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一切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我成了一名记者，在《宝拉》杂志社工作。这是一本有关女性和女性主义的新刊物。杂志的名称跟我女儿没有任何关系；宝拉是当时突然流行起来的一些名字之一。主编是德里亚·贝尔加拉，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记者，在欧洲生活过一段时间，很清楚自己想要做出怎样的杂志，就这样，她创建了自己的小团队。这个杂志拯救了我，让我没有被泛滥的挫败感淹没。

我们四个二十几岁的女性打算揭穿智利人的假正经。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社会风气保守，思想落后，还延续着上个世纪的习俗。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的书籍与杂志中寻找灵感。我们读西尔维亚·普拉斯[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自白派女诗人的代表，是继艾米丽·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贝蒂·弗里丹[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2006）：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运动家和社会改革家，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之一。]的作品，随后又看了杰梅茵·格里尔[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39— ）：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作家，近代女权主义先驱。]、凯特·米利特[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2017）：美国女性主义作家，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女作家的作品，这些书帮助我们明确观点，更有力地表达我们的看法。

我选择以幽默的方式写作，因为我很快就注意到，如果可以令人发笑，那么就连最大胆的想法都能够让人接受。就这样，我的专栏《驯化野蛮人》诞生了，专栏讽刺大男子主义，却很受男人的欢迎，这就像是命运的嘲讽。很多人说：“我的一个朋友就跟你写的野蛮人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总是某位朋友，而不是他们自己。有些女性读者则感受到了威胁，因为专栏撼动了她们家庭生活的基石。

我第一次感到真切的快乐。我不是一个孤独的疯子，有上百万的女人跟我一样不安；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头，正在进行一场妇女解放运动，我们的杂志想要让这场运动在智利传播开来。

在我们读过的这些外国女作家的作品中，我学到了一点，没有目的的愤怒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如果我想要做出改变，就必须要行动。《宝拉》杂志给了我机会，让我把从童年开始就折磨着我的那份焦虑转化为行动。

我可以写作！成百上千的禁忌限制着女性，我们想要通过杂志来粉碎这些禁忌：性爱、金钱、歧视性的法律、毒品、贞洁、绝经、避孕药、酗酒、流产、卖淫、妒忌等等。我们对一些神圣的概念提出质疑，例如母爱，为什么它只要求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来忘我地付出和牺牲？我们也会透露一些秘密，如家庭暴力和女性出轨，后面这个话题在当时是没有人提及的，因为出轨是男性的特权，可只要稍作计算就能知道，女人跟男人一样不忠贞，否则男人的出轨对象是谁呢？不可能总是同一群女性志愿者吧。

我和三位同事咬紧牙关，奋笔疾书；我们是一个可怕的团伙。我们想要改变什么？改变整个世界。年轻的我们心高气傲，觉得在十到十五年之间就能实现目标。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了，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依然是怎样的？但我还是坚信这个目标能够实现。我的几位同事跟我一样已然老去，她们也没有失去信心。请原谅我用了“老”这个词，它似乎已经变成了贬义词。但我是存心的，因为我为之自豪。

我所度过的每一年光阴和每一道新长出来的皱纹，都在讲述着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