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简称前南法庭）的大楼，让人第一时间想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筑：其实际功能远没有光明未来、国际主义和人人享有正义的理想来得重要。它是联合国建筑风格对荷兰低调尺度的妥协。前南法庭大楼的设计意图是为所有人带来家的感觉，包括前南战犯在内。不过，要是后者对朴素的室内装潢感到失望，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出示通行证，进行彻底的搜查并将背包存入锁柜之后，伊戈尔和我通过了最后一道检查岗，终于踩着金属阶梯——船上的那一种——下到了审判庭。旁听席分为两个区域，左侧是记者，右侧是一般群众。我们入席时戴上了耳麦。一个小标牌上写明了各个声道提供的语言。第六声道是CBS，也就是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语。我们的位子面对着一面被若干卷帘挡住的玻璃墙。左侧和右侧角落悬挂着电视显示器。九点整，卷帘升起，法官走进审判庭，我们站了起来。三名身穿红黑双色法袍的法官落座于正中央的平台，平台下方坐着三名身穿白领黑袍的助理，再下方靠边的位置是检方和辩方律师。因此，我们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脑。被告坐在辩护律师旁边。他是一名中年男子，身穿灰色正装，双眼无神，土豆身材，举止也没有精神，活像个装土豆的麻袋。我失望了，我想伊戈尔也是。我们期待着看到一名凶犯，结果却是个普通人，长着一张易忘面孔的普通人。只有一处细节除外：他嘴唇下翻，牙关紧闭。他的脸是米洛舍维奇，也是图季曼的翻版——同样的牙关紧闭，倒U形的扭曲嘴巴只露出一条小缝。你能在小孩的画里看到这种平面的脸。一张邪恶的脸。

检察官传唤证人上庭。卷帘先是降下，然后又升起，只有挡住证人的那一扇没有升起。证人的样子在电视上看不清，但我们能听见他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摄像机会转向旁听席，这时我们就会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的脸。我们还能看到自己的脸在玻璃墙上的倒影和玻璃墙外众人的脸重叠在一起。

一开始，我们还是透过玻璃墙跟进审判过程，偶尔才看一眼显示屏。但是，我盯着屏幕的时间越来越长，好像我觉得电视影像比审判实况更可靠一样。无论如何，我们听到的话——我们不时会转换声道，听听英语、法语或荷兰语的版本——都是不真实的。被玻璃墙隔开的现实并不比真正的现实更能激发我们的信心：两者——一个编造着谎言，谎言，更多的谎言，另一个承诺着真相，完整的真相，只有真相，没有其他——同样是幻想，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

审讯围绕一家鲤鱼孵化场展开。乌罗什的父亲曾经是一家波斯尼亚小镇鲤鱼孵化场的负责人。他们被问到孵化场主楼屋顶漏水是怎么修的，盖住屋顶的金属板是什么样的，花了多少钱，钱由谁来出，还有卡车和司机的情况，等等。这样无尽的、无聊的、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细节梳理是为了说明，乌罗什的父亲及两名同犯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离开孵化场，前往附近的一处棚屋，强迫关押在内的本镇穆斯林居民进行羞耻的性游戏——据说他们最喜欢的一种叫父与子——然后用散发着鲤鱼腥味的双手将其打死，尸体抛入鱼塘。

这场戏中的所有被告听起来都像是业余演员：他们用机器人，而不是活人的语气说话，从而将恶变成了刻板的故事情节，最刻板的那一种情节。没有一名被告有最轻微的负罪感。在所有毁灭了南斯拉夫的人——领袖、政客、将军、士兵、恶棍、杀人犯、黑手党、骗子、小偷、流氓——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我有罪。我之前不曾从他们口中听到有罪，我与伊戈尔坐在审判庭上没有听到，我今后也不指望能听到。他们都只是尽职而已。你将钉子敲进墙里会有负罪感吗？不会。你将画挂在钉子上会有负罪感吗？不会。你将一百个人活活打死会有负罪感吗？当然不会。

我想知道，那几十万匿名的人会怎么看。没有他们的狂热支持，战争就不会发生。他们会有负罪感吗？还有那往来穿梭的众多外国政客、外交官、使节和军人，他们呢？他们赢得的不只是丰厚的报酬，还有救世主的荣誉称号，更不用说他们在联合国或其代表的某个科层制机构中的晋升了。（外派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其实不算艰苦：酒店服务好，菜品美味，亚得里亚海近在眼前。）他们会有负罪感吗？他们同样只是在履行职责。就像藏在山上，击毙萨拉热窝街头的那个女人的狙击手一样。就像拍下她的照片，斩获年度战地摄影大奖的外国摄影师一样（不过，他从来没想到要去叫救护车）。就连这可怜的女人，身体在人行道上抽搐，鲜血从体内涌出，就连她也在履行着忠实呈现战争的职责，尽管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谁害死了塞利姆的父亲？谁害死了我们的乌罗什？谁将我和伊戈尔钉在座位上，渴望着赎罪？

我们，伊戈尔和我，竟在那里看电视！这幅景象中是变态的现实，同样变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谋。在某种意义上，坐在那里紧盯着电视屏幕的我，和玻璃墙后像粘在椅子上似的乌罗什之父并无分别。在这样一个媒体化——而且是许多次的媒体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罪行不是真实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我感觉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摆脱法官，摆脱被告，摆脱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只要一下美好的、带来和解的删除。只有一件事是真实的：疼痛。疼痛是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那奔涌于塞利姆血管之中，通过太阳穴表露出来的疼痛。那单调地重击着我的疼痛。还有伊戈尔。那失聪的、麻木的、盲目的、突然令我们感到不安，表明有些事情错得离谱的疼痛。

于是，我面对着玻璃墙坐着，默想着……如果那疼痛一下子都灌进一个头脑像奥斯卡·马策拉特一般脆弱的人，他站着张大嘴巴，发出一声尖叫，那会发生什么？我想象玻璃墙会粉碎成成千上万个小亮片，电脑屏幕、灯、眼镜、瓷牙套——全都变成碎屑；我想象那尖利的、撕破耳膜的声音让那些浑身鲜血的杀人犯的头颅全都飞上天，让他们坚硬的耳膜和冷酷的心脏统统爆裂……

我瞥了一眼伊戈尔。他感觉到我在看他的脸，于是转过头，投来疑惑的目光。我摘下了他的耳机。

“咱们走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