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们”与“旧派中的新派”第三场论辩，乃是在张东荪与傅斯年之间展开。张东荪是毕业于帝国东京大学的新派人物，知识上与五四知识分子完全是同构的，只是“态度上”与陈独秀们不同，而被打入了启蒙的另册。

张东荪看不惯《新青年》“只破坏不建设”的态度，多次对其有委婉的批评，他主持的《时事新报》与《新青年》也多有言论上的摩擦和冷战。正式燃起战火的，张东荪是始作俑者。1919年初，《新潮》杂志创办，张东荪发表评论，盛赞《新潮》新的一代学生与他们的老师办的《新青年》不同，是以“独立的精神与研究的态度”倡导新思想，而非“一味乱骂”[张东荪：《〈新潮〉杂评》，《时事新报》，1919年1月21、22日。]。这一下，《新潮》主编傅斯年看不下去了，他认为张是在北大师生两代知识分子之间挑拨离间，以与陈独秀同样的霸气回击张东荪是“似是而非不通得很”，是“乡愿态度”[傅斯年：《破坏》，《新潮》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1日。]。张东荪讨了个无趣，发现年轻一代竟然也是“骂人派”，便反唇相讥教训这些学生切莫学《新青年》搞无价值的“纯粹的破坏”，还说了一些重话：“骂人的维新派的怙恶实在不下于被骂的守旧派，都是以为自己没有丝毫不是的地方。”“这就是帝王主义的人性观，也可以名为私塾的人性观。”[张东荪：《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时事新报》，1919年2月6日。]

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中公认的学术领袖，自然不愿被研究系的人来教训，他立即敏感地将之理解为研究系的人马要与北大争夺新文化的正统，《新潮》被误读是小事，北大的新文化正统地位绝不容挑战。傅斯年立即回击说：“我所以不客气者，也有缘故。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张先生是和北京大学惯做对头的，我们对他当然无所用其客气。他今天登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投稿，明天自撰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文，今天指明了骂，明天含讥带讽地说着。这里头虽然有一半是攻击个人的，但是攻击大学本体的，也有一半。”[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第一卷第三号，1919年3月1日。]

“新青年们”与林琴南的第一场骂战尚有新旧文化（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成分，陈独秀与杜亚泉的第二场论战还多少要拼新知、而傅斯年与张东荪之间的第三轮论辩，已经全然与新旧或者知识无关，表面上是年轻知识分子力比多过盛的意气之争，实质是对新文化运动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战。张东荪曾经提道：“我自从看了梁任公先生的讲坛以后，就觉得白话是非常的确切，颇想拿白话来译高深的哲理书。[张东荪：《白话论》，《时事新报》，1919年1月17日]”傅斯年看了，非常不爽，以为研究系是要抢白话文革命的旗帜，讽刺张的心理：“只有我们梁任公先生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话语权的争夺战中，双方的根本分歧依然是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张东荪始终坚守“不骂不破坏论”，他以瓶子与空气比喻，说假如整天摇晃瓶子，旧空气是出不去的，只有输入新文化，旧文化自然而然就消灭了[张东荪：《〈新潮〉杂评》，《时事新报》，1919年1月21、22日。]。但傅斯年坚信只要打倒旧传统，才有新文化。他同样以瓶子做比喻，“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钻进来”。[傅斯年：《破坏》，《新潮》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1日。]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一延续了20世纪始终的革命逻辑，五四“新青年们”是事实上的始作俑者，但研究系的启蒙者们，则相信破坏不等于建设，新陈代谢，物竞天择，新文化输入了，旧文化自然就淘汰了。究竟孰是孰非，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折腾，历史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这答案的代价未免高了一点。

五四时期“旧派中的新派”与“新青年们”对垒的三位，他们的文化立场是有微妙差别的：林琴南要守旧，守护传统价值之道与优美的文言文；杜亚泉要调和，将中西文化“接续”起来；而张东荪则要输入新文化，至于旧传统，既不破坏，也不守护，是生是死，就让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去决定它的命运。

经过1918春天到1919年春天三场与“旧派中的新派”的论战，《新青年》与《新潮》名声大噪，新的一代五四知识分子昂然登上了思想舞台，原来占据舞台中心的老一代启蒙者开始从顶峰跌落，步入衰运。将1918-1919年视为两代知识分子世代交替的转折点，是不无理由的。

不过，这一思想上的世代交替，并非一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事实上，大约一直到1925年新文化运动结束、国民大革命兴起，期间的七八年时间，都是两代人的交替期。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过一个经典的观点：范式代替旧范式，并不是一两个决定性实验或重大的辩论就能定胜负，而是取决于信众，相信旧范式的人少了，信奉新范式的人多了，范式的革命就慢慢实现了[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就是说，思想革命在世代更替的层面上，是以一种非革命的渐变方式实现的。

那么，在1918-1925年间，《新青年》《新潮》《东方杂志》《学灯》这些杂志在青年读者当中究竟各有多少信众？文化与舆论的话语权是如何易手的呢？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城市的青年，故对《新青年》在全国的影响，未免多有夸大。这些年史学界对地方青年的不少研究发现，到了1920年代初，“旧派中的新派”所主办的启蒙杂志，依然在中小城市青年读者当中有不亚于《新青年》的影响。简单地说，“新青年们”的信众在一二线（京沪与风气开放的沿海省会城市）城市之中，而“老新党”们在三四线城市（内地省会和中小城市）依然保持了其持续的影响。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都市青年”是“新青年们”的天下，而“小镇青年”则是“老新党”们的群众基础。

为什么“都市青年”到了1918-1919年之后要跟着陈独秀走？1918年底欧战的结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本来袁世凯的称帝、北洋政府的黑暗让人心普遍心灰意懒，欧战的结束让中国成了战胜国，天安门广场的提灯游行让人们感到了一丝希望，从大学教授到“都市青年”，都有了强烈的“动”的冲动，有如此心理背景，方有了第二年春天的五四爱国运动。

不过，要“动”的话，必须有思想作为导引。无论是《东方杂志》，还是《学灯》《晨报副镌》，都过于理性，与青年人的内心情感有很大的隔阂。“都市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读了《东方杂志》和《学灯》之后，依然驱除不了心头的迷雾，找不到行动的方向。舒新城如此评论研究系：“梁先生等握着南北的两大言论机关——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鼓舞着一般青年，同时也想把握着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种新的势力。不过他们对于新文化之努力，不完全是由于内心苦闷所发出的呼号，而有点‘因缘时会’，所以在言论上是附和的，在行为上则不大敢为先驱。这不是他们有意如此，是被他们的‘士大夫’集团先天条件规定得不得不如此。”[文明国编：《舒新城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

《张焚致胡适》（1922年7月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58页。 梁启超与研究系在民初政坛中并不光彩，当过政客，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是视知识与文化为清高，对政治是颇不以为然，视为肮脏的名利场。于是，那些有研究系背景的刊物就令青年学生有点瞧不起。一位学生给胡适写信说：“我在学校并一般爱谈论时事的同学朋友中间，常常听到有人说：‘《晨报》有时常给该系护短，终究是有个替代的——清白无派的——出来，我们就要和他断绝来往。’如此传说的人，真是累千带万，而我有时当政潮变动的时候，也似乎觉得《晨报》是绝对鬼鬼祟祟的，好像言中有物似的。但是他总有一点儿可取的地方，也不极端地厌恶他。”

之前《新青年》杂志并不出名，“都市青年”并未注意到他，及至三场论战、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青年》与《新潮》大放光芒，陈独秀、傅斯年身上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与传统决断的意志和启示性的真理宣谕，很有一点传教士的宗教魅力，一下子让激进的青年学生们如痴如醉，心灵的碰撞比知识的滋润更能打动年轻人。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各自有魔力所在，这是读《东方杂志》和《学灯》这些四平八稳的知识刊物所无法产生的奇异感觉。在一个心灵苦闷、需要行动的时候，说理的拼不过气势，纯粹客观的知识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手。虽然杜亚泉和张东荪再三警告，如今新思想成了空洞的口号和生意[参见《对于李石岑先生演讲〈旧伦理观与新伦理观〉的疑义和感想》，载杜亚泉：《杜亚泉文存》第437、442页；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1919年12月。]。但迷失了方向感的“都市青年”没有耐心听他们将道理娓娓道来，何况这些新知还是互相冲突的，需要自己并不成熟的心智去选择对错，新学的杂芜比新旧冲突对年轻人造成了更大的迷茫。他们只需要一个先知性的青年导师，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毋庸怀疑的宣示，为行动指明走出黑暗的途径。而陈独秀，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公认的青年领袖，绝非偶然，他的那些传教士的姿态、口号式的箴言，比如文学革命的三个主义（三个“推倒”、三个“建设”）、“要（如何），便不得不（如何）”这类排山倒海式的排比句，铿锵豪迈，朗朗上口，感染性强，极大激发了青年学生的行动激情，相比之下，《东方杂志》《学灯》的那种冷冰冰的理性从容，无法让人热血沸腾。晚清和民初两代年轻人曾经被梁任公“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打动，如今京沪以及浙江一师、湖南一师这些一二线城市的青年学生，则被陈独秀的启蒙宗教激情点燃，于是纷纷舍弃了不温不火的“老新党”，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

不过，以中国地域辽阔、落差之大，换一个场景，就是另一番面貌了。处于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暂时未被五四运动大潮裹挟（那是要到国民大革命以后的事儿了），也对京城里的那些论战颇为隔膜，他们分不清“老新党”与“新青年”之间有多大的区别，也不理解他们究竟在争论些什么。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民国之后新学校体制建立之后，处于偏远之地的“小镇青年”吃亏很大，为了向上流动，有机会从“小镇”进入“都市”，就需要赶上潮流，吸取来自“都市”的新知。于是“小镇青年”订阅与阅读的来自“都市”的新知报刊，通常是兼容并包，无所不有：《东方杂志》《时事新报》《晨报》《改造》《新青年》《教育杂志》《建设》《太平洋》《大中华》《教育界》等，《新青年》并非在其中占核心地位[这一订阅的杂志类型可以从南方的青年恽代英和北方的青年金毓黻的日记中可以作为例证。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页；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67页。]。即使1919年以后“新青年们”在都市中风头压过“旧派中的新派”，他们依然对《东方杂志》有很大的好感。在沈阳一个小学校任教，并且兼任省议会秘书的东北青年金毓黻，在日记中记载：“人有讥《东方杂志》陈腐者，然求之国内，运命之长则无与之相等者，今年之《东方杂志》已为第十八年矣。凡办何事业者，如《东方杂志》之持久，与吾国之文化岂不有更巨大之补助哉！”[金毓黻：《金毓黻日记》卷六，1921年1月15日，第一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214页。]

在五四时期，激进青年多在都会，而“小镇青年”多为温和。他们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无论是解决升学，还是兴趣爱好也开始趋新，对新知识如饥似渴，但并不像“新青年们”那样，以为新与旧之间决然不可调和并存。他们所处的“小镇”环境，依然是乡土的，他们并不愿与自己的家园在情感上一刀两断，因而对传统自有一种温情所在，故对杜亚泉的中西调和论更为倾心，反而对《新青年》只手推倒传统有心理的反感。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也承认：“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2页。]当时在武汉的进步青年恽代英，也对《新青年》提出的文学革命有所保留，在日记中说：“《新青年》创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恽代英日记，1917年9月27日，《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他也不赞成全盘推倒旧传统，认为可以利用旧思想中正确的一面，以传播新思想。没必要好奇立异，将旧思想一概抹煞[恽代英日记，1919年4月27日，《恽代英日记》，第530页。]。“小镇青年”虽然趋新，但大都比较温和。文学可以改良，但不必革命，新旧文化各有所长，亦可调和。[这方面的研究还有瞿骏对浙江地方青年凌独见的研究，参见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第五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6-176页。]

“旧派中的新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恐怕一直要持续到1925年国民大革命风暴兴起，席卷南方城乡，不仅“都市青年”，连“小镇青年”也被革命的狂风刺激，日趋激进化，到这个时候，不要说“老新党”，甚至胡适、鲁迅这些“新青年”也被更新的“革命青年”视为新的“老新党”了。这个问题将在第七章中详细研究。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陈永明、张静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增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