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去南方，前往外高加索地区，去我熟悉的地方，尽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它了（超过二十年）。一开始我想走老路线，第比利斯—埃里温—巴库，但时代变了，埃里温和巴库之间没有交通，所以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先去埃里温，再去第比利斯，然后从那里前往巴库。

在飞机上，我右边的邻座是列昂尼德·P，来自莫斯科的一位民主派人士。莫斯科的民主派是一批新型人物，是改革的产物。他们不是异见者。异见者（数量从来不多，1968年，在莫斯科红场抗议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只有六个人）要么流亡国外，要么像马尔琴科那样被关在监狱里。民主派通常来自知识界，最常见的是学术界和文学界，他们与执政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相左。

与一般民主主义者相比，莫斯科的民主派拥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一般民主人士的头脑在当代世界的各种事务中自由驰骋，思考如何良好而幸福地生活，如何使现代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如何让每个人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同时获得越来越多的精神财富。但所有这些都不在莫斯科民主派的视野中。他们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如何对抗共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可以精力充沛、激情澎湃地讨论好几个小时，构思方案，提出建议和计划。殊不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已经再次沦为牺牲品：第一次是被迫的，被系统所囚禁；而现在，他自愿成为受害者，因为他让自己被困于这个问题之网中。这就是一切邪恶的本质——它在人们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蒙蔽他们，迫使他们穿上它的紧身外衣。

我曾在伦敦、多伦多、鹿特丹和桑坦德观看过莫斯科民主派的演讲，观察过听众的反应。这是自由思想（听众）和执念思维（演讲者）的碰撞。观众礼貌地倾听着，但也越来越确信，尽管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听众思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生活的舒适度和满意度，而演讲者却忙着为索尔仁尼琴那个问题寻找答案，即：我们是如何陷入这个泥潭的？

在旅行的前半程，列昂尼德·P试图说服我，如果托洛茨基多听听他那些顾问的意见，他也许有机会战胜斯大林。然而，不幸的是，托洛茨基非常自负，自信满满，甚至有些孩子气。这使人们对他产生了反感，尽管仍有许多人愿意为他献出生命。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托洛茨基赢了会怎样？我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激动起来。“这很值得讨论！”

在飞行后半程，我的邻座开始思考亚美尼亚是否会脱离帝国。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赞成分离；而作为一个莫斯科人，他希望事情不要走到这一步。他说，最好的情况是摆脱现有体制，彻底实现民主化，他为这个想法感到振奋，但出于谨慎，他还是征求了一下我的看法。

我回答说，老实说，我并不相信一个通过数百年的征服和兼并建立起来的国家能够实现民主化。不必回顾罗马甚至土耳其那些遥远的例子，让我们举一个更近的例子——从个人经历看，我对这个例子更熟悉——那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伊朗。反对沙赫[沙赫，又称沙阿或沙王，在波斯语中是古代君主头衔的名称。这里特指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革命是一场民主运动，一场自由主义运动，针对的是一个独裁体制的警察国家。但伊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波斯人统治着境内的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现在，这些被压迫的民族听说德黑兰有人在讨论民主，他们会立刻将这个口号翻译为独立的信号，立刻想要脱离伊朗，建立自己的国家。伊朗面临解体的风险，有可能失去几个重要省份，沦为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家。就在这个时候，大波斯民族主义崛起，其守卫者、以阿亚图拉·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神职人员掌握了政权。“民主”这个词从旗帜上消失了，而革命最终以一系列针对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的血腥镇压运动而告终，独裁统治取得胜利。伊朗的版图仍保持不变。简而言之——我迅速结束话题，因为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了——帝国的刚性专横与民主的弹性宽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帝国的少数民族会利用民主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分离出去，实现独立和自治。对他们来说，能回应“民主”这个口号的词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而自由被理解为分离。这当然会激起大多数执政者的反对，他们为了保住特权地位，会随时准备诉诸武力，采取威权的解决方案。

飞机的轮子刚一着地，这架巨大而沉重的AN—86型飞机上的三百名乘客就像触了电一样，从座位上弹起来。伴随着阵阵欢呼声，他们推搡着向出口冲去。但此时飞机刚到跑道起点，还在急速前冲，机身还在摇晃，轮子还在颠簸，减震器发出重重的撞击声，空乘们在呼喊，一边哀求一边威胁，试图把乘客按回座位，但无济于事。她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再也没有人能继续控制这些人了，一股原始的力量在他们中间喷发出来，并掌控了局势。

我们幸运地抵达航站楼，舷梯也随之打开，然后，新一轮冲锋开始了，我的同行乘客们跳下台阶，与其说走，不如说跌到沥青路面上。他们满载着行李、篮子和包裹跑向航站楼，那里已经等候着一群密集、拥挤而疯狂的人群，此时，这两股同样炽热、兴奋、激动的人群扑向对方，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他们拉扯、拥抱、推攘，欢呼声不绝于耳。

亚美尼亚人！他们必须在一起。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彼此，但命运那悲惨的悖谬之处在于，他们的流亡越广、越分散，他们对彼此的渴望就越强烈，他们想要在一起的希求和需要就越壮大。只有了解了亚美尼亚人这一特性，才能体会到对他们而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中文简称“纳卡地区＂，是位于南高加索的一个内陆地区。国际上通常认为该地属于阿塞拜疆，但1988年卡拉巴赫运动发生后，阿塞拜疆就无法对该地行使政权。1994年第一次纳卡战争结束后，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的调停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政府就该地的争议状态进行过多次和平会谈。]问题是多么尖锐的一根刺——相距十几公里，却不能在一起！永远的刺，永恒的伤口，永恒的耻辱。

我的亚美尼亚守护天使，瓦莱里·瓦尔塔尼安，奇迹般地把我从人群中拯救出来，带我去了城里的一间公寓。房间里挤满了人（这里住着一个大家庭），人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桌上摆满食物，有肉、面包、奶酪、洋葱、辣椒，各种蔬菜，还有蛋糕、糖果、一瓶瓶的葡萄酒和白兰地。但这里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有什么新变化吗？就在这时，一群孩子走进房间，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和顽强的决心唱起了关于游击队的歌。如今，年轻的游击队员成了英雄，为了纳卡地区的自由，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是的，现在我明白了，我来到了另一个亚美尼亚，一个拥有游击队的亚美尼亚。而且这个亚美尼亚拥有多个面向、多种形式，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多年后重返埃里温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些变化。

首先，埃里温从一个慵懒的小城变成了一个大城市。这是一个繁忙、嘈杂、多彩的都市，颇具东方风情，我们仿佛置身于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或德黑兰。集市上人头攒动，街道上车辆如织，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行驶，这里的交通规则只有一条，那就是“谁撞谁负责”。喇叭声此起彼伏，每个人、所有人，都在按喇叭，他们仿佛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确认自己在开车。到处都是新开的酒吧、小餐馆和烤肉串。吆喝声、呼喊声、争吵声、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混乱。这样的国家对任何政治解冻的反应都是加剧的混乱（这常常令人恼火，但也为生活增添了风味）。一股很难定义的东方城市的味道，飞扬的尘土，广场上的疤瘌犬，热浪，闷窒。人行道上，墙角边、门廊内、树荫下，不时出现沁人心脾的凉荫。

其次，几乎所有俄罗斯和苏联的符号都从街上消失了。俄文标识、海报和肖像不复存在。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个严苛而审慎的去俄罗斯化时期。许多俄罗斯人离开；俄语学校和俄语剧院正在关闭。不再有俄语的报纸和书籍。亚美尼亚学校也停止了俄语教学。但由于英语和法语教师短缺，亚美尼亚人越来越封闭在自己那门极其复杂的语言当中，越来越与世隔绝。我只能通过懂俄语的大人，才能跟孩子们聊上几句。

最后，是游击队员。他们成群地走在大街上，开着卡车四处游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设立哨卡。对了解旧帝国风俗的人来说，这些游击队员可能是最不寻常的景象。曾几何时，在这里，只有红军战士才能佩带武器。就在几年前，拥有武器还可能面临劳改，或者更常见的是被处决。而现在，据说亚美尼亚有多达三十七支私人国民军队。称之为“军队”可能大而不当，但确实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手持武器。他们兴之所至地穿着最奇特、最怪异的服装，只要能使人联想到制服或游击队员就行。那他们如何相互辨别，认出对方来自哪支部队呢？我猜只能通过面孔。在我看来，在这个小国家，人人都互相认识。

但在大部分地方，生活依然如故。在我下榻的酒店对面，人们正在拆除埃里温的老街区。他们拆毁旧房屋，拆毁门廊、凉亭、悬空花园、花坛和菜地，也拆毁小溪流和微型瀑布、铺满花毯的小小屋顶和覆满浓密藤蔓的篱笆。他们拆毁木头楼梯，拆毁墙边的长凳，拆毁柴房和鸡舍、拱门和门廊。所有这一切都在消失。人们眼睁睁看着推土机压平这片由无数岁月雕刻而成的风景（取而代之的将是大石板砌成的方方正正的混凝土建筑），将这些宁静舒适、郁郁葱葱的街道、小巷和角落变成垃圾场。人们站在那里哭泣。我也站在他们中间，眼泪盈眶。

一切都过去了——苏联，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思想习惯留存了下来，这种思想习惯的第一原则就是尽其所能铲除过去的一切；它感觉良好，还在茁壮成长。

赫拉特·马特沃锡安[赫拉特·马特沃锡安（Hrant Matevosian，1935—2002），亚美尼亚作家和编剧，被认为是亚美尼亚最杰出的当代小说家。]，亚美尼亚的杰出作家，出生于1935年，身材瘦削，个子高大，略有些驼背。他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的思绪永无休止地忧虑着，担心着亚美尼亚人的未来。全球有一千万亚美尼亚人。他们有机会生存下去吗？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在亚美尼亚生存下去吗？这里只有三百万亚美尼亚人，而且还在不停地流亡当中。等待他们的会不会是犹太人的命运？他们仍将存在，但只能处于离散状态，只能在流亡中生存，在遍布各大洲的隔离区里了却残生。

与亚美尼亚人在一起，你通常只能谈论关于亚美尼亚人的话题。你将了解到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比如，你可以问，“塞内加尔有亚美尼亚人吗？”稍作思考后，他们就会给出答案：“曾经有过一位亚美尼亚妇女，嫁给了一名法国医生，但她已经离开了，目前生活在马赛。”

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各处，努力行善。你知道吗，当土耳其人给密茨凯维奇下毒后，试图把他救活的医生是个亚美尼亚人？你不知道？这可是事实！

但我们没有跟马特沃锡安谈论塞内加尔，也没有谈论密茨凯维奇。我们谈论的是过去。能否把过去抛诸脑后？亚美尼亚的过去是一棵悲剧之树，仍在持续投下阴影。如果没有过去，没有1915年殃及一百万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说不定可以跟土耳其达成和解，跟伊斯兰和平共处。但过去就在那里。在对话过程中，我们无法就任何事情得出结论，也无法为任何问题找到答案。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安托万·古诺[安托万·古诺（Antoine Cournot，1801—877），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解决困难，我们只是转移它们。古诺说，“解释的艺术，就像谈判的艺术一样，通常只是将困难转移的艺术。在某些事物中，保留着一种难以触及的不可理喻，人类智慧既不能将其消除，也不能将其减少，只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它们重新排列，有时把一切留在半明半暗中，有时又照亮某些点，然后把剩下的部分留在更深的黑暗中。”

告别时，马特沃锡安对我说：“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大声说——赫拉特，我要喝茶！”

我返回酒店。这是一个初秋的夜晚，温暖宜人。人们在街上漫步，街道和城市充满友善的气息。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黑暗深处，煤炭发出微光。一个小男孩坐在铁炉旁，正在烤肉串。他那黑色的大眼睛盯着炉火，那是一种迷醉的、几无意识的凝视，仿佛超越了地点，超越了时间。

提格朗·曼苏里安[提格朗·曼苏里安（Tigran Mansurian，1939—），亚美尼亚古典音乐和电影配乐作家，曾于2004年和2017年获得格莱美奖提名。]，作曲家。波士顿和伦敦爱乐乐团曾演奏他的大提琴协奏曲。最近他创作了一首《墓地》，以纪念在斯皮塔克地震[指1988年12月7日发生在亚美尼亚北部斯皮塔克附近的大地震，震级为里氏6.8级。]中去世的十二岁小提琴手希拉努斯·马托西安。

“这里？”他重复了一遍问题。“这里是文化沙漠。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歌唱家，名叫阿拉克斯·达夫蒂安，是世界上最好的十位女高音之一，但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也没有人听说过她。她可能得对着空荡荡的大厅演唱。这里？这里的人知道怎么扣动扳机，这很容易。每当一年结束的时候，他们会对自己说，多幸运，又过了一年！”曼苏里安，紧张、活泼、敏感的化身。他还没有出过自己的唱片。在这里没有人关心这些。

他凝视着窗外。他住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那种可怕的公寓楼里，家在四层。这些建筑粗劣、扭曲、歪斜和肮脏，甚至在交付给住户之前就该直接拆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电梯井里竟然是矿井笼一样的梯厢，成捆的电缆不是嵌在墙里，而是悬挂在墙外，或者沿着楼梯的边缘铺设。因为没有晾衣间，而且只有精英阶层才拥有洗衣机和烘干机，所以人们都把衣服挂在阳台、楼栋和街道之间的绳索和钢丝上。当奇迹发生时，商店里会有肥皂卖，这时到处都会洗衣服、晾衣服、晾床单。如果有风，衣服会翻滚，飘荡起伏，整座城市就变成了一支漂浮在亚美尼亚土地上的庞大航海舰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驶向遥远的彼岸。

曼苏里安的家门前有一丛高大的白杨树，从窗口可以看到白杨树的叶子在阳光下摇曳，发出银白色的光。曼苏里安坐在狭小而整洁的公寓里，对我说，“我的世界就是德彪西和这些叶子，我可以一直听它们的音乐。”他沉默了一下，歪着头，用手指指窗外，“你听到了吗？”他微笑着问。这是一个丰盛的音乐背景，在树木轻快而有节奏的沙沙声中，可以听到清脆而活泼的音调，交织着鸟儿高亢、颤动的啁啾声，形成一个精致而动感的音乐主题。

瓦莱里还开车带我去了埃里温以东三十公里处的加里。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但事实证明，去加里是一件绝对、彻底、必须要做的事情！在这里，你必须谦卑、顺从、听话，否则你将一无所见，一无所学。

放眼望去是一片荒芜的丘岩，几百万年来被风打磨得失去了棱角，没有树的痕迹。突然，在一座山丘的顶部出现了一头母牛。一动不动，像石头一样扎根在地上。这可怜的动物靠什么为生？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草，没有叶子。一头被遗弃的牛，好像被所有人遗忘了。她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耐心，靠自己的运气。在这里，人们终于能够理解叶赛宁，他坐在巴黎，却梦想着用双臂环绕一头牛的脖子！

一路上，瓦莱里不时停下来，向我展示叶格依舍·恰连茨[叶格依舍·恰连茨（Egishe Harenc，1897—1937），亚美尼亚诗人、作家和公共活动家。]喜欢去的地方。恰连茨是亚美尼亚最伟大的诗人，1937年被处死。

所以，当你踏过芬芳的田野春天漫步你身旁……

从这个地方望去，视野开阔而高远。山，更多的山，雾和光，一种粉彩似的明亮色泽——印象派。

加里是一座修建于两千多年前的神庙，为美丽的太阳神赫利俄斯所建。我必须看一看加里，因为如果我还对亚美尼亚是否真正属于地中海世界，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世界怀有疑虑的话，那么加里可以提供证据。一座堡垒的废墟散落四周，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堡垒抵挡了数不清的蒙古人、鞑靼人和整个凶残的亚洲。在加里的时代，这就是殖民化的含义。那意味着修建沿用至今的道路，意味着建造工厂、修筑宏伟的爱奥尼亚神庙。而今天，殖民化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把AK-47交到赤脚、饥饿、充满仇恨的人们手中。

我坐上了从埃里温前往格鲁吉亚的公共汽车，我要去第比利斯。城市边缘有一个路标：

第比利斯——253公里

莫斯科——1971公里

公路沿着塞凡湖[塞凡湖，位于亚美尼亚东部，是一座大型的高山湖泊，面积约1360平方公里，是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湖泊。]延伸。在水陆相接的地方，一群男孩拦住了大巴——他们在卖鱼。乘客们纷纷涌向车门。就像在帝国的任何地方一样，只要有商品出现，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拥挤喧嚷的人群，一场战斗一触即发。现在他们正抢着彼此手里的鱼，但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因为鱼滑溜溜的，而且还活着，敏捷而强壮，总是挣脱出来。有些人试图把它们藏在外套或口袋里，但这些家伙要么溜出来，要么被一些贪婪而熟练的同行者据为己有。

人鱼大战陷入僵局。一半乘客手里湿漉漉黏乎乎的，却空无一物。剩下的人则把那些仍在跳动却已奄奄一息的战利品塞到任何能塞的地方。车里闻起来像鱼市一样臭气熏天，但我们还得继续向前行驶。

我带了一本《历史之书》上路，这是中世纪晚期亚美尼亚历史学家阿拉克里安的作品。在第五十三章，作者向我们介绍了神秘而多彩的宝石世界：

红宝石（Kayc，或Korund），其特性如下：如果把它放进嘴里，会不再觉得口渴；如果熔化金子，扔一颗红宝石进去，红宝石既不会燃烧，也不会改变颜色和光泽。还有人说：随身携带红宝石会赢得众人的喜爱，此外，红宝石还能治疗中风。

我们沿着峭壁行驶，下面是涓涓溪流，上面是皑皑白雪。突然，一个转弯，出现了边防巡逻队。军队。俄罗斯人。他们上了车，四处张望，寻找着什么。显然是在寻找武器。突然间，一个亚美尼亚人或格鲁吉亚人开始冲他们大喊大叫，说他们耽误了大巴，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如此等等。他喊个没完。我想，这个军人有可能把他当场打死的，但这种事并没有发生，那个时代过去了！军人开始解释，道歉，说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整支巡逻队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继续在山上缓慢地行驶。

玛瑙，又称ayn-ul-hurr。它具备红宝石的所有特征。佩戴它的人不会患麻风病、疥螨病等疾病。他的财产和财富永不减少，他的为人处世和言谈举止都令人欣悦。佩戴玛瑙增进人的洞察力，无论喝多少酒都不会失去理智。有人如此说，但我不相信，因为酒是狮子的乳汁，任何贪杯的人都会失去声望、理智和财富。

我们来到了格鲁吉亚。无须已经改用格鲁吉亚字母的路标，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跟亚美尼亚相比，格鲁吉亚更富裕：更好、更富足的房屋，大片的葡萄园，漂亮的牛群和羊群，大型烟草种植园，绿意盎然的牧场。

公路继续在群山中穿行，蜿蜒而上，紧贴着陡峭的山崖。森林已经变成了秋天的模样，色彩斑斓，错落有致。鱼，还有一股鱼市的味道。

钻石。至于钻石的特性，如下所示：如果一个人的皮肤上有斑点，那钻石可以祛除斑点。佩戴钻石的人会获得国王的喜爱，他的言语令人尊重，他不怕邪恶，不会患胃痛或螨虫瘙痒症，他的记忆力不会衰退，他将获得永生。如果把钻石放在铁砧上敲打，然后拿给一个人吃，就能像使用毒药一样杀死他。

再往上就是山顶，突然间，从这里，你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这就是第比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