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卜杜拉-瓦里奥村，姑娘们总是最早起床，天刚蒙蒙亮她们就要去打水。这是个幸福的村庄，因为离水源很近。她们只需要走下陡峭的沙坡，就可以到河边。这条河是塞内加尔河，它的北岸是毛里塔尼亚，南岸是与河同名的国家——塞内加尔。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撒哈拉沙漠的尽头，也是被称为“萨赫勒地区”的开端。萨赫勒是一片半沙漠化、半干旱的热带大草原，向南往赤道方向绵延数百公里后，就变成了潮湿的、蚊子肆虐（容易传播疟疾）的热带雨林地区。

姑娘们来到河边，用高高的金属盆和塑料桶盛满水，一个人帮另一个人把水放在头上，然后她们叽叽喳喳地爬过沙坡回到村子里。太阳升起，容器里的水捕捉到阳光，像水银一样颤抖，荡漾，闪烁。

现在，她们各自回到家中，回到自己的院子里。从清晨去河边打水开始，她们就穿戴整齐，总是一样的衣服：高支棉印花连衣裙，宽松肥大，一直垂到地面，把全身遮得严严实实。这是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村庄，女性身上不能有任何让人联想到她在试图诱惑男性的着装配饰。

摆放餐具和倒水的声音就像乡村教堂里的钟声，唤醒了村里的每个人。孩子们从简陋的泥坯房中涌出来——这里也只有简陋的泥坯房。孩子多得数不过来，仿佛整个村庄就是一个巨大的幼儿园。这些小孩一跨过门槛，就开始毫不犹豫地尿尿，他们逮哪儿尿哪儿，尿得到处都是，他们有的无忧无虑、十分开心，有的还没睡醒，有的在生闷气。他们刚尿完就跑到水桶和盆边喝水。这时小姑娘们（也只有小姑娘们）才会擦脸。小男孩可想不到干这件事。然后孩子们就会四处去寻找早餐。当然这是我的想法，但实际上这里并没有早餐的概念。如果小孩们有东西吃，他们就吃。吃的可能是一块面包或者饼干、一块木薯或者一根香蕉。他从来不会一个人吃，因为孩子们所有东西都会分享。一般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女孩子会尽量确保每个人都能公平地分到食物，哪怕每人只能分到一小块碎渣。接下来的一天他们都要不停地寻找食物。这些孩子总是饿肚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都会一口吞下去，然后立刻开始寻找下一个能吃的东西。

现在，每当我回忆起阿卜杜拉-瓦里奥村的清晨，都会想到，在那里听不到犬吠、母鸡咯咯或奶牛哞哞的叫声。是的，因为村子里没有任何动物，没有任何我们称之为牲畜的牛、猪、羊和家禽。因此，这里也没有牛棚、马厩、猪圈或鸡舍。

阿卜杜拉-瓦里奥村也没有植被，没有绿植、鲜花或灌木，没有花园或果园。人类在这里与裸露的土地、松散的沙子和碎泥块为伴。在这个炙热如熔炉的天地间，人类是唯一的生灵，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而战，为在这片大地上活下去而战。所以，这里只有人和水。因为水在这里可以代替一切。在没有动物的情况下，是水为我们提供食物，维持我们的生存；在没有植物遮阴的情况下，是水为我们降温，水花飞溅的声音就仿佛是树叶沙沙作响。

我是来蒂亚姆和他弟弟亚马尔家做客的。他们都在达喀尔工作，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们的。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什么都做。非洲城市里有一半人没有明确的职业，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们做小买卖，当搬运工，帮别人看东西，等等。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他们随时可以提供各种服务。他们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干活，拿钱，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他们也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这都取决于你，取决于你花多少钱。要说起他们都干过什么工作，他们可是滔滔不绝，他们做过成千上万种工作，就没有他们没做过的！他们一直留在城市里，因为在这里能更轻松、更容易地活下去，有时甚至还能挣点钱。如果挣了点钱，他们就会买礼物回村里，看看妻子、孩子和表兄弟们。

我在达喀尔遇到蒂亚姆和亚马尔时，他俩正准备动身回阿卜杜拉-瓦里奥村。他们建议我和他们一起去，但我必须在达喀尔再待一个星期。不过，如果到那时我还想去的话，他们会在那边等着我。去那里的唯一方法是乘坐小巴。我得在黎明时分赶到汽车总站，那时才最容易找到座位。于是我一周后就去了。汽车总站是一个巨大而平坦的广场，在这个时间还空荡荡的。几个男人立刻现身在门口，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去波多尔，因为我要去的那个村庄就在这个省。他们把我带到广场中央，把我留在那里就离开了。因为我独自一人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不一会儿一群冻得瑟瑟发抖的小贩（现在很冷）就聚集在我周围，使劲推销他们的商品——口香糖、饼干、婴儿摇铃，还有可以按根或按包买的香烟。我什么都不想买，但他们还是一直站在那里，没有任何事可做。白人就是异类，是一个来自别的星球的空降兵，可以饶有兴致地盯着他一直看。过了一会儿，在大门口那儿出现了一个乘客，接着又来了一个，小贩们一齐都朝他们的方向走去。

终于，一辆丰田小巴开了过来。这种车上有十二个座位，但在这里能乘坐三十多个乘客。很难描述车里满满当当的加座、焊接座和长凳的数量及排列。当车厢满员时，只要有一个人上下车，所有乘客都得配合，因为车里挤得严丝合缝，跟瑞士钟表一样精密，任何占据了一个位子的人都必须考虑到，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连脚趾头都动弹不了。最难熬的是等待发车的时候，你只能坐在又闷又热的车里，直到司机认为车上乘客齐了。就拿我们这辆丰田小巴来说，我们已经等了四个小时，眼看就要出发了，但我们的司机特拉奥雷，一个高大魁梧、年轻暴躁的大块头上车后却发现有人把他放在座位上的一个包偷走了，包里面装的是他送给女朋友的一条连衣裙。这种偷窃本来在全世界都是家常便饭，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拉奥雷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像疯了一样。我们车上所有人都往后躲，生怕他把我们这群无辜的人都撕成碎片。我再次注意到，在非洲这样一个偷窃无处不在的地方，人们对小偷的反应是非常不理智且近乎疯狂的。对一个可能只有一个碗或者一件破衬衫的穷人实施盗窃，的确是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所以他们对偷窃的反应也会显得惨无人道。如果人群在市场、广场或大街上追到小偷，会当场把他杀死。所以，非常矛盾的就是，与其说警察在这里的任务是抓小偷，不如说是保护和解救他们。

我们先是沿着大西洋海岸行驶，路的两边是壮硕挺拔、直入云霄的猴面包树。行驶在这些树中间，仿佛行驶在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之间。猴面包树在树中的地位，就好像是大象在动物界的地位，没有树可以匹敌。它们来自另一个地质时代、另一种环境、另一种自然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们相比较。它们为自己而活，有自己独立的生物程序。

驶过这片绵延数公里的猴面包树林之后，我们开上了向东去的道路，朝着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方向行驶。特拉奥雷在达加纳把车停了下来。这里有几家小餐馆，我们将在其中一家吃午饭。大家六到八人一组，围成一圈坐在餐馆的地板上。在每个圆圈的中间，餐馆的小伙子放下一个金属盆，里面装有半盆淋着棕色辣酱的米饭。我们开始吃饭：每个人依次把右手伸到盆中，抓起一把米饭，挤出多余的酱汁，然后把这团压实的米饭放进嘴里。大家吃得很慢，很认真，也都遵守秩序，不让任何人吃亏。在这个仪式中非常讲究礼仪和适度。尽管大家都很饿，米饭又有限，但没有人破坏秩序、加快吃饭速度或者作弊。当我们把大盆里的米饭吃完后，那个小伙子又端来一桶水，每个人再按顺序喝一大杯，然后洗手、付钱、离开、上车。

不一会儿，我们又开车上路了。下午我们到达了一个叫“姆布巴”的地方。我在这里下车，接下来我还有十公里的土路要走，要踩着滚烫的沙子，顶着灼人的烈日，穿过干燥炎热的大草原。

阿卜杜拉-瓦里奥村的早晨。孩子们已经散落在村子中的各个角落了。成年人从泥坯屋中走出来，男人们在沙地上铺上小地毯开始晨间祷告。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专心致志地祷告，任凭孩子们追跑打闹，妇女们忙忙碌碌。这个时间太阳已经升起，照亮了大地，照进了村子。人们也立刻感觉到了它的存在，感觉到了炎热。

接下来，早晨的拜访问候开始了。所有人都要相互拜访，但这些仪式都在院子中进行，不会进到别人的泥坯房中。因为房子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蒂亚姆在祈祷结束后开始去拜访离他最近的邻居。他走向他们，双方开始一问一答地寒暄。“你睡得好吗？”“我睡得很好。”“你妻子睡得好吗？”“也很好。”“孩子们睡得好吗？表兄弟们呢？”“都很好。”“你的客人睡得怎么样？”“也很好。”“你做梦了吗？”“做了。”如此等等。这样的对话要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我们问得越久、交流得越详细，就代表我们越尊重对方。我们在这个时候无法自由地在村子里走动，因为我们必须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这种一问一答、无穷无尽的问候交流，而且每个人都要单独问候，不能集体问候所有人，那样做是不礼貌的。

我一直陪着蒂阿姆完成了这套礼仪。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所有人都拜访了一圈。同时我发现，其他人也按着他们的“清晨轨道”完成这个仪式，村子里熙熙攘攘，都是在参加这个盛大的仪式，四处传来“你睡得好吗？”以及令人满意的积极回复“我睡得很好”。走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你会发现在这些村民的传统中，甚至在他们的想象中，并不存在将空间划分、区隔或分段的概念。整个村庄没有围墙、栅栏或围栏，没有防护网或沟壑，没有任何分界线。他们的空间是一体的、共享的、开放的，甚至是透明的；不挂窗帘，不设屏障、阻隔和围墙，不对任何人设置限制，也不阻拦任何人。

现在，有一部分人去田里干活了。田地很远，从这里甚至看不到。村子附近的土地早就变得荒芜贫瘠，只有沙土和灰尘。只有在几公里外的地方才能种点东西，还得盼着雨水降临，这样土地能有所收成。人类在这里有那么多的土地，但能耕种的却很少。锄头是他们唯一的工具，他们没有犁，也没有耕畜。我看着那些下地干活的人。他们每人带一瓶水，作为一天唯一的饮食。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他们在地里种什么呢？木薯、玉米、旱稻。这些人的智慧和经验告诉他们，不能干太多活，要慢慢来，要多休息，要节省体力。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很虚弱，营养不良，没有力气。如果有人拼命干活，不辞辛苦，那么他就会变得更加虚弱。疲惫无力的人很容易患上疟疾、肺结核以及上百种热带疾病，这些疾病中有一半都是致命的。这里的生活是无休止的艰难挣扎，反复探索，尝试在生存和毁灭之间找到一个脆弱不堪、岌岌可危的平衡点。

妇女们从早上就开始准备一顿饭。我说“一顿饭”，是因为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没法用“早餐”“午餐”“晚餐”这样的词；他们也不是在固定的时间吃饭，什么时候饭做好了，就什么时候吃。但通常是在下午晚些时候，而且吃的都一样。和周围其他地方一样，在阿卜杜拉-瓦里奥村人们吃的是淋有辣椒酱的米饭。村里有穷人也有富人，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菜色是否丰富，只在于米饭数量的多少。穷人只有一小口，而富人可以吃冒尖的一碗。但这只是在丰年才会出现的情况。常年干旱把所有人一起推向谷底，穷人和富人都只吃一点点，只要饿不死就行了。

准备这顿饭要占用妇女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确切地说是所有的时间。因为她必须在早晨出发去找柴火。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柴火，因为树已经被砍光了。想在大草原上寻找一些木块、木片和小树枝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花费很多时间。当妇女终于把一捆柴火背到家时，她还得再去打水。阿卜杜拉-瓦利奥离水很近，但在其他地方，人们往往要走上好几公里才能打到水，在旱季，她们还要等上几个小时水罐车才会有水运来。有了柴火和水，她就可以开始做饭了。但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她必须先去市场上买米，因为她很少有足够的钱买些大米储存起来。等她做好这些事，就到中午了，随之而来的是几个小时令人虚弱的高温，一切都静止了，一切都变得迟钝呆滞，气若游丝。围着火炉和锅的忙碌也停止了。这个时候，整个村子似乎都被遗弃了，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有一次，我攒足了力气，挨家挨户地走访。当时是正午。所有泥坯房中的黄泥地上、垫子上、铺位上都躺着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的人们，个个满头大汗。整个村子就像海底的潜艇：它就在那里，但不发出任何信号，无声无息，一动不动。

下午我和蒂阿姆去了河边。高高的砂石岸之间，浑浊、黑铁色的河水流淌着，没有任何的绿地、种植园或者灌木丛。当然，可以在这里修建运河，灌溉沙漠。但是这件事要由谁来做呢？做这件事要花多少钱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河水就这么自顾自地流淌着，不被人关注，也没什么用处。我们往沙漠深处走了很远，回来时天都黑了。村子里没有一盏灯光。这里也没有人点篝火，因为他们不想浪费柴火。没有人家里有电灯或手电。当没有月亮的黑夜降临（比如今晚），这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只听得到声音，一会儿这边有人在说话，一会儿那边有人在呼喊，还有人在讲故事。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但是他们的话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轻，因为村子里的人要趁着夜里的一丝凉意，慢慢进入梦乡，睡上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