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只是一个塑料大包。它特别的地方在于有红白蓝三色条纹。它是地球上最便宜的手提包，是无产阶级的路易威登。它能拉开关上，不过拉链总是用几天就坏。我小的时候总是绞尽脑汁地琢磨，他们是怎么把樱桃或其他夹心弄到巧克力里面，而且没有洞也没有缝。现在，我正绞尽脑汁地琢磨另一个幼稚的问题：是谁设计了这款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包，然后复制了上百万个送到全世界的。

红白蓝三色条纹包好像是对南斯拉夫国旗（红、白、蓝！我们永远忠于你！）的戏仿，只是去掉了红星。我第一次见到它是在跳蚤市场上。波兰人会带便宜的妮维雅面霜、亚麻餐巾、野营帐篷、充气床垫一类的东西过来。如果我问波兰人，他们肯定会说是从捷克人那里搞来的。捷克人会说，不，不是我们生产的，我们是从匈牙利人那里搞来的。不，匈牙利人会说，我们是从罗马尼亚人那里搞来的。不，不是我们，罗马尼亚人会说，是吉卜赛人造的。

无论如何，红白蓝包横行中东欧，直到俄罗斯，甚至可能到了更远的地方——印度、中国、美国、全世界。它是穷人的行李包，是小偷和黑市商人、周末倒爷、跳蚤市场小贩兼销赃者、难民和无家可归者的行李包。啊，牛仔裤、T恤衫、咖啡装在这些袋子里，从的里雅斯特来到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皮夹克、小包和手套，从布达佩斯的中国市场去往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的杂货，你就说吧。红白蓝条纹塑料包是游牧民，是难民，是无家可归的人，但它们也是活下来的人：它们不要票就能坐火车，不要护照就能越过边境。

当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土耳其商店偶遇它时，我当即花两盾买了下来。接着，我把它对折起来放好，就像我妈妈收藏普通白色塑料袋那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用得上”。我意识到，买下这个包就是一次自己主持的入门仪式：我加入了全世界最大的门派，门派的代表色、徽记、纹章三位一体，就是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包。我唯一搞不清楚的地方是，到底是谁把红星给摘掉了。

我们的游戏来自安娜的招牌大包。

“首先就像我们的人过去常做的那样，”梅丽哈说，“用线扎紧，免得东西漏出来。”你没准会以为她在描述某种情趣仪式吧。

“我必须说，每次看见我们的人从机场的行李传送带上拿起这些破烂儿时，我都替他们感到羞耻。”达尔科说。

“我也觉得烦，”伊戈尔说，“我就想，看看这些与我同行的乡巴佬吧。不过，我现在觉得它挺酷的。”

“怎么说？”我问道。

“你知道世界上谁的行李最值钱吗？”

“麦当娜？”

“不对。是俄罗斯人。头牌妓女和黑手党大佬。所以我才迷上了吉卜赛人的模样：像长统靴一样扎紧的塑料包，大金牙……安娜，你讲红星没了，说得真对。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只不过马克思爸爸已经死了，入土了。”

“没错！”梅丽哈大喊道。

我提出这项作业，或者说游戏，是有一点不自信的，这是实话：南斯拉夫日常生活录。安娜是第一个交的，她第二堂课就带来了这篇讲吉卜赛大包的作文。于是，我提议用她的虚拟吉卜赛大包来收藏思南博物馆的所有藏品。

“什么博物馆？”他们问道。

“哦，它也是虚拟的。就是你记得的、认为重要的一切。那个国家已经没有了。何不抢救出一些你不想遗忘的东西呢？”

“我记得铁托生日举行的游行，”波班说，“我们每年都在电视上看。”

“可我们都记得呀，兄弟，”梅丽哈说，“讲点私人的吧。”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粗短胖的那种，我们管它叫小马，”马里奥说，“它算吗？”

“当然算！”

“就像男人一样：阳具的象征，”梅丽哈讥讽道，“食物呢？Burek（布雷克饼）和baklava（巴克拉瓦点心）。”

“Burek，baklava，还有罂粟籽[罂粟籽本身不含致瘾性毒素，在欧美为广泛应用的香料。但在我国，罂粟种子不可作为香料和调味品使用。]面条。”

提起巴拉舍维奇(Balašević)的歌时，大家都兴奋起来。

“要是面条也算的话，那什么都算。”奈维娜说。

“让你感到快乐的东西都算。”我说。

“或者悲伤？”塞利姆说着垂下了眼睛。

“或者悲伤，”我说，“可以呀。”

“奥马尔斯卡集中营呢？”

屋子突然静了下来。我有些畏缩。

“你想要讲它，塞利姆？”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只有那一件虚拟展品。塞尔维亚人在那里割开了我爸爸的喉咙。”

塞利姆又投下了一颗炸弹。我不能说自己毫无预料：我从一开始就在雷区中摸索前行。我们都有战争的记忆，塞利姆承受过的这种打击不可胜数。塞利姆和梅丽哈都亲身经历过最激烈的战争。乌罗什和奈维娜拒绝谈论战争，尽管他们同样来自波斯尼亚。马里奥、波班和伊戈尔是不想应征入伍而出国的，似乎也避免了民族主义疯病的感染——波班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马里奥和伊戈尔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约翰内克在荷兰追踪着事件发展。安娜是在战前随荷兰丈夫抵达阿姆斯特丹的，一直通过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荷兰媒体关注战况，但偶尔也会回去，不只是去贝尔格莱德，也去萨格勒布，她在萨格勒布有近亲。与他们的战争经历相比，我的经历就太渺小了。

我意识到我必须找到某种共同的基础，因为他们的区别不只是战争经历而已；他们的兴趣也有不同。梅丽哈有萨拉热窝大学的南斯拉夫文学学位，乌罗什则只在波斯尼亚地方小镇上过中学，现在是刚刚上大学。马里奥之前在萨格勒布大学读社会学。安娜曾进入贝尔格莱德大学英文系，但几乎刚开学就退学了。奈维娜读过两年的经济学。安特毕业于奥西耶克的教师培训学院。波班上到了法学院二年级。达尔科毕业于奥帕蒂亚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战争爆发时，塞利姆刚刚进入萨拉热窝大学数学系。伊戈尔有点游荡者的意思：他说自己学过一点心理学，还告诉我说，他在萨格勒布戏剧电影学院舞台剧导演专业读过两年。我从来不追问他的过去，那好像也不重要。

至于共同的基础，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分裂，他们的愤怒，被压抑住的抗议。我们全都遭受过某种侵犯。我们被剥夺的事物的列表既长又可怕：我们被剥夺了出生的国家和正常生活的权利；我们被剥夺了我们的语言；我们经历了羞辱、恐惧和无助；我们领会到了被贬低为一个数字、一个血缘群体、一堆东西意味着什么。有些人——比如塞利姆——失去了亲朋好友。他们的命运是最难承受的。现在，我们都处于某种康复期。

在这样错乱的环境中，我必须找到一块同等地属于每一个人，而且尽可能不会伤害我们的领域。我觉得，唯一可能的就是我们共同的过去。因为另一个我们都被剥夺的东西是记忆的权利。随着国家消亡而来的是这样一种感觉：在它里面度过的生活必须被抹去。新掌权的政客不满足于权力本身；他们想要自己的新国家成为僵尸，也就是没有记忆的人的国度。他们嘲笑南斯拉夫的过去，鼓励人们弃绝过去的生活，把它忘掉。文学、电影、流行音乐、笑话、电视、报纸、消费品、语言、人——把它们全都忘掉。最后，这些事物中有许多以电影胶片和照片、书本和手册、档案和纪念碑的形式被扔进了垃圾堆……思南病，对那个前国家生活的缅怀，变成了政治颠覆的同义词。

国家分裂、战争、对记忆的压抑、幻肢综合征、群体性精神分裂，还有之后的流亡——我敢肯定，我学生们的情绪和语言问题就是这么来的。我们都处于混沌中。没人清楚自己是谁或什么，更不用说想要成为谁，成为什么了。在老家，他们讨厌被归类为思南病患者，或者说恐龙，但他们与新造政权打包好的美好未来愿景又没什么亲近感。而在荷兰这里，他们又被污名为政治避难的受益者、难民或外国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子女、被巴尔干化甩出来的人或者野人。我们来自的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创伤。

我意识到自己是在走钢丝：激发记忆既是对过去的操纵，也是对它的禁止。我们的前国家的当局已经按下了删除键，我按下了恢复键；他们在抹除南斯拉夫的过去，将每一件不幸都归罪于南斯拉夫，包括战争在内，而我通过构成了我们当年生活的寻常小事的形式唤起了过去，进行了一次失物招领活动，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尽管他们在操纵数百万人，而我只能操纵这里的几个人，但我们都在搅浑现实。我在想，通过唤起令人喜悦的共同过往经历的图景，我会不会在模糊最近这场战争的血腥图景；通过提醒他们Kiki牌糖果的滋味，我会不会在淡化那个只因为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就被同龄人捅死的贝尔格莱德男孩的案件；通过鼓励他们回想流行漫画书里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米尔科和斯拉夫科，我会不会在推后他们直面那些沉醉迷狂于短暂权力的南斯拉夫战士对同胞所犯无数暴行的时间；或者说，通过唤起那首流行歌曲的副歌歌词美人啊，只要你知道了波斯尼亚人的吻，事情就会这样发生，我会不会麻木了无数波斯尼亚死难者带来的冲击，比如说塞利姆的父亲。暴行是列也列不完的，而我却在这里，用甚至已经不复存在的、渺小的寻常乐事将暴行推到背景中去。

另一方面，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你不能只要这一个，不要那一个。死亡嚼着Kiki糖。杀人，被杀，抢劫，被抢，强奸，被强奸，在廉价流行副歌的伴奏下。士兵在将刚抢来的彩色电视机拖回战壕时被子弹击中。死亡与日复一日的琐碎牵着手，一起走。Kiki糖果这样的细节在无数个变体中复现——比方说，一名被狙击手击中的女孩，从唇上滴下的鲜血因为混入了她之前在嚼着的Kiki糖果而变甜。恶与日常的人造物一样平庸，并无特殊地位。

如果我们不首先与自己的过去达成和解，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应对它。因此，我选择了一样我们都感觉亲近的东西作为共同的基础——我们所熟悉的、在南斯拉夫共同经历的日常生活领域。

渐渐地，我们的红白蓝三色条纹大包鼓了起来。包里什么都有一点：已经死去的南斯拉夫中小学体系、南斯拉夫流行文化偶像、各种南货——食品、饮料、服饰等等——还有南斯拉夫的设计风格、意识形态口号、明星、运动员、集体活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神话与传说、电视剧、漫画书、报纸、电影……

波班发现了不少南斯拉夫电影的视频，因此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它们是证明南斯拉夫生活存在过的有力证词。从事后聪明的角度来解读那段生活，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中发现了未来的先兆，成真的预示。

我很快就放下了困扰过我的忧虑：我们的考古发掘，我们的招魂仪式，唤回我们更美好的过去让我们变得过于亲密，越来越难分离。于是，我们实行了另一个当年的习惯：下课后，我们会到咖啡馆里聚会谈天，直到要赶末班地铁、公交车或火车时才分开。在外人看来，我们肯定像是一个念着魔法咒语，召唤神灵的部落；我们肯定好像形神分离了一样。怎么说呢，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在出神。

我最难处理的一个学生是伊戈尔。他的记忆让我惊讶：他对他绝没有可能经历过的事情有着最生动的回忆。

“你当时还没生出来呢！”

“可我有南斯拉夫基因啊，同志，基因记得。”

南斯拉夫基因(Yugogenes)是他生造的一个看似无意义的词语，他像荷兰人一样把里面的g发成了刺耳的喉音h，对此颇为得意。我们都笑了。我的学生们显然喜欢这样一个想法：记得我们的过去的不是我们，而是虚幻、我们不必为其负责的Yuhohenes。

我经常在城里偶遇学生。我们见面时高兴极了，仿佛是多年不见的老友。我们会把语言形式的甜美唾液涂在彼此身上，拍着彼此的后背，然后到咖啡馆里喝上一杯无限续杯的kopje koffie[荷兰语，意为：一杯咖啡。]，爱抚彼此的耳朵。

我闲逛时最常见到的学生是伊戈尔。这个背着双肩包，脖子上永远绕着耳机线的高个子会没来由地突然蹦出来。

“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会问他。

“你呢？”他会反问道。

“你说呢？”

“Lope一下怎么样？”

他们就是这么说话的。这是他们的方言。他们说的lope是散步的意思，源于荷兰语里的lopen。他也可能提议来个wandel，出自荷兰语里的wandelen，意思也是散步。他们还会说“咱们去喝个kopje koffie吧”一类的话。塞利姆的荷兰语-波斯尼亚语混搭真是要命。

尽管我的学生们明确表示自己很喜欢这项共同的作业，但我还是摆脱不了雷区的画面。有一天，我和伊戈尔在街上溜达时，我试着挑起这个话题。

“你跟我说，伊戈尔，你觉得咱们的课怎么样？”

“你知道铁托与未来妻子第一次相遇时对她说了什么吗？”

“不知道，你说吧。”

“听我说，约万卡。

你的双手没有我的罪孽多。

今晚，我的额头在燃烧。

我的眼皮在颤抖。

今晚，我会做一个美梦：

你的美会带给我死亡！”

就这样，一名克罗地亚女诗人的诗句与一位克罗地亚男诗人的诗节在伊戈尔的想象中融为一体。

“你心里就没点值得敬畏的东西吗？”我大笑着说。

他没有回答，而是问道：“告诉我，同志，你有没有注意到，天使从来不笑？”

“我只能说，我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

“你从来没有直视过天使的眼睛？”

“没，我觉得没有……我不记得有……”

“那好吧，我们有一件要紧事去做了。”

那天下午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就泡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观看老大师笔下的天使面庞。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他说，“天使从来不笑吧？”

“就像刽子手一样。”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尽管这一点都不好笑。大笑是应对看不见的烦忧的一种方式。

疗伤者，我突然想到——正在从某种创伤或疾病中恢复的人，车祸、洪水、海难——他们也不笑。我们都是疗伤者。不过，我什么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