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台一直干了八年多，我对自己的工作本身毫无怨言，我心里很清楚，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以我的起点和经历来说，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是我的运气。也许就是因为对工作抱有这样的感激之情，工作也尽可能地回馈了我很多，不单是金钱层面，因为这份工作，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接触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作所带来的人生体验，直接影响了我此后的所有选择。

做记者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哪怕是小城市里的记者。只要有新闻的地方就必定会有纷争，而身处纷争中心的记者，很容易被当成靶子。

在做记者的时间里，我不止一次被威胁过“给我当心点儿”，也不止一次被侮辱为“走狗”。

工作中接触到人们的负面情绪大过于正面情绪，很多场景下，镜头中的人都是红着脖子、唾沫横飞的状态，又或者是声嘶力竭、泪眼模糊，总之很少有情绪平稳的。毕竟要是问题可以平稳解决，人们也不需要到联系媒体曝光这一步了。

但是说实话，这部分情绪带给我的影响不算太大，反而因为在我被激流冲进社会的第一阶段，就先接触了这些负面情绪，使得我自身在前二十几年中积累的负面情绪都显得不那么负面了。那些被镜头所对准的人，要么是生死攸关，要么是利益纠葛，要么是怎么想都想不通，宁愿抛头露面也要一个说法，要么就是找不到答案，所以需要把自己的情绪通过镜头扔到人群中去……不管是哪一样，我都觉得比我的问题大多了。

贫穷、疾病、上学难、就医难、霸凌、诈骗、家庭矛盾、集体纠纷、讨薪、强拆、斗殴、车祸、毒品、暴力、死亡……在我心中无解的事，在新闻里也很少有解。人世间的痛苦好像都是相似的，人人都有苦吃，人人都必须吃苦，没有人在真正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能理解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在这份工作中，我的出身和民族变得不再重要，岗位只在乎你能不能上、敢不敢上，产出量直接和绩效工资挂钩。投入工作中，很快成了我敏感、自卑、恐惧和迷茫的出口，我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工作狂。

差不多是工作第三年的时候，对于这些新闻，我已经非常熟练了，哪里有新闻源，哪里就有我。因为能跑新闻、报新闻，部门领导对我很满意。此后两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大型突发事件都有我，我就是“突发”，“突发”就是我。

于是我带着我的搭档，我们拿着摄像机和话筒，从工地上死者家属铺设的灵堂穿过去，在塌方的高速隧道里企图搞清楚严重程度时被工人举着镐头赶出来，翻过被泥石流淹没道路的山，蹚过吊起两具尸体的河，尝试着尽量抵达最靠近真相的彼岸。

我的搭档十分热衷暗访，所以我们演过夫妻，演过兄妹，演过领导和秘书，还演过暴发户和小秘；我们卧底过专坑年轻人的黑中介，勇闯控制许多妇女的卖淫窝点，打入传销组织内部，开着皮卡车到黑砖窑验货。尤其是跟着警方一起做法制节目的那段时间，为我的职业生涯添上了十分刺激的经历。

毒贩扔出来的手榴弹就在我前方几米处爆炸；丧失理智的嫌疑人疯了一样直挺挺地撞向我所乘坐的警车；被斧头砍碎的尸体就赤裸着僵硬地躺在我脚下；在垃圾焚烧厂翻遍数十吨的垃圾，寻找一具刚出生的婴儿尸体；吊车吊起河里呈巨人观的尸体，而我抱着双手，站在搭档身边叫他注意调整画面的白平衡……

这个阶段的我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顺带着觉得自己也很重要。虽然工作强度大，但是每天睡前都是充实的，对自己是肯定的。

没想到，这种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和自尊，很快就分崩离析了。工作于我而言不再是幸福，而变成了一个极大的负担。

这种感觉始于一个夜晚。凌晨两点，我已经入睡，突然被搭档的电话吵醒。手机里传来他含混不清的声音：“你，你，你来加勒比，带上机子和话筒，要，要快。”他爱好喝酒，我起先觉得他是喝多了，但是以防万一，我还是起床拿上东西，打车往那个酒吧去。

加勒比是那座边境小城里最大的一家夜店，凌晨两点依旧吵吵嚷嚷，音乐声震耳欲聋。我穿过人群，在昏暗的灯光中寻找搭档，找了好久才看到他蹲在一张桌子前，手里紧紧拽着一个小女孩。孩子七八岁的模样，齐刘海脏兮兮地贴在脑门上，衣裤也是脏的，手指甲里全是污垢。

我和他一起把孩子带出夜店，这才听清他讲话。原来当晚是他朋友的生日，他们一行人喝得正高兴，这个女孩来到他们卡座前乞讨，他也是喝得不少，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给孩子了，孩子一下子拿了两千多块钱，开心得转身就跑。这时候他察觉到不对劲，这个年纪的小孩这时候应该在家睡觉，怎么会到夜店来乞讨？于是他追上去，一把抓住孩子，问她家在哪里，大人在哪里。没想到孩子十分抗拒，死命挣扎，于是他才联系了我。

我们正说着，派出所的人也到了。他之前一面联系了我，一面报了警。把孩子带回派出所以后，她一言不发，不论警察怎么问、怎么引导，她都不说一个字。后来警察只能恩威并施：“你要是告诉我们，家长在哪儿，家在哪儿，我们就能送你回家，那个叔叔给你的钱呢，他也不会再要回去了。你要是一直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不过到时候，就是叫你的家长来领你了。”

孩子咬着嘴唇，思索了一会儿，才怯生生说只记得路，不知道地址。我们和警察一起带着她回到了加勒比，根据她的指引，牵着她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转了小半天，也没找到她说的地方。当时一起出警的一位女警察察觉到孩子应该是在说谎，她示意我们退回车里，她一个人抱着孩子继续走。

这时候，我们都注意到孩子总是时不时看一下马路对面，而马路对面有一个瘦小的男人，不急不缓地跟着孩子和女警。“哎！站住！”车上的警察追了上去。那瘦男人看到警察，拼命逃跑，一下子就消失在巷子里。

看到这一幕，孩子大哭起来。男人逃掉了，孩子的情绪明显紧张起来，她一直哭一直哭，我和女警一起哄了很久才把她安抚好。

我蹲下身问她：“你知道你住的地方在哪里，只是不想说，对不对？”

她点点头。

“跟着我们的人，是你爸爸吗？”

她摇摇头。

“你不希望他被警察带走，对不对？”

她看了一会儿警察，迟疑了一会儿，轻轻点点头。

女警示意我停顿一下，她回头和男警耳语了一会儿，蹲下来轻声道：“你把地方告诉这个姐姐，她带你回家，行不行？我们就不去了，可以吗？”

孩子想了好一会儿，看看我，看看警察，看看我那醉醺醺的搭档，最后终于答应了这个方案。

最后孩子指的地方，在客运站背后的一条小巷中，那里的房子大多已经要拆迁了，很多屋子外面都围上了围挡。她指着一栋两层的民房：“那里。”

我打开手机电筒，跟着她一步步上楼。楼梯上很多垃圾，楼道里一阵尿味，墙上的小广告满满当当，花花绿绿。上了二楼之后，我才发现这屋子里被几块木板隔成了许多的小方块，从布局看来，每个方块就是一个小房间。孩子指着一个隔间。

我心里有点儿害怕，心想他们怎么还没跟上来，但是没等我确认他们的位置，隔间的“门”已经被孩子推开了。屋里窸窸窣窣的，我把光照进去一看，惊到了——隔间里至少有十个孩子！

一张床，几个编织袋，十几个孩子像刚出生的雏鸡，惊恐地挤在一起。女孩飞快地爬上床，带着防备的眼神，和同伴们紧紧相依。一下子，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的情况。好在另外几个人很快跟了上来。接下来就是各自向上级汇报，联系民政，把孩子安顿好……

那个跟着我们的男人也很快被抓到了，但是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不是拐卖儿童的，这些孩子和他都来自贵州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每年寒暑假，他就把孩子带出来到处乞讨，开学了再带回去。起初只是自己的孩子，后来村里人就把各自的孩子也给他送来，他成了这个异地乞讨组织的头头。

他已经犯罪了，但是无法抓捕他，抓捕了他，他的孩子就没人管了。并且这是异地人口，处理起来更麻烦些。最终的处理方案就是给他警告，给他买票，让他把孩子带回去。

“要是他带着孩子中途下车，照样可以继续乞讨，孩子们还是不能回家啊。”我提出了疑问。警察带着复杂的表情对我笑了一下：“你说的是这么个事实，但是我们只能做到这里。”是啊，我们还能怎么做呢？只能做到这里了。

由这件事为起点，我对工作的认知开始慢慢发生改变，最终察觉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切都是徒劳，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女子仅因为拒绝前夫的性邀请，被前夫砍成残废；八旬老人有六个儿子，却无一人赡养，独自腐烂在漏雨的小屋；跳楼的人站在楼顶，楼下的人在喊“你到底跳不跳”，最终那人满脸泪水一跃而下；堕入风尘的年轻少女带着四个不同父亲的孩子在街头流浪；塌方的铁路隧道被困人员不明，因为参与抢救的医生是女人被工人们赶出来；泥石流淹没了村庄，孩子掉落的头颅被泥冲着往山下滚；非法集资的人转移了钱款在庭上嚣张地笑对镜头，被骗的家庭陷入绝境以致母亲喝了农药……

外面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它不是万花筒，它是地狱。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却要一直旁观那数不清的糟糕的人生。如果不在乎，你会变得冷漠；如果你在乎，它会摧毁你。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在乎的程度，它让我那个关于海洋与浮船的梦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

在工作的第七年，我开始每日不可抑制地怀念乡村和森林，怀念我的动物们，怀念在狗狗怀里的宁静。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下班之后，不论天气如何，我都必须步行到公园去看树，坐在树下，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闻着青草的香味，假想着自己又回到了幼年牧牛时的午后，风轻轻吹着。在我的乡村里，很多事都是确定的，我知道牛不会跑，也知道太阳会按时落山，我会和牛一起回到家里，吃上饭，然后进入梦乡。

我萌生转行的念头，并为之做准备。自二〇一七年开始，我找了许多晚上做的兼职，为了多攒一点儿钱，我把时间分成了几份，每一份对应一项工作。当时小城的平均月工资大约是两三千块钱，我辛苦攒了一万六千多。这一万多块钱里，我留了一千八做生活费，其余的全部攒着。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卡里的余额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二〇一九年六月，我在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用的是年假时间。后来时间到了，但还没有达到出院条件。部门领导将小小的权力运用到极致，所以请假的过程实在不是很顺利。于是思量过后，我以身体疾病为由，正式向单位递交了辞职申请。

我的分管领导，一位姓刘的副台长十分意外。虽然我早有预感他会劝我留下来，但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他问我：“你父母同意了吗？”

时年我已经二十九岁了，自认为已经过了做事情需要父母同意的年龄。对于这个问题，我感到十分困惑。也许在他的认知里，一个农村女子辞掉体制内的工作是一件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大事；又或者，也许我们的社会，或者说我所工作的那座边境小城的文化体系里，一个单身的女子辞掉工作，是需要“管理者”，也就是父母同意的。

事实上，在长时间的成长和工作阶段，我经常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对待。我很惧怕集体的概念，我是一个完全无法融入集体生活的人，适应集体对我来讲真的太难了。读过加缪的《异乡人》之后，我对此尤其有更深的体会。集体，尤其是我见过的集体，是一种非常分裂的存在，它要求你与众不同以便“创新化”“多样化”，同时它要求你不能与众不同，必须“思想统一，服从安排，听从指挥”。

如果说日常工作只是在一种重复劳动中对职责的划分感到困惑的话，观看《切尔诺贝利》时，我对于这种责任制度的反逻辑有了一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体会。即，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不是对自己真正在做的工作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

你可以判定风险和后果，但没有规避的权利。每当你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担忧 / 建议 / 解决办法，大概率得到的回答是，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好笑的是，一旦担忧成真，责任就变成了你的，因为你是执行这件事的人。如果遇到糟糕的上级，那真的比踏入不适合的行业还要糟糕。这种隐忍、反抗、妥协，会把人的身体和精神慢慢掏空。

你花费的时间、精力和感情，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就像被挂在天花板上的海报，只有抬着头才看得到，但你只能低着头工作。你知道海报在那里，但是你永远没有机会去看一眼。

我也是到这个年纪才明白了一件事：人并非吃饱穿暖就会快乐，长期的价值观分裂是真的很痛苦的，不亚于生理重疾。每一天每一天，只要你踏进那栋建筑，坐上工位，你就不再具有个人的思维。明明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必须做的（譬如工作要求）却是另一回事，长期下去就会很撕裂、很痛苦。这是我做传统媒体那么多年最直接的感受。

我知道自己身处的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可我的眼睛无法把看见当作没看见，把感觉当做没感觉， 把规则当成正确，把恐惧当成梦境。我改变不了世界， 只能救救自己。

如果想解脱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彻底同化成工作人格，从里到外都认可工作价值观，安安稳稳，永远幸福；二是脱离工作环境，去做愿意做的事情。当然了，不管选择一或者二都挺对的，都是在对自己负责。或者对很多人来讲，这几乎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自然而然：自然地融入，自然地生存。

你知道机器在运转，你知道有一天机器的齿轮可能会把自己的生活卷碎，但你会一直一直做机器上的一环，来避免破碎之前就先被抛弃。

这份工作给我的最后一击，来自一位同事的表彰会议。他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在一次工作中突发眼疾，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硬撑着痛楚，冒着双目失明的风险，坚持完成了工作。

在会议上，我的冷汗止不住往外冒。那不是感冒，不是咳嗽，不是一条细细的伤口，那是一双眼睛，失去了就不可能再复得的眼睛——究竟有什么新闻，能比一双眼睛重要？

看着台上一开一合的嘴，看着受表彰的同事露出腼腆的笑容，我的脑门似乎被天花板上凭空伸下来的手轻轻地弹了一下。终于明白了：新闻可以没有我。就算没有我，新闻也依旧存在，但我如果没有眼睛，那是万万不能的。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这不是控诉，也不是告白，就是一种倾诉。我得把我的感受从身体里剥离，放在这里，才能把原来用来盛放这些内容的空间，腾出来放别的东西。

辞职信交出去的那一天，累积了数年的不适感，终于从我身边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