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是五四时期特有的精神现象，在五四前后的时代，无论是清末民初，还是1925年之后的革命年代，虚无主义都不是主潮。在晚清，亡国灭种的政治危机很严重，但有志于救国的士大夫们亢奋于变法、革命，内心的精神世界依然是充实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他们的精神世界由儒家的两种秩序所建构。第一是以礼教为核心的政治秩序，第二是以“仁”为核心的心灵秩序。前一个秩序，在晚清已经开始动摇，谭嗣同的“冲决网罗”，所冲决的正是以“三纲”为中心的规范伦理。但儒家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内核部分，即“仁”的德性伦理依然存在，“仁”与新的立宪秩序或民权想象结合，构成了晚清知识分子饱满的精神信仰。

辛亥革命结束了王权专制，儒家所赖以存在的制度肉身轰然倒塌，成为精神的孤魂。随后是代议制民主制在实践上的失败，让迷恋民权的新式知识分子感到迷惘；而袁世凯从强人威权走向帝制复辟，以及袁死后北洋政局的各种复辟乱象，又让人们对历史的倒退产生极大的恐惧，新的不知在何方，旧的又如此顽强。这让陈独秀等五四知识分子相信，共和制度之所以失败，乃是出于儒家的孤魂作祟的缘故，于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德性伦理开始动摇，从自我到家国天下的儒家精神世界由外到内全然崩塌，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降临了。

蒋梦麟注意到，五四时期的青年心理，“事事要问做什么，就是对于事事怀疑”[蒋梦麟：《北大学生林德扬君的自杀》，载曲士培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学生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今后应该怎样做学生》，虽然发表于1927年，但其中流露的情绪与感叹其实从五四时代就开始了：“旧道德破产了，新道德并不曾建设；旧文化鄙弃了，新文化也不能取以自代。在这彷徨歧途中的学生，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只无舵孤舟，随风飘荡。……前途茫茫，伊于胡底？今后的学生，实在不容易做啊！”[种因：《今后应该怎样做学生》，《学生杂志》第十四卷第九期，1927年9月5日。]

清末民初思想界争论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很少有人讨论人生观的问题，但到了五四时期，由于人们对社会现状普遍失望，而政治失序的背后，是深层的心灵秩序之迷失，于是人生观的问题就成了大问题。

对这一问题最为敏感的，莫过于“五四”的青年作家们。冰心在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中，借主人公彬君之口说：“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转引自肖凤：《冰心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0页。]在1919年前后，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问题小说”，冰心、庐隐和叶圣陶是“问题小说家”的中坚，特别是冰心，以此而爆得大名，她的几篇引起注意的小说描写的都是青年们内心的苦闷和忧郁：“世界上的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乱如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不想问题便罢，不提出问题便罢，一旦觉悟过来，便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转引自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五四青年的这种烦恼、惆怅和虚无的心绪，朱自清是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朱自清：《匆匆》，载延敬理、徐行选编：《朱自清散文》上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并非虚无与惆怅只属于年轻人，事实上，上一代五四知识分子也有自己内心的苦闷。“五四”有两代知识分子，一代是老师辈，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另一代是学生辈，如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冰心等。当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基本定型，精神世界深刻地浸润于传统之中，但又热烈地向往新学，如同列文森所说：理智上面向西方，情感上停留在传统。他们的观念与人格是二元的、分裂的，这从鲁迅和胡适对待婚姻的态度上，看得非常清楚。五四老师辈知识分子的痛苦，在于明白传统已经过时，但苦于自己的身心沉浸太久，无法自拔。新与旧、西与中、现代与传统，构成了内心的二元世界，似乎有两个自我在厮杀。黄远生说：“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载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第154页。]新旧思想不仅是新旧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更可悲的是新派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紧张。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黄远生吐露了自己在“过渡时代之悲哀”：“旧者既已死矣，新者尚未生。……吾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徒彷徨于过渡之时期中而已。”[黄远生：《想影录》，载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第161页。]

如果说上一代知识分子徘徊于新与旧之间，那么下一代知识分子则是在各种新知之间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是自信的，相信自己是新时代、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化身，而且认定新旧之间不可调和，无法相容。然而，在眼花缭乱的新学面前，他们感到选择的困难，问题比答案更多，不知道该信哪一个。《新潮》的精神领袖傅斯年在出国之前，在给同学俞平伯和顾颉刚的信中承认：“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增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我现在自然在一个极危险麻乱的境地，仿佛像一个草枝飘在大海上，又像一个动物在千万重的迷阵里。”[傅斯年：《自然：以书为序》，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武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5页。]

五四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怀疑到终极，是为了获得新的信仰。但当以怀疑的态度拷问一切新知识的时候，反而陷入了更深、更迷茫的精神迷宫，而无法落实内心的安身立命所在。于是，既自信、又怀疑，就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