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许广平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官吏家庭。在她幼年的时候，虽然被父亲告知“女子不必学习官话”，但据说她还是想办法在讲解科举内容的私塾学习了官话。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能体现其反叛精神的逸闻，比如因拒绝缠足而被母亲疏远，再如她单方面解除了父亲决定的婚约等。像当时的进步少女们一样，她也为了寻求深造的机会而北上求学。1918年，她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第二年就发生了五四运动。“直隶第一女师”是培养了后来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杰出女性的知名院校。五四运动后，邓颖超等人立即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许广平也加入了这个团体，并参加了抵制日货等运动。

然而，这里想要关注的并不是她参与学生运动的经历，而是她对师范学校怀有的不满。她抱怨说，虽然国文学教师在教学中涉及了胡适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革新性文本，但是不仅不愿公正地评价其内容，而且仍然要求学生用文言来写作文。在没有为学生提供新式的、自力更生的教育的层面上，北方的师范学校与她家乡广东的私塾并无两样。除此之外，她还对只知道“坐在火炉周围谈天说笑，吃花生米，烤山芋，或者在烤馒头、年糕”的同学们感到不满。

虽然许广平所追求的是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知识，但是她的大部分同学似乎对这些知识不感兴趣并忙着闲谈。“就是毕了业的，倘不出嫁，也多关在家里，能够让她出去教书，已经是极不多见的。因此每年毕业快到的时候，许多毕业生都是压抑超过欢愉。”自己所学的东西不过是为嫁人做准备，并没有在社会上应用的机会，这与前一章中张幼仪的回想是一致的。因此，那些不满足于现状并希望开辟其他生活方式的学生，通过坚固的友谊而联系在一起。庐隐在《海滨故人》中写到，女主人公们与“其他醉生梦死和没有抱负的同学们”之间“筑起高垒来隔绝了”。正像庐隐所描绘的那样，许广平也是一名“高觉悟”的女学生。

然而，无论她们的觉悟有多高，都不能保证离开学校后（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一旦毕业，她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与学生时代的理想相去甚远的现实生活中。与庐隐同时代的女作家冯沅君在小说《隔绝》（1924年）中，讲述了歌颂寄宿学校生活的女主人公，突然被迫结婚并被软禁在父母家中的故事。内容由她在决定自杀后竭力为爱人所写的信所构成。这也是离开学校后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父母的意愿结婚并成为“回归家庭的木兰”的少女的一例。顺便一提，庐隐、冯沅君和许广平都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俗称“女高师”）。即使在处于女子教育巅峰的学校学习，她们仍然无法摆脱这种烦恼。

如果努力学习的女性，其唯一出路仍是进入家庭，人们自然会想到“女子学校的目的为何”这一问题。对于想成为有用人才并为社会做贡献的天津时代的许广平来说，学校不可能只是一个推迟婚姻生活的场所。1918年，刚刚入学的许广平用文言文坚决地宣布了对实学的志向：“今之学校也不然，广设科学，造就人才。异日学成，非仅为仕而已也，非只吟笺弄墨而已也，将使之改良家族焉，改良社会焉，改良国家焉。”在这之后，许广平的一贯目标就是学习新颖的、灵活的学问并通过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不满足于初级师范课程的许广平，为了获得更深层次的学习机会而进入当时中国最好的女子教育机构——女高师学习。正是在这里，她邂逅了作为老师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