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片麦田。

胶东大地被太阳捂熟了，几百亩的辽阔土地上，金灿灿的麦子一株挨着一株，一穗压着一穗，麦芒在日头底下亮得闪烁，星斗万千。风一来，麦浪汹涌，奔流成海，犹如神迹。

日本人早就被打跑了，内战也没有波及这偏远的沿边之地，人们倒是过上了几年安稳的好日子。农民只日日盯着自家的麦子：四月麦青挺梃了，五月麦头吐穗了，六月小麦要收割了。喜气藏在每个人的心尖尖上。

这是一九四九年，是个丰收的大年。

早上五点不到，天且蒙蒙亮，月亮在黛色的空中冷清清，陈家三兄弟已起了身。陈母下了一锅茭瓜鸡蛋花汤卤子面条，爷们儿四个“吸溜吸溜”的吃面声此起彼伏，四五分钟，一大锅面就没了。陈少民跟在两个哥哥陈少文、陈少武身后，他们一人推着一个小推车，车子里塞满了镰刀、草绳、小铁锹，父亲陈庶振走在最前头，吸一口旱烟，没睡醒似的，一句话也没有。到了麦收的日子，陈家四个老爷们儿早出晚归，两天的工夫就能收拾利索这四亩三分地的麦子，这就是男丁兴旺的好处。

两个大儿子都二十几岁了，最小的陈少民也十九岁了，三个儿子猫在麦地里，一条条地龙似的朝前拱，所经之地，麦地就光秃秃了，麦穗倒成一片。陈庶振干的是最轻松的活儿，他跟在儿子们身后，把割好的麦子一摞一摞地叠在一起，再用秸秆捆扎起来，堆在手推车上。村里的乡亲们都羡慕，叉着腰，抹着汗跟陈庶振说：“还是多生儿子好啊，瞧把你这个狗日的给清闲的。”陈庶振憨憨一笑，低头该忙活啥忙活啥去了。

到了九点多，日头就很敞亮了，晒得人发昏。广袤的麦子地里，几十个汉子纷纷脱下早晨穿的单褂，一个个赤裸着身子，埋在麦芒里，挥着镰刀，伏地而作。陈家的麦田就格外吸引人了，三个大小伙子，个个浓眉大眼，全是一身精壮结实的腱子肉，惹得临近的女人们——不管是小媳妇儿还是大姑娘，都忍不住齐齐弯下腰，装作拾麦穗的模样，低头偷偷往这里瞟上几眼。陈庶振生得一副好皮囊，他的儿子们又个儿顶个儿地遗传了他的好基因。年轻的男性肉体和烈日、麦收、炽热的大地构成了一组野性的油画，无人不赞叹这原始的、健硕的、富饶的丰收之美。

十九岁的陈少民走到哪儿都是视线的焦点。尤其此刻，他站在麦地的田垄上，右手举起一只铁皮水壶，左手叉着腰，仰着脸，“咕咚咕咚”地大口喝水，水花溅得哪里都是：溅到他黝黑挺拔的鼻尖上、平缓宽阔的胸膛上、浑圆厚实的肩膀上。一滴水珠子顺着他的嘴角下淌，淌过高挺的喉结，一凸一凸的，像远征的号角。他光着身子，灰绿色的长裤已挽到了大腿根儿处；他挺起胸膛，紧缩腹部，手臂跳动的青筋清晰可见，结实紧致的腰身微微扭曲，臀部更显得孔武有力。阳光暴晒着他，他却毫不畏惧，一身的汗水反射出生动的光泽，勾勒出一道道优美的肌肉曲线——青春自带权威——风谄媚地吹向他，植物在他面前惭愧地低下了头，连他两个哥哥瞧他的眼神里都带有一丝玩味和艳羡。休憩的片刻，他迎风挺立着，时而以一种强健暴烈的男性美诱惑着缠绵的春情，时而又仿若一个不可被亵玩的钢铁战士，弥散着少年英雄的巍峨气象。

女人们都爱招惹他，他也跟抹了蜜一样，满嘴的香甜，见谁都爱玩笑。他的两个哥哥都已娶了亲，上门来说媒的人踏破了陈家的旧门槛，都是为这发光的陈少民。他暗地里知道自己讨人喜欢，表面上就更无所谓起来，好似和谁家的姑娘都有一段风流。未嫁的姑娘们嘴上都嫌他花心，私下却加倍密切注视着，他到底和谁是真亲近。

麦收这日，陈少民的好事才显了端倪。

连片的麦地东头，长着两株连生的野桑树，谁也不知道这两株连生树是哪年冒出来的，等人们注意到时，它们竟已挂满了玛瑙般的硕果了。起初人们经过这野桑树，神情全是羞答答的，满眼想亲近的欲望，却一个赛着一个地扭捏。也不为别的，正是这两棵树生的位置巧妙：桑树以东，是东杨家庄，桑树以西，是西杨家庄。两个都是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大村子，以千亩山田为分界线，分界线的最中点，便长了这两棵野桑树。东杨家庄的人怕西杨家庄的人说闲话，西杨家庄的人也不甘先占了那贪便宜的坏名声，直至桑枣都落了一地了，才有几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忍不住馋，手挽着手来树底下捡着吃。

孩子们开了头，大人们便百无禁忌。麦收农忙的晌午或傍晚，两个村子的人们累了，便都来这野桑树下坐着纳凉。这两棵树，枝繁叶茂，参天而生，和旁边几株柳树一起，给人间撑起了好大一片自在。大家伙儿自发地形成了一种默契：汉子们只坐在那几株柳树下，女人们才好意思边闲聊边顺手摘一把野果甜嘴果腹。这时陈少民便注意到了她，这个貌不惊人，却恬然自若的女人。

十九岁的徐凤英在家中排行老二，上头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两个弟弟还小，麦收这样的农活儿，徐凤英也就成了主力。十九岁的徐凤英在整个村子的姑娘里谈不上是最漂亮的，但也说不上丑，她不高不矮，也不胖不瘦，平日里沉默寡言，鲜少听到她讲什么话，唯有两根乌黑浓密的大辫子，贼亮贼亮的，招人羡慕。除此之外，却也实在没有值得人再去回味的地方了。

人们着实想不明白，这陈少民到底喜欢上了徐凤英什么。麦收后的不几天，西杨家庄的陈家便急匆匆地请了媒婆，到东杨家庄徐家提亲去了。

一九五〇年春，陈少民与徐凤英成了婚，一时间，东杨家庄与西杨家庄两个村子，好不热闹。

陈少民读过几年书，恩爱起来也净是花样，直惹得村子里的老人侧目、女人眼馋。

这年的气温一直没起得来，到了四月初，依然寒意笼罩，山野里一抹春气都没有。陈少民愣是在一处山沟沟里折到了一枝山柴了花，那是一种野樱，只长到大人膝盖的位置，花开的时候，从底到上，一束银装素裹、繁密娇俏。徐凤英早上睁开眼，见陈少民侧躺在她身边，瞪着一双含情的大眼睛，贼溜溜地盯着她。徐凤英羞得提起被角儿遮了脸，陈少民笑嘻嘻地把被子扯了下来，变魔术似的拿出了一束粉白的野樱，徐凤英“咿呀”地坐了起来，脸烧得艳过彩霞。

他也不避讳，每日清早，他拉着徐凤英的手，夫妻二人一人扛把锄头，一人拿把铁锹，去菜园子里疏土种菜。路人们扯着嗓子取笑他，年轻点儿的男人免不了说几句淫荡的玩笑话，徐凤英急得直把手往回缩，陈少民却扯得死死的，故意在徐凤英的掌心里挠两下。以往爱和陈少民贫嘴的几个寡妇见了，上前来与他像往常般打闹，陈少民却收了心，一个人走路时也躲避着旁的女人，恼的这些娘儿们在身后把唾沫啐满地。

陈家住着个大院子，一共四间房：老大陈少文夫妇和父母住东侧两间，陈少民与二哥陈少武夫妇住西侧两间。这日，陈少民与陈少武兄弟俩在院子里磨镰刀，一向爽快利索的陈少武突然梗着脖子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开了口：“那个，少民啊，二哥得跟你说个事。”

陈少民干着手里的活儿，搭着腔儿：“你说，俺听着，二哥。”

陈少武低着头，眼直勾勾地看着手里的镰刀，黝黑的面皮儿臊得通红：“那个，二哥是过来人啊，我得说说你。你也娶了媳妇儿一个多月了，那事不能天天做，做多了伤身体。”

陈少民晃了晃神，抬头看了一眼脖梗紫红的陈少武，“噗哈哈”地大笑了起来，见陈少武渐渐有些恼怒，才憋住了笑，把脸凑过去小声问：“你和嫂子难道不每天都要吗？”

“要你妈个腿！”陈少武一个巴掌拍在陈少民脑门儿上，陈少民脑壳儿一阵生疼，起身就跑，一边往屋里喊着：“娘哟，我二哥骂您咧！”兄弟俩嬉笑着追打起来，打闹了好一会儿，陈少武喘着粗气说：“我说真的，你就是真那啥，也小声点儿。你这一晚上好几次，动静忒大，气得你嫂子天天晚上掐我大腿根儿！”

夜里，陈少民把二哥这话悄悄讲给被窝儿里的徐凤英听，一向腼腆寡言的徐凤英羞得拿起枕头直往陈少民的脑袋上砸。陈少民一个翻身把徐凤英压在身下，笑吟吟地说：“我果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

徐凤英摸着陈少民硬挺的眉骨、俊俏的鼻尖，她还是第一次开口问：“俺娘说村里好多大闺女都喜欢你，你稀罕俺什么？”

“俺稀罕你的两条大长辫子，”陈少民也刮了刮徐凤英娇小的鼻头，柔情灌满了他乌亮的眼眸，“去年麦收，我瞧见你在桑树下，捡了很多桑果子，自己却一个也没舍得吃，全装在了口袋里，等你娘来了，你把果子一个一个都喂给了她。俺就知道，你定是个善良贤惠的好女人。”

“俺娘的右手是残疾，俺得照顾着她。”凤英白日里的辫子解开了，泼墨似的洒在灰格子的枕面儿上，洒在她白花花的胸脯上，月光从窗户飘进来，缱绻地亲吻着每一丝长发，发梢亮晶晶的，宛如一幅躺着的中国山水画。

“俺偷偷瞧你好久了。俺从小心里就立誓，将来讨媳妇儿，一定得找个能孝顺俺娘的好女人。”陈少民嘴上说着正经的事，下身却格外觉得刺激起来，他的欲望升腾难耐，厚厚的嘴唇山一样地压下去。又是一夜的春天。

陈家的日子过得粗糙，却也有滋有味。这样的活法儿一直持续到了一九五〇年的夏天——陈少民要当兵去了。

这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西杨家庄回来了两个老兵，部队放假准他们回乡探望爹娘。其中一个，名叫陈鲁兴，论血缘，算是陈家五服内的表亲。按宗族乡规，陈庶振请陈鲁兴父子来家里喝酒，酒过三巡，陈鲁兴对陈庶振说：“俺现在给一师长当勤务兵，师长待俺老好，如今仗也打完了，俺可以和师长说说，带个新兵回去。你家仨儿子个个样貌好、体格壮，去跟着当几年兵，将来日子就有了奔头。”陈庶振动了心，私下和老婆商量，陈母却死活不同意：“这仗打了多少年，死了多少兵，俺仨儿守着俺过一辈子，俺最安心。”

陈母是个没主意的人，陈庶振也是。他嘴上嘟囔着：“仗都打完了，哪里还会再死人？”嘟囔着，陈庶振就顺势放下了手里正清洗的碗筷，卷了一口老烟出了门，没了踪影。

陈少文和陈少武已经有了几岁大的孩子，压根儿就没把这话往耳朵里听。陈少民却动了心思，他庄重得很，拎着一壶酒去找陈鲁兴。

他一心想当英雄，九岁那年，他偷偷给当地的抗日游击队送过一次情报，在残酷的战争中体验了一把童真的游戏，遥远的血腥加重了那场童年幻景带来的过瘾和刺激。他从不甘心在土地里匍匐着的岁月，像父辈那般死守着两亩三分地草草过一生。如今机会来了，冥冥之中，陈少民坚信，他的命运将会由此改变。

徐凤英没有说一个“不”字。

自陈少民在野桑树下打量她的第一眼起，到他来求亲，与她成婚，与她恩爱，在他们的关系里，她就从未说过一个“不”字。他念过书，他所说的，她便相信是真理；他待她好，他所信的，她便坚定是永恒。

那日临别相送，一家人只能送到村口。陈少民只背了一个包袱，跟着陈鲁兴上了马车。陈母抹着眼泪，被两个儿媳搀扶着。陈庶振与陈鲁兴寒暄着，再一次拜托他看在父老乡亲的脸面上，万万要多照顾陈少民。陈少文、陈少武兄弟俩走到马车前，拍了拍陈少民的肩膀，少民说：“哥，以后爹娘就交给你们了，凤英如果做得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们也替我多担待。”陈少文一口应承下来：“你一切都放心，家里有我，你第一次出远门，万事要多小心。好好伺候首长，早点儿回家！”

徐凤英缓缓走上前，递上一个白包袱，里面裹着三十多个昨夜煮的熟鸡蛋。她又递上了一个红包袱，里面是一件湖蓝色的棉袄，是她去县里当了自己的一对婚嫁的耳环，为丈夫买的过冬的新衣。

陈少民说：“你等着我，我一定尽早回来，让你过上好日子。”

徐凤英说：“我等着你，你放心，我会替你孝敬好爹娘。”

陈少民随马车去了。马蹄卷得尘土滚滚，回头望，烟尘里个个微茫昏黄。

没过多久，又到了麦收的季节，徐凤英坚持随陈家父子一起去地里割麦子。她站在田垄上，偶尔抬起头，看得到夏天的麦田，望不断归处的远山。

一只蛾子直愣愣地扑到她的眉前。

徐凤英怀孕了，陈少民走了一个多月后，徐凤英才有了迹象。

这天大的喜事，乐坏了陈家二老，他们不识字，便让老大陈少文写了信，托人捎给陈鲁兴。村子里只有和陈鲁兴联系的方式，陈庶振想，用不了多久，儿子就该知道自己要当爹了。他想起从小就浑实顽劣的小儿子，如今也要当爹了，嘴角的旱烟就“滋啦滋啦”地更响了。

可迟迟没有回信，到了年底，徐凤英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喂鸡，“咚咚咚”地有人敲门，陈庶振去开门，陈鲁兴的爹皱着眉眼，连门槛都没有跨进来：“糟了，送信的人传回来话，信没送得到，没有联系到俺儿。他打听说，俺儿所在的部队，整个支援朝鲜去了。”

“那少民呢？”陈庶振打了个趔趄，身子倒在门框上。

“肯定也是去了，这可该咋办？”陈鲁兴的爹抬起满是斑纹的手，捶打着腐朽的木门，荡出一声声沉闷的回响。

徐凤英在院子里听着，前些天，她去过县城给孩子扯布料做衣裳，路上听到县城的大喇叭里，女广播员用洪亮的嗓音喊着总理的话：“……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那时她哪里知道，这一句话也是她的一生。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揭开序幕。这一年，二十岁的陈少民去了朝鲜，奔赴那生死未知的英雄梦。

一九五一年春，徐凤英的女儿降生了，取名叫陈麦，麦子的麦。这一年，陈少民没有任何消息。

一九五三年夏天，陈麦虚三岁时，陈鲁兴回来了，他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腿。徐凤英抱着陈麦挤进陈鲁兴的院子里，张着嘴盼望着，甩着辫子期待着，用快要跳出来的心脏乞求着，他是她最大的指望。陈鲁兴抬头看了一眼徐凤英，头颅就垂了下来，他说他最后一次见少民，已经是两年前了，之后再也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

一九五八年秋，陈麦八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陈少民依然杳无音信。这时，人们终于明白——陈少民牺牲了。

所有人都坚信陈少民死了，只有两个女人不信：陈母不信儿子死了，徐凤英也不信。从不与人口角的徐凤英听到有人议论，破天荒地走上前，冷冷地直盯着那人的眼：“他没死，你们别瞎说。”说话的人讪讪地小声嘀咕着：“那人没死，你倒说说哪儿去了？”徐凤英默不作声，头也不回地走了，两条长辫子甩出一整条街的遥响。

岁月在徐凤英身上长出了一股力道，她的生命开始显现出一种动人的美。愈是苦难的日子，这美就愈发地动人心魄。

譬如，饥荒来了，原先和善的人们，如今都成了一头头红着眼的困兽。陈少文、陈少武的两个老婆也骚动了，粮食不够吃，谁都忍不住动了歹念贪心。唯独徐凤英不慌不忙，三月，她带着陈麦去远山沟里，荠菜没有了，她就挖曲曲芽子、蒲公英，她总有办法能挖满整个菜篓子，回来再把它们变成鲜美的汤，陈家人的人心和人性便被这汤水稳住了。

六月，徐凤英带着陈母、陈麦和两个嫂子打槐花。树低处的花早就没了，她便练就了一身爬树的本领。她一个人跨在高杈上，大棉花似的白云悠荡荡地在她头顶飘着，那垂在空里的两条乌黑的辫子好似自由的秋千。陈麦被母亲的美吸引住了，打落的槐花落了她满头，她恍恍惚惚地放了一朵在嘴里，却一直甜到她心口。

譬如，斗争来了，城里一下子冒出了许多恶鬼。徐凤英带着陈麦去买盐巴和酱油，路过一户人家的门口，两个和陈麦差不多大的孩子，跪在玻璃窗外，眼睁睁地看着屋里的父母相互扇着对方的嘴巴子。一群人站在一旁，大义凛然地斥责他们要老实交代问题，积极揭发到底是谁先叛变了革命。陈麦青春的心惊惧不安，又满是怀疑，她问母亲这里发生了什么。徐凤英只是轻轻地摇摇头，说：“人活得不是人，鬼死得不像鬼，你记住，就是死，咱也不能这样活。”

暗涌渐渐漫延到了村子里。早些年说陈少民死了的那些人，突然一夕之间改了口，说陈少民还活着，有人见到了陈少民，他做了美国人的俘虏，成了中国人的叛徒。徐凤英起先当了真，以为陈少民真的还活着，但不久她就看穿了这些人的把戏。一夜，她把陈麦叫到眼前，抚摸着陈麦乌亮的发，细声地叮嘱她：“你记住，无论谁说你爹是叛徒，都不要信。说这些话的都是小人、地痞、流氓。”陈麦说：“可不听他们话的人，都被挂了牌子，戴着高帽子去游了街。”徐凤英拿出一瓶农药：“没事儿，咱不怕，大不了和他们同归于尽。”

徐凤英说得那样平淡，那样和气，把“死”说得和去院子里喂鸡一般。陈麦就真不怕了，她觉得母亲大无畏起来，真真像是一个女菩萨，又好似一个大将军。

一九七七年，陈麦嫁人了。一九八〇年夏，陈庶振过世了。又半年，陈母也去了。陈母临走前，嘴里含混不清念着的，仍是她的小儿子。

陈母走的那一晚，徐凤英伏在棺材前号啕大哭，无人能劝住。闻者伤心，听者流泪，人人都说陈少民当年果真有眼力，一眼讨了个好老婆。

徐凤英葬了陈母，磕了头，忽然起身和陈少文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大哥啊，俺心里都清楚呀，少民没了啊。早没了。”

李朝生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是在一九九八年。

他随儿子来的，他的儿子叫李念之，有个聪明的头脑，生意从汉城做到了中国。一九九二年夏，韩国正式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但毕竟两地一衣带水、一海之隔，提前嗅到了风吹草动的两地民间商人，闻声起舞，早早就开始了相互往来。

此时，胶东大地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迎接着一场酣畅如金的春雨，而韩国企业在汉江奇迹之后，也正热切地寻找着下一个闪耀之地。韩国油公海运、东源水产、三一电子、三星电子、大宇财团等纷纷派人前来考察，寻找商机，年轻的李念之便是其中的一员。他敏感地预见到了这片土地的未来，自己筹款投资兴建了一家电子加工厂，取名为汉威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历史证明，他的决定无比正确。

李念之往来中国七年后，父亲李朝生才跟着他来了。他们是坐船来的，眼看着码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向沉默寡言的李朝生竟“呜嗷”一声放声痛哭起来，那哭声比码头的轰鸣声还要响。船上有个打扮时髦的女人想要起身指责他，可他实在哭得太伤心、太真切了，人们好似都陷入到了一场戏里，跟着他伤心，跟着他流泪。没有人知道那是怎样一个悲伤的故事，但人人都被勾起了埋在心底的往事，那些往事轻易不能提，提起了便要把人往死里咬。

船靠岸了，李念之扶着颤悠的李朝生往外走，乘客们纷纷起身给他们让路，众人注视着他们，仿佛在目送一个时代的远行，也在告别曾经活过的自己。如今船靠岸了，哭声停了，所有人的梦都该醒了。女人们补补胭脂水粉，男人们拍拍肩膀袖子，一整船的欢声笑语煮沸了。日子又活了下去。

一九九八年，李念之的母亲过世了。过世前，母亲对他说：“他的心不在我这里，我走后，你把他带走吧。”

李念之活到四十五岁，才第一次听懂了父母的故事。

一九五二年，李念之的母亲朴恩惠在山沟沟里捡回来一个人，他的脸上全是被山石割破的血痂子，一道一道，狰狞得吓人。她把他拖回家，日夜照料着，疤一日比一日浅，伤一日比一日轻。一个多月过去了，那人才露出了真面相，竟是一个标致的好男儿。

朴恩惠是个寡妇，刚结婚两年的丈夫打仗死了，她认定这是老天睁了眼，赔给她了一个男人——可这男人竟然是个中国人。他醒了，哆嗦着问她这是哪儿。她听不懂；她告诉他这是巨济岛，他听不懂，只是吓得浑身直哆嗦。

朴恩惠猜出来了，他是逃出来的战俘。巨济岛有美国修建的战俘营，里面关押着十多万朝鲜战俘，如今，也有中国兵了。朴恩惠决定把他藏起来，不知为什么，她见他的第一眼起，就认定了他是她的人。朴恩惠说：“以后，你就叫李朝生了。”李朝生听不懂，他躺在地上，闭上了眼睛。

没有人知道李朝生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一辈子到死，他也再没提过一个字。

李朝生真的成了李朝生了，他是一个性格木讷、老实巴交、谨小慎微，甚至唯唯诺诺的男人。他忘记了种地的本领，学会了捕鱼和养蟹；他慢慢能听得懂大部分韩语，可他又总是一副什么都听不懂的样子。朴恩惠高兴的时候，他也轻轻跟着笑；朴恩惠愤怒的时候，他便抬起两只手护着头，没有争辩，没有反抗，任由她打。他哪里还记得英雄的梦想，不过是一具行走的躯壳。

战争结束了，日子越过越好，朴恩惠不再藏着李朝生了，越来越多的人见过他。大家都说朴恩惠性子泼辣，难得找了这么个老好人，事事依着她。朴恩惠苦瓜似的脸笑笑，她自己心里清楚，战争结束了，可他心里仍然画了个牢。她把他当丈夫，他却把自己当奴才；她满心都是他，他心里却一丁点儿也没有她。

一九五三年，他们的儿子李念之出生了。朴恩惠从此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儿子身上，再也无意控制李朝生了。李朝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愈发羞愧苟且地活着，只是干活儿时更加卖力了。

一九五八年，李念之五岁了，李朝生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都撤离了朝鲜，返回了祖国。他在房子后面起了一座坟，埋了当初身上的一件衣裳，那是从中国穿出来的衣裳。他对着坟磕了几个响头，说：“娘，儿子不孝，从今儿起你们就当我死了。下辈子俺做牛马，伺候您。”

一九八三年，李念之三十岁了，报纸上说北京申办了亚运会，两国民间开始有人偷偷来往了。李朝生好似从一觉大梦里惊醒了，他四处打听，果真听说有一个祖籍山东的老乡，顺利回家去了。李朝生穿了一身定做好的西装，偷偷对着镜子照：他五十三岁了，鬓角全都昏黄了，额头上的褶子一道又一道。他看着看着，血管里就蹿出了一条毒蛇，吐着剧毒的汁液，在他身子里流窜着，不一会儿，他全身就被恐惧和憎恶占领了。他惊慌地看着镜子里的老人，眼角就流出泪来。他又默默脱下西装，看了一眼桌子上摆放着的那张和朴恩惠的合照——那还是儿子结婚时，两个人才有的第一张照片。

一九九八年，李念之四十五岁了，七十一岁的朴恩惠过世了。六十八岁的李朝生跪在朴恩惠坟前，“咣咣咣”地磕了三个响头，一遍又一遍地唤着：“恩惠啊，恩惠……”

李朝生回来了。

千亩的麦田不见了，东杨家庄和西杨家庄也不见了，土地不见了，乡村也不见了，一座座两层的小阁楼拔地而起，所有的人都展露着新鲜的容颜。

他在儿子的电子厂附近开了一家小超市，每天盯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人来人往，他睁大着昏老的眼睛，生怕错过了每一张亲切的脸。

起初，他见到似曾相识的脸就诚恳地问：“您可知道以前有个村叫西杨家庄？”慢慢地，他逢人就问：“您可认得一个人叫陈少文？陈少武？陈庶振？”

他心里明白，爹娘多半已不在了，可他心里仍存着一份幻想，说不定爹已经躺在炕上不能动了，娘已经糊涂得认不得他，可是他们都还在，他还能走进那个院门，拱到娘怀里撒个娇，叫一句：“爹、娘，儿回来啦，儿饿啦！”

李朝生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他坚信，两个哥哥总该能找到，那是他在这个世上骨肉相连的牵绊。他的心底也藏着一个遥远的追问，他还有一个女人——一个只与他恩爱了三个月的女人，一个他在异国他乡曾夜夜思念的女人，可那个轮廓样貌早已模糊不清的女人，他哪里还指望能再见到她。有时他也做过隐约的梦，梦里，她甩着两条长辫子，仍痴痴地站在村头等着他。梦醒了，他恍惚许久才敢睁开眼，心里也盼着她能再遇到一个待她好的人。

可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一个月过去了，一个春天过去了，一年也过去了，李朝生的旧疾愈加严重，身体大不如前。李念之担忧父亲，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他希望父亲能在故乡重新找一个体己的人，多少也是个伴儿。

李朝生哪有那样的心思，可又实在拗不过儿子，他有时也去见见人，见了人，他体面地替人家倒水，请人家吃饭，可却从没有再多的话。与他相亲的老太太们跟中间的媒人说，很中意他，可李朝生总是笑着摇摇头，媒人便与李念之说：“你爹这是在等个天仙！”

陈麦也找到了婚介所。她要跟丈夫到杭州去了，她劝母亲随她去，可她太了解徐凤英了，这个倔起来似头驴的老太太，到死也要守着她那一亩三分地，快七十岁的人了，注定生生死死都要在这片土地上。

是四月。艾草、蓬蒿和荠菜为春天织了一张软软的席，蜜蜂、喜鹊和蚂蚁在辽阔处呼吸新鲜空气，李朝生讪讪地跟在儿子身后，又要去见一个陌生的女人。

那是一户老旧的小院：铁栅栏做的门，黄岗石砌的砖，门前一丛含箨绿竹，新梢探出院墙，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房前，小路之外所有的地方，全都长满了青青小麦，如园林牧场、微小农田。李朝生说不出是哪里熟悉，他只觉得恍惚梦里曾相识，这时一个老妪开了门，风掠过她灰银的鬓发，陈麦在她身后抢先开了口：“李叔叔，李大哥，快进屋里来。”

儿女们怕爹娘又糊弄，索性这次陪着他们一起来。两人也略感尴尬地相互笑了笑，陈麦跟娘说：“您和李叔叔先聊会儿天，俺和李大哥去超市买点儿菜。”

李朝生细细打量起这个女人，她和善的脸色里藏着一些漠然。她低头和他说：“丫头净胡闹，你别见怪！”说完，她就挪着缓缓的步子出了院门，有一会儿，她又缓缓地抱着几根松木劈成的柴火回来。

院子的烟囱上，不多久便翻起了缕缕炊烟，灶台前，“吱吱啦啦”燃着松木醇香的火焰。火烧着，她又离开了灶台，她自顾自地行动着，丝毫没有顾忌到他的存在。

李朝生本该尴尬的，可他却一丝尴尬也没有。他步履蹒跚地跟着她，院子右侧的一丛青青麦芒里，影影绰绰地掩着她佝偻的身影。她的脖颈低垂，腰身已与大地成了一条平行线，几缕稀疏的银白薄发熨帖地伏在她的额前。

毫无缘由地，李朝生心底突生一股股惊恐、一阵阵急喘，他孱弱多年的心脏跳得汹涌澎湃，血管里四处奔流着一道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惶不安。他站在几根老竹前，抻直了脖子想要探清埋在麦苗里的那张老妪的脸，他难以自抑地脱口问道：“你可认得东杨家庄的人？”

老妪弯曲的身子一点点浮出麦浪的水平线，麦芒在她混浊一片的眼神里生生地刺出了个洞，她额头的皱纹团在一起，惨白的眉毛斜喇喇地直指着天。她终于有了一丝生动的神采：“那是俺以前的老家，你是认得谁？”

李朝生不敢作响，只听得见风吹树摇、竹声打叶。他的心脏此刻又一次被那归国的轮船轰隆隆地碾轧，一阵阵轰隆又轰隆。他冥冥之中在期盼着，可他哪敢期待自己的期盼。他只愿老天此时降下一道雷劈中他，让他敢相信命运里有奇迹。他不能开口，开口就可能丧失一切，可他只能开口，这一刹那就意味着永恒。“东杨家庄……”李朝生颤抖着干涸有裂纹的嘴，“东杨家庄，有个叫徐凤英的丫头，你可认得她？”

老妪慌忙站起来，匆匆走过麦子地，又迟迟地靠上前，她满脸迷惑地望着李朝生：“俺就是徐凤英，你是谁？”

李朝生一个趔趄，倚着石墙竹影。风一来，院子里的麦浪汹涌，奔流成海，犹如神迹。

他突地咧开了嘴，蹲在地上，嗷嗷大哭，那年近七旬老翁的恸哭声可破天地，可倒江海，可叫神明。

“我是陈少民啊，徐凤英，我是少民啊，我的凤英……”

惊恐撕裂了徐凤英的眼，厌弃登上了徐凤英的眉，迟疑爬满了她整张脸，徐凤英退着脚步，又走上前。

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眉骨和鼻尖。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自然会信命。

任凭你年轻时如何腥风血雨，又是怎样潇洒通达，活着活着，你就不得不信命。陈麦五十岁了，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爹——她知道，这就是命。

陈麦还相信奇迹，如今陈麦觉得，奇迹是老天藏在命运里的糖果。神仙老道在天上，看着地下这些匍匐前行的苦哈哈的苍生，觉得他们实在是太苦了，就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他们好歹也算是修行过的人，总该有点儿善心。于是他们随便商量商量，大手一挥，撒下了万千颗糖果，埋在每条命匍匐的路上。每个人的命里都有这么一颗糖果、这么一点儿奇迹，要是连这个都不信了，很多人就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活下去的信念。

要不该怎么解释陈少民与徐凤英的再相逢呢？这一对年近七十的老人，自一九五〇年共同度过了三个月的少年恩爱时光后，等待他们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与分离。多少人劝过徐凤英改嫁，她总是倔强地低着头，只是这一次被女儿意外安排的相见，却圆了她一生痴痴的等待。

陈少民与徐凤英重归于好，他去父母坟前磕了头，又到二哥陈少武的坟前敬了三杯酒。大哥陈少文，数年前已随儿子南迁去了广东惠州。

消息辗转通知到了陈少文，他连夜从惠州坐火车赶回故乡。火车站前，兄弟二人相隔数百米，陈少文恸声号啕，陈少民老泪四溅，两老叟紧紧相拥共泣，天地动容。

又四年，陈少民病逝，走完了他的一生。

街坊们都说，徐老太真的老糊涂了。清明节，女儿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给爹扫墓？”

九十二岁的徐老太说：“你爹啊！你爹叫陈少民呀，他还么死呢，他还么回来。”

院子里的麦青滚滚，一只蛾子直愣愣地扑到她的眉前。

没有一株麦子不热爱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