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过好些女性朋友和熟人，她们是否满意自己的性别以及为什么。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在如今这样一个年代，性别的定义是流动的。为了让问题变得简单些，我用了“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表述。我们进行了非常有趣的对话，但我得澄清，这一列举是不完备的。

受访者表示，她们喜欢自己的女性身份是因为我们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我们比男人更为团结坚强。我们生儿育女，给世界带来生命而不是毁灭。我们是另一半人类唯一可能的救赎。我们的使命就是养育，而毁灭则属于男性。

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反驳，认为有些女人比最坏的男人也好不了多少。确实，但最糟糕的掠夺者都是男性。百分之九十的暴力犯罪行为是由男性实施的。总而言之，不论在战争时期或和平年代，在家庭里或是工作中，男性都凭借其力量而获得强权，是他们造就了当今世界这一贪婪暴力的文化。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性提到了睾丸激素，这一激素会让人产生侵略冲动，追求竞争和霸权。她说她的妇科医生曾经给她开过含有该激素的药膏，她将药膏涂抹在腹部来提升性欲。但她不得不停止用药，因为她长出了胡须，开车时甚至产生了撞倒她车前行人的念头。她得出结论，比起剃胡须和暴躁度日，她情愿少一些欲望。

她们说，女人的生活态度更松弛一些。男人所接受的训练就是压抑自己的情感，他们被男性力量的外衣给束缚住了。

在这场小型民意调查中，还有一位受访者说，男人都有母亲，他们的母亲应该把他们教育得更优雅些。我提醒她，只有我们这些现代的女性主义者才会试图引导孩子的思维方式。从前的母亲并不能反抗父权制。就算是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如果一个女人逆来顺受、与世隔绝、没接受过教育、是历史悠久的大男子主义传统的受害人，她依然没有改变习俗的能力和见识。

我做到了。我没有教养出发号施令的儿子和忍气吞声的女儿，没有让大男子主义延续下去。我就是这样悉心教育宝拉和尼古拉斯的。我想让女儿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个拥有选择权利，能无畏生活的人。

我想让儿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女性的好伙伴，而不是对手。我没有让我的孩子们屈服于智利大众普遍接受的规则，让女孩伺候家中男子。现在，还有些女孩在家中给兄弟铺床洗衣，那以后的她们自然会成为男友和丈夫的女仆。

还在摇篮里的尼古拉斯就已经有了性别平等的概念，要是我在某个细节上有所疏忽，他姐姐会发现并教育他。现在，尼古拉斯积极地参与我基金会的管理工作，他每天都能看到大男子主义的恶果，轮到他来想办法减轻这些后果了。

看得最透彻的是埃莲娜，她来自洪都拉斯，每周来帮我打扫一次房屋。她跟孩子们一起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二年。她没有身份证件，几乎完全不会说英文，随时都有可能像她的丈夫一样被遣送回国。为此她忧心忡忡，可她还是想方设法地养家糊口。埃莲娜不缺活干，她是我所认识的最诚实负责的人了。当我问她是不是以身为女性为乐时，她惊奇地看着我：“伊莎贝尔小姐，我还能是什么？上帝让我成为女人，抱怨又有什么用呢。”

这次面向女性友人的民意调查让我有了一个主意：我可以向男性朋友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喜欢自己的男性身份吗？还是觉得女性更好？是或不是？为什么？但这足够我再写上五十页了，还是留待以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