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经过那里多少次，我都无法将目光移开。我仔细凝望，仿佛穿越迷雾、穿越时间寻找着什么，当然，什么也看不见。

要抵达那里，得沿着我住的列宁大街往市中心的方向开，穿过卡缅尼桥（俄语的意思为“石桥”），然后立刻向右下方转弯，再右转，来到被称为“纳别列兹那亚街”的滨河林荫道。那个地方就在那里，过了红绿灯便是，在高架桥正对面，被一道栅栏围在里面。

冬天，一团团白色的蒸汽升腾到空中。这些蒸汽来自一个大型户外游泳池，那里的水是加热过的，所以全年开放。当气温达到零下三十摄氏度时，泳池就成了一类特殊人士的天堂，他们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中沐浴在露天泳池里，这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他们安然无恙，活得好好的！他们从水里出来后在泳池边昂首阔步的姿态说明，他们对自己确实很满意：一举一动充满了活力，身影坚定，挺胸抬头。

1812年秋天，拿破仑带领他的残兵败将放弃莫斯科，逃离了俄国。他遭遇了惨败。俄国人扩大了攻势，正在取得胜利。上苍将俄罗斯从濒临毁灭中拯救出来，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恩之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以俄罗斯拯救者的名义”——也就是以基督救世主的名义，在莫斯科建造一座教堂。

教堂的规模要衬得上沙皇对上帝之子的感恩之情——因此它必须是巨大的。

然而，沙皇正忙于征服阿塞拜疆和比萨拉比亚[比萨拉比亚，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以及黑海形成的三角地带，现在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再加上混乱的局势，或许再加上普遍的健忘，圣殿没能在他有生之年落成。直到亚历山大一世的继任者、他的弟弟尼古拉一世在位的第五年，即1830年，建造圣殿的想法才重新被提出来。两年后，尼古拉一世批准了建筑师康斯坦丁·托恩提交的设计方案。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一直在考虑选址问题。最终他下定决心，选择了今天这个有一群人冒着严寒露天游泳、以证明其毅力和气概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优势有二：首先，它靠近克里姆林宫；其次，它附近有一条河，是东正教徒进行传统宗教沐浴的地方。

不久，沙皇成立了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从教堂类型上看，这座教堂应被称为“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但本书按照中文的习惯用法将其翻译为“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建造委员会，开始了大规模的建造工程。

这一工程持续了四十五年，从未间断。

尼古拉一世是工程的负责人，但1855年他神秘地去世了。他的儿子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但1881年3月，他在一次爆炸事件中丧生。幸运的是，下一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也对这项工程表现出了持久而热切的关注。每一位沙皇都为这项雄心勃勃的（也似乎是不朽的）工程投入了数不清的时间和金钱。不仅莫斯科，也不仅俄罗斯，整个世界都以惊讶和无言的钦佩注视着这项工程。沙皇来了又走，老一代人死去，新一代人在世上繁衍，俄罗斯陷入连绵不绝的战争和征服的泥沼，遭受着饥荒和瘟疫的反复侵袭，但没有什么能够打断，或者哪怕延迟俄国人在这一独特而非凡的建筑上的劳作。

1883年5月26日，教堂举行祝圣仪式，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到场。多年来，这座建筑的外观在众人眼前一点一滴落成，早已广为人知，但进入它的内部后，人们仍不由自主地发出阵阵惊呼和赞叹。建筑师们提供的数据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激动和狂喜。

的确如此。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有三十多层楼那么高，墙壁厚度三米二，由四千万块砖石砌成。墙壁内外两侧都覆盖着阿尔泰和波多利亚的大理石，以及芬兰的花岗岩石板。这些石板通过特殊的铅夹具固定在砖块上。神殿的顶部是一个巨大的圆顶，覆盖着重达一百七十六吨的铜板。圆顶顶部矗立着一座三层楼高的十字架。圆顶被四座钟楼环绕，每座悬挂十四口钟，总重量达六十五吨，其中主钟重二十四吨（波兰最大的钟，即瓦维尔城堡上的齐格蒙特钟只有八吨重）。十二扇青铜铸造的大门通往教堂内部，它们的总重量为一百四十吨。

最令人惊叹的是教堂内部。三千座烛台上同时燃烧着蜡烛，将室内照亮。此外，按东正教习俗，信众进入教堂后也要点燃蜡烛，而这座建筑可同时容纳一万多名信徒，所以窗户的光亮从很远处就能看到。

进入教堂后，人们会迎面看到一个巨大而耀眼的圣障[圣障，教堂中殿与圣台之间的隔墙，象征着人世与天堂的连接。]，用四百四十二公斤黄金铸成。圣障反射着成千上万支脂烛的微弱光芒，其强烈而威严的光辉让人不知不觉进入一种澄明和谦卑的境界。

墙壁的下部镶嵌了一百七十七块大理石饰板，上面镌刻着以下内容：俄罗斯军队战斗的时间和地点、参与战斗的团和师的名称、指挥官的姓名、伤亡人数、获得勋章的人员及勋章的种类，特别是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的人员。

在墙面更高的位置，从大理石饰板一直到穹顶顶部，这上面都是壁画，用特殊技艺绘制在白色灰泥上。有圣徒的肖像，有基督和使徒的生活场景，还有其他圣经故事。创作者都是当时俄罗斯最著名的画家，布鲁尼和维耶尔什查金，克拉姆斯科伊和利托夫琴科，谢多夫和苏里科夫。[这部分文字的事实来源于各种资料，主要是伊琳娜·伊洛万斯卡·阿尔贝蒂的文章，收录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摧毁》（伦敦，1988年）一书中。——原注]

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圣殿，独一无二的建筑典范，是俄罗斯艺术真正的瑰宝。这座大教堂存在了四十八年——1931年夏天，斯大林决定将其拆除。他的行事方式并没有过分粗鲁，他也没有向所有人宣告：“现在我们将摧毁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没有，当然没有。

没有类似的声明或宣言。事情很简单，1931年7月18日，《真理报》发布了一则消息，称苏联当局决定在莫斯科建造一座苏维埃宫。这则消息还提到了宫殿的选址。这个地址对外人来说毫无意义，但对莫斯科居民却意味深长——宫殿将建在大教堂所在的位置。为什么刚好是这个地方？毕竟，莫斯科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有许多空地，哪怕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也有许多，有无数好地方可供选择。但是，不，不，他们需要的恰恰就是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所在的那片方寸之地。

莫斯科最大的宗教建筑被下令拆除。让我们放飞一下想象力。那是1931年。让我们想象当时正统治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下令拆除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让我们想象时任法国总统的保罗·杜梅尔下令夷平巴黎圣母院；让我们想象波兰元帅约瑟夫·毕苏斯基[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1867—1935），波兰政治家，曾任波兰第二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元帅＂。]下令夷平琴斯托霍瓦的光明山修道院[光明山修道院，波兰最重要的朝圣地点，创建于1382年。]。

我们能想象这样的事吗？

不能。

一夜之间，巨大的神殿被栅栏围了起来，天一亮就开干了。从声学角度看，拆毁教堂的工作可被分为两步：一，安静阶段；二，嘈杂阶段。在安静阶段，他们对教堂进行了清洗。我们知道那里有多少珍宝。仅黄金就有半吨，还有多少吨白银、黄铜、珐琅和紫水晶！多少钻石和祖母绿，绿松石和黄宝石，多少价值连城的圣像和装饰华丽的福音书，多少权杖和香炉！还有那些用金银编织的礼仪法衣，那些镶嵌着宝石的长袍、绶带和鞋子。

现在，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从墙壁和祭坛上拆下来，从壁橱、抽屉、画框和铰链上取下来，都必须搬走，送进克里姆林宫的仓库或者NKVD的保险柜。拆除大理石的工作最为繁重，它们用铅焊接在砖墙上，不肯松动，很难把它们剥离下来。拆卸工作持续了数周，我们不知道这一延误是否让人感到恼火。如果有，那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段时间斯大林心事重重。居于首位的是一场将导致一千万乌克兰人死于饥荒的运动。他亲自阅读从乌克兰发来的电文，责骂办事不力的手下，颁布新的指示和命令，这一切无疑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雄心勃勃的劳动营扩建计划——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再考虑到气候之恶劣、运输之困难以及建筑材料之匮乏，情况便更加不同了。而且时间紧迫——第一次大清洗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拆除计划的监督和关注，那也情有可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切迹象都表明，在这件事上一刻都没有松懈过。他一定意识到了面临的挑战是何等巨大。毕竟，其目标是用非常落后和原始的技术，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摧毁四十五年来以非凡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所建立起来的东西。

但即便如此，这也被证明是有可能的。最终，大教堂被剥除了所有能从其耀眼而奢华的内部搬运出来的东西，从库房到更衣室，从壁橱到秘密储物箱，从祭坛到钟楼，从圣障、墙壁到大门，一切可以敲掉、砍掉、拧掉、拔掉、强行移除、凿出和打碎的东西。正如我所说的，当这些身手矫健的小分队没日没夜地工作，终于完成他们的壮举时，拆毁者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景象：他们最终面对的，是一个巨大、阴郁且令人恶心的砖砌外壳，上面到处都是工人站在脚手架上的身影，如同昆虫附着在怪兽的皮肤上。

这令人想起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720—1778），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师，他的大幅版画经常描绘古典和后古典时期罗马及其周边的建筑及废墟，充满了神秘的脚手架和酷刑工具。]画作中那令人战栗的景象。

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这场戏的第二幕开始了。在此之前，重点是清洗和摧毁，现在是把它夷为平地。但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技术问题：如何拆毁这样一座耸立在市中心的庞大建筑？最简单的办法是轰炸，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教堂附近有很多大使馆，最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就在不远处。如果打偏了怎么办？

他们尝试用锤子，但锤子在这里一点用都没有。一百米高、三米厚的墙壁怎么能用锤子拆除呢？当然，军队仓库里有足够的炸药，可以把引信放到大教堂下面，炸毁整个建筑。但如果出现计算错误，导致半座城市连同——最糟糕的情况——克里姆林宫都被炸毁怎么办？

最终，他们（毅然）决定走试验和经验的道路。他们钻了一个洞，放进一根炸药。一声巨响，一道闪光，尘土升起。尘土散去后，他们围上前去测量炸毁的部分。然后又钻了一个更大的洞，放进两根炸药。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爆炸声，更明亮的闪光、更多的尘土。如此循序渐进，一步接一步，一根接一根，一米又一米。现在他们拆掉了一部分穹顶；现在他们炸掉了钟楼的顶端；现在他们粉碎了一面墙。他们指望这些冲击波能将整座建筑震得七零八落，破坏并削弱其结构，这样只需最后一次猛烈的冲锋，整个大教堂就会变成废墟。

莫斯科的居民（当时的数量为三百万）对此有何反应？毕竟，正在拆毁的是他们的圣彼得大教堂，他们的巴黎圣母院，他们的光明山修道院。

他们说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说。

生活还在继续。早上，大人们匆匆忙忙去上班，孩子们匆匆忙忙去上学，祖母们排在队伍里。越来越频繁地，有家庭成员被带走。后来是工作上的朋友。后来是邻居。

这就是生活。

只有教堂附近的居民才表现出些许活跃。闲暇时，他们会走到阳台上，或者爬上屋顶，观察那些拆除工人的工作，观察那些爆破手，用锤子砸毁圣徒雕像、大门和檐口的人。

他们注视着，观察着，保持沉默，有什么好说的呢？

没有抗议示威，没有标语。柯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化名之一。——原注]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这类事情。

教堂的毁灭发生在1931年12月5日。

从早上开始，城市一直在强烈的爆炸声中震荡。到了下午，教堂所在的地方变成了一座冒着浓烟的巨大瓦砾堆。“这里一片死寂。”一位目击者说。浓重的烟尘笼罩在莫斯科上空。那天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拍摄得非常笨拙，已经陈旧褪色，甚至很难看出当时已是冬天，也无法确定是不是下了雪。

随即宣布举行苏维埃宫的设计比赛，（我们还记得）它将建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原址上。在所有提交的方案中，两位建筑师的作品立即被选中了，他们是约丰和舒塞夫。斯大林是否提前透露过自己的想法，还是约丰和舒塞夫揣测到了他至丰至伟的野心和梦想，如今已无从考证。无论如何，和所有苏联领导人一样，他拥有一个至丰至伟的野心和梦想，那就是赶超美国。

当然，英国很重要，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很重要，但如果看一下世界地图，会发现它们都是小国，甚至是很小的小国。只有美国才是大国。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大国来说，超过法国有什么光荣的？超过美国才值得一提。

谁都明白，很难在高速公路建设或汽车生产等方面超越美国。但他相信，如果能找到一些领域，集中所有资源，就可以迎头赶上并把它甩在身后。这个念头被约丰和舒塞夫巧妙地捕捉到了，可以建造一座比美国最高建筑（当时是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的建筑，给它点颜色看看，并且，为了让对方彻底死心，还要在这座建筑物的顶部放一座比自由女神还要高的雕像。

所以，1933年6月4日，他在约丰和舒塞夫的方案上签了字，由此发起挑战。如此一来，苏维埃宫的规模将是帝国大厦的六倍，其顶部的列宁雕像将比自由女神像高出两倍（超过一百米），是其重量的两倍半。科巴还接受了其他令人晕头转向的数字：

连同顶部的列宁雕像在内，宫殿高四百一十五米（约一百五十层楼高），宫殿的重量为一百五十万吨，宫殿的容量为七百万立方米，相当于当时纽约最大的六座摩天大楼的总和。

关于列宁雕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食指长六米，脚长十四米，肩宽三十二米，雕像重量六千吨。

方案计划从西班牙进口彩陶板，从佛罗伦萨进口锡釉陶。总体而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配件。

这个日期值得铭记：1933年6月。

1933年6月是这些月份当中的一个：乌克兰有成千上万饿殍散落在田野和道路上，当时还发生了（如今才浮出水面的）此类事件：一些因饥饿而丧失行为意识的妇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此外，在伏尔加地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和白海地区，人们正在因为饥饿而死去。

这一切是同时发生的——教堂被拆毁，数百万人被饿死，将使敌人黯然失色的宫殿，食人事件中不幸的母亲。

建造苏维埃宫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它为什么如此巨大？其次，它为什么必须建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所在的地方？

为什么如此巨大，我们已经知道了——要赶超对手。但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在此补充一点：教堂所在的地基很糟糕，地表多孔且不稳定，常年积水。对于建筑来说，这是一片不可靠的危险土壤，意味着每项投资的成本都要翻倍，尽管成本在这里并不重要。）

无神论已取得主导地位，当局正在与宗教作斗争，关闭了教堂和修道院——这些解释当然没错，但不能说明一切。毕竟，莫斯科有数不清的教堂；连克里姆林宫里都有教堂，但统治者的手最终却指向了这里，这里矗立着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堂，是沙皇为了感谢上帝而建造的，感谢它迫使拿破仑撤退，拯救了他们的帝国。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要找到答案，直到我来到伊尔库茨克。我随身携带了一本旧的城市指南，其中有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广场，上面有一座装饰华丽的大教堂，建于1894年。我找到那个广场，但没有看到大教堂。我给一个行人看指南上的照片，问他，“教堂在哪里？”“就在这里。”他不情愿地回答道，用手指了指一座大型的灰色建筑，建筑上飘扬着红旗。这里是州党委所在地。我走上前去，对比照片和面前的景象。没错，一切都吻合——州党委的大楼建在了大教堂的地基上。

沙皇既是人又是神——俄罗斯最高权威的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它的稳定、长久和力量。这种权威无处不在，因为它得到了上天的认可。沙皇是全能上帝的使者和受膏者，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上帝的化身，是上帝在人间的投影。只有那些坚称（并能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权威同时具备人性和神性的人，才能统治这里，引导人民，并得到他们的服从和忠诚。因此，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自封的沙皇、伪先知和鬼迷心窍的圣人，他们声称自己能够统摄灵魂，声称自己被上帝之手触摸过。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之手成为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

如今，在这一传统中更进了一步：它不仅是上帝在尘世的映射，它就是上帝本身。为了实现这种地位，把自己变成新的上帝，必须拆毁前任的住所（将殿堂拆毁或剥夺它们的神圣性，把它们变成燃料仓或家具仓库），并在它们的地基上建造新的圣殿、新的被瞻仰和崇拜的对象。在这场改造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场革命中——一种简单却激进的符号交换发生了。在这个地方矗立过一座教堂，你曾怀着炽热的信仰膜拜天上的全能上帝，现在你仍将在这里，向人间的全能上帝顶礼膜拜。换句话说，背景变了，但在前景中继续发挥作用的主要历史原则——崇拜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因此，批判者借用了神学词典中的术语“个人崇拜”，这绝非巧合。

事态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变化，建造苏维埃宫的计划变得复杂了。就在以为可以集中精力建造宫殿的时候，一个弱小的反对派的残余势力（出于完全无关的原因）重新活跃起来。即便是最轻微的反对也是极其危险的，必须全力应对。在约丰—舒塞夫方案被批准几个月后，苏联政治保卫局（GPU）局长米尔金斯基去世，一位来自波兰罗兹的药剂师亨里克·雅戈达被任命接替他的位置。不久之后，在斯大林授意之下，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基洛夫死了。这场死亡是一个事件的开始，在历史上它有一个较温和的术语，“清洗”。然后，是所谓的莫斯科大审判，其间清除了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接着是1937年的下一轮清洗；然后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事务，然后是芬兰战争，最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一结束，就得拔除那些被指控叛国的民族（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等等），必须指挥一些行动，把波兰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和乌克兰人整车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必须组织新的审判和清洗……

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指望一个人能静下心来参与宫殿的建设未免是种奢望。而且，由于他在最后几年里很少离开克里姆林宫，所以几乎可以肯定，他甚至没去看一眼那座未来建筑的工地，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坑里积满了水，附近的孩子们想在里面抓鱼。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有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青蛙在那里繁殖，水面上覆盖着绿色的藻类。夏天，工地上长满密密的杂草——牛蒡、牛至、荨麻，还不时冒出一丛灌木，为当地的醉汉和娼妓提供了栖身之所。慢慢地，从大街上就能看到工地的情况，因为人们把栅栏拆了，偷走木材做燃料，再也没有东西能掩盖克里姆林宫附近那个可悲的垃圾场。

最后，或许是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那里建起了一个露天游泳池，让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地基有了用武之地，也给那些零下三十摄氏度在泳池边昂首阔步、袒露胸膛的人带来了很多乐趣。冬天，厚厚的水蒸气在这个奇特的地方高高升起，把他们遮蔽起来。

为了拆除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并将其从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地图上抹去，成立过一个委员会，主席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几年后，就是这个人和里宾特洛甫[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政治人物，希特勒政府时期曾任驻英国大使与外交部部长等职务。]一起，签署了将波兰从地图上抹去的协议[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