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再乱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程戡到了益州。在他主政期间，四川出奇地平静，什么大事也没发生。除了在他刚到任时，彭州有老百姓散布谣言说当地驻军在阴谋制造兵变。程戡一眼就看穿这是谣言，把造谣的人抓起来斩首示众就算了事，人心于是大安。除了兵变谣言以外，四川实际上没有出过任何真正的乱子。但这并不意味着风平浪静之下，真的就没有暗流涌动，流产的彭州兵变也许就是这股暗流激荡起的水花。

在甲午再乱谣言的氛围之下，彭州兵变的谣言事件就绝非孤立和偶然的。这既是甲午再乱流言下的一种自然反应，也可能是一批动乱分子的投石问路。它以谣言的形式把四川民众与驻蜀部队这两大“乱源”结合起来，如果成功，其威力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动乱。程戡迅速处理了这起事件，自此之后，民间再没出现过任何异动，其后的发展似乎是恐慌代替了阴谋，外患盖过了内忧。

程戡是在皇祐四年（1052），即壬辰年的十二月才被任命为益州知州的，在此之前，是由杨察（1011-1056）主政益州，而杨察在不久前才接替了刚刚调回京城做御史中丞的田况。

在壬辰年和癸巳年之交，朝廷做出改换益州长官的决定，是不是意味着仁宗和宰相们都一致认为，杨察并非应对甲午再乱谣言的最佳人选？朝廷是不是对杨察的人品和能力产生过质疑？而程戡又是如何成为仁宗心目中的理想人选的呢？这其中隐藏着诸多复杂的政治考量与人事纷争。

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政声颇佳的田况被朝廷召还入朝，出任御史中丞。田况约在庆历八年（1048）接替刚刚从益州知州任上离职的程戡。田况入朝之后，由杨察接替了这个空缺，他以右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的资历，成为新一任的益州知州。

杨察的祖上是河东人，唐末随唐僖宗逃难来到成都，遂在此定居下来。杨氏家族在五代时，几代人都是做官的。后蜀灭亡，杨察的祖父又随后蜀末代皇帝孟昶一道降宋。《宋史》杨察本传记载：“其先晋人，从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祖钧，始从孟昶归朝。”杨察因其父在合肥做官，遂在合肥定居下来，所谓“尝官庐州，遂为合肥人”。由此可知，杨察和四川的渊源很深，可算是半个四川人。

杨氏家族是世代官宦之家。杨察的弟弟是庆历二年（1042）的状元杨寘，杨察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又是宰相晏殊的女婿。杨察在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甲科，开始了仕宦生涯，从宿州通判一直做到江南东路转运使，在江南东路转运使任上，“属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数擿奸隐，众始畏伏”。从被人家以年少易之，到众始畏伏，也可见他的才干。之后，他历任各地知州，还担任过知开封府、御史中丞等繁剧之职，有“遇事明决，勤于吏职”之誉，是公认的执政能力相当强的官员。

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地方官中素质也不算差了，为什么仁宗在听到甲午再乱的谣言后想要把他换掉呢？

这就必须从程戡的情况说起了。程戡是许州（治今河南许昌）人，也是进士出身，他也有一个有名的岳父，就是澶渊之役时出使契丹、订立著名的澶渊之盟，并在仁宗初年做过枢密使的曹利用（？-1029）。另外，程戡还和文彦博是儿女亲家。甲午再乱的谣言爆发之前，他已做过一次益州知州了，时间大约在庆历七年到八年（1047-1048）。他在其他地方任职，也都颇显才干，史称“安重习事，治不近名”。他在当时地方官中也算是一名能员，和杨察应是不相上下的。

仅从以上这些，我们也看不出程戡有什么高明于杨察的地方，那么仁宗为什么要他来代替杨察呢？这个问题看似很难回答，其实却不必回答，因为这本就是仁宗在听到谣言之后过分紧张与焦虑之下的应激反应。

如果非要谈一些程戡的优势，我们或许可以从当时流行的一些谣言说起。史料中有“或传戡交通宦官阎士良，至令妻出见之”的记载。阎士良是仁宗身边颇得宠用的大宦官，如果在仁宗心目中阎士良是心腹，则程戡至少也能算半个心腹。

杨察似乎不大受仁宗身边亲信的欢迎，因为有宦官曾向仁宗说杨察的坏话，仁宗居然信了。江湖传言杨察不受重用，是因为“内侍杨永德毁察于帝”，可见，杨察一度和宦官的关系不是很好。虽然宋代的宦官权力已大不如唐代，但在皇帝身边煽风点火，给皇帝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加上杨察本人又和四川很有渊源，故而容易让最高当局不放心。让一个跟四川有那么深渊源的人留在这个风口上，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从这个角度看，杨察在地方治理上的出色表现，反倒会让朝廷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到皇祐四年（1052）年底，杨察在益州知州任上已有两年了，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朝廷一般不会让官员连任。而放眼所有适任的官员，有过益州知州经历，办事能力强，懂得变通，且政治上可靠的程戡，自然在仁宗心中成为下任益州知州最理想的人选。

仁宗亲择程戡出任益州知州后不满一个月，新的一年就来临了。随着甲午年一天天逼近，宋廷的担忧与恐惧也一天天增长。朝廷在精选重臣坐镇的同时，也在政治和经济上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

皇祐五年（1053）正月，春风尚寒，朝廷却已提前播撒下暖心的种子。为了抚慰四川百姓之心，也为了防止吏治腐败激起民变，朝廷毅然决心整顿四川吏治。正月初九，仁宗下诏说，西川距离朝廷较远，州县官吏如果有贪污残酷、平庸懦弱的，或者因生病而妨碍政务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等路级监察机构须派人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及时向朝廷汇报。

这是从中央层面提高四川地方官员整体素质的努力，看得出来，仁宗这时是真的想通过整顿吏治来安定四川局势，跟五年前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庆历八年（1048）八月，四川已经无事多年，枢密院上奏说，四川地区连续几年丰收，听说官吏们安于这种无事的状态，在管控老百姓方面有所懈怠，担心奸民会趁机起来作乱。仁宗于是下诏要求四川的官员保持高度警惕。诏令说：“益州、利州、梓州、夔州四路钤辖和转运使，要考查所管辖的官吏中那些懈怠懒惰、贪婪暴虐的人，并将他们的情况汇总之后上报朝廷。”

这条诏令的出台，完全是因为把四川人民当奸民看待。事实上，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当时都有这种四川安定已久、奸民可能蠢蠢欲动的忧虑。

主要生活在仁宗时代的学者刘敞（1019-1068）在给其父刘立之所写的行状中回忆，他的父亲恰好庆历八年（1048）时担任益州路转运使。刘立之当时也很担心四川在久安之后人心浮动，希望朝廷提高警惕，所谓“蜀人久安，不可不虑其变”。

但皇祐五年（1053）年初出台的一系列安抚四川人民的政策表明，朝廷已经改变了这种对四川人民怀有警惕的心态，在对甲午再乱谣言进行深刻反思后，开始真正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如何施政才有助于四川社会的长治久安。

皇祐五年（1053）四月初九，仁宗听说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养蚕业出现了问题，于是决定对四川这个丝绸生产大户予以政策性的照顾。仁宗下诏说，益州、梓州、利州三路去年养蚕业的收成不好，朝廷应该跟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三司商量，暂时免除这三路先前增加的给朝廷上供的绢帛，以三年为限。除了丝绸业以外，仁宗也想到与老百姓的生活直接相关的盐业生产，给予四川人民一些政策性的优待。

八月十二日，仁宗派盐铁判官燕度到四川巡视和考察盐业生产的情况，史载，“遣盐铁判官、都官员外郎燕度往陵、渠等州定夺盐井利害以闻。时言者谓前后甲午蜀再乱，忧明年复有变，故特遣度往治盐策，因预为之防”。其实不止是宋代，在整个古代，盐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盐的生产和销售往往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和民生。

事实上，燕度前往陵州和渠州等地是为了调查盐政的利弊，而燕度这次整顿四川的盐业，并不是纯粹针对盐业生产，也是想借此机会预先做一些防范。

“预为之防”的说辞，说明朝廷上下对于甲午再乱的谣言已经深信不疑，所以决定提前准备，防患于未然。从民生问题入手，解决潜在的动乱威胁，这是预防甲午再乱的主要方针。

在谣言刺激之下，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焦虑状态的老百姓很容易和官府发生摩擦，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朝廷想到了减少官民之间对立和冲突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少打交道。

九月五日，仁宗下诏规定，“诏臣僚毋得以子孙恩请弟侄任四川职田处官”，尽可能地消除了朝中达官贵人的亲属与四川老百姓发生经济纠纷的可能。可以说，朝廷为程戡提供了非常充分的政策性支持，发生民变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了。

程戡到任后主要做的实事，是主持四川各州军的城池修筑工程。修筑城池显然也是为可能出现的甲午之乱“预为之防”的。这件事情也被看成是程戡办事果断、勇于任事的又一例证。也许后人会认为，修葺城池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由于四川在北宋前期的特殊性，这件事绝非一般的土木工程这么简单。

对此，张方平在为程戡所写的神道碑文中说，“自孟昶归朝，守者务为安静，苟远嫌訾，至城堞毁圮，莫敢增葺”。从后蜀灭亡到程戡二度担任益州知州，已经将近一百年了，蜀中城池年久失修，破败情况已相当严重，但是为了避嫌，没人敢进行增修。《宋史》程戡本传对此讲得更加直白，说“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

事实上，防止军阀割据势力死灰复燃，是宋代最大的政治正确。在这个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四川的地方官只能尽量避开这些可能引起嫌疑或遭人指责的方面，所以城墙损毁也不敢轻易修整。

后蜀灭亡之后，宋朝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将四川地区纳入治下，而在这一政治局势的变化和权力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四川地方当局为了避免可能的政治风险，选择了保守和谨慎的施政态度。虽然这种执政理念有助于维持短期的社会稳定，但长远来看，它可能导致基础设施的衰败和整个地区军事防御能力的下降。

除了政治正确的考虑以外，由于四川经常出现民变和兵变，是否应该修筑城池，在四川各地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王均兵变平定之后，朝廷曾下旨给益州地方当局，让他们“详度毁本州羊马城壕利害”。咸平四年（1001）四月十八日，益州知州雷有终、益州路转运使马亮等人经过讨论后，向朝廷做了详细汇报。他们说，各个州城的城墙已经有些年头，其主要作用是聚集居民并防范外敌入侵，所谓“郡国城隍，其来久矣，盖所以聚民而防他盗也”。

雷有终和马亮接着指出，成都城墙因年久失修而崩塌，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时候，起义军轻松攻入，成都城迅速陷落。这就是所谓“本州顷岁李顺之乱，贼自外攻，即日而陷，此城池颓圮之致也”。显然，城墙维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城墙破败不堪，将无法有效抵御外部敌人的攻击。

但是，他们接着又指出，去年发生的王均之乱属于内部的奸贼作乱，城墙完好反倒有助于叛军长期固守，实际上给朝廷平叛增加了额外的困难。可见，城墙虽然可以抵御外敌，但对于内部叛乱来说，城池坚固反倒不是什么好事，这也就是所谓“去岁王均之叛，奸由内作，经年自固，此城池完缉之咎也”。

因此，到底是该保留成都的城墙，还是该拆毁成都的城墙，这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然而理乱之事，虽系于人，亦关冥数，诚非常情所可预测”，雷有终和马亮觉得，虽然国家的治乱兴衰与皇帝和大臣的执政能力有关，但也受到一些不可预测的天命因素的影响。未来成都发生内乱和外患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但他们认为，外患的可能性更大，繁华的成都一旦被外敌攻破，将会有灭顶之灾。成都以前没有坚固的城墙，经常受到外敌的侵害，直到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在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的主持之下，才修起了城墙。既然孟知祥已经修筑了城池，就没有必要再把它拆了。虽然说按王均兵变这种情况，拆毁城墙确实是应该的，但考虑到外部寇盗的威胁，城墙仍然是重要的防御设施，因此他们向朝廷建议保留成都的城墙。雷有终和马亮最后分析并总结说，“若缘军贼，诚合去除，又虑异时寇盗外攻，请仍旧不毁”。最后，宋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内乱除了兵变以外，还有四川地方当局的叛乱。对四川可能发生叛乱的警惕，宋廷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这次大讨论之后，成都的城墙被保留了下来，但成都城墙的修筑历史本身却成了一个禁忌。因为孟知祥修完城墙后没几年，应顺元年（934）他就在成都称帝了。因此，对于宋廷派来主政四川的地方官来说，修城墙有搞地方割据的嫌疑。益州知州以及四川各地的知州，自然都不敢擅自修筑城池。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统治四川将近百年，大部分的州军都没有城池，原来有的城池也都破败不堪。

皇祐五年（1053）年初，程戡来到益州，为了加强四川各州城的防御力量，确保百姓的安宁，程戡奏请朝廷允许大规模开展四川城池的修筑工程。

他说：“城墙是用来保护百姓的，把老百姓都聚集在城里，却没有保护他们的设施，那么一旦出了乱子，百姓又到哪里去寻找依靠呢？”于是，程戡带着益州的一众官员开始商量修建城墙、疏通护城河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程戡看来，从稳固民心、防范民众造反的角度来看，修筑城池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毕竟，在古代社会，民众的造反往往始于城外，而城市作为统治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其强大的防御力量常常使得民众的造反行动难以成功。

修筑城池不仅意味着加强了城市的防御力量，对于当时因谣言而人心惶惶的四川社会也起到了稳定作用。坚固的城池如同一座坚固的堡垒，给予民众安全感，让他们相信，即便有乱事发生，他们的生命财产也能得到保护。

程戡修复益州城池的举措，应该是一边奏请一边开工的，有些“先斩后奏”的性质，这也符合前面提到的益州知州拥有便宜行事的特权这一制度。益州城池修葺工程完成后，益州路转运使高良夫向朝廷做了详细的汇报。仁宗非常认可程戡的筑城行动，专门下诏对程戡进行表彰。

诏书中说：“蜀自汉、唐以来，国之西屏，控临抚理，专用材用器望者处之。卿往尝属任，复当眷付，下教如昨，布政犹新。矧乃恤戎略以安边，憺威名而宁远，缮完壁垒，经度沟池，谋不逾时，士皆罄力，讫能集事，人匪告劳。刺部提封，剡章指状，备虞暇豫，允赖毗维。申念勤庸，弗忘嘉宠，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诏书中，仁宗先是强调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西部屏障，其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接着指出朝廷派去治理四川的大臣都是那些有才能、有声望的顶梁柱，不点明地表扬程戡就是这样的国家柱石。然后夸奖了程戡为国为民做实事，主持完成了成都城池修复工程的功劳。并且说，工程得到了益州士民的积极响应，虽然工程浩大，但老百姓却没有抱怨辛苦。

筑城，正是应对甲午再乱谣言的上佳策略。诏书中特别夸奖了程戡能够“备虞暇豫”，这个成语通常用来表彰那些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做好充足准备工作的官员。由于提前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因此可以从容不迫地处理危机，有余裕而不显匆忙。这跟上文讲到的“预为之防”在应对思路上完全一致。程戡的筑城建议和实践，也很快得到了朝中言官的注意和响应。

皇祐五年（1053）的夏末，“言者谓蜀之城池，久废不治，甲午再乱，不可不豫为备也”，八月二十二日，朝廷接受言官们的意见，正式给益州路和梓州路转运司颁发了允许在这两路所辖州军启动城池修筑工程的诏书，“诏益、梓州路转运使司渐修筑诸州军城池，毋致动民”。有意思的是，诏书中特别强调了一句，筑城要慢慢来，不可急躁，最好不要同时间大规模展开，要注意分寸，避免大张旗鼓，惊动民众，不要给本就紧张的甲午年增添恐慌氛围，以免进一步加剧四川民众的焦虑。

既然得到朝廷的认可，随后四川地方当局就在四川全境推广了程戡在益州修葺城池的经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修城运动。

比如，蜀州自唐代从益州分出来单独建州以来，三百多年间都没有城池，平时仅有栅栏围防，城市功能极不完善，该州州城的军事防御能力之差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回忆说，“唐安（蜀州又称唐安）自唐垂拱初分晋源县为州，于斯三百七十年，无城，岁伐木剡而编之以为塞，从权宜作限御”。

四川地区的州军城池素不修缮，非独蜀州如此，永康军（治今四川都江堰）也是一样。真宗时，刘随任永康军判官，永康军也是“军无城堞，伐木为栅”。木制栅栏容易腐坏，年年都要大修，老百姓每年都要去砍树重做栅栏，深受其苦。

四川大部分州军长期无城池的情况，终于在朝廷颁下鼓励筑城的明诏后得到了改善。蜀州知州接到仁宗筑城诏令后，与太常博士舒照亮，主簿、内殿承制黎传庆，监押、左侍禁石炳，军事判官路谏，司理参军董倚等一众同僚一起，分工协作，组织士兵和民工四千八百人，花了一百一十天，终于赶在第二年也就是甲午年年初完成筑城工作。一座拥有城墙和护城河的宏伟城池在蜀州拔地而起。

前文提到过的李大临，这时应该正在广安军或者邛州做地方官，非常兴奋地写下了《唐安修城碑记》，记录了这件盛事。据李大临的叙述，蜀州城建好后，城墙顶部垛口部分的墙体宽一丈五尺，城墙下面的基座部分宽一丈三尺，周长有十里，有四个城门，这个规模算是相当宏大了。

不过，由于当时四川各地的经济实力不一，整个修城运动在具体执行中也并非整齐划一。蜀州处于富饶的成都平原的核心地带，修筑城池的经济压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据李大临描述，蜀州筑城的工地上，“人乐其舞，以趋其勤”。这些说辞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可以感知到，当地政府并没有因为启动如此庞大的建筑工程而在财政上出现困难。

但川东丘陵地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州军，要在短期内完成城池的修筑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比如著名的大足石刻所在地昌州（治今重庆大足），知州单煦在接到筑城诏令后就因工程浩大、民力不堪而请求缩减工程规模，只修筑了子城。史载，“煦以蜀地负山带江，一旦毁篱垣而兴板筑，其费巨万，非民力所堪，请但筑子城”。

程戡抵达益州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无疑是对仁宗信任的最好回报。仁宗和程戡都相信即将到来的这个甲午年不会太平，因此未雨绸缪，试图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充足的准备。然而，这些看似周全的筹备并未发生显著的作用，传说中的四川变乱始终未曾爆发。皇祐五年（1053）的光阴便在这样一片热火朝天的筑城喧嚣声中悄然流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