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上文所述种种，在此我想简短地提一提我的基金会。在1994年，我的回忆录《宝拉》出版。读者回应热烈，每天我都能收到十几封用各种语言写成的信件，寄信人都是因为我女儿的故事而受到触动的读者。对于我的丧女之痛，他们感同身受，因为大家都遭遇过类似的痛苦。信件在抽屉里堆成了一座小山；两年后几位欧洲的编辑挑选出其中一些文笔优美的，将其出版。

《宝拉》这部作品带来的收益应该属于我的女儿，而不是我，我将这笔钱存在了一个单独的账户里，思考着如果宝拉还在的话，会怎么用这笔钱。在印度那次难忘的旅行后，我下定决心，成立基金会，用这些钱来帮助困境中的妇女和女童，因为这也是宝拉在其短暂一生中所承担的使命。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用作品的一大部分收益来维护这个基金会，通过它，我的女儿至今仍在为这个世界提供帮助。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我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在写作时，我不需要虚构一些坚定强大的女主人公，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女性。有一些死里逃生，遭受过严重的创伤，失去了一切甚至是儿女，但依然走了出来。她们不仅幸存下来，还获得了成长，有些甚至成为团队领袖；她们以身体上的疤痕和精神上的创口为傲，因为这证明了她们的心理修复力。这些女人拒绝被当作受害者，她们有尊严和勇气，她们站了起来，继续向前，而且在生活中没有丧失爱、同情和快乐的能力。只要给予她们一点理解和支持，她们就能重拾力量，再度绽放。

有时我会感到沮丧。基金会的贡献就像是落在干旱沙漠中的一滴水。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然而资源却又极其有限！这种质疑只会带来害处，因为它会引诱我们对他人的痛苦袖手旁观。每当此时，罗莉——她是我的媳妇，也是基金会的管理者——就会劝慰我，不能从世界角度来衡量我们努力的成效，而应该从具体的个例上来看。面对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耸耸肩膀若无其事，而是要采取行动。罗莉让我想到一些奋不顾身的勇士，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目的只是为了帮助他人，减轻他人的痛苦。这些榜样能帮助我们驱散冷漠这个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