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没有任何迹象预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黎明时分的达喀尔火车站空无一人。铁道上只有一列将在上午开往巴马科的火车。这里往来的火车原本就很少。整个塞内加尔只有一条通往马里首都巴马科的国际线路，也只有一条通往圣路易斯的短途国内线路。前往巴马科的火车每周有两班，前往圣路易斯的火车每天有一班。所以火车站里经常一个人也没有。甚至连窗口售票员都很难找到，这个售票员可能同时也是火车站站长。

当太阳照耀在城市上空时，第一批乘客才刚刚出现。他们不慌不忙地在车厢里找一个位置坐下。这里的铁轨更窄，火车车厢比欧洲的小，包厢也更加拥挤。但是大家都有座位。包厢里除了我，还有我刚才在站台上遇到的一对来自格拉斯哥的苏格兰年轻情侣，他们穿越西非，从卡萨布兰卡去了尼亚美（尼日尔共和国的首都）。我问他们，为什么从卡萨布兰卡去尼亚美？他们回答不出原因，只说当初就是这么决定的。他们表示，他俩能一起去就足够了。我又问他们，在卡萨布兰卡看到了什么？他们说没有什么。我又问他们达喀尔呢？他们也说没看到什么。他们对观光旅游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想开车旅行。除了开车就是开车。对他们来说，这条非比寻常的路以及他们二人在这条路上的经历才是最重要的。他俩长得很像，肤色都很白，这种肤色在非洲看起来几乎是半透明的，他们都是栗色的头发，脸上都有很多雀斑。他们说的是带有苏格兰口音的英语，所以我能听懂的不多。有段时间一直是我们三人坐在包厢里，就在火车要开动前，一位胖胖的、精力充沛的妇女加入了我们，她穿着一件宽大鲜艳的泡泡袖“布布裙”（boubou，当地传统的长及脚踝的连衣裙）。“迪乌夫太太！”她自我介绍说，然后就舒服地坐在座位上。

我们出发了。火车先是沿着达喀尔旧殖民区的边缘行驶。这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色彩柔和，风景如画，坐落在海滩和平台之间的半岛上，有点像那不勒斯，也有点像马赛的别墅区，还有点像巴塞罗那精致的郊区。这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棕榈树、花园、柏树、三角梅。阶梯步道、树篱、草坪、喷泉。巴黎精品店、意大利酒店、希腊餐厅。然后火车越开越快，驶过了这座示范城市，这个飞地和梦幻之城，突然在一瞬间，包厢里变暗了，窗外传来轰鸣声、撞击声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我走到窗边，埃德加（那个年轻的苏格兰人）正在拼命想要把它关上，试图阻止灰尘、垃圾和碎屑涌到车厢里。

发生什么了？郁郁葱葱、开满鲜花的花园消失了，好像沉入了地下，眼前展开一片沙漠，但这是一片挤满了人、茅草屋和窝棚的沙漠，沙地上蔓延开一大片破败不堪的区域，一大片混乱的贫民窟，是那种典型的、环绕在大多数非洲城市周围的（用汽油桶等东西凑合搭建的）“贫民棚户区”（bidonville）。这种棚户区非常狭窄拥挤，货摊密密麻麻，有的甚至撞到了一起，唯一能够摆摊的空地就是路堤和铁轨。所以天刚蒙蒙亮，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妇女们把货品摊在地上，把那些香蕉、西红柿、肥皂和蜡烛放在盆里、托盘里和小凳子上。她们肩并肩站着，胳膊肘蹭着胳膊肘，在非洲向来是这样。这时，火车来了。它疾驰着呼啸而来。那时所有人发出惊呼，在一片恐慌和忙乱中抓住一切能抓住、来得及抓住的东西，拔腿就跑。他们没办法提前躲开，因为不知道火车到底什么时候会来，他们也看不到从远处开来的火车，因为火车会突然拐弯，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在最后一刻、最后一秒钟，当凶猛的铁家伙已像火箭一样冲向他们时，他们才会逃生。

我看到车窗外惊慌逃跑的人群、惊恐万分的面庞、出于自保下意识伸出的手，我看见人们摔倒、滚下路堤、吓得抱住头。这一切都发生在卷起的沙尘、飞舞的塑料袋、碎纸、破布和纸板中。

这一幕持续了很久，直到我们的列车穿过“市场”，把这片狼藉的混乱、滚滚飞扬的尘土，还有那些正在试图恢复秩序的人们都留在了身后。我们驶入了一片宽阔平坦、宁静无人的草原，上面生长着金合欢和黑刺李。迪乌夫太太说，当火车横冲直撞、仿佛要把他们的市场炸成碎片的时候，是埋伏等待的小偷们最理想的时刻。他们趁着混乱，藏在飞扬的尘土后面，扑向散落在地上的货物，偷走一切能偷走的东西。

“那些小偷可聪明了！”迪乌夫太太说话的语气中甚至带着几分赞许。

我和那两个第一次来到非洲大陆的苏格兰年轻人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非洲城市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刚才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美丽的地中海达喀尔和一个可怕的沙漠达喀尔，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些城市所发生的变化。以前，城市曾经是行政、商业和工业中心，是功能性的产物，承担着生产和创造的任务。这些城市一般规模较小，只有在那里工作的人才会住在那儿。如今，这些昔日中心所保留下来的，也只是新城市中的一个碎片、一个小片段，只构成其中的一小部分，哪怕在人口稀少的小国，这些新型城市也迅速膨胀，发展成庞然大物。当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都在加速发展，人们总是将城市与轻松便捷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但对于非洲来说，还有其他因素加剧了过度城市化。首先就是七八十年代非洲大陆的大规模旱灾。田地干涸，牲畜死亡，几百万人因饥荒而丧命。还有几百万人逃命去了城市。城市提供了更大的生存机会，因为这里会分发海外援助物资。非洲交通非常不便，又极为昂贵，道路无法通到农村，村民们必须去城市才能获得援助。但是，一个氏族一旦放弃自己的土地、失去自己的牛群，就没办法再重新获得它们了。那些走出去的人，从此之后就要永久地依赖海外援助，只有援助不被停止，他们才能活下去。

城市还因其表面的安宁和在那里可以获得安全的幻想吸引着人们。特别是在那些频繁爆发内战和军阀割据的国家中。弱小、无力自保的人们逃往城市，期盼那里可以给自己提供更多活下去的机会。我还记得索马里内战时，在肯尼亚东部的那些小镇，比如在曼德拉、加里萨，每当夜幕降临，索马里人就会赶着自己一群群的牲畜，从牧场来到这些城镇的周围，聚集在那里。夜里，这些城市仿佛戴上了一圈闪亮的光环。那是这些牧民们点燃了煤油灯、牛油灯和火把。他们靠近城镇就会感到更加安宁，更加安全。黎明时分，这个光环熄灭了。索马里人纷纷散去，带着他们的牧群继续前往更遥远的牧场。

干旱和战争就这样让村子里的人都走光了，把他们都赶到了城市里去。这一进程持续了许多年。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人都走上了这条去城市的路。在安哥拉和苏丹，在索马里和乍得，都是如此。事实上，在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去城里吧！”这里面既包含想要获救的希望，也是绝望的本能反应。因为在那里没有人在等待他们，也不是别人邀请他们去的。他们在恐惧的驱使下，拼尽全力前往那里，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找个能得救的地方就行了。

我想到了我们在离开达喀尔时曾经过的一片游牧地，想到了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命运。他们的生活是临时的，他们从不问任何人、也不问自己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如果卡车不来送食物，他们就会饿死。如果运水车不来送水，他们就会渴死。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在城市里干的事情，也没有可以回的村子。他们不种田、不养殖、不生产。他们不在任何地方学习。他们没有地址，没有钱，没有证件。

他们都失去了家园，许多人失去了家人。他们无处可去，找不到可以听自己倾诉痛苦的人，也没有可以指望能帮到自己的人。

现在，全世界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让这些人吃上饭”，因为食物是充足的，有时候只是需要组织和运输。但是，要拿这些人怎么办？要如何处理地球上这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口？如何利用他们尚未被开发的能量？他们的力量真的没有人需要吗？在人类大家庭中，这些人的地位是什么？是正式的家庭成员？还是受到伤害的亲戚？又或者是令人厌恶的入侵者？

火车渐渐慢下来，我们即将开进一个车站。我看到，一大群人朝着车厢的方向拼命地跑过来，像是要钻到车轮下自杀一样。他们是卖香蕉、橙子、烤玉米和椰枣的妇女和儿童。他们挤到车厢窗前，用托盘把自己卖的东西排成一排，高高举过头顶，所以我看不到他们的身子，也看不到他们的脸，只能看到争先恐后的一排排香蕉，被一堆堆椰枣和摆成金字塔形状的西瓜推挤着，把橙子挤得滚落到一边。

迪乌夫太太那硕大的身躯立刻把整个窗子都挡住了。她在那些在月台上方晃来晃去的水果蔬菜堆中挑来挑去，大声地讨价还价。她一会儿转过身向我们展示一串青香蕉，一会儿又把一个熟透的木瓜给我们看。她一边用她那胖胖的手掂着这些战利品，一边用胜利的口吻说：“在巴马科？得贵五倍！在达喀尔？得贵十倍！行了！”她把买来的水果放在地上和架子上。买东西的人并不多，这个水果大集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几乎无人问津。我在想，这些围着我们火车的人靠什么为生呢？下一趟火车要几天后才会开来。附近也看不到任何村庄。那么他们平时把东西卖给谁？谁又会和他们买东西？

火车开动了，迪乌夫太太满意地坐下了。但是她这次坐下来，让人明显感觉她占的地方更多了。她不仅仅是坐在座位上，确切地说应该是整个人瘫在了座位上，仿佛她决定把她的身体从我们看不见的、一直束缚着她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让它可以喘口气，获得自由。包厢被这位身材壮硕、气喘吁吁又大汗淋漓的女士占满了，她的肩膀和腰、她的胳膊和腿占据了我们的领地，把埃德加和（他的女朋友）克莱尔挤到了一个角落，而我被挤到了另一个角落，几乎都快没有地方坐了。

我想去包厢外面活动一下腿脚，但是发现这根本无法实现。现在是祈祷的时间，走廊里到处都是跪在地毯上、有节奏地向前弯腰的男人。走廊是他们唯一可以祈祷的地方。但是乘坐火车还存在一个教规的问题：因为伊斯兰教规定，信徒们应该面向麦加祈祷，而我们的火车却在不停地扭动、转弯、改变方向，有的时候火车转弯，导致虔诚的信徒们只能用后背对着圣地。

火车不停地拐弯转向，但我们眼前的景色却一直没有变过。始终是干燥炎热的萨赫勒平原，时而是浅棕色，时而是被太阳炙烤后的深棕色。上面时不时地从沙石中冒出一丛丛像稻草一样干枯、带刺的黄色草丛，还零散地生长着一些粉红色的小檗和淡蓝色的柽柳。此处常见的带刺金合欢在这些灌木、草丛和土地上撒下稀疏的淡影。安静，空旷。炎热的白天冒出的白色热气在轻轻颤抖着。

火车在一个大站坦巴昆达坏了。有阀门爆裂了，机油的细流顺着路堤流了下去。当地的小男孩们急忙跑来往瓶子和罐子里灌油。这里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如果有粮食洒落，他们会把每一粒都捡起来；如果煮水的锅裂开了，他们会一口一口地把水喝完，不让一滴水流走。

我们得到通知，将在这里停靠很长一段时间。火车周围很快聚集了许多来自镇上的看热闹的人们。我建议那对苏格兰情侣和我一起下车转转、聊聊。他俩坚决地拒绝了。他们不想和任何人见面，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他们不想认识任何人，也不想去任何人家里拜访。如果有人靠近，他们会立刻转过身去，并保持距离。他们可能最想要快点逃走。他们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曾有过不好的经历。他俩认为，只要和别人聊天，那个人一定会想从他们这儿得到什么好处。别人向他们索要的东西也五花八门，有的想让他们帮忙解决奖学金，有的想让他们帮着找工作，有的想要钱。来找他们说话的人不是父母病了，就是要养活弟弟妹妹，而他自己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他们经常会听到重复的抱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对此手足无措。最后，心灰意冷的他们一致决定：不联系、不见面、不说话。他俩直到今天也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

我和他们说，这些人之所以会提出这些诉求，是因为许多非洲人都认为白人什么都有。而且不管怎么样，他们肯定比黑人拥有的要多得多。对非洲人来说，如果一个白人出现在他面前，就好像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鸡站在面前。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不能错过。而且这里的很多人的确一无所有，他们什么都需要，他们有太多渴望得到的东西了。

而且其中还存在着巨大的习俗差异和完全不同的期待。

非洲文化是交换文化。你给了我什么，那么我就有责任还给你点什么。这还不仅仅是一种责任，这关乎我的尊严，我的荣誉，我的人格。在交换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最高境界。两个年轻人的结合，通过他们的后代，延长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并确保了物种的延续，而这种关系也是通过氏族间的交换行为而产生的：女人被用来交换她的氏族不可或缺的各种物品。在这样的文化中，一切都具有礼物的性质，礼物是需要回赠的。一个人收了礼物而没有回赠是会受到良心谴责的，甚至会给他带来不幸、疾病或死亡。所以，收到礼物就是一种信号，一种刺激，让人们立刻就要采取回报行动，迅速回到平衡状态：我收到礼物了？我也回赠了！

当一方不理解交换可以在不同层次的价值上进行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误解。比如，我们可以用象征性价值来交换实物价值，反之亦然。如果一个非洲人主动走向苏格兰人，那么这个非洲人对这两个苏格兰人付出了自己的真心和关注，向他们提供了信息，提醒他们要注意小偷，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这些都是送给他们的丰盛礼物啊。所以，这个慷慨的非洲人现在期待回报，回赠，希望自己的期待可以被满足。可是他却疑惑不解地看到：苏格兰人脸色难看，甚至还转身就走了！

晚上的时候，我们继续向前行驶了。天气稍微凉快了一些，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火车一路向东开，越来越深入到萨赫勒的深处、非洲的深处。这条铁路线带我们经过了高迪里、迪博利和一个更大的城市，现在已经到了马里的凯耶斯。每到一个车站，迪乌夫太太都要购物。车厢里已经堆满了橙子、西瓜、木瓜和葡萄。现在她又在买雕花凳子、铜质烛台、中国毛巾和法国香皂。她一直都带着胜利的语气高声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看看！这在巴马科得多少钱？得贵五倍！在达喀尔呢？十倍！天啊！多划算啊！”然后一整排的座椅都被她一个人占了。我没地方坐了，苏格兰人只剩下一小块空地，他们对面从地到天摆满了水果、洗衣粉、衬衫，一捆捆风干的草药，一袋袋种子、小米和大米。

我有些困了，我感觉仿佛是发烧后出现了幻觉，我觉得迪乌夫太太变得越来越硕大，她的身体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她那宽大的布布裙迎着窗外吹进来的风变得越来越鼓，像是鼓起的帆船风帆，在摇摆着，飘荡着。她就要回到巴马科的家中，对自己买到的这些便宜东西非常自豪。她心满意足，带着胜利的喜悦占满了整个包厢。

我看着迪乌夫太太，看着她无处不在的身影，她无限的活力，她可以占有整个空间，并且不必对此感到歉意——我意识到非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还记得多年前坐这趟火车的情景。当时我自己在一个包厢里，没有人敢来打破欧洲人的这份宁静和舒适。而如今，巴马科一个摊位的老板娘、来自这片土地的一位女性，眼皮都不眨一下就可以把三个欧洲人挤出车厢，告诉他们，这里没有给他们的位置。

凌晨四点，我们到达了巴马科。车站人山人海，月台上站着拥挤的人群。一群兴奋的小男孩冲进了我们的车厢。

那是迪乌夫太太的队伍，他们都是来帮太太搬东西的。我走下火车，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喊叫。我从人群中挤过去，看到一个法国人穿着被撕破的衬衫坐在月台上，一边呻吟一边咒骂。他刚一下车，所有东西就在一瞬间被抢走了。他手里只剩下了皮箱的提手，现在他正挥舞着这块被扯烂的人造革碎片咒骂着全世界。

迪乌夫太太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