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清晨和黄昏是最惬意的时刻。太阳要么还没有开始燃烧，要么已经不再灼人——让你可以生存，可以活着。

我们要去距离亚的斯亚贝巴二十五公里处的萨贝塔瀑布。在埃塞俄比亚开车得不停地妥协：所有人都知道，这里的道路狭窄老旧，人挤人、车贴车，十分拥挤；所有人也都知道，他们得自己在路上给自己找地儿，不仅要挤进去，还得动起来，最重要的是要到达目的地。每个司机、牧民或行人每过一会儿就要面对一个障碍、一个困难、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开过去而不与对面驶来的汽车相撞，如何赶着牛羊骆驼而不踩到儿童或者匍匐在地上的乞丐，如何过马路而不被卡车撞死，如何不被牛角牴伤，如

何不撞倒一个头上顶着二十公斤重物的妇女，等等。但是这里没有人大嚷大叫，没有人动怒，也没有人骂骂咧咧，每个人都很有耐心，像在无声地表演他们的回转滑雪动作和芭蕾舞单脚尖转圈，他们避让，错身，回旋，绕开，在这里转弯，在那里错开，最重要的是——向前移动。如果路上出现了瓶颈，大家会齐心协力、心平气和地处理；如果发生了大拥堵，每个人都会着手一起解决，一毫米一毫米地。

浅浅的河水冲过开裂的石头河床，越来越低，直到它突然抵达一处陡峭的悬崖，从那里飞流直下。这就是萨贝塔瀑布。为了从游客那里赚点钱，一个八岁左右的埃塞俄比亚小男孩当着游客的面脱光衣服，光着屁股坐进湍急的河水，顺着河底的碎石滑向悬崖的边缘。当他在咆哮的深渊上方及时刹住时，聚集的人群发出两声惊呼：第一声是恐惧，第二声是如释重负。小男孩站起来，转过身去，伸了个懒腰，冲着游客们撅起屁股。这个动作不是蔑视，也没有冒犯的意思。恰恰相反，他的神情中充满了自豪，像是让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放心：要是像他一样，屁股晒得黝黑——你们看！——就可以滑过布满尖锐碎石的河床而不让自己受伤。的确，他的皮肤看起来就像登山靴的胶面一样坚硬。

第二天，我去了亚的斯亚贝巴的监狱。在入口处铁板搭的屋顶下，有一群人正在排队等着进去探监。政府没有钱给警察和监狱看守定做制服，所以那些衣衫褴褛、赤脚在门口徘徊的年轻人就是监狱看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手中握有权力，能决定是否让我们进去；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并且得等他们讨论完。这座由意大利人修建的老监狱曾是亲苏派的门格斯图政府用来囚禁和审讯反对派的地方，现在，当局将门格斯图身边的亲支近派，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各大部部长、军队将领和警察长官等都关在这里。

大门上那颗带有锤子和镰刀的大五角星还是门格斯图当年挂上去的，监狱的院子中则立着一座马克思的半身像（这是苏联的习俗，在古拉格的入口处悬挂斯大林的肖像，里面则矗立着列宁的雕像）。

门格斯图政权在执政十七年之后于1991年夏天垮台。领导人自己在最后一刻乘飞机逃往津巴布韦。曾经由他领导的军队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在苏联的帮助下，门格斯图建立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有四十万士兵，还拥有火箭和化学武器。在北部山区（厄立特里亚、提格雷）和南部山区（奥罗莫）的游击队员们对这支军队发起了战争。1991年夏天，他们将政府军逼退到了亚的斯亚贝巴。游击队员都是赤脚的男孩，有的还是小孩子，他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武器装备十分简陋。欧洲人开始陆续从这座城市逃跑，他们认为游击队攻打进来后一定会发生可怕的屠杀。但是当时发生了另一件事，这件事可以拍成一部名为“伟大军队的灭绝”的精彩电影。在听说他们的首领逃跑后，这支全副武装的强大军队在几小时内就崩溃了。这里的居民惊讶地看到，这些一直饿着肚子、士气殆尽的士兵们瞬间变成了乞丐。他们一手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另一只手伸出来向居民讨要食物。游击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首都。什么坦克、火箭炮、飞机、装甲车和大炮，门格斯图部队的士兵们全都不管了，他们只管自己，要么徒步，要么骑骡子、坐公共汽车返回自己的村庄，回到自己的家园。如果你在当时恰好开车经过埃塞俄比亚，你会在许多村庄和城镇里看到年轻、强壮、健康的男子无所事事地坐在家门口或路边小破酒馆的凳子上，他们都曾是门格斯图将军伟大军队的士兵，这支原本要征服非洲的军队，却在1991年夏天的一日之间崩塌得支离破碎。

我采访的这个囚犯名叫希梅利斯·马曾吉亚，曾是门格斯图政府的意识形态专家之一，作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主管意识形态事务，可以说是埃塞俄比亚的苏斯洛夫。马曾吉亚今年四十五岁，精明睿智。他回答问题时字斟句酌，十分小心。他身上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运动衫。在这里，所有囚犯都穿“便装”，因为政府也没有钱给囚犯制作囚服。狱警、囚犯都一样，都穿自己的衣服。我问其中一名狱警，这样囚犯们看起来和街上的平民百姓没有区别，难道他们不会趁机逃跑吗？他困惑地看着我说：“逃跑？在这里，他至少还有一碗汤喝，出狱后他就得和全国人民一样挨饿。他们是犯人，但他们不是疯子！”

马曾吉亚的黑眼睛中透着焦虑，甚至恐惧。他的眼珠一直在动，转个不停，仿佛是在被困的陷阱中疯狂地寻找出路。他说，门格斯图的逃跑让他们所有人，包括他最亲近的人都大吃一惊。门格斯图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对物质财富丝毫不感兴趣，他在意的只有绝对权力。能统治国家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他思想固化，不肯做任何妥协让步。马曾吉亚将肆虐全国多年的恐怖大屠杀说成是一场“权力斗争”。他认为“双方都在杀人”。马曾吉亚是如何评价自己所参与的最高权力核心的工作呢？这个如今已经垮台的政权造成了多少苦难、毁灭和死亡？（在门格斯图的命令下，有三万多人被射杀，但也有人说是三十万人。）我记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某个早上，当我开车经过亚的斯亚贝巴时，被杀害者的尸体横陈街头（这仅是一夜之间造成的）。马曾吉亚回答得非常富有哲理：历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历史会犯错误，会迷茫，会探索，有时会走进死胡同。只有未来才能判断功过，才能找到正确的标准。

马曾吉亚和其他四百零六个与前任执政者有关的人（他们都属于埃塞俄比亚权贵集团）在这里被关了三年，他们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继续监禁？审判？枪决？还是重获自由？但现任政府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如何处置这些人？

我们坐在一个很小的房间中，以前这里可能是值班室。没有人监听我们的谈话，也没有人要求我们什么时候要结束。这里和整个非洲一样，处处都是杂乱无序的，人们进进出出，旁边桌子上的电话一直响，也没有人接听。

在谈话的最后，我提出想去看看关押囚犯的地方。他们把我领进了一个院子，四周都是有长廊的二层小楼。长廊连接着所有牢房，所有牢房的门都是朝向院子的。院子里挤满了人，一大群犯人在那里放风。我望着他们的脸，他们是一群留着胡须、戴着眼镜的大学教授以及他们的助手和学生。他们当中有许多门格斯图政权的支持者，他们大多是恩维尔·霍查所建立的阿尔巴尼亚版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地拉那与北京决裂后，埃塞俄比亚的亲霍查派在亚的斯亚贝巴街头向亲中派开火。几个月来，街上血流成河。门格斯图逃走后，他军队中的士兵各自逃回了家乡，只有学者们留了下来。他们轻而易举就被抓了起来，关在这个拥挤的院子中。

有人从伦敦带回了一本1993年夏天出版的索马里季刊《索马里文学文化杂志》（ Hal- Abuur， Journal of Somali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我数了数，这十七位索马里作者，都是知识分子、学者和作家，他们中有十五人生活在国外。非洲的知识分子大多居住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如美国、伦敦、巴黎、罗马，这是非洲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他们自己国家中，留下的只有最底层：一大群无知、贫苦、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的农民；在上层是腐败官僚的政府和傲慢的军队（乌干达历史学家阿里·马兹鲁伊称他们为“流氓军”）。没有知识分子，特别是没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非洲如何发展，如何参与到世界的伟大变革之中？而且，如果一位非洲学者或作家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他一般都不会去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寻求避难，而是会立刻前往波士顿、洛杉矶、斯德哥尔摩或日内瓦。

我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时候去了那里的大学，这也是这个国家唯一一所大学。我去大学的书店看了一下，这也是全国唯一的书店。书架上空空如也，一本书都没有，一本杂志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也都是如此。我记得之前在坎帕拉有一家很好的书店，在达累斯萨拉姆甚至有三家，现在，哪儿都没有，一家也没有。埃塞俄比亚的面积有法国、德国和波兰加起来那么大。在这里居住着五千多万人，再过几年将会超过六千万，再过十几年会超过八千万。

也许那时候，能有个人，哪怕开一家书店呢？

有空的时候，我会去非洲大会堂闲逛，这座宏伟壮丽的建筑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一座山上。1963年5月，第一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我曾在这儿见到了纳赛尔、恩克鲁玛、海尔·塞拉西、本·贝拉和莫迪博·凯塔。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人物。如今，在当年他们开会的大厅中，几个男孩正在打乒乓球，一个女人在卖皮夹克。

非洲大会堂是帕金森定律最淋漓尽致的呈现。多年前，这里只有一栋建筑，而如今有好几栋。每当我来到亚的斯亚贝巴都会看到同样的景象：在非洲大会堂周围正在建造一些新的建筑。每一座都比前一座更宏伟、更豪华。埃塞俄比亚的制度一直在改变，一开始是封建贵族制度，然后是马列主义制度，现在是联邦民主制度；非洲也一直在改变，变得越来越贫苦。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非洲大会堂，这个主要权力机构的所在地，会不受任何制约地扩建下去。

非洲大会堂的走廊、房间、会议室、办公室中，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文件。柜子和分类文件架里塞满了各种文件，从抽屉中溢出来，从架子上掉下来。办公桌被拥挤地摆放在一起，桌子后面坐着来自全非洲各地的漂亮姑娘。

她们是秘书。

我在找一份名为《拉各斯行动计划》（Lagos Plan of Action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frica 1980—2000）的文件。1980年，非洲领导人齐聚拉各斯，商讨如何帮助非洲大陆摆脱现有危机，如何拯救非洲。为此，他们制订了这个行动计划，这个如圣经、如灵丹妙药般的宏伟发展战略。

我多次寻找，也问了很多人，但都没有结果。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什么行动计划。有的人只是听过这个名字，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还有些人听说过并且知道更多的信息，但没有这份文件。他们能给我提供关于如何提高塞内加尔花生种植数量的决议、如何在坦桑尼亚消灭茨蝇的决议、如何减少萨赫勒地区的干旱的决议，等等。但是如何拯救非洲？他们没有这样的行动计划文件。

还是在非洲大会堂中，我曾经进行过几次采访。其中一次是对联合国开发署副署长巴巴索拉·钦斯曼的访谈。他来自塞拉利昂，年轻有为，精力充沛。他是那些被命运之神眷顾的非洲人中的一个，是新的国际阶层——在国际组织中拥有席位的第三世界成员国——的代表。他在亚的斯亚贝巴有一套（公务）别墅，在弗里敦¹有一套（私人）别墅（租给了德国大使馆），在曼哈顿有一套私人公寓（因为他不喜欢住酒店）。还有豪华轿车、司机和仆人。他明天在马德里开会，三天后又去纽约开会，一周后又去悉尼开会。这些大会的主题总是相同的，确切地说永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缓解非洲居民挨饿的问题。

那次访谈气氛愉悦，内容有趣，钦斯曼说：“非洲并非停滞不前，非洲一直在发展，非洲不只是一片饥饿的大陆。

“这个问题是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一百五十个欠发达国家向二十五个发达国家不断施压，而这些发达国家正处于衰退之中，人口增长也停滞不前。

“促进非洲的区域发展极为重要，但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的障碍。这里缺乏交通运输工具，路况差，没有卡车或大巴，公共交通系统落后。

“这种落后的交通网络导致非洲大陆百分之九十的村镇与世隔绝，村民们无法接触到市场，也就无法赚到钱。

“我们这个世界的悖论就在于，如果我们把运输、处理、储存和保存食物的费用都算上，那么在苏丹等国的一些难民营中，难民一顿饭的费用（一般来说是一把玉米）比在巴黎最昂贵的餐厅吃一顿饭的价格还要高。

“在获得独立三十年后我们终于开始懂得，教育对发展至关重要。识字的农民的经济效率是文盲农民的十到十五倍。不需要任何投资，教育本身就会带来物质财富。

“最重要的就是要采取多维度发展：地区的发展、当地社群的发展，发展要靠相互扶持而不是相互竞争。”

来自坦桑尼亚的约翰·门鲁说：

“非洲需要能用新方式思考的新一代政治家。现在的政治家必须下台。他们想的不是发展，而是如何继续掌权。

“非洲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创造新的政治环境：一，采取对话原则作为约束；二，确保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三，尊重基本人权；四，开始民主化。

“能做到这一切，新的政治家就会自己成长起来。这些新的政治家会有清晰明确的愿景——这是我们今天最缺乏的。

“危险的是什么？是民族狂热主义。它会令民族原则具有宗教的维度，成为宗教的替代品。这才是最危险的！”

苏丹人萨迪格·拉希德是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主任之一。他说：

“非洲必须觉醒。

“必须阻止非洲的边缘化。但我不知道能否成功。

“我担心非洲社会是否能够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因为这将决定很多事情。”

有一天，我和一位年长的、在这里定居多年的英国人A先生对此进行了探讨。我们谈到，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欧洲及欧洲文化的力量正是在于它具备批判能力，特别是自我批判能力；在于它分析和求索的艺术，在于它不断的追问找寻和它的躁动不安。欧洲思想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秉持怀疑态度并提出问题。在某些文化中缺少这种批判精神。更有甚者，他们骄傲地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很完美；总之，他们不对自己进行批判。他们把一切罪恶归咎于他人，归咎于其他力量（如阴谋、间谍和各种形式的外来统治）。他们认为所有批评都是恶意攻击、歧视以及种族主义，等等。这些文化的代表将批评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认为是在故意贬低他们，甚至视为一种凌辱。如果你告诉他们城市很脏，他们就会认为你是在说他们很脏，说他们的耳朵、脖子、指甲很脏。他们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他们背负着满腔的怨恨、自卑、嫉妒、愤怒、烦恼和狂躁。这使得他们长久以来在文化上、结构上都无法取得进步，无法在自身内部产生变革和发展的意愿。

非洲的各种文化（因为非洲有许多种文化，就像非洲有许多种宗教一样）是否属于不能触碰、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化？萨迪格·拉希德等非洲人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希望找到非洲在这场大陆竞赛中落后的原因。

欧洲所看到的非洲是什么样的？饥荒，瘦得皮包骨的儿童，干裂的土地，城市贫民窟，大屠杀，艾滋病，无家可归的难民，没有衣服，没有药品，没有水和面包。

于是，全世界都急忙过来援助。

和过去一样，今天的非洲仍被当作客体，是某颗星星的投影，是殖民者、商人、传教士、人类学家和各种慈善机构（光在埃塞俄比亚就有八十多个慈善机构）的领地和场所。

另外，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一切，非洲只为自己而存在，是一片永恒的、封闭的、单独的大陆，是一片由香蕉果园、奇形怪状的木薯田地、丛林、广袤的撒哈拉、慢慢干涸的河流、日渐稀疏的森林、病态畸形的城市所组成的大地，是世界上一片充满了某种躁动不安的强烈电流的区域。

我在埃塞俄比亚一共穿越了两千公里。这里道路空旷，荒无人烟。除了山，就是山。在这个季节（欧洲是冬天），山也是绿色的。在阳光下，它们高耸入云，气势磅礴。到处寂静无声。但是只要你停下来，坐在路边认真地听，就会听到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些单调而高亢的声音。那是周围山坡上孩子们的歌声，他们在捡柴火，看管羊群，给牛割草。这里听不到大人的声音，仿佛这里只是孩子们的世界。

这也的确是孩子们的世界。未满十五岁的儿童占非洲总人口的一半。所有的军队中都有很多儿童，难民营里大多数也是儿童。田野里，是孩子在种地；市场上，是孩子在做生意；在家里，孩子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他们负责背水。当所有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小男孩们已经冲出黑暗，冲向泉水边、池塘和河流边去挑水。现代科技成了这些小家伙们的好帮手，因为便宜、轻便的塑料桶就是现代科技给这些孩子们带来的馈赠。这种塑料桶在十几年前彻底改变了非洲人的生活。在热带地区，水是活下去的条件。由于这里没有排水系统，而且到处都缺水，所以人们必须长途跋涉去找水，有时甚至要走好几公里。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使用沉重的陶罐或石罐来运水。非洲没有轮式运输工具，所有东西都靠人们自己来拿，最常见的就是顶在头上。以前按照家庭分工，都是妇女们顶着这些水罐，小孩子根本搬不动这样的大罐子。而且在这个贫穷的世界里，每家每户通常也都只有一个这样的容器。

但是塑料桶出现了。奇迹出现了！这是一场革命！首先，它比较便宜（尽管在有些家庭中它是唯一值钱的东西），大概两美元一个。但最重要的是，它很轻。而且它有不同的尺寸，即使是一个小孩也能背回好几升水。

所有的孩子要去背水。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几十个孩子一边嬉戏打闹，一边去远处的泉水边打水。这对一个筋疲力尽的非洲妇女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现在多出了多少时间来照顾自己、照顾家庭啊！

塑料桶的好处说不完道不尽。其中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它可以替人排队。人们等着排队取水（水罐车运来的水），有时候可能要站上半天。站在熊熊燃烧的烈日下排队是一种酷刑折磨。以前，人们不能把陶罐放在这儿，自己去阴凉处，因为珍贵的罐子会被偷走。但现在，人不用自己排队了，而是把塑料桶摆在那儿，自己就可以去阴凉处、去市场或者去拜访朋友。开车经过非洲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塑料桶排成一个长达几公里的队伍，等待着水的出现。

我们接着说孩子们。你只要在村庄、小镇，哪怕只是在田野中刚刚停下脚步，就会立刻出现一群孩子。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就是围着一些破碎的布条。他们唯一的财产、唯一的食物就是一个装着一点儿水的小葫芦。每一小块面包或者香蕉都会在一瞬间被他们一口吞进肚子里。饥饿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种常态，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第二天性。但是，他们问你要的不是面包或水果，他们甚至也不会要钱。

他们想要一支笔。

圆珠笔一支十美分。是的，但是他们去哪儿弄来十美分呢？

他们都想去上学，都想学习。他们其实有时也会去上学（乡村学校就在一棵巨大的杧果树下），但他们学不会写字，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写字的东西，没有笔。

在贡德尔附近（从亚丁湾经吉布提向奥贝德、特尔萨夫、恩贾梅纳¹和乍得湖方向走，就能到达这座埃塞俄比亚国王和皇帝们的城市），我遇到了一个人，他正往南走。这是关于他能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从北向南走。对了，他这么走是为了寻找他的弟弟。

他赤着脚，穿着打满补丁的短裤，背上搭着一件可能是衬衫的东西。除此之外，他还有三样东西：一根流浪者的棍子；一块布，他早上用这块布当毛巾，酷热的中午用来盖在头上，晚上睡觉的时候盖在身上；还有一个斜挎在身上、带锁的木制水壶。他没有钱。如果沿途有人给他一口吃的，他就吃，如果不给，他就饿着。他一生都在挨饿，饥饿对他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往南走，因为他弟弟当初离开家后就是往南走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很久了（我以前和会说几句英语的司机聊天，他形容任何过去的时间都会用“很久了”）。这个人也走了很久了。他是从厄立特里亚的克伦附近的村子出来的。

他知道怎么向南走：在上午的时候一直朝着太阳走。他碰到人就会问，认不认识所罗门（他弟弟的名字）。人们对这样的问题并不感到惊讶。整个非洲都在移动，在去往某个地方的路上，流浪。有些人在逃离战争，有些人在逃离干旱，有些人在逃离饥荒。他们逃亡、流散、迷路。这个从北往南走的人只是滚滚人潮中一滴无名之水，奔走在这片黑色大陆的道路上，有的人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有的人是希望能在太阳照耀的大地上找到容身之所。

他为什么想找他的弟弟？“为什么？”他不理解这个问题。原因显而易见啊，这件事本身就是原因，无须解释。他耸了耸肩。也许他觉得他碰到的这个人很可怜，尽管穿得光鲜亮丽，但这个人比他少了一样重要的珍贵之物，所以比他更可怜。

他知道自己在哪儿吗？他是否知道，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厄立特里亚，而是另一个国家埃塞俄比亚了？他笑了，他笑起来就像一个知道很多事情的人。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对他来说，在非洲这里没有边界，也没有国家，只有一片灼热的土地，他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兄弟。

就在同一条道路上——但我们必须往山下走，到两座陡峭的山坡中间的裂缝深处——德布雷利巴诺斯修道院就矗立在那里。教堂内又冷又黑。在刺眼的阳光下行驶了几个小时后，眼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过了一会儿，墙壁上的壁画逐渐清晰可见，我看到身着白衣的埃塞俄比亚朝圣者，脸朝下趴在铺着垫子的地板上。在一个角落里，一位年老的僧侣用已经消亡的吉兹语唱着圣歌，声音如梦中呓语，时而低得几乎听不见。在这种凝神静默的神秘氛围中，一切都仿佛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度量和重量，超越了存在。

不知这些朝圣者在那里趴了多久，因为我白天进出了好几次，他们一直都趴在垫子上一动不动。

一整天？一个月？一年？还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