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1941——）指出了日本近代文学发端于“女学生”这一存在所带来的冲击。二叶亭四迷（1864——1909年）和山田美妙（1868——1910年）都对“异性竟然有了知性，换言之，她们变为‘为己存有’了”这件事感到困惑，他们的文学活动也由此而起。“为己存有的女学生”是什么呢？本章将借鉴日本文学中女学生表象研究的几个可供参照的观点，来思考中国的女学生形象。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女学生是脱离了过去人们所认知的女性生存方式的存在。正如第五章和第七章所述，本田和子指出，明治时期以后的女学生远远超越了作为单纯的“性别为女的学生”的存在。在前近代的日本，到了一定年龄的少女们只能直接从“女儿”成为“人妇”。女子学校这一新制度的出现，打破了少女们从“女儿”到嫁为“人妇”这一既定的人生旅程。虽然前提是成为贤妻良母，但“女学生成了与具体的未来相隔，游离于幼女与人妻之间的存在”。无关乎为政者的目的，在教育场所接触到新思想的少女们，开始成为“为己存有”，即“自己决定自己生存方式的存在”。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女学生的爱情不只限于异性恋。据久米依子所论，在大正时代的少女小说里广泛存在的“S”（sister的缩写）描绘了少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受到读者欢迎。例如，吉屋信子（1896——1973年）因在小说中描写了少女之间缠绵的情感交流，而拥有众多狂热的读者。虽然吉屋自身是公开了性取向的女同性恋，但她在写作时并没有主张脱离主流的性别规范意识，而是把自己描写的少女之间的情谊置于“第二恋爱”的位置，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她将第二恋爱视为第一恋爱（即“异性恋”）的准备阶段。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安全”的主张，吉屋小说得到了文坛以及社会的认可。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她们“浪漫的（同性）情谊”获得少女读者的广泛支持，尤其是通过少女杂志投稿栏的交流，浪漫的少女共同体这一概念被逐渐内化了。少女们争先恐后地投稿，用吉屋风格的美文笔调披露“自己的浪漫友情”，进而使得社会认为“浪漫”的心境是少女独特的气质。从女子学校毕业后，少女们也就告别了这种“浪漫的同性之间的友情”，被强制归顺于异性恋的社会规范。

最后，对女学生来说，人生中的自我决定基本等同于对“自由恋爱”以及结婚的态度。可以（并且应该）践行自由恋爱这种思潮，使得少女们被卷入新的残酷竞争中。当男女之间的自由交际在小心翼翼中开始时，少女们面临的现实是，能否遇到理想的恋爱对象并不取决于她的学识或思想，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她的女性魅力。

以田山花袋（1872——1930年）的《棉被》为例。这是一个名叫竹中时雄的作家对自己的女学生抱有非分之想的故事。他在收到想要成为自己的女弟子的人的委托信时如下所想。“女性的容貌是非有不可的。丑陋的女性哪怕再有才华男人也不会放在眼里。时雄也时常在心里想，那些声称要从事文学的女人一定很丑陋。不过尽量还是希望对方至少看得过去。”令人意外的是，来到东京的女学生横山芳子竟是个美女。相比之下，时雄觉得过去深爱的妻子显得老态了，并觉得“被这么时尚、新式、美丽的女弟子喊着老师！老师！在她眼里自己仿佛是世界上多么了不起的人，啊，谁能不心动呢？”，他为女弟子“美丽的姿态，时下的盘发，华丽的法兰绒上漂亮地系着橄榄色的腰带，稍微斜坐着时的那种魅惑”所倾倒。

正如柄谷所说，对于经历了旧式婚姻的男性知识分子来说，为己存有、有自己的话语和理想的“新女性”的确是充满着魅力和神秘感的。不过若是她的容貌不够理想，哪怕有再多的知识，再高的教养，恐怕非但不能算美德，反而还会衬托出她的缺点。不安分守己的姑娘向来是要受到惩罚的。努力取得知识/学识需在适当的范围内，提起笔来做文章也不得脱离异性恋的规范。就像第四章中提及的张爱玲《小团圆》中的叙述，女子教育培养的往往是“被爱的少女”，不是独立（不需要男性）的异类女性。

另一方面，赤松香奈子在解读这类少女小说时，沿用了浪漫恋爱意识形态的概念。浪漫的小说和电影宣扬自由恋爱/结婚，被其煽动的少女们便以为自己的恋爱是“命中注定”而不容他人干涉的，必须克服一切障碍去追求的神圣存在。因此，当她们所企求的恋爱或结婚遭遇失败时，和前近代的女性相比，挫折感也更加沉重。不遵从或是无法遵从浪漫恋爱意识形态的女性，作为被嘲笑或自嘲的对象，迄今还是非主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