀！”

我哈哈笑起来，他也哈哈笑起来，狗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跟着蹦蹦跳跳。

夜晚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