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刚入学的时候，我读的专业有一门课叫“生活与礼仪”。第一堂课上，老师带来了一行李箱东西，就是一些红酒杯、香槟杯之类的，还有一些丝巾、领带等，许多道具。

同学们大部分都像我一样，从极度贫困的穷山旮旯来的，哪见过这架势，那叫一个聚精会神。哪知老师才展示了大约十分钟吧，就把道具收起来了。

她望着我们，几乎是一排一排从头望到尾，后半堂课应该是完全即兴的，因为一切都没有任何顺序和根据。她没有任何征兆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洗澡。真的，她讲得很细很细：打泡沫的时候要先在手心里打出来，再洗头发，光洗头发不行，要用指腹搓揉头皮，把多余的油脂洗掉，光洗脸不行，要洗耳朵后面，刚开始搓不掉泥没关系，慢慢洗，总能洗干净的。

我写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觉得太夸张了，怎么会高中毕业了读大专了还不知道怎么洗澡，这老师太侮辱人了，要不就是我在编造。

说起来不怕大家笑话，我小时候一年才洗一两次澡，并且我和姐姐是共用一盆洗澡水，父母搓完一个再搓一个，囫囵搓，不管干不干净，搓过就算完了。初中住校，每周日一次。高中可能四天，或者五天一次。

我不知道“不洗澡”应该算主动选择还是算被动接受，很多时候这两者会在意识里搅在一起。

客观条件来说，我们村通自来水大概是我十四岁的时候，在此之前都必须去很远的地方挑水回家，再用做饭的锅子烧水，然后才能洗澡。白天一干活儿全身都是脏的，夜里根本没有多余的气力去安排洗澡的事。我的被窝一直都是酸的，但我自己并不知道，人都腌入味儿了，哪儿闻得见呢？初高中时洗澡要交钱，穷，自然就节衣缩食少洗澡了。

其实那位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已经是二〇〇九年了，和我一样的学生却不少。我并不是一个“噢她好可怜、好落后”的个例，所以那堂洗澡课，我们听得非常认真。后来她又分别找了两堂课，把男女生分开。给女生讲了避孕、正确清洗私处、使用洁净卫生棉等内容。和男生讲的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很感谢那位老师，她其实是一位很凶的老师，大家都很怕她。后来的什么服饰礼仪、餐饮礼仪、办公礼仪、接待礼仪……对我们来说都是纸上谈兵，最后真正从事文职的同学只有一两个，还有三五个选择了继续读书，剩下九成的同学都是闭着眼睛一头扎进了找工作的大军里。

除了洗澡课之外，我在大专学校里确实没学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东西，一大半时间忙着打工挣学杂费生活费，另一小半时间忙着补学分补觉。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赶紧就业，最好立刻就业，马上就业。

为了就业，我们会参加许多“社会实践”，有的是学姐学长介绍的，有的是老师牵线搭桥。一些同学去了肯德基这类型的公司，据说毕业以后会更容易入职，当时全城只有一家肯德基，里头一大半的员工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另一个受欢迎的就是做家教，只要是和老师关系比较好的、平时在学生会比较打眼的，基本上都能找到家教的工作。

我也短暂地进过一段时间的学生会，也顺利地在老师的介绍下做了一阵子家教。但是仅仅过了半个学期，因为我无法做到学生会的会长和组织委员随叫随到、每周撰写心得体会，或是周末一起去“做义工”的要求，没多久就被踢出去了，家教的工作也就黄了。

我很负气地想，学生会原本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明明只是一个学生组织，条条框框多得不得了，倒是跟什么政府部门似的。里面的成员也是，大家都是学生，他们的官威倒是比真正的学校领导还大许多。但我自己明白，我就是无法融入任何集体，学生会也好，学生社团也罢，只要是有组织有纪律，规章制度和权力阶级很明确的地方，对我来说都一样，我适应不了这一套运作方法，置身于其中，犹如狗一辈子被拴在门前。

这条路子走不通，我只能找零工。那时候我因为接代写的活认识了一个学姐，她介绍我加入了“礼仪队”，其实就是一个打工小队，在商业公司开业、庆典等活动时去端盘子，或者干迎宾的活儿。大家穿着一样的服装——大多是红色的旗袍，还有高跟鞋，画着并不美丽的妆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保持笑脸，一站就是一整天。

我也是到了后期才知道“礼仪队”在学校里竟然算是一个社交等级比较高的存在，能加入礼仪队的姑娘，都是学校里比较受欢迎的，不亚于白人电影里的啦啦队女孩。这样的评判标准真是离奇。

也许对于没有加入礼仪队的女孩们来说，化着妆、穿着旗袍和高跟鞋的女孩看起来很独特，实际上，从早晨八点站到晚上八点，一整天的收入，介绍活儿的老师要抽五至七成，给到我们不过一百五十元罢了，其间还要忍受不间断的异性凝视和语言挑逗。我们的青春和笑容是如此廉价。

我知道这样的活儿不是长久之计。我已经见识了队里最漂亮的女孩是如何被老男人选中连哄带骗拖去吃饭的，也从学姐口中知道了老师抽成的事，并且，这份兼职对于将来找工作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我得找一份有奔头的兼职或者见习，就算不是像当时的香饽饽肯德基这样的去处，只要是正经工作，哪怕很小的公司也是好的。

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去系办公室帮老师跑腿，听到系主任在和电视台沟通送学生过去见习的事情。我像鬣狗看见羚羊尸体一样扑上去死死咬住，“电视台”三个字是我到那时为止听过的最洋气的词，不得不想尽办法伸出指甲抠进去。

见习期间没有酬劳，白天跑腿、采带子、听同期声、剪废镜头、偷看记者的文档偷师，晚上上选修课混学分，忙得一塌糊涂。后来到底是怎么蹭到真正的实习机会的，又是怎么参加编外人员招聘考试的，记忆已经很模糊、很混乱了。我只记得十二月的某一天，副台长说：“你回去找你们老师、系主任想想办法，给你协调一下学习时间和工作时间，至少要拿到毕业证，然后你就能签合同来上班了。”

那天我哭着找到系主任，他是一个矮小的、肚子大大的、眉毛很长的老头。我说：“老师，怎么办呀，我好像考上了，可是我没有毕业证。”系主任哈哈大笑，扶着桌子笑得直不起腰。他用方言说：“憨姑娘，能就业是大好事啊！怎么哭呢？明天你来找我，我带你去办提前就业。”

他带着我跑了几个部门，拿了几张纸交给电视台，我就那样稀里糊涂地就业了，六百元一个月拿了半年。终于在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拿到毕业证，工资加到了一千四百元。也就是在那一天，单位给我安排了一间十一平方米左右的宿舍，里面有洗手间，热水随便用，还不要钱，每个月两百元管理费。

那天我多开心呀，一边唱歌一边洗澡，洗了好久，耳朵前面，耳朵背面，大腿内侧，膝盖窝窝……认认真真洗得干干净净。

我的确不是读书那块料，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是休一下，念一下，又休一下，又念一下，光是学汉话就要累死了，还得学汉语写出来的课本。

没有完完整整地、系统地接受过学院教育，学校留给我的也大多是不太美好的回忆，但是今晚，就是这么突然地想到了这两位老师，心里觉得既温暖又难过。听说生活礼仪老师后来跳槽了；而系主任在我考上编那一年突然去世了，我下节目打开手机听到消息飞奔去殡仪馆参加告别仪式时，堂内已经黑压压站满了他的学生。

现在回头写这些事，恍恍惚惚的，像一个梦，不知道该如何总结今晚的情绪，或许是幸好吧，幸好没有高中一毕业就去广东打工，幸好还是上了大专，才学会了怎么洗澡。

补记：进城读大专也不是没有好处。在大专三年里，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姐姐会说出来读书再差都比回家干活儿好——在这里，只要下了力气，就一定会有回报。不像土地，土地其实是很残忍的，并不是每次汗水洒下去，就会有相应的收获。

虽然城市也让我明白，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十分巨大，比上学的时候同学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但是与之相对地，城市里的机会也多得多。就算是为别人服务又如何呢？能换来生活资料才是最终的目的不是吗？更何况我找到的工作已经很好了，收入累积得十分缓慢，但和干农活儿相比，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因为只读了大专，父母还在家中为我的工作发愁，没想到我会提前就业，直接参加工作，单位还是电视台，他们开心坏了。村子里人人都知道我找了一个“好工作”，回家过年的时候，来家里走动的人都多了一些。

要说我这份工作能实际带来什么好处，其实也没有，毕竟工资不高，也不可能像村里期待的那样，给大家带去福祉。但村里人不明白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我在城里考上了电视台，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说明我是有本事的人。甚至有的老人带着孩子来，让我为他们考大学的事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只能躲在卧室里，不出门见人罢了。

为了这事，父母没少被人背后嚼舌头。左不过就是说我们家逆天改命了，虽然没有儿子，但是两个女儿都读了书、找了工作，所以心气也高了云云。说归说，该套近乎还是套近乎。回到单位以后，我还先后接到了好几次请我帮找工作的电话，平添不少烦恼。

烦恼是烦恼，但也不全是坏事。爸妈说因为我这回事，村里的女孩们也被家里要求上大学了，至少也要读个专科，然后，“像他家老二一样，考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