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后三天，我就被叫去干活了。干活的第一天是我永生难忘的，虽然这一天我并没有遇到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但总的看来，即使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处境本身就已经是不同寻常的了。这也算是我最初的一个印象吧，我还要热切地对一切继续进行观察。头三天我是在最沉痛的心情中度过的。“这是我漂泊的终点：我已身陷囹圄了！”我时时刻刻暗自重复道，“这就是我将要停泊许多个年头的码头，我的栖身之地，我是带着这么重的疑心、这么浓厚的病态心理走进这儿来的……可是有谁知道呢？也许，许多年以后，当我离开它的时候，我还会对它感到惋惜呢！……”我补充说，不免夹杂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这种心情有时竟发展到故意要去触痛自己的伤口，仿佛想要欣赏自己的痛苦，仿佛真正的快乐就在于意识到这种不幸的全部重大意义。一想到将来会对这个栖身之地感到惋惜——我自己便不禁大为震惊：我那时就已预感到，一个人适应生活的能力竟能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但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而现在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敌对的和可怕的……虽然也并非完全是这样，但我当时确有这样的感觉。我的新难友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瞅着我，他们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他们一伙当中的贵族出身的新难友的严厉态度，有时几乎达到了仇恨的程度，——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痛苦，我自己只盼望着赶快出去干活，以便尽快地一下子就了解和体会到我的全部灾难，开始像他们那样生活，尽快同大家走上一个轨道。诚然，那时对于我眼前的许多事物我还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意料到，我还没有想到在敌视之中也还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在这三天中，我所遇见的几张和蔼可亲的面孔，大大地鼓舞了我。对我最为和蔼可亲的就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其他苦役犯们那种阴沉而又充满敌意的面孔当中，我也看到几张善良而愉快的面孔。“到处都有坏人，而坏人中间也有好人，”我急于安慰自己。“谁知道呢？这些人也许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尚留在狱外的人更坏。”我虽然这样想，但是连我自己也不禁对我的这种想法频频摇头，然而——我的天哪！——我若是那时就知道这个想法是多么正确就好了！

比方说，有一个人，多年以后我才对他有了充分的了解，然而在我蹲监狱期间，他始终都和我在一起，待在我身边。这个人就是苦役犯苏希洛夫。当我现在一讲起苦役犯并不比别人坏的时候，我就立刻不由得想起他来。他常常侍候我。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常常侍候我。从第一天起，阿基姆·阿基梅奇就把一个叫奥西普的囚犯荐举给了我，并告诉我说：我若是讨厌监狱的伙食，而且又有钱，只要我每月花上三十个戈比，他就可以每天给我单独做饭吃。奥西普是由囚犯们推选到两个伙房去的四个炊事员之一，然而，是否接受这样的推选，还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即使接受下来，第二天也还可以拒绝。炊事员不外出干活，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烤面包和熬菜汤。我们不叫他们炊事员，而是管他们叫做“厨娘”，这并不是对他们的藐视，而是亲切地开玩笑，因为被选进厨房的都是一些精明强干和极其诚实的人，所以我们的炊事员对此也就一点也不见怪了。几乎总是推选奥西普，而且往往一连几年都让他当“厨娘”，只是当他极感苦闷并总想往狱中贩卖私酒的时候，才让他停当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少见的诚实而又温和的人，尽管他是因走私而入狱的。他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身材魁梧的走私犯；他胆量很小，对什么都怕，尤其是怕受鞭笞，他性情温存和善，和任何人都友好相处，从不和人争吵，但是不让他贩私酒却不行，尽管他胆小如鼠，对走私却已上了瘾。他也伙同其他炊事员一起做酒生意，但规模却没有那么大，譬如说就比不上卡津，因为他们不敢冒太大的风险。我和这位奥西普总是相处得挺好。至于自己单独办伙食，用钱并不太多。如果说每月我花在伙食上总共也不过一个卢布，这话并没有说错，当然，不包括面包钱，因为我吃的是监狱里的面包，至于菜汤，若是我饿得太厉害了，我有时也喝公家的，也顾不得它会引起恶心，不过后来几乎一点儿也不觉得恶心了。一般说来，我每天买一磅牛肉。一到冬天，我们这儿的牛肉更不值钱。每个狱室里都有一个维持秩序的残废老兵，买牛肉也由他们负责，他们每天自愿到市场上去给囚犯们买东西，而且几乎不收一点小费，因为这不过是一件不值一谢的小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身的平静，否则他们在监狱里是待不下去的。这样他们就买回来烟草、茶砖、牛肉、面包圈儿以及其他种种食物，唯一不准带进来的就是酒。酒是不求他们给买的，虽说偶尔也请他们喝。奥西普一连几年给我煎的总是同样大小的一块牛肉。至于这块牛肉是怎么个煎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我和奥西普相处多年，几乎从没交谈过两句话。我有许多次开始和他谈话，可是他似乎不很健谈：往往只是微微一笑，或者只回答一个是或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了。看着这个七岁孩子似的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确实叫人觉得有点奇怪。

除了奥西普，给我帮忙的还有一个苏希洛夫。我并没有叫过他，也没有找过他。不知为什么他却自己找上门来，听候我的差遣；我甚至记不得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样开始的。他开始替我洗衣服。狱室后面专门为此挖了一个大污水坑，污水坑旁边放着供囚犯们洗衣用的洗衣槽。此外，苏希洛夫自己还千方百计地讨好我：给我沏茶，办理杂务，帮我寻找东西，把我的上衣送去修补，每月给我擦四次皮鞋；这一切他都尽心竭力地、手忙脚乱地去做，似乎只有上帝才晓得他担负了哪些职责，——总之，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我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了，把我所有的事情都担负了起来。例如：他从不说：“您的衬衫这么多，您的短上衣破啦”等等，而总是说：“咱们现在有这么多衬衫，咱们的短上衣破啦。”他总是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把这一切当做他全部生活的目的。至于手艺，或像囚犯们所说的手工活儿，他统统不会，他似乎只能从我这儿弄到几个钱。我尽可能多付给他一些钱，也就是付给几个铜币，他总是唯唯诺诺地表示满意。他不能不侍候一个人，他之所以特别选上了我，似乎是因为我对他比对别人都和气，付的工钱也比别人公道。他也是那种永远不会发财致富、不会使家境转好的人，赌徒们往往雇佣这种人给赌场放哨，他们通宵站在冷冰冰的穿堂里，倾听着院子里的每一个声音，以防少校突然闯进来。一个通宵他们只能得到五个银戈比，稍一疏忽大意，不但会失去一切，而且还要挨上一顿揍。关于这种人，我已在前面提到过了。这种人的特性是：几乎总是在所有的人面前到处糟蹋自己的人格，而在共同事业中甚至不会扮演第二流角色，只能扮演第三流角色。他们的这些特性都是天生的。苏希洛夫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他对人总是唯命是从，忍辱负重，甚至受了欺压也不敢反抗。尽管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打过他，但他天生就是一个受人欺压而又不敢反抗的人。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很可怜他。我甚至不能不怀着这样的感情去看他；至于为什么可怜他——连我自己也不能回答。我甚至不能够同他谈话；他也不善于谈话，对他来说，谈话显然是一种很大的负担，有时只是为了结束谈话，我才给他点儿事情去做，求他到什么地方去干点儿什么，只有这时他才会活泼起来。我最后甚至相信，我只有这样才能使他高兴。他身材不高也不矮，相貌不俊也不丑，他既不愚蠢也不聪明，既不年轻也不衰老，脸上有几颗稀稀疏疏的麻瘢，头发呈淡黄色。关于他，你永远也不能说出任何确切的看法。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如我感觉到并揣测到的那样，他是西罗特金那一类型的人，他之所以属于那一类型，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唯命是从，受欺压而又不敢反抗。囚犯们有时也嘲笑他，主要是因为他在发配到西伯利亚来的路上曾冒名顶替过别人，他获得的代价只是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正因为他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把自己给出卖了，囚犯们才嘲笑他。所谓冒名顶替——也就是和某人调换姓名，因而双方的命运也就随名字而异了。这件事尽管有点古怪，但毕竟确有其事，就在我服苦役的那些年头，这种事在被押往西伯利亚的犯人们中间还很流行，当时还被人们奉为传统，而且还要履行正式手续。起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后来我也只好相信那些明显的事实了。

事情是这样进行的。比方说，有一批犯人被押解到西伯利亚去。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囚犯工厂，有的去流放地，他们都被一块儿押送着。途中走到某地，比方说，彼尔姆省吧，流放犯中间有一个人想让另一个人顶替自己。比方说，有这么一个姓米哈伊洛夫的犯人，是个杀人凶手或者犯了别的什么严重罪行，他发现去服很多年的苦役对于自己不利。再比方说吧，这个人诡谲狡诈，饱经世故，且又熟谙法律；于是他便想在这批犯人中间物色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这个人受了欺压却又不敢反抗，比较听话，判的刑也较轻，或是去囚犯工厂干不多几年活，或者去流放地，甚至也许是去服苦役，但刑期较短。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原先是地主的家仆，只被判处流放。他已走了一千五百俄里，不用说他是囊无分文的，因为苏希洛夫从来就不会有一个戈比，——他走路已走得精疲力竭了，他只吃公家发的口粮，香甜的东西连一口也没有尝着，衣帽也是公家发的，他只能靠侍候别人赚几个可怜的铜板。米哈伊洛夫同苏希洛夫一谈，就谈得十分投机，甚至交了朋友，最后来到一个停宿站上请他喝酒。酒后问他是否愿意顶替？他说：我姓米哈伊洛夫，我被押解去服苦役，也不是服苦役，而是到“特别部”去。这虽然也是服苦役，但它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要好得多。关于特别部，当时就连长官们都不完全知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在彼得堡也是如此。这是西伯利亚一个偏僻角落中的一个特殊角落，这里的囚犯人数不多（在我蹲监狱时也不过七十来人），很难搞清楚它在哪儿。后来，我遇到一些曾在西伯利亚供职而又了解内情的人，他们也是听我说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特别部”的。在法典里关于这个特别部的条文只有六行字：“应在某某监狱设一特别部，以便监押最重要之罪犯，直至在西伯利亚创办最艰苦之苦役营为止。”就连被关在特别部里的囚犯本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刑期是无期的，还是有期的？没有一定的限期，只说要等到创办最艰苦之苦役营为止；因此，也许就是“无期徒刑”。这批犯人中无论是苏希洛夫还是别人，当然都不知道这一点，其中也包括米哈伊洛夫本人，他只能根据自己所犯的十分严重的罪行和已挨过三四千棍的刑罚来判断特别部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因此，他断定是不会把他发配到什么好地方去的，而苏希洛夫只是被押解到流放地去，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吗？“你愿不愿意顶替？”苏希洛夫是个心地纯朴的人，对米哈伊洛夫这样的亲热态度，他已经感恩不尽了，兼之他又有点醉意，因而便不好拒绝。况且，他在这批人中间也曾听说可以顶替，别人也有顶替的，因而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他们俩都同意了。这个无耻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十分天真的性格，只用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便将他的姓名买去了，并在证人面前当场把东西交给了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醉意已消，可是这时又有人用酒灌他，要想拒绝也不行了：他得到的一个卢布已经喝光，那件红衬衫过一会儿也喝光了。要是不愿顶替，就得退钱。可是苏希洛夫到哪儿去弄一个卢布的银币呢？要是不退钱，他们那一伙就会逼着他退：他们在这种事情上是十分严厉的。此外，既然答应了就得恪守诺言——那帮人也会坚持要他这样做的。否则，他们就会吞吃了他。他们会揍他，或者干脆把他打死，起码也要这样威吓他。

事实上也是这样，那帮人对于这种事情只要宽容一次，冒名顶替的习俗也就完蛋了。如果把钱拿到手，可以拒不履行诺言，可以破坏做成的交易，那以后谁还会去遵守呢？一言以蔽之，此事关系重大，关系到他们那个帮，因而那帮犯人对待此事也就非常严格。最后，苏希洛夫看出来央求也无济于事了，只好横下一条心表示完全同意。接着，这件事便向所有的犯人公开宣布；至于别的人，该请酒的请酒，该送礼的送礼。当然啦，对于他们来说，反正都是一样：米哈伊洛夫也好，苏希洛夫也好，不管谁下地狱都是一样，反正酒是喝进肚子里了，客也请了，所以他们也就不做声了。到了下一个停宿站，比方说要点名，当叫到米哈伊洛夫时，苏希洛夫便回答：“到！”当叫到苏希洛夫时，米哈伊洛夫便喊道：“到！”——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走。关于这件事，谁也不再提了。到了托波尔斯克，对流放犯进行分类：“米哈伊洛夫”被送往流放地，而“苏希洛夫”则由加强警卫队押送到特别部。以后就再也没有抗议的余地了；实际上又能用什么来证明呢？要是去调查这个案子，需要多少个年头啊？结果又会怎样呢？最后，证人在哪儿？即便有，他们也会否认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了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苏希洛夫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所以嘲笑苏希洛夫，并不是因为他和人家换了姓名（尽管他们十分藐视那些拿轻刑罚换取重刑罚的人，就像藐视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而是嘲笑他只得到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这个代价是太微不足道了。一般说来，冒名顶替是要得到一大笔款项的，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至少也要得到几十个卢布。但苏希洛夫是那样顺从，那样窝囊，而且在所有人的眼中又是那样无足轻重，似乎连被人嘲笑也不配了。

我和苏希洛夫在一起住了好久，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渐渐地对我特别忠诚，这一点我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对他也就习惯了。但是有一次——为此我永远也不能饶恕自己的——他不知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办事，而他又恰好刚刚从我手里拿了钱去，于是我冷冰冰地对他说：“喂，苏希洛夫，你就只知道拿钱，不知道办事。”苏希洛夫一句话没说，跑出去给我办事去了，但不知道怎的，他忽然忧郁起来。过了两天。我心里想：他不会是因为我说了那几句话而感到伤心吧。我知道，有一个叫安东·瓦西利耶夫的囚犯，逼他还一笔微不足道的债务。不用说，他是没有钱的，可是他又害怕向我要。到了第三天头上，我对他说：“苏希洛夫，您似乎想要向我借钱去还安东·瓦西利耶夫的债，是吧？拿去吧。”我当时正在通铺上坐着，苏希洛夫就站在我面前。他似乎很受感动，因为我竟主动提出给他钱，我竟主动想到了他的困难处境，更何况根据他的请求，最近他已从我这儿拿走了很多钱，因而他也就不敢期望再从我这里拿到钱了。他看看钱，又看看我，然后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跟着追出去，我在监狱后面找到了他。他正站在监狱的木桩围墙旁边，面向围墙，头紧贴在围墙上，用一只肘子撑在上面。“苏希洛夫，您怎么啦？”我问他。他没有看我，使我特别吃惊的是，我看出他几乎要放声痛哭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开始说道，竭力向旁边看着，“您以为我侍候您……是为了钱吗……可是我……我……唉！”他马上又转向围墙，甚至用脑袋向围墙上撞，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囚犯在监狱里恸哭。我好不容易才止住了他的哭。从此以后他便更加热心地服侍我和“照料”我，然而根据一些几乎无法捉摸的迹象，我察觉到他内心里是永远也不会饶恕我责备他的那几句话的。其他囚犯都嘲弄他，一有机会就使他难堪，有时还狠狠地辱骂他，——可是他仍然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和他们友好，从不生气。是啊，要了解一个人是很困难的，即使结识了多年以后！

我起初没能像后来那样看到监狱生活的真正面貌，原因就在这里。我还说过，即使我热切地、专心致志地对一切进行认真观察，但我还是不能把眼皮底下的一切事物都看得很透彻，原因就在这里。当然，最初使我感到惊愕的是那些重大的、最突出的现象，但就是对这些现象我的看法也不见得正确，它们只是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沉痛的、绝望而悲惨的印象而已。我和囚犯A的相遇，对于我产生这种印象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他是在我以前不久入狱的，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我留下了特别令人痛苦的印象。还在我入狱以前，我就知道我将在狱中同A相见。他毒化了我初期的苦役生活，加深了我心灵中的痛苦。因此，我不能不谈到他。

他是一个最令人讨厌的典型，他已经堕落腐化到了极点，他可以毫不费力和毫不懊悔地毁灭掉自己的道德感。A就是我前面已经略微提及过的那个贵族出身的青年囚犯，据说，他把狱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报告给我们的那位少校，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要好。下面就是他的简历：他在学校里还没有毕业，便在莫斯科和他的父母发生了口角（因为他们为他的腐化堕落行为感到震惊），来到彼得堡后，为了弄到钱，他决定干一件卑鄙的告密勾当，也就是出卖十个人的鲜血，以便立刻满足自己对极其粗野的淫荡作乐的贪婪欲望；他被彼得堡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以及市民大街[当时彼得堡的市民大街上设有许多妓院、赌场和酒吧间。]上的烟花巷迷住了，他变得放荡不羁，尽管他并不蠢，但却冒险去干疯狂的、毫无意义的勾当。他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告密时牵连了一些无辜的人，又欺骗了另一些人，因此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我们这个监狱来服十年苦役。他还很年轻，生活也还刚刚开始。按说，他一生中的这次可怕的转折理应使他震惊，激起他的天性去抗拒诱惑，使他发生彻底转变，可是他却丝毫不知羞耻地接受了自己的新命运，甚至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堪。除了必须去服苦役并同酒吧间以及市民大街上那三条烟花巷诀别外，他在精神上对这种新命运既不感到悔恨，也不感到恐惧。他甚至觉得，苦役犯这一称号更能使他放手去干更下流、更无耻的勾当。“苦役犯就是苦役犯；既然成了苦役犯，就可以去干卑鄙下流的勾当，也无须感到羞耻了。”这就是他的真实看法。我现在回想起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觉得他真是一个怪物。我在一些杀人犯、淫荡好色之徒和最凶狠的歹徒们中间生活过若干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一生中从未看见过像A这样道德败坏、这样腐化透顶、这样卑鄙下流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个弑杀者，他出身贵族，我已经提过他了，但是根据许多特征和事实来看，我确信，就连他也比A高尚得多，有人性得多。在我服苦役期间，据我看，A过去和现在都不过是一具有牙齿、有胃脏的行尸走肉而已，他对于极其粗野的禽兽般的肉欲真是贪得无厌，他为了满足最微不足道的、异想天开的一点点快乐，可以用最冷酷无情的手段干出凶杀、暗害等一切罪恶勾当，只要能把罪行掩盖过去就行。我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我十分了解A。一个人若是在肉欲方面不受任何内在准则和任何法律的约束，竟会堕落到何种地步啊，他就是一个例子。看着他那总是带着嘲弄意味的笑容，我感到十分厌恶。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精神方面的卡西摩多[卡西摩多是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他身体畸形，相貌丑陋，后来他的名字成了身体畸形者的代名词。]。而且他狡猾伶俐，容貌漂亮，甚至还受过一些教育，也颇有能力。不，宁可要火灾、瘟疫、饥饿，也比让这样的人留在社会上好！我已经说过，监狱里的风气是那么堕落，以致暗探和告密者大行其道，而囚犯们对此却毫不气愤。恰恰相反，他们都和A十分要好，人们跟他的关系要比跟我们亲密得多。我们那位酗酒的少校对他的厚爱，在囚犯们的眼里大大抬高了他的身价。顺便说一下，他曾使少校相信他会画像（他曾使囚犯们相信，他当过近卫军中尉），于是少校便要求把他派到自己家里去当杂役，其实当然是为了给少校画像。这时，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做了朋友，而费季卡又对自己的老爷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也就会对狱中的一切人和事发生影响。A根据少校的要求在我们中间进行暗探活动，而当少校喝醉酒抽打他的嘴巴时，便骂他是暗探和告密者。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打完他以后，少校又立刻坐在椅子上，命令A继续画下去。我们的少校似乎真的相信A是一个几乎跟他听说过的布留洛夫[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著名画家。]同样杰出的画家，可是他依然认为自己有权打他的嘴巴，因为在他看来，就算你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但你终究是个苦役犯，就算你真的是布留洛夫，但我终究是你的上司，因而，我想怎样对待你就怎样对待你。尽管他让A给他脱皮靴、倒夜壶、搬花盆等等，但他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以为A是一位伟大的画家。那幅画像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几乎拖了一年。到头来，少校发现自己受了骗，他确信这幅画像永远也画不成了，而且一天比一天画得不像他了，于是他勃然大怒，把这位画家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把他送进监狱以示惩戒，并叫他去干粗活。A对此显然十分惋惜，使他伤心的是，他不得不放弃那悠闲的时光，放弃少校桌上的残羹剩饭，离开朋友费季卡以及他们俩在少校厨房里为自己烹制的一切美味。自从少校把A撵走以后，起码他停止了对囚犯米—茨基的迫害，A曾不断在少校面前说他的坏话，其原因是：在A入狱时，米—茨基是狱中唯一的政治犯。米—茨基十分苦闷，他和其他囚犯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他怀着恐惧和极其厌恶的心情看着他们，他没有发现也没有看出他们身上有着能够使他们跟他和好的东西，他未能跟他们和好，而他们也报之以同样的仇视态度。一般说来，像米—茨基这样的人在监狱里的处境是可怕的。米—茨基不知道A入狱的原因。恰恰相反，A却看出米—茨基是个什么人了，他使米—茨基相信，他被发配到这里完全是因为被人告密，几乎同米—茨基被发配到这里来出于同样的原因。于是米—茨基便非常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米-茨基相信了他，在服苦役的头几天里安慰他，猜想他一定很痛苦，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钱送给他，给他买东西吃，把自己的一些必需品分给他。可是A却立刻对他怀恨在心，只是因为米-茨基人品高尚，因为米—茨基看到一切卑鄙龌龊的事物是那么吃惊，还因为米—茨基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他的人，于是他一有机会便赶快把米—茨基过去对他讲过的有关监狱和少校的坏话都向少校报告了。少校最恨这样的话，于是便迫害米—茨基，倘若没有要塞司令的干预，少校定会使米—茨基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后来，当米—茨基知道了他所干的一切下流勾当的时候，A不但不感到难堪，反而却喜欢和米—茨基相见，并拿嘲笑的眼光看待米—茨基。显然，这使他感到快乐。米—茨基曾数次把A的这种行为指给我看。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后来同一个囚犯和一名卫兵一同逃跑，不过，关于这次逃跑的事我要留待以后再说。起初，A也极力巴结我，以为我不了解他的底细。我再重复一句：在我服苦役的头几天里，他把我弄得郁郁寡欢，增加了我的苦闷。对于周围那些卑鄙下流的行为，我感到非常害怕，而我却陷进去了。我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这样卑鄙龌龊。但是，我错了：我是拿对A的看法来判断一切了。

头三天，我闷闷不乐地在监狱里走来走去，或者躺在通铺上。我把狱方发给我的一些亚麻布交给一个由阿基姆·阿基梅奇推荐的可靠犯人，让他去给我缝几件衬衫，当然，这是要付钱的（一件衬衫只需几个铜币），根据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一再建议，我弄到一个可以折叠的褥垫（用毡子做的，外面缝着亚麻布），这个褥垫特别薄，像一块薄饼，还有一个枕头，里面塞的是羊毛，由于不习惯，我觉得它硬得要命。阿基姆·阿基梅奇匆匆忙忙为我置办这些东西，并亲手给我缝了一条被子，这条被子是用我从囚犯们那里买来的毛呢片缝成的，而这些毛呢片是从穿破了的公家发的衬衫和裤子上剪下来的。公家发的衣物，用到一定的期限，便留给犯人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这些衣物立刻便在狱中被卖掉，而且不管穿得如何破烂不堪，总是可以卖几个钱的。起初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吃惊。总而言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普通老百姓。我本人也突然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变成了像他们那样的苦役犯。他们的习惯、观念、看法、风俗似乎都成为我的了，起码在形式上和法律上看来是如此，虽然实际上我并不赞同它们。我既惊奇，又感到难堪，仿佛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也没有听说过，尽管我不但知道，而且也听说过。但现实生活给人的印象却与道听途说的完全不同。比方说，难道我过去能够想象到这样破旧不堪的破衣烂衫也算得上是衣物吗？然而，我的那床被子就是用这些破旧衣物缝成的！很难想象发给囚犯们穿的那种毛呢是什么样的。从表面上看，它的确像是毛呢，而且还是挺厚的军用呢。可是稍稍一穿就磨出窟窿来，变成了拉网，扯成了碎片。毛料衣服穿用期限为一年，但实际上是很难穿到一年的。囚犯们干活时，用肩抬沉重的东西，衣服很快就会磨损，磨破。羊皮袄穿用期限为三年，可是在这个限期里，犯人们白天穿着它，夜间还得拿它当铺盖。不过，羊皮袄还算比较结实，尽管不到三年就得用粗布去缝补，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尽管如此，到了规定的期限，哪怕是穿得破烂不堪的皮袄也还可以卖它四十戈比。那些保护得好一点的可以卖六十戈比，甚至七十戈比，这在监狱里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啊。

金钱，在监狱里具有惊人的意义和威力，关于它我已经说过了。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囚犯在监狱里，哪怕只有一点儿钱，也要比另一个身无分文的囚犯少受十倍的痛苦，尽管后者也同样拥有公家发给的一切东西，因而似乎无须花钱了（我们的狱方当局就有这种看法）。我再重复一遍，囚犯们要是失去拥有自己金钱的一切可能性，他们或者会发疯，或者会像苍蝇一样死去（尽管狱方供应他们一切东西），或者最后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一些人出于苦闷，另一些人则为了及早被判处死刑以了此一生，或者想别的办法“改变命运”（行话）。一个囚犯要是用血汗弄到几个钱，或者采取异常狡猾的偷骗手段弄到了钱，同时又像小孩似的毫无意义地把钱挥霍掉，这并不能证明他们不重视钱，尽管乍看起来像是这样。囚犯对钱的贪婪几乎达到了发狂和丧失理智的程度，如果说，当他们纵酒作乐时，他们的确把钱像木屑一样挥霍掉，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是把钱花在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上面了。对于囚犯来说，什么东西比钱更为贵重呢？那就是自由，或者只是对自由的幻想。囚犯们都是一些大幻想家。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要讲，不过现在既然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不妨先说几句：不知读者是否相信，我曾见过一些刑期为二十年的流放犯，他们十分泰然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嗯，别着急，上帝要是能让我服满刑期，那时我就……”“囚犯”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就是表示一个人没有自由，而花钱的时候他却能行使自己的自由。不管有什么烙印、脚镣以及可恶的监狱围墙，把他同上帝的世界隔开，把他像野兽似的关在笼子里，——他还是可以弄到酒，也就是被严禁的享乐品，他还可以享受艳福，甚至有时（虽然并不经常）还可以贿赂直接管辖自己的官长们、残废老兵以及军士们，这些人受贿以后，对于他破坏法律、违反纪律的行为，就会睁一眼闭一眼；除收买他们外，甚至还可以对他们傲慢无礼，囚犯们是极喜欢对人傲慢无礼的，也就是说喜欢在难友们面前装腔作势，甚至竭力使自己相信（哪怕只是一时），他享有的自由和权力比看上去要大得多，总之，他可以纵酒作乐，为所欲为，他可以把一个人欺侮至死，并向他证明，这一切他都能够做到，这一切都“操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让自己相信他能做到一个可怜人连想都不能想到的事情。顺便谈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也许囚犯们就是在清醒的时候，也都有纵酒作乐、爱说大话、爱吹嘘自己的癖好，尽管这种吹嘘是滑稽可笑的，是极其天真的。最后，在这一切纵酒作乐里面还有一种豁出去的味道，——也就是说，所有这一切都酷似现实生活，酷似遥远的过去的自由时期。而为了自由，什么样的代价不可以付出呀？试问：有哪一位百万富翁在被绳索勒着喉咙的时候，会不愿交出他的百万家产去换取一口空气呢？

长官们有时感到诧异：某一个囚犯温顺驯良、堪称表率地生活了好多年，为了褒奖他的良好品行，甚至叫他当了工头，可是突然之间他却无缘无故地像鬼迷心窍似的大闹起来；他胡作非为，纵酒作乐，无理取闹，有时甚至甘冒触犯刑律的危险；或者公然冒犯上级长官，或者行凶杀人，或者强奸妇女，等等。他们看着这个囚犯，感到诧异不止。这个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的人之所以突然发作，也许是因为这是一种忧郁的、神经质的自我表现，一种下意识的自我烦恼，一种想表现自己，表现自己受压抑的个性的愿望而已，而这种愿望又是突然表现出来的，并且达到了仇恨、疯狂、违背理性、疯癫、痉挛的程度。也许，这就好像把一个睡着的人活活装进棺材里，当他在棺材里苏醒过来时，便拼命地敲棺材盖，竭力想敲开它，尽管理智肯定会使他相信，他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但是问题也就在于这并不是理智的问题，而是神经质的表现。我们还得考虑到，犯人的任何一种任性的自我表现，几乎都被认为是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大闹还是小闹，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既然要喝酒，干脆就尽情大喝一顿；既然要冒险，干脆就大干它一场，甚至行凶杀人也未尝不可。一个人只要开始干起来，尔后就会忘乎所以，甚至抑制不住！因而，最好还是采取一切办法不让他滑到这种地步。这样，大家就会平安无事了。

是的；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