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四月初，复活节也快到了。夏天的活儿也渐渐开始。太阳一天比一天温暖和明亮，空气里充满着春天的气息，对人的身体发生着刺激性的影响。美好时日的来临也使那些带脚镣的人们感到激动不安，使他们产生了某种希望、希求和烦恼。看来，人们在明朗的阳光下比在阴沉沉的冬天或秋天更加强烈地渴望自由，这在每个囚犯身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他们似乎也喜欢明朗的天日，但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急躁情绪，甚至有点感情冲动。的确，我也察觉到，一到春天，我们监狱里就更加经常地发生吵架的事。常常可以听到喧哗声、喊叫声、吵闹声，有的人甚至寻衅闹事；与此同时，在干活的时候，有时你会突然发现有人若有所思地、一个劲儿地凝视着远方的蓝天，凝视着额尔齐斯河的彼岸——在那儿，自由的吉尔吉斯大草原像一块无边无际的地毯铺展开去，蔓延一千五百俄里；你还会发现有人正鼓起胸膛，在做深呼吸，看来人们都非常想呼吸一下那遥远的自由空气，以减轻自己受压抑的心灵中的痛苦。“唉！”——囚犯们发出一声感叹，然后像是要摆脱自己的幻想和沉思似的，他们突然急不可耐地、悒悒不乐地抓起铁锹干活或搬起砖来。一分钟以后，他们已忘却了自己那突然迸发出来的感情，又开始尽情地嬉笑和叫骂；或者突然以一种不寻常的、完全没有必要的热情干起分配给他们的包工活来，——他们开始使出全身的力气干活，仿佛想要以繁重的劳动把困扰着他们心灵的那些东西驱散似的。这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人们，大部分人都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期……在这种时候，脚镣是会使人感到沉重的！我并不想对这一切加以美化，然而我相信我说的是真实情况。此外，在温暖而明朗的阳光下，当你正以自己的全副身心谛听和感受着周围那充满生机、万物复苏的自然界时，紧紧关闭着的监狱、卫兵的监视和对别人意志的屈从，就会使你觉得更加难以忍受；此外，在这春天的日子里，随着第一只百灵鸟的飞来，人们开始在西伯利亚和俄国各地流浪：上帝的人民越狱潜逃，躲藏在森林之中。在蹲过令人窒息的监狱之后，在受过审判之后，在体验过脚镣和棍棒拷打的痛苦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漂泊到他们所喜欢的地方，漂泊到被他们看中和不受任何约束的地方；他们吃着上帝恩赐的食物，夜间则安歇在森林中和田野上，既无忧无虑，又感受不到狱中的烦闷，就像林中的鸟儿一样，在上帝的眼皮下，只需跟天上的星宿道一声晚安就行了。不用说，在“库库什金将军麾下供职”，往往也需忍饥挨饿，艰辛备尝的。有时一连几天都弄不到一块面包吃，见人就得躲避隐藏，被迫去偷，去抢，有时甚至行凶杀人。“流放犯似婴儿，看见什么要什么。”——在西伯利亚，人们都这样谈论着流放犯。这句俗语是千真万确的，只需稍做补充就可以用来形容流浪汉。流浪汉很少有不做强盗的，他们几乎又总是小偷，当然这多半是出于需要，而并非他们的天职。然而，也有积习很深的流浪汉。有的人刚一服满自己的刑期，就从流放地逃跑了。他在流放地似乎也感到满足，生活上也有保障，但却不行！他总是想逃跑，仿佛有一种东西在召唤着他向别处逃跑似的。森林中的生活尽管贫苦、可怕，但却自由自在得很，充满着冒险的事业，对于那些体验过这种生活的人来说，它有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有的人看起来似乎也很稳重和安分守己，已有希望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良民和精明强干的主人，但他却逃跑了。有的人甚至结了婚，生儿育女，在一个地方已经住了五六年，可是一天早上他却突然失踪了，使得他的孩子、老婆、左邻右舍感到困惑莫解。在我们监狱里，有人曾把一个这样的逃亡者指给我看。这个人其实并没有犯过任何特别的罪行，至少我没有听人讲过他这方面的事情，可是他总是逃跑，他逃跑了一辈子。他曾越过俄国南部的边界到过多瑙河彼岸，到过吉尔吉斯草原，西伯利亚东部，高加索，——总之，他什么地方都到过。谁知道呢，由于他非常热衷于漫游，如果在另外一种环境下，他也许会成为鲁滨逊第二呢。不过，这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本人在监狱里却很少说话。即使说也只说那么简短几句最必要的话。这是一个身材十分矮小、年纪已过半百的庄稼人，他性情特别温和，脸上总是显得特别平静而又呆板，甚至呆板到愚蠢的程度。夏天，他喜欢坐在外面晒太阳，而且嘴里总是低声哼唱着小曲儿，声音低得五步以外都难以听见。他面部表情有些麻木呆滞；他吃得很少，而且只吃面包；他从未买过一个面包圈儿吃，也没喝过一杯酒；他也许从来也没有积攒过一分钱，甚至也许连钱都不会数。他十分平静地看待着周围的一切。有时他亲手喂东西给监狱里的狗吃，我们监狱的人谁也没有喂过那只狗。一般说来，俄国人是不喜欢养狗的。听说他结过婚，甚至结过两次；人们还说，他把孩子留在什么地方了……至少他是因为什么入狱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期待着他从我们这儿跑掉；然而不知是时机未到呢，还是因为他已经年迈，他却没有跑，仍继续生活在我们中间，对周围这种奇特的环境采取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不过这是靠不住的，尽管有人也许觉得他实无逃跑之必要，逃跑对他并无好处。然而，总的说来，和监狱生活相比，森林里的流浪生活终究要算是天堂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法相比的。尽管艰难坎坷，但终究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啊！因此，任何一个俄国囚犯，不论他在哪儿蹲监，当春天第一道和煦的阳光照射下来时，他就会显得有点春心荡漾。然而也并非每个囚犯都想逃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逃跑很困难，而且要对其后果负责，一百个囚犯当中敢于冒此风险的也不过只有一人而已；其余的九十九人虽然也幻想着如何逃跑和往哪儿逃跑，但也只不过是拿这种愿望，拿想象中的逃跑的可能性来安慰安慰自己的灵魂罢了。有的人只能回味自己过去曾如何逃跑……我现在说说那些已判过刑的人们。这些人当中，经常想逃跑和最想逃跑的当然也只是那些候审犯人。那些判了刑的犯人只是在入狱初期才想逃跑。一个囚犯，当他度过两三年的苦役生活后，便开始珍惜这段度过的时光，于是他渐渐暗自下定决心：宁肯按照法律程序服完自己的刑期，宁肯出狱后被发配到流放地，也不愿冒此风险，因为一旦失败，他就会遭到毁灭。而失败是完全可能的。十个人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已判过刑的犯人中只有那些刑期很长的犯人才常常想越狱潜逃。十五年，二十年，似乎是最长的刑期了，被判处这种长期徒刑的人总是幻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他们已经服完了十年苦役，也仍是如此。最后，脸上的烙印也是妨碍他们冒险潜逃的部分原因。改变命运——已成了一句术语。在审讯一个逃亡犯时，若问他为什么潜逃，他就回答说：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稍微有点文绉绉的字眼的确很确切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任何一个囚犯其实并非想要完全获得自由，——他晓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想要落到另外一个机关，或者被送到流放地，或者在流浪中因犯下新的罪行而重新受审，——一句话，不论落到什么地方都行，只是不要再回到已经使他厌倦了的那个老地方，不要再回到原来的监狱。这些逃亡者，如果在整个夏天都找不到一个适于过冬的好地方，如果，比方说，碰不到一个出于私心而愿意窝藏逃犯的人，最后，如果他们甚至通过凶杀手段也不能给自己弄到一张可以在各地自由居住的身份证，——那么，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如果不被抓住的话）在入秋以前，就会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来，回到监狱中来，作为无业游民在狱中过冬，当然他们并不放弃这样的希望：明年夏天再度逃跑。

春天对我也发生了影响。我记得，有时我从木桩栅缝隙里贪婪地向外窥视，或者把头靠在木桩栅上，久久地伫立在那儿，贪婪地、一个劲儿地凝视着我们要塞围墙上的青草如何变绿，远方的天空如何变得越来越蓝。我心中的不安和烦恼与日俱增，我对监狱越来越痛恨了。作为一个贵族，我在头几年经常感受到的囚犯们对我的敌视，使我无法忍耐，这种敌视毒害了我的一生。头几年我常常住院，虽然并无任何疾病，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离开监狱，摆脱掉那种根深蒂固的且又无法和解的普遍的敌视。“就是你们这些铁嘴钢牙，把我们啄吃光了！”——囚犯们都这样说我们。我非常羡慕那些平民出身的囚犯，他们一入狱就立刻变成大伙的同伴。因此，春天、自由的幻影、自然界中那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也就更加使我感到惆怅，使我感到心烦意乱。在大斋期末尾，大约是在第六周，轮到我做斋戒祈祷。从第一周起，全狱的囚犯就被值勤班长根据斋期的周数分为七个班，每班三十人，轮流做斋期祈祷。我很喜欢斋戒周。做斋戒祈祷的人可以不出工。我们到离监狱不远的一个教堂去做祈祷，每天去两三次。我好久没有去过教堂了。我从遥远的童年时代起就非常熟悉这种大斋期仪式，那庄严的祈祷，那一躬到地的磕头跪拜——这一切都在我心中激起了对那久远的往事的回忆，使我回想起少年时代的一些印象。我记得一大清早，当我们踏着夜间上了冻的地面，由荷枪实弹的卫兵押送着到上帝之家去时，我感到非常高兴。卫兵不进教堂。走进教堂后，我们都站在后面，挤在靠门口的地方，因而只能听得见那声音洪亮的教堂执事的诵读声，偶尔也能从人群背后望见神甫的黑袈裟和他那光秃秃的头顶。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到教堂去，有时看见那些拥挤在门口的平民如何卑躬屈膝地闪在一旁，给一位佩戴着肩章的胖老爷或一位衣饰华丽而又特别虔诚的阔太太让开道，那些老爷太太们总是想挤到前面几排去，常常为了争抢一个好位置而同别人争吵。我记得，那些站在门口的人做祈祷时也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他们都很谦恭热诚，一躬到地，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

现在轮到我站在这样的地方了，甚至比这更糟；人们一看见我们这些脚上戴着脚镣、脸上打着烙印的囚犯们，就纷纷躲开，仿佛有点害怕我们；我们每次来教堂都能分到一些施舍品；我记得，不知为什么这种情况竟使我感到快活，在这种奇怪的快感里有一种异样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既然如此，那好吧！”——我心里这样想。囚犯们都很虔诚地做祈祷，他们每次来都要拿出自己那可怜的一个戈比买一支圣烛献上，或者把钱丢进教堂的募捐箱里。“我也是一个人呀。”当他们往箱里丢钱的时候，心里可能这样想，“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呀……”做过早弥撒，我们举行圣餐礼。当神甫举起手中的圣餐杯念叨着：“……即使是强盗，也来接受吧，”在一片叮叮当当的脚镣声中，几乎每个人都匍匐在地，仿佛这句话正是对他自己说的一样。

复活节也到了。狱方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鸡蛋和一块鸡蛋奶油面包。城里送来的施舍品又堆满了监狱的院子。神甫手持十字架进来了，长官们也来祝贺，又是油乎乎的菜汤，又是狂欢痛饮和醉后的狂态——一切都和圣诞节时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现在可以在院子里散步和晒太阳。比起冬天来，到处都似乎更加明亮，更加广阔自由，但也更加令人惆怅。漫长的夏日真是令人难熬，特别是在节日期间。平时由于干活，至少可以使人觉得日子比较短些。

夏天的活儿的确比冬天艰苦得多。我们主要是在建筑工地干活。一些人忙于挖土，砌砖，盖房子；另一些人则忙于修理公房，有的当铁匠，有的当木匠，有的当油漆匠。还有一些人则到砖窑上打土坯。打土坯，在我们监狱里被认为是一种最繁重的活。砖窑离要塞有三四俄里远。整个夏天，每天早晨五六点钟都有五十多人的一大帮囚犯到砖窑去打坯。被挑选来干这种活的都是一些不会任何手艺的壮劳力，即那些不在作坊干活的囚犯。他们都随身带着干粮，因为往返一次需要走八俄里，走这么远的路程回来吃午饭是不合算的，所以他们只好等天黑回狱后才吃饭。每人每天的包工活定额都很高，需要干一整天才能完成。首先需要挖土和运土，自己担水，自己和泥，最后用那些泥打出二百块甚至二百五十块土坯来。我只去过两次砖窑。在窑上干活的人，晚上回来时都已精疲力竭，整个夏天他们总是责备别人，抱怨他们干的活最重。这样，他们就仿佛得到了一种安慰。尽管如此，有的人还是很乐意到那儿去干活，这首先是因为那儿是在城外，在额尔齐斯河岸上一个开阔而自由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向四周眺望一眼也是一种快乐；那儿不像监狱里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在那儿可以随便抽烟，甚至还可以舒舒服服地躺上半个小时。我仍像以前一样，或者在作坊干活，或者去烧建筑用石膏，或者到建筑工地去背砖。干这后一种活时，每次都得从额尔齐斯河岸上把砖背到七十俄丈以外的营房建筑工地，中间需要爬过要塞围墙。这种活我一直干了两个月，我甚至喜欢上了这种活。尽管背砖的绳子常常磨破我的肩膀，但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干这种活显然使我的体力增强了。一开始，我只能背八块砖，每块重十二磅，后来，我竟能背十二块，甚至十五块了，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在服苦役期间，为了忍受那可恶的监狱生活的种种物质困难，人们对体力的需要并不亚于对精神力量的需要。

出狱后，我还想活下去……

不过，我之所以喜欢背砖，并不单纯是因为这种活增强了我的体质，还因为这种活是在额尔齐斯河岸上干的。我所以经常提到这个河岸，因为只有从这个河岸上才能看到上帝的世界，看到晴朗而明净的远方，看到那荒无人烟的自由的大草原，草原的荒凉空漠给我留下一种奇特的印象。只有在这个河岸上干活，才能够背向要塞，才能够不看见它。我们干活的其他地点，都是在要塞里或要塞附近。从入狱后的头几天起，我就憎恨这座要塞，特别是它里面的几幢房子。我们少校的住房，在我看来是一个最可恶、最令人讨厌的地方，我每次从它旁边走过时，都怀着仇恨的心理望着它。在河岸上可以忘却自己：有时你眺望着那无边无际、空旷荒凉的原野，就像一个囚徒从监狱窗口望着外面的自由一样。这儿的一切都使我感到珍惜和亲切：明朗而炎热的太阳悬挂在高不可测的湛蓝的天空，从额尔齐斯河的彼岸隐隐约约传来吉尔吉斯人的歌声。当你凝神眺望一阵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吉尔吉斯人的可怜的、被烟熏黑了的帐篷以及从帐篷旁边升起的缕缕炊烟，你还会看到一个吉尔吉斯女人正围着她那两只绵羊忙碌着什么。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贫穷和粗野，但却是自由的。你还会在那蔚蓝色的清澈的天空中看到一只飞鸟，于是你久久地、一个劲儿地望着它飞翔：它一会儿掠过河面，一会儿又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之中，一会儿又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在天际出现……甚至就连我初春时节在河岸石缝里发现的那棵可怜的、已经干枯了的野花，也仿佛引起了我过分的注意。服苦役第一年中的苦闷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使我感到焦躁不安，感到痛苦。在头一年里，由于苦闷，有许多东西我竟未能察觉到。我闭上双眼，什么也不想看。在我那些恶毒的、充满敌意的狱友中我竟未能看出好人来，这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讨厌的外壳包裹着。在那些恶毒尖刻的话语中，我有时竟未能听出亲切友好的话来，这些话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们是在无意中说出的，是发自肺腑之言，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所蒙受的苦难和忍受的痛苦也许比我更多更深。可是，干吗要说这些呢？每当我下工回来，虽已精疲力竭，却感到非常高兴：这样我就可以睡上一个好觉了！因为在监狱里，夏天睡觉简直是一种痛苦，比冬天更糟。不错，晚上有时倒使人觉得挺美。整个白天照射着监狱大院的太阳，终于落下去了。空气渐渐变得凉爽起来，接着，微带寒意的草原的夜晚降临了。在关门以前，囚犯们往往成群结伙地在院子里散步。当然，多数人则都聚集在厨房里。在那里，人们往往就监狱里某个迫切的问题展开争论，说东道西，有时还议论某些传闻，那些传闻尽管荒诞可笑，但却能引起这些与世隔绝的人们的极大兴趣。譬如说，有消息说，我们的少校将要被撤职查办。囚犯们都像小孩一样容易轻信流言；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是那个著名的爱说闲话的“怪人”克瓦索夫传出来的，而且大家早已不相信他的话了，因为他只要一张口，就是谎话连篇；可是大家仍然抓住这件新闻津津有味地议论个没完，到最后，他们又都生起自己的气来，后悔不该听信克瓦索夫的谎言。

“谁能赶得走他呢？”一个人喊道，“要知道，他膀大腰圆，能顶得住的！”

“可是，他上边还有比他地位更高的人呀！”另一个反驳道，这是一个热情而又聪明的小伙子，他见过世面，但却是一个天下少有的爱抬杠的人。

“乌鸦是不啄乌鸦的眼睛的！”第三个人愁眉苦脸地、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他已经满头白发，正孤单单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汤。

“他的上司难道会来问你：该不该撤他的职吗？”第四个人一边轻轻地拨弄着三弦琴，一边冷淡地说。

“为什么不能问我呢？”第二个人怒气冲冲地反问道，“咱们大伙可以去请愿嘛，只要问起咱们的情况，咱们就都上前说话。你们就知道这样吵吵嚷嚷，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就打退堂鼓！”

“你以为怎么着？”三弦琴手说，“要知道，我们是在坐牢呀！”

“前几天，”那个爱抬杠的人，也不听别人的话，急躁地继续说，“剩下来一些面粉。我们一点一点地把它刮在一起，送出去卖。可是后来让他知道了，是管伙食的人报告的；他就把面粉都给没收了，还说这是节约下来的东西。这公平吗？”

“你想向谁告状？”

“向谁！向钦差大臣本人告状，听说快来啦。”

“哪个钦差大臣？”

“这是真的，弟兄们，一位钦差快要来了。”一个年轻而又活泼的小伙子说道。这个小伙子认识字，当过司书，而且读过《拉瓦莉尔侯爵夫人》一类的书。他总是显得那么愉快而又滑稽可笑，他很有学识，而且饱经世故，因而颇受大家的尊敬。他也不管大伙一听到钦差大臣要来的消息都是多么兴奋，多么感兴趣，自己却径直走到炊事员那儿去买牛肝吃。我们的炊事员常常做这种生意。比方说，他们用自己的钱买一大块牛肝来，煎好后，切成小块卖给囚犯们。

“买一个铜币的还是买两个铜币的？”炊事员问道。

“给我切两个铜币的，也让别人眼馋眼馋！”那个囚犯答道，“有一位将军，弟兄们，一位从彼得堡来的将军，将要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这是真的，是要塞司令部的人说的。”

这一消息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人们足足询问了一刻钟：将要来的钦差大臣究竟是谁，是哪位将军，什么官衔，他的职位是否比当地的将军高？囚犯们都特别喜欢谈论官衔、长官、谁的职位更高、谁敢在别人面前称王称霸、谁又甘拜下风等等。他们为了争论这些问题，常常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打起架来。这对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然而，人们往往拿对将军和当权人物了解得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知识范围、见识高低以及他入狱前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总之，在监狱里，关于上层当权人物的谈话，往往被认为是最文雅、最重要的谈话。

“这么说来，弟兄们，真是要来撤换少校啦。”克瓦索夫说，他是一个身材矮小、满面红光、性情急躁、头脑却十分糊涂的人。关于撤换少校的新闻就是他首先传出来的。

“他会送礼的！”那个愁眉苦脸、头发斑白的囚犯突然插嘴说，他已经喝完了自己的汤。

“一定会送的！”另一个人说，“他敲诈勒索的钱还少吗？！在来我们这儿以前，他就当过营长。前些日子他还打算娶大祭司的女儿呢。”

“可是他并没有娶成，碰了个钉子回来啦；人家嫌他穷。他算什么未婚夫！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他坐的那把椅子。复活节时玩纸牌输了个精光。这是费季卡说的。”

“是呀，他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呃，老弟，我是个结过婚的人。穷人结婚才不好受呢：一结婚，夜就变短了！”斯库拉托夫这时转过身来插嘴说。

“说得对！我们正在谈你呢。”那个当过司书、说话随便的小伙子说道，“我说你呀，克瓦索夫，你真是一个大傻瓜。难道你以为少校能买动这样的将军，这样的将军会专程从彼得堡来查办少校吗？我照直跟你说吧，小伙子，你真蠢。”

“怎么？你以为他当上了将军，就不收别人的礼了吗？”人群中有一个人用怀疑的口气问道。

“他当然不收啰，要收就得厚厚的一沓子。”

“不错，得厚厚的一沓子；就凭将军这个头衔，少了也不行。”

“将军总是要收礼的。”克瓦索夫一口咬定说。

“怎么，你给他送过礼吗？”突然闯进来的巴克卢申轻蔑地说道，“你恐怕连将军的模样儿也没有看见过吧？”

“我看见过。”

“你撒谎。”

“你才撒谎呢。”

“伙计们，他说他看见过将军，现在就让他当众说说，他看见过哪一位将军？喂，你说吧，反正所有的将军我都知道。”

“我看见过吉别尔特将军。”克瓦索夫有点犹豫不决地说。

“吉别尔特？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将军。我想准是吉别尔特当中校的时候，偶尔回头看过你一眼，你一时心慌，错把他当成将军了。”

“不对，你们听我说，”斯库拉托夫喊道，“因为我是一个结过婚的人。莫斯科确实有过一个名叫吉别尔特的将军，他是俄国籍的德国人。每年圣母节斋戒期间，他都要向一位俄国神甫忏悔，而且，弟兄们，他像一只鸭子一样老是喝水，每天喝四十杯莫斯科河水。据说，他喝水是为了医治什么病；这是他的勤务兵亲自告诉我的。”

“说不定他是用这些水在肚子里养鲫鱼吧？”那个抱着三弦琴的囚犯说。

“喂，你们别说啦！人家正说正经事呢，你们却……弟兄们，这个钦差大臣到底是个什么人呀？”一个老是跑来跑去的囚犯关切地问道，他叫马尔蒂诺夫，是个军事犯，当过骠骑兵。

“这全是撒谎！”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囚犯说，“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全是胡说！”

“不，不是胡说！”直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的库利科夫果断地说，他年近五十，仪表堂堂，脸上总是流露着一种鄙夷不屑的庄重神气。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以此感到自豪。他是一个兽医，身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吉卜赛人的血统，他在城里靠给马治病赚钱，同时还在监狱里贩卖私酒。他是个聪明人，见过很多世面，说起话来慢慢吞吞的，仿佛他说的每句话都一字值千金似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弟兄们，”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上星期就听人说有一位将军要来，而且是一位很重要的将军，要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至于有人会给他送礼，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可不是我们的那位八只眼：他可不敢往将军跟前站。将军与将军不同，弟兄们，有各式各样的将军。不过，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少校仍将稳稳当当地留在现在的这个职位上。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是一些有话无处说的人，而有权有势的人物是不会互相说坏话的。钦差大臣视察完监狱以后，就会回京销差，向上边报告说这里一切都好……”

“他说得对，弟兄们，少校已经吓破了胆：从早上就喝得烂醉如泥了。”

“可是到晚上他会把别人新送来的酒照样喝光，这是费季卡说的。”

“黑狗洗不成白的。他喝醉酒难道还是第一次吗？”

“算啦，要是将军什么事也办不成，那又有什么办法！得啦，咱们何苦管人家的闲事呢！”囚犯们焦急不安地说。

关于钦差大臣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监狱。人们在院子里闲逛，彼此争相传说着这一消息。另一些人故作镇静，保持沉默，显然是竭力以此显示自己的妄自尊大。还有一些人仍然显得漠不关心。有几个囚犯抱着三弦琴坐在狱室的台阶上，有的继续闲聊，有的拖长声调唱起歌来。总之，这天晚上大家都显得特别兴奋。

九点多钟给我们点了一次名，然后把我们赶进狱室，锁上门过夜。夜很短；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就得起床，可我们却很少在十一点以前睡过觉。在此以前，人们往往不断地走来走去，说东道西，有时甚至也像冬天那样开赌场。夜里闷热得令人难以忍受。虽然凉爽的夜风也能从敞开着的窗口吹进来，可是囚犯们躺在床上仍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就像在做噩梦一样。跳蚤成堆。我们监狱里冬天就有跳蚤，而且相当多，一到春天，它们繁殖的速度就更快了，这种情况我过去虽然也曾听说过，但在未亲身体验之前，我是不大相信的。越是接近夏天，它们就愈加猖狂凶恶起来。不错，对于跳蚤是可以习惯的，我自己就有过这方面的体验；不过终究还得要吃一些苦头。有时把人折磨得实在难受，就像害热病似的，怎么也睡不着，你自己也觉得你不是在睡觉，只是迷迷糊糊地躺着。到黎明时，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跳蚤似乎也不咬了，似乎可以在微带寒意的晨风的吹拂下香甜地睡一会儿了，——可是突然，监狱大门口的那面鼓又无情地咚咚敲打起来，天快亮了。于是你把短皮袄蒙在头上，一边咒骂着，一边倾听着那洪亮而清晰的鼓声，仿佛在数着它一共敲打了多少下似的。这时，在似睡非睡之中，你头脑里不由得产生出一个痛苦的念头：明天，后天，仍将如此，一连几年都仍将如此，直到获得自由。可是你转而又想，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自由呢？自由在哪里呢？然而，该起床了；人们又像平时那样走动起来，拥挤……人们正在穿衣服，忙着出工干活。当然，中午还可以再睡上一个小时。

关于钦差大臣的消息是确实的。这一消息一天天越来越被证实是真的了。最后人们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一位很重要的将军已经离开彼得堡前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现已到达托波尔斯克。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到狱中来。从城里也传来消息说：人们都吓得胆战心惊，正张罗着把好的一面展示给他看。人们还说，高级官员们正在筹备欢迎会、舞会、庆祝会。囚犯们被成群结队地派去修整通向要塞的街道，铲平高低不平的土坡，给栅栏和柱子涂上颜色，该粉刷的粉刷，该油漆的油漆，一句话，大家都希望立刻把那些要向钦差大臣显示的东西整顿好。我们囚犯们都十分清楚这件事，因而他们相互之间谈论得更加热烈，更加慷慨激昂了。他们的幻想竟达到十分天真的地步：他们甚至拟好了请愿书，一旦将军询问他们是否满意时，就呈交给他。与此同时，他们相互之间继续不停地进行争论、谩骂。少校也很焦急。他常常坐车到狱中来，常常大喊大叫，向人们猛扑，常常把囚犯送到禁闭室去进行惩罚，而且越来越注意起囚犯们的衣帽整洁和仪表端正来了。恰在这时，我们监狱里发生了一件小事，不过，这件小事一点也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使少校感到焦急，相反，却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一个囚犯在打架时朝另一个囚犯的胸部扎了一锥子，差一点没扎到心窝上。

用锥子扎人的囚犯叫洛莫夫；受伤的囚犯叫加夫里尔卡，他是一个积习很深的流浪汉，我不记得他是否还有别的绰号，我们大家总是管他叫加夫里尔卡。

洛莫夫是T省K县的一位富裕农民。洛莫夫全家人都生活在一起：老洛莫夫，三个儿子和他们的一位叔父。他们是很富有的庄稼人。全省的人都说，他们家存有三十万卢布的现款。他们种田，制革，经商，更主要是放高利贷，庇护流浪汉，窝藏赃物或干一些其他的营生。全县有半数农民都欠他们的债，受他们的奴役。这一家人以聪明能干、狡猾奸诈著称，可是后来他们却狂妄骄傲起来了，特别是当本地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拜访过他们家以后；那位大人物在旅行期间路经他们这儿时，亲自拜见了老头子，对老头子的机灵能干和善于经营倍加赞赏。从此以后，他们便以为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于是越来越敢于冒险，干起各种非法的勾当来。人们都痛恨他们，希望他们遭到天诛地灭；可是他们却越来越神气十足、目空一切了，连警察局长、陪审员都不放在眼里。最后，他们果然大祸临门，被弄得家破人亡；不过，他们之所以倒霉，并不是由于他们所干的那些坏事和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是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他们在离自己村大约十俄里的地方有一处田庄，也就是西伯利亚人所说的小村庄。有一年秋天，那里住着他们的六个长工，都是吉尔吉斯人，这六个人很久以来就给他们家种地。一天夜里，这六个吉尔吉斯人突然被人暗杀了。开始审理这一案件。案件审理了很久。在审理过程中又发现了他们所干的其他许多坏事。洛莫夫一家被指控为杀害自己长工的凶手。全狱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自己也是这样供认的：人们怀疑他们欠长工的工钱过多，尽管他们家资万贯，但他们既贪婪又吝啬，为了不付给吉尔吉斯人工钱，就把他们杀害了。在侦讯和审判期间，他们的全部财产损失殆尽。老头子死了，儿子们东逃西散。其中一个儿子及其叔父被关进我们监狱，服十二年苦役。有什么办法呢！在吉尔吉斯人被杀这件事上，他们是完全无罪的。后来，狱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加夫里尔卡的人，他是一个著名的骗子手和流浪汉，性情愉快活泼，而且又敢于承担一切责任。不过我并未听人说过他是否承认了这件事，可是全监狱的人都一致确信，吉尔吉斯人皆死于他之手。加夫里尔卡还在过流浪生活时就跟洛莫夫一家人打过交道。他是因当兵开小差和当流浪汉而被捕入狱的，所以刑期较短。吉尔吉斯人是被他和另外三个流浪汉杀死的：他们想要抢劫那个田庄，以便发一笔大财。

我不知监狱里的人为什么都不喜欢洛莫夫叔侄。侄子是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而且很善于与人相处，可是扎了加夫里尔卡一锥子的那个叔叔，却是一个愚蠢而又爱打架的庄稼汉。在此以前，他就和许多人打过架，而且常常挨揍。大家之所以喜欢加夫里尔卡，是因为他那活泼而又平易近人的性格。尽管洛莫夫叔侄也知道他是真正的罪犯，而他们则是他的替罪羊，但他们并不和他争吵，也从不和他交往；加夫里尔卡也不理他们。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和老洛莫夫因为一个丑得可怕的女人发生了口角。加夫里尔卡吹嘘那个女人对他如何钟情，庄稼汉吃起醋来，于是就扎了他一锥子。

尽管洛莫夫叔侄由于这一案件破了产，但在狱中仍过着富有者的生活。显然他们有钱。他们有自己的茶炊，自己烧茶喝。我们的少校是了解他们的案情的，因而非常痛恨他们。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常常对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找他们的麻烦。洛莫夫叔侄说，这是因为少校想要接受他们的贿赂，但他们从未向他行过贿。

当然，如果洛莫夫把锥子扎得再深一些，就可能扎死加夫里尔卡。但结果只刺破了一点皮。有人把此事报告了少校。我还记得他当时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时的情景，显然他是幸灾乐祸的。他对加夫里尔卡特别亲热，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怎么样，我的朋友，你能不能自己去医院？不，最好用车送他去。赶快套马！”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着一个军士喊道。

“大人，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只刺破了一点皮，大人。”

“你不懂，你不懂，我的亲爱的；你瞧……扎的正是要害地方；一切都要看伤在什么地方；正扎在心窝上了，这个强盗！你等着瞧吧！”他冲着洛莫夫咆哮起来，“哼，我现在就来和你算总账！……送禁闭室！”

他的确算了总账。洛莫夫重新受审，尽管伤势很轻，但意图是很明显的。结果，给罪犯延长了刑期，并打了他一千棍。少校这才感到心满意足了……

钦差大臣终于来到了。

他在抵达本城后的第二天，便来视察我们监狱。那天正好是节日。早在几天以前，我们这里的一切就已擦得油光锃亮，修整得平平整整，洗刷得干干净净。囚犯们都剃了头。大家穿着洁白的衣服。按照规定，夏天囚犯们都穿白麻布做的裤褂。每个人的背上缝有一个直径两俄寸[1俄寸等于2.54厘米。]的黑圈儿。对囚犯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训练：如果大人物跟他们问好时，应该如何回答。少校忙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将军来前一个小时，囚犯们都像木偶似的垂手肃立在自己的床位旁边。中午一点钟，将军终于驾到了。这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将军，他重要到这样的程度：由于他的到来，大概整个西伯利亚西部的官员们都会胆战心惊的。他严肃而庄重地走了进来；身后跟随着一大群地方官员，还有几名将军和上校。随将军从彼得堡同来的还有一位文官，这位先生身材高大、漂亮，身穿燕尾服，脚穿一双便鞋，他举止十分优雅而又从容不迫。将军常常转过身去跟他说话，而且态度十分谦恭。这使囚犯们感到极为有趣：一位文官，竟受到如此的尊敬，而且是受到一位将军的尊敬！后来囚犯们获知了他的大名，他是什么人，不过在此以前曾对他进行过许多的猜测。我们的少校穿一身带橙黄色硬领的紧身军服，两眼充满着血丝，紫红色的面孔上满是粉刺，看来，他并未给将军留下特别愉快的印象。出于对高贵客人的特别尊敬，他把眼镜也摘了下来。他离开人群，笔直地站在远处，全身像发热病似地等待着将军阁下一旦有什么吩咐，好飞快地跑去执行他的旨意。但却没有任何吩咐。将军一声不响地巡视了各个狱室，还看了看厨房，尝了尝菜汤。有人把我指给他看，说我是一个贵族。

“哦！”将军回答道，“现在表现如何？”

“目前还令人满意，阁下。”人们回答他。

将军点点头，两分钟以后就离开了监狱。囚犯们被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至于控告少校的事，当然更谈不上了。少校事先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