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机场免税店买了几盒要带回去的巧克力。名牌巧克力克拉申的包装盒上有压纹克罗地亚国徽，设计贴合新版克罗地亚护照。

起飞后，我产生了一种模糊的解脱感。我翻阅起航班提供的杂志，先是空洞地盯着目的地列表，又随便看了看介绍伊斯特拉松露、科尔丘拉岛美景、钢琴家伊沃·波格莱里奇流星般的职业生涯，还有网球冠军戈兰·伊万尼舍维奇最新斩获的文章。

我在萨格勒布的七天里一事无成。我没办新身份证：我没找律师。当然，公寓肯定是没戏了：类似案件有成千上万起。另外，我对我们抛下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留恋。我确实怀念书，戈兰的书和我的书，但即便现在的住户同意还书，我也没地方摆。

不过，我说服了母亲楼上公寓的住户，他们同意找人处理她家天花板那块丑陋的黄色污渍。我还给母亲留了点钱，好应对类似的紧急情况，还给水槽安了新水龙头。

我在萨格勒布住了七天，看了七集巴西肥皂剧。我分清了剧中大家庭里谁都是谁。从母亲下床那一刻起，三台电视机就至少有一台是开着的。

“这让我感觉自己并不孤独。”她自我辩护道。

“怎么不试着读读书呢？”

“我不行。看书眼睛疼。”

“买副新眼镜吧。”

“我买了，没用。眼里好像有沙子似的。”

我不打电话：没有人可以打。我会翻看旧通讯录存的号码。有一次，我甚至拿起话筒，拨打了一个当年友人的号码，但还没等有人接，我就把话筒扣下了。我松了一口气。

我会想起母亲。想起她对家的维护。对她来说，最要紧的就是污渍处理掉、水龙头不滴水、窗帘洁净、生活在正轨上运行。但她也是一名斗士，而且她找到了一名敌人：血糖。她不承认其他任何敌人：她现在太虚弱了，分心就会落败。于是，她划出了自己的领地，她在里面就是至高的统治者。

戈兰和我的合影放在母亲家客厅的瓷器柜里。在那里看到它就让我明白，她的展品与我在侨民客厅里看到的是何其相近。侨民们展示的纪念品所表达的并非对过往生活或故乡的怀念；恰恰相反，这些物件表明他们并不怀念。心形糖饼、鞋形烟灰缸、达尔马提亚或黑山风格的小帽、手工刺绣和蕾丝、皮质酒葫芦、亚得里亚海海贝，它们是无数个神龛，利利普特国的坟墓，标志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一个明确的选择，以及他们愿意接受这个选择意味着的损失。

我有没有接受，我说不好。我能说的是：在那一周时间里，我一直不自在。出门上街时比和母亲在一起时更不自在。我脸上带着看不见的巴掌印，漫步在萨格勒布的街道。我看东西有一点斜眼，就像兔子似的。为安全起见，我还会抱住建筑物的立面。一切看起来都是褪色的，灰色的，一会儿是我的，一会儿是陌生的，一会儿是从前的。

我没跟母亲说自己试过办新身份证。问题是，我找不到办公楼。尽管我以前去过几次，尽管我很熟悉那片区域，尽管我的方向感很好，但我就是找不到地方。我问路的时候，别人让我往左往右的，可我依然找不到。我在那片狭长的空间——最多有两三条街——绕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恐慌情绪突然淹没了我的内心，我哭了。流亡带来的创伤——它相当于妈妈在小孩子的视域内突然消失——在我最想不到的地方浮现了出来：在家。我竟然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区域迷路了，这个事实让我惊恐万分。

我回想起了乘飞机时偶遇的邻座乘客。他来自萨格勒布，可能比我大几岁，是一名建筑师，1991年离开了萨格勒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回美国的路上。他在一家美国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并在那里定居。

“我以为自己傻掉了。”

“怎么会呢？你会迷路太正常了，”他说，“改名的街道太多了。”

“但街道还是一样啊。”

“名字改了，街道就不一样了。”他说。

“我还是不能相信自己会迷路。”

“有点昏头罢了。改得太多，太急了。”

“不过，我怎么会在自己的城市里走丢呢？”

“要是萨格勒布已经不再是你的城市了呢？”

“萨格勒布永远是我的城市。”我固执地说，自己都能听见这句话有多荒唐。

“下次再去，用心学习一下新的街道名就好了。旧名字越早忘记越好。”

“你以为那很容易？”

“一点也不容易。我知道你有多难过。我过去也一样。可我已经过来了。或者说，它自己就会好的。因为他们已经把我们除名了。我、你、所有离开的人。是啊，我们是搞不清，但我们不算数啊。我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少数人。看，你现在回过家了。你得没得到一种印象：人们对过去十年间的事情感到特别不安？”

“我不知道。”

“人们在1991年松了一口气。许多人在前南日子都不好过。总是有某个必须为之奋斗的倒霉目标：这样或那样的光辉未来。还有那些该死的邻居，指指点点，盯着你家母鸡下的蛋比他家多还是少。于是，前南解体的时候，很多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他们可以抠鼻子，挠屁股，把腿翘到桌子上，把音乐调到最大音量，或者只是坐着看电视了。克罗地亚人赶走了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赶走了克罗地亚人，痛打了阿尔巴尼亚人。还有可怜的波斯尼亚人——他们像我们这些侨民一样被除名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不要他们。是啊，那地方现在到处是罪犯，而且罪犯坑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但他们仍然觉得现在比过去好：最起码罪犯是本族人，高不可攀的标准也没有了。他们应该感谢米洛舍维奇：毕竟，他拔掉了南斯拉夫的电源。别人谁都没有这个胆量。大家都高兴极了。”

“可后果呢？这一切由谁负责。”

“与你何干？再说了，问这种问题有什么好处？你看吧，再过一两年就没有人记得武科瓦尔了。或者萨拉热窝。连当地人都记不得。所以，不要那么激愤了。相信我，不值当。”

“但我就要。”

“告诉我，你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乡的侨民吗？哪怕是1971年清洗民族主义分子之后的流亡者？我见过。我在美国有一个叔叔，是他介绍我认识侨民的。就跟见鬼一样。他们滔滔不绝地讲着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半点关系的事情。那就是他们的时间观。你离国时不仅改变了你的空间；你还改变了自己的时间，内心的时间。萨格勒布时间走得要比你内心的时间快得多。你依然困在自己的时间框架里。我打赌，你现在还以为战争是昨天爆发的呢。”

“可它就是啊！”我激烈地说，“而且它还没打完。”

“那是对留下的人来说！你的昨天就是他们的古代史。还记得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后，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南美涌回来的侨民吗？久经考验的克罗地亚人。应图季曼号角声而起的恶棍、私兵、打手、失败者。”

“地方博物馆里的展品。”

“没错。对了，再过几年，在留下的人眼里，我们可能就和他们一个样了。所以，要做的事就是忘记，忘记一切。”

“那谁会记得呢？”

“你以为人们发明象征性的替罪羊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别人替自己受苦和铭记。”

“我不知道我是不……”

“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们的故事不好讲。就连数字的意义也是因人而异。我们感觉是大洪水，别人感觉是冲个澡：几十万人被杀，一两百万人流离失所，这里着火了，那里爆炸了，还有一点劫掠。都是小事！印度今年发洪水死的人都比这多。”

“你简直是疯了！”

“人们不喜欢不幸，相信我。他们不能对大灾难感同身受。至少不会长期感同身受，哪怕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所以他们才想出来替罪羊的办法。”

“我不明白。”

“知道猫王死了的人比知道萨拉热窝图书馆没了的人还多，比知道斯雷布雷尼察遇害穆斯林的人还多。灾难让人倒胃口。”

“你说的话太可怕了。”

“你还什么都没听着呢。我要是真说起来，你肯定想离我远远的……”

他被飞机广播打断了：飞机即将在阿姆斯特丹降落。

“幸亏打铃了。”他露出了真诚的微笑。

（我在荷兰语里比较舒服，奈维娜曾说过，好像荷兰语是个睡袋一样。）

“我在天上比较舒服。”我说。

我的旅伴无视了这句话，好像觉得它很下流。

能见度很好——天朗气清，阳光明媚。我们身下的大地就像逾越节吃的无酵饼一样，分成一个个细长规则的格子。荷兰。上万个马列维奇《白底上的白色方块》的廉价复制品拼在一起的样子。我一下子意识到，我脑海中没有一幅萨格勒布的图像。我努力想要唤起点什么，但我能想起来的只是一系列模糊的，而且是——着实奇怪——黑白的画面。出于某种原因，我的潜意识把我关于萨格勒布的文件都扫回了前彩色时代。

“告诉我，”我突然将头转向旅伴，“共和国广场的那家Varteks品牌店还在吗？”

“你是说耶拉契奇总督广场？”

“无所谓。”

“嗯。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昨天去那里了。我现在想不起来当时见没见到它。”

“我从没在那家店买过东西，”他说，“它怎么会让你这么惦记？”

“它就是会。”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