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以陈桥驿兵变，而黄袍加身，得有天下，也因此觉察到军人操政的危险，随后就有“杯酒释兵权”那样戏剧性的成功。待到中央政治部署稍有头绪，他就分兵逐一收拾南方诸国，先平荆南，次平蜀，再次南汉和南唐（时贬号江南），渐次敉平，统一中国。

平蜀战事，发动于太祖乾德二年（964），以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刘光义、崔彦进为副，将步骑六万，分由凤州、归州两路走栈道和扬子江三峡之险，进军西蜀。

蜀王孟昶信用近臣王昭远、韩保正辈素不知兵的人统军御敌，其败亡的命运，不卜可知。剑门关天险一失，蜀主惶骇无计，但言：“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及遇故，不能为吾东向发一矢！”终至无兵可用，只得修表投降。宋军自汴京发兵，到接受孟昶投降，前后只费六十六天，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宋为彻底矫正前代藩镇的弊害，采取绝对的中央集权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余财，所以一经征服西蜀，首先即将蜀宫中满库的金帛珍宝，全部没收，特别编组一个输送队，一车一车地载离蜀土，输往汴京。这大批的资财，固然是取之于蜀宫内库，但也是六七十年间从四川老百姓头上搜括来的地方财富，蜀人眼看它们运离本土，不能没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愤怒。

胜利的将军们，更摆出一副征服者为所欲为的姿态，他们在成都，整日整夜地举行盛大宴会，征歌选色，纵酒狂欢，毫无顾忌地放浪声色，再也不管军务，任令部下抢掠财物，霸占妇女。蜀人屈服在宋军的淫威下，积愤难平。曹彬屡请主帅王全斌班师回京，而全斌等则贪恋成都的享受，不予理会。唐代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认为全国城市的繁荣，扬州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这批将军们就乐不思归了。

皇帝下诏调遣蜀兵赴京，这是预防蜀人作乱的釜底抽薪之计，然而蜀兵岂能甘心离乡背井，任人摆布。王全斌又不知轻重，既已纵令部曲对蜀兵百般侵凌，又克扣他们的行装旅费，这些土著兵士就满怀怨愤，密谋反叛。

乾德三年三月，军行至绵州，他们就公开造起反来了，抢夺绵州附近的城邑，号召民众，一时集聚者达十余万人，自号“兴国军”，推举蜀文州的刺史全师雄为统帅，率众攻彭州。全师雄自称“兴国大王”，开幕府，设官置署，派节帅二十余人，分据要害，两川的老百姓群起附和，声势日盛。王全斌派兵进剿，屡屡落败，师雄扬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资、简等十六州及成都属乡都纷纷起兵响应，蜀人抗宋的武装革命，一时如火如荼。

其时，成都城里还剩有遣余的蜀兵二万七千人，全斌怕他们会里应外合，与部将合谋，将他们骗入夹城中，一起杀了。这种杀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发指。

宋太祖得知蜀乱，立即派遣大军增援，费上一年时间，免不掉又一场血腥的屠杀，才告敉平。

变乱固然得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加以消灭，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权，却也从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统治下的子民，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正常的赋税之外，有各种名目附加的苛捐杂税，每个人头上都须担负身丁钱，另外还有徭役和摊派，农民终年耕稼，还得不到一个温饱。前后蜀时代，老百姓缴付的捐税，总算取之于蜀，用之于蜀。现在则完全纳入宋朝中央岁入系统里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润，这和初平西蜀时，将孟氏库藏悉数输往京师，同样刺激蜀人。

更甚者，宋在西蜀实施专卖制度，四川重要的出产，如茶、马、盐，都由政府定价收购，人民不得自由买卖。今天以十千买进，明日即以十三千卖出，“比至岁终，收益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而且天下茶法皆通，只有蜀中独行“禁榷”（专卖），茶农盐民和养马户所遭受的剥削，一样苛酷，几乎无以存活。不但如此，甚至如当地名产“蜀锦”，也由政府设置专门机构，统制产销，扩而至于所有织物，都禁止人民自由买卖。朝廷所派官吏将地方富源一手攫尽，实施如此绝对的经济压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机会已遭严重威胁，怎能不对宋朝抱着非常强烈的反感？

官员利用地方豪强、土霸加强他们的统治，所以只有豪强土霸才能勾结官府，粜贱贩卖，投机取利，这种霸占性的剥削与侵权，深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并且因此形成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尖锐对立，这一股怨恨，当然又归结到政府头上。

宋朝横暴的武力统治和苛酷的经济压榨，交相为用，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平蜀后三十年，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春，终于发生了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武力反抗。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记此起义的缘由，非常扼要：

王小波，眉州青神县的一个农民而已，乘着这个痛苦的时势，喊出众民心中的一个口号，就将饥饿线上十万贫民集合拢来，揭竿起事，攻青神，掠彭山，他们抓到彭山县的县令，公开将他的肚皮剖开，拿大把大把的铜钱装进他的肚皮里去，说他平日爱钱，现在给他。这个样子的惩贪办法，颇具戏剧性的刺激作用，民心大快，青、彭附近城乡，纷纷起来响应。

是年年底，王小波病创死，众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顺做统帅，略州夺县，所向无敌，到攻陷邛州时，他们已有几十万人了。

义军势力发展得非常快速。淳化五年正月，李顺攻陷汉州，跟着就攻克四川的心脏——成都，于是他便自号“大蜀王”，四出攻城略地，全蜀动摇。

宋太祖派宦官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分兵进讨，击破李顺大军，斩首三万级，杀的都是蜀人，五月收复成都，俘虏李顺。王继恩胜利后，作风与王全斌如出一辙，贪恋成都的享受，专务饮博，顿师不进，任令他的部下奸淫妇女，剽掠财物，有如凶神恶煞，因此残余的民众革命运动，此起彼落，一直不能肃清。到至道年间，复有张余之乱，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诏曰：“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

但是，后任官吏，竞喜功利，聚敛如故。真宗咸平三年（1000），益州戍卒推王均为首，再度反抗，建号“大蜀”，改元“顺化”。官军发兵反攻，王均撤桥塞门，坚守不出，官军挖掘地道入城，王均率领党徒突围而逃，官军疑有埋伏，纵火焚城，翌日将曾在王均手下任职的数百人，集体烧死，时人为呼冤酷。

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乱，蜀人经历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战争，三十六年的焚烧劫掠，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好日子了。这一段历史背景，距苏轼之生亦不过三十余年，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蜀人自有独立天地的思想，进而化为热烈的乡土之恋。苏轼笔下，时常流露浓厚的乡愁，怀乡之作，俯拾皆是。

蜀人擅辞辩而好论理，坚强独立，不认为世上有所谓权威存在。宋人岳珂《桯史》说：“蜀士尚流品，不以势诎。”所以苏轼从政，每每站在当权派的反对立场，奋不顾身地为事理争论。王安石当政，炙手可热，苏轼反对新法病民，更反对他的独裁作风；司马光主国政，苏轼因恢复差役一案，为民争命，不惜获罪于相国之门，充分表现蜀人不向权势低头，富有政治勇气的地方性格。

荆公变法，最大目的要为国家救穷，在实施上不免急功近利，而疏于恤民。王小波、李顺起事的成因，在苏轼心中存有非常的警惕，所以当他目睹小民在新法的搜括政策下呻吟时，心所谓危，便不顾一切，发为激烈的言论，而贻患自己。

宋人治蜀，一直采取高压政策，蜀人普遍怀有反抗心理，形成不合作的态度。史书说蜀人不好出仕。事实上，北宋时期，七十二位宰相中，籍属西蜀者只有四人，开国之初，太祖、太宗两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更无一个蜀人在内。

苏轼兄弟因农村破产，家业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师，尚在应试阶段，即已思想及早退休还乡，寻求夜雨对床之乐，所谓“未入仕版，已怀归志”。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现，与一般人的淡泊不尽相同。

事实上，北宋政坛，对蜀人确也怀有偏见。苏轼以崇高的文学声望而获得政治地位，但从政四十年，官止于文学侍从之臣，从未操持实际政柄，每当位近公辅之选时，言官们便大声警告：“不能用他为宰辅。”苏轼甫登执政，朝中便兴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议论。虽然有人为苏轼加上一顶“蜀派”领袖的高帽子，倒是宣仁太皇太后了解他们，帘前温谕曰：“老身知道，你兄弟在朝，自来孤立。”

魏泰《东轩笔录》：“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张咏知益州，单骑赴任……”盖为这地方蕴藏着反政府的情绪，恐怕会发生不测的危险。庆历以后，这种紧张的情形，稍稍松弛，但是一般士大夫对蜀人的歧视，并未完全消泯。

苏轼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疏远，永远孤立，受出生地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