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位居中国之西南边陲，四境皆被崇山峻岭所围绕，中间一大盆地。境内旧有岷、泸、雒、巴四大河流，所以又称四川。[一说唐剑南道仅分东西二川，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以此名为四川。——编者注]

蜀与中原的交通，陆路须出秦川（陕西），川陕之间，峻岭连云，山深岩密，绝无通路。照李白说，只有陕西郿县（今眉县）太白山的层层峰峦间，才有一道缺口，也只有飞鸟可度，而人迹不至：

春秋战国时代，蜀人始通中国。《华阳国志》传说，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王派遣五丁开山往迎，还到梓潼，见一大蛇行入山穴，一人揽其尾想要拉它出来，力不能胜，于是，五个力士一起来拉，大声呼叫，山崩石裂。五丁、秦五女和所有士卒，全被山石压死了——正因为当初这项开山工程，使人不能相信是人力所能达成的鬼斧神工，所以才有这类似神话的“五丁开山”的传说。但赖以通蜀的山间栈道，也从这个时期就傍山架木地建起来了，李白诗说：“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天梯石栈虽然是架起来了，但是迟至唐朝李白的眼中，蜀道之难，依然难于登天。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愁攀援不上；青泥岭悬崖万仞，满山云雨，百步九折，一路泥淖；山深处，景象肃杀，鸟号古木，子规夜啼，眼前尽是无穷的连峰叠嶂，高与天齐，枯松倒挂绝壁，飞瀑转石雷鸣。李白叹道：“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峥嵘崔嵬的剑门关，耸立于大小剑山的连峰绝壁之间，飞阁通衢，绵亘一百多公里的插天峭壁，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势。这大自然生成的要塞，天下大乱时，却成为西蜀赖以偏安的天险。

自古以来，代有英雄人物，在中原这片大地上，龙战千年，杀人盈野，蜀人幸有四境高山，卫护中间这一方安和乐土。肥沃的成都平原，从不缺乏粮食，纺织业非常发达，锦江澄明的水流，洗濯出闻名天下的蜀锦，山崖和乡野盛产茶盐，物产如此富饶，人人都能丰衣足食。经济上一有自给的满足，蜀人隐然自视为中原以外的独立王国，爱好和平和自己的乡土，无人愿意背井离乡，到陌生地方去闯天下。

不幸的是，角逐中原、开疆拓土的英雄们，不是难于登天的蜀道、万夫莫开的剑门所能阻挡得了的。秦汉之际，刘邦屯兵汉中，就曾以声东击西的谋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征服了西蜀；三国时代，蜀汉的诸葛亮，就因为据有了富饶的四川，才能六出祁山，争胜天下。

大唐隆盛之世，突然于天宝十四载发生安史之乱，玄宗被安禄山的叛军追迫，一路西向逃亡，途次马嵬驿，在兵变的胁迫下，忍痛赐死杨贵妃后，就冒险进入山岳重叠、云烟万里的蜀道，而西狩剑南。从此以后，四川这块安和乐土，便被卷入时世的浪潮中，冲击动荡，不再能够保持像从前一样的单纯和宁静了。

安史乱平后，唐朝元气大伤，统治力量逐渐衰退，全国各地，盗贼蜂起，凡是拥有武力的藩镇，莫不割据为雄，强者且图问鼎中原，天下大乱。屡试不第的黄巢乘机秘密结社，造起反来。黄巢势力迅速膨胀，攻陷潼关不久，就占领了首都长安，国号“大齐”，自己做起皇帝来了。

当叛乱的烽火延烧到京师，即将逼近宫门时，惶恐中的僖宗皇帝，想起玄宗曾经幸蜀，认为这个四境崇山的盆地，是个理想的避难之所，于是决定车驾入蜀。世乱的压迫，使蒙尘的帝室、落魄的长安贵族和贵族附庸的文化人，都不得不身向艰难的蜀道挑战，大批大批地到了四川。

这时候，有个贩私盐、盗家畜，人称“贼王八”的草莽英雄王建，趁此机会，起兵勤王，以讨伐黄巢为名，卫护流亡中的僖宗皇帝进了西蜀。后论功行赏，便被任命为蜀中某一地方的长官。王建虽是草莽出身，却颇具有雄心，在这个小地盘上，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兼并弱小，坐大势力，到大唐帝国的命运终归灭亡时，他便占领整个四川，自己建起独立王国来了——是为“前蜀”，时当公元907年。

李白形容西北通秦州的蜀道，比登天还难，而东南向另一条发源于岷山的长江水系，通往江南的水路，也并不容易。自夔州以下，即是一路连续的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的三峡之险，两岸一望无尽的层峦峭壁，密夹江流，水随山转，山壁阻挡水势，激起万顷风波，汹涌搏斗，还有一段崩山的裂石，暗藏水中，谁碰着它，立刻舟覆人亡。这一条递长七百里的峡路，同样是旅人的畏途。

然而世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利弊。承平时固然交通不便，但当天下动乱的时候，蜀也靠这高山和急流，排除了外来祸害的波及，得以在杀声震天、哀鸿遍野的中原之外，自成世外桃源，作为避难者的天堂。

五代十国，实是唐代藩镇之祸的延续，大江南北各地，全由节镇割据，各自独立称王，大吃小，强凌弱，此分彼合，交战不休。在这个战乱频仍的黑暗时期里，王建所统治的前蜀，恰是一个遗世独立，最平靖、最安谧的乐土。中原大户，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宁愿冒着蜀道的险难，搬到四川来寄寓，带来多年积储的财富和历世收藏的文物。王建虽然是粗人，但他懂得利用这个机会，优与容纳这批外来的高级难民，他们带来的大批金帛和物资，充实了西蜀的地方财力，使它意外迅速地繁荣了起来。避难入蜀的旧官僚和失去寄托的文化人、艺术家、诗人甚至禅僧，一例受到王建的优遇，这些人原来都是中原上层社会里的中坚分子，他们将唐代最成熟最高等的长安文化带进西蜀来，于是中原的生活风习、礼乐文物，广被蜀人吸收，到中原社会被数十年间无情的战火摧毁殆尽时，反倒要蜀境内所保存的传统文化来反馈中原了。

王建的前蜀，历二主，二十三年，被中原国家的后唐所灭，但又遭后唐委派治蜀的军人孟知祥叛离而独立，是为“后蜀”，后蜀亦历二主，三十三年。

前后蜀近六十年间，王、孟两家的统治，诛求算不得十分苛酷，以千万人的血汗奉事一家一姓而已。只要没有战争，没有社会动乱，这一段中国历史上相当黑暗的时期中，也只有西蜀独能保持一个平稳的时世。

这段独立时期，四川生产的物质，一丝一粒都不必输送中央，无数金帛和珍宝虽然积聚于蜀宫，但总还算是蜀境内的藏富。蜀宫的生活无论怎么豪奢，甚至荒唐到连溺器都用黄金铸造，七宝镶嵌。然而一人之奉，毕竟有限，老百姓忍辱负重惯了，生活欲望非常低微，只要日子过得平安，农人能安分守己地耕作田野，商人能顺顺当当做生意，他们就可以从节俭中过他们卑微的生活，从卑微的生活中获得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