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文化话语权的争论，主要是三派知识分子的角逐：“老新党”（旧派中的新派）、“新青年”和“学衡派”（新派中的旧派）。从年龄和出身来分析，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首先，三派知识分子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年龄断层之人。“老新党”之中，梁启超和杜亚泉都是1873年生人；“启蒙派”之中，陈独秀1879年生人，李大钊1889生人，鲁迅1881年生人，周作人1885年生人，胡适1891年生人；“学衡派”之中，陈寅恪1890年生人，梅光迪1890年生人，吴宓1894年生人，汤用彤1893年生人，胡先骕1894年生人，张鑫海1898年生人。整体而言，“老新党”是1870年代之人，“新青年”是1880年代之人，而“学衡派”，则是1890年代之人。虽然也只是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之中，三代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同的，“老新党”是最后一代传统士大夫，接受的是以科举为中心的私塾和书院教育，之后自习西学，虽然吸取了不少新学“词汇”，但“语法结构”依然是传统的。“新青年们”是在科举已经废除的清末接受的教育，最初是在亦中亦西的学堂，后来是去日本留学（留学美国归来的胡适是个案），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语法结构”已经是新的，但残留不少旧学的传统“词汇”。而“学衡派”，除了柳诒徵等特殊的个案之外，大都有机会留学美国，他们的知识结构完全是现代的，但文化关怀却是古典的，下文将详细分析。

从家庭与学校出身分析，《新青年》四位主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皆出身大户人家，但早年都有不幸，不是父亲早逝，就是家道破落。陈独秀出身于世家大族，但后来破产，被陈独秀称为“白胡爹爹”的祖父望孙成龙，方式粗暴，经常毒打他，他后来多次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参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页。]。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落，深感世态炎凉的悲哀，胡适和李大钊的童年都是孤儿寡母，胡适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去世，李大钊甚至是遗腹子，家庭的残缺不全与童年的不幸，刺激出四位《新青年》领袖的叛逆性格。除了胡适留美之外，其余几位皆是留学日本。相比之下，“学衡派”几位核心人物多为贵胄之家出身，成长之路多受祖荫庇护。胡先骕祖父为清末重臣，钦点探花，后来出任贵州学政。其父出身举人，官至内阁中书。他本人在民国建立之年即留学美国，先后就读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梅光迪出身于宣城望族，从入学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到考取庚款留美，一路顺风顺水。汤用彤的父亲是晚清进士，先是在北京顺天府学堂读书，后顺利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吴宓也是官宦家庭出身，虽然母亲早逝，成为叔父的继嗣，但也是衣食无忧，少年在陕西弘道书院求学，后进入圣约翰大学，随后考入清华，成为汤用彤的同学。

在民国初年，就有“一流留美，二流留日”的说法，显然，“学衡派”比“启蒙派”的留学阅历要光亮得多。“学衡派”的几位核心人物，除了年长的柳诒徵之外，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特别是吴宓、汤用彤、张鑫海，都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学。清华的学生，多富家和官宦子弟，注重学业，仅在谋取个人前途之发展。但吴宓等人，显然有更大的志向，他们对政治无甚兴趣，而对中国文化的前景，十分关心。在清华期间，就组织了天人学会，研讨中西文化。他们对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人士，都不甚满意，吴宓在日记中说：“晚近学者，于中国古昔圣贤言论，以及种种事理，多好下新解说，而旧学深邃之士，则诋斥之不遗余力。新旧对峙，无从判决。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吴宓1915年2月15日日记，载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04页。]这段话，奠定了后来“学衡派”的文化基调，一方面要“适合世界现势”，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的两全途径，乃是调和中西文化，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予以新的理解与诠释。时年吴宓方才十九岁，虽然方向明确，尚不知如何着手，他相信：“此等事业，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他日有是人者，吾将拭目俟之，橐笔随之。”[吴宓1915年2月15日日记，载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04页。]这个他愿意追随其后的“人者”，后来他到了哈佛，果然出现了，这便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陈寅恪。

在五四时期，在留美中国学生之中，后来对中国文化与教育最有影响的，当属两个群体：“哥大帮”与“哈佛帮”。前者属于进步主义，后者则是保守主义，在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当中，也有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对立。

“哥大帮”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拜杜威为师的中国学生。杜威当时是美国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魅力吸引了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据统计，两百六十五位民国教育家当中，有一百四十二位有留学的经历，其中三十四位有在哥大求学的经历[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其中包括三任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马寅初，南开校长张伯苓、张彭春兄弟，东南大学两任校长郭炳文、罗家伦，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河南大学三任校长凌冰、查良钊、邓萃英，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等[参见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4-155页。]。这些哥大出身的留学生，虽然大多并非杜威的学生，但都共享进步主义的教育理念，具有鲜明的哥大特征。而作为杜威学生的“哥大帮”胡适、蒋梦麟等人，更是与“学衡派”的“哈佛帮”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竞争。胡适、蒋梦麟一开始都是学农，后来半途出家，转向人文，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并非偶然。

如果说“哥大帮”敬仰的是进步主义的杜威的话，那么“哈佛帮”崇拜的便是保守主义的白璧德。“哈佛帮”的核心成员除了来自清华的吴宓、汤用彤、张鑫海、梁实秋、楼光来之外，还有梅光迪、陈寅恪、俞大维、顾泰来等人。他们不是修白璧德的课，成为白的亲炙弟子，就是与白的思想非常亲近。

在白璧德的学生当中，唯一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是来自贫苦的基督教家庭的林语堂，他看不惯“哈佛帮”的贵族精英气，与胡适的新文化气质更接近，他后来嘲笑“哈佛帮”的高傲说：“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我见此辈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林语堂：《哈佛味》，载张明高、范桥编：《林语堂文选》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367页。]吴宓将虽然身在哈佛的林语堂视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林君独与我辈见解不同”。[吴宓日记1920年3月28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44页。]

在“哈佛帮”之中，在见解和学问上高人一头的，是陈寅恪。吴宓第一次见到他，便为其学识深深折服。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情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吴宓日记1919年3月26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20页。]后来吴宓回忆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44页。]

吴宓所言不虚，从吴宓日记记载的与陈寅恪的私下谈话中，可以看到陈寅恪不仅有专深且广博的知识，而且打通古今中西，有超越脱俗的大见识。1919年年底，陈寅恪在闲聊时对吴宓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与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首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1页。]说这番话的时候，陈寅恪未满三十岁，一百年后重温，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中国文化可以造就一流的商业和技术，富强发达，雄傲天下，唯独过于注重实用，缺乏科学和形而上精神，“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1页。]。陈寅恪虽然不参与《学衡》的具体事务，但他的观念通过吴宓的中介，奠定了“学衡派”的基本精神。

留美学生的分化，“哥大帮”与“哈佛帮”的分道扬镳，最初并不是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观念分歧，而是从“文化惯习”开始的。这些读英文书、吃洋面包的留洋学生，即使到了美国，依然留有传统文人的习惯，以诗会友，互相唱和。“哈佛帮”喜欢作旧体诗词，吴宓日记当中有多处记载与陈寅恪互赠新诗。陈将诗词写示吴宓之后，即刻撕成碎片，不作保留。但吴宓过目不忘，回家之后，即在日记中诵录。《学衡》创办之后，文苑版的主编是胡先骕，他是南社会员，推崇“同光体”，邀约了众多喜欢宋诗的南社会员在《学衡》发表诗作。然而，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却开始尝试用白话写诗，就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的同时，他在给梅光迪的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册，第143页。]胡适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册，第144页。]从写作白话诗歌开始。梅光迪与胡适本来是安徽同乡，早在出国之前的上海就认识，成为好友，在美留学期间来往书信不断，争论也不断，梅光迪强烈反对胡适的白话革命的主张，劝胡适：“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跟），勿为所摇。”[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7月24日），沈卫威编著：《“学衡派”编年文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13页。]胡适后来说文学革命是被梅光迪逼出来的。

在留美学生当中，最早支持胡适白话文革命的，是女学生陈衡哲，两人以白话诗体互相通信声援，胡适、任鸿隽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7年6月发表了陈衡哲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一日》，它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

胡适以倡导文学革命一夜爆得大名，回国以后与陈独秀一起，掀起了白话文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大潮。昨天还是齐肩并行的留学好友，今天胡适已经领先一个身位，在国内大出风头，这让自命不凡的梅光迪、吴宓非常眼红妒忌，比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们还要痛恨胡适。吴宓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论新文化运动》，尖锐批评胡适：“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利用国人一时之意气感情，以自占地步而厚植势力，是则商家广告之术、政党行事之方，而非论究学理、培植文化之本旨”[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78、89页。]。吴宓在日记里面记载：“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哈佛帮”之中最年轻的张鑫海愤愤地表示：今日吾们“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吴宓日记1920年3月28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44页。]梅光迪与吴宓先后回国，应聘于江南保守主义的重镇东南大学，与已经在东大的其他大将刘伯明、柳诒徵、胡先骕等汇合，创办《学衡》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北京大学一南一北，唱对台戏，展开了一场争夺文化话语权的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