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避孕药和其他避孕手段开始进入大众生活，女性解放发展起来。女性终于可以不用担心怀孕，尽情地享受性生活。你们可以想象智利国内有多少来自教会和大男子主义者的抗议！那时我就猜想父权制将不可避免地迎来它的终结，但目前这一目标仍然遥不可及。我们完成了许多，但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我们去实现。虽说我们已经获得了许多权利，可任何借口都能将这些权利摧毁，如战争、原教旨主义、独裁统治、经济危机或是随便一场天灾人祸。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美国依然在讨论女性是否有权流产，甚至是否有权避孕。当然，男性结扎和使用避孕套的权利总是无人问津的。

我的基金会通过资助诊所和一些项目来帮助女性避孕甚至是流产。关于流产，我有深刻的感触，因为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帮助过一个十五岁怀孕的中学女孩。我不能透露她的真名，就叫她塞丽娜吧。她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便来向我求助；这是一桩非常严重的事情，她在绝望之中甚至想到过自杀。以前智利的法律严禁流产，但很多人偷偷实施（如今依然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手术条件都非常简陋。

我已不记得那时我是怎样打听到谁能够解决塞丽娜的问题。我们倒了两趟公交，来到一个贫瘠的街区，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纸上记录的那个地址。最后，我们找到一条街，街上十几栋房屋都是一样的砖房，阳台上都晾晒着衣服，门口垃圾桶里的垃圾满溢出来。我们要找的地方就在其中一栋房屋的三楼。

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在等着我们，我先前给她打过电话，告知她我的姓名。她接待了我们。屋里有两个孩子正在客厅玩耍，她嚷嚷着让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显然，这两个孩子已经对这套流程非常熟悉了，他们乖乖地进了屋。在厨房一角，一台收音机以巨大的音量播报着新闻和商业广告。

女人询问塞丽娜最后一次月事时间，她算了算，然后流露出满意的神色。她告诉我们手术很快，也很安全，只要比商定的价格再多出一点，就可以打麻醉。屋里只有一张桌子，看起来像是餐桌，她将一张油布桌布和一个枕头放在上面，然后让塞丽娜脱掉内裤，躺在桌上。稍做检查后，她把针头扎进塞丽娜的胳膊静脉。“我以前是护士，我有经验。”她解释道。随后她告诉我，我的任务是一点一点地给塞丽娜注射麻醉药，剂量能够让她镇定下来就够了。“你要小心，别注射太多了。”她提醒我。

短短几秒钟，塞丽娜就陷入半昏迷的状态，十五分钟不到，桌脚边的桶里就多了好些浸满鲜血的毛巾。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不麻醉，这场手术将如何实施，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手术都是不打麻药的。我手抖得厉害，现在想来，简直不知道那时我是如何操控注射器的。手术结束后，我在洗手间吐了。

几分钟后，塞丽娜醒了过来，女人完全不给她恢复和适应的时间，匆匆塞给她几片用纸包着的药片，便将我们送走。“这是抗生素，每十二个小时吃一片，连吃三天。如果你发烧，或是大出血，就得去医院了；但应该不会的，我的手艺不错。”她说。她还提醒我们，要是将她的姓名或是地址透露给外人，我们将承担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